读者十论：像秃鹰一样啃食

1. Waldo，回应《身体站起来，要带脑袋出去：“飞狗”老崔与他的邀请》

想起回顾八九十年代大众文化的一种评论，日益丰富多彩也日渐分化的现实生活不再能唱出《同一首歌》，彼时彼刻，是否如此时此刻？当年从整齐划一泯灭个性中解放出来，现在是否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又是彻底的自说自话画地为牢拉一派打一派？或者这就是自由的尽头，是个分裂的丑八怪？

anw，没必要给摇滚赋予那么多社会含义，至少这澎湃的音乐总能对上年轻人满溢的荷尔蒙。六月去了一次有崔健的音乐节，全场还是很嗨的，即使心知这时候搭肩膀的兄弟未必同心，也是嗨过再说。

2. zxm1030，回应《越南、中国、菲律宾、印尼、大马：沿南海而生的普通渔民，挣扎在争端前线》

中国用行动申明自己的主张不算错，但这种占着茅坑的行为挤压了整个南海的资源，使得很多可以自给自足的传统捕捞不得不变成亡命一博的IUU捕捞。而自己作为负责大国又抖机灵的大力发展远洋捕捞，可以说算上越南就是目前南海一暗一明的两大黑手。

以前看过一个纪录片是以菲律宾传统渔村Karihatag为背景的故事，渔民们以捕捉黄鳍金枪鱼为生，但近年来附近海域出现了很多合法或非法的大船拖网捕捞导致鱼获减少，为了生存渔民们不得不在海上多呆几天，因为驾驶的是传统悬臂渔船加上太平洋上诡谲恶劣的天气，很多时候都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

3. EricChan，回应《高雄“城中城”大楼凌晨起火，逾46死，为台湾25年来最惨重火灾》

问题在于这些城市中的贫民窟，以及背后的社会问题要用什么方法处理。这次火灾中的大楼作为城市衰落的产物，业权复杂且混乱，不仅被间隔成密集的小套房，不少业主更长期身处国外难以沟通协商，导致城中城过去两次都更重建都流拍。如果我们希望这样的事件不再重演，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以相关消防条例为由。直接查封所有类似的不符合消防条例的套房和建筑。至于里面的住户不管他们他们有没有地方落脚居住一律迁出，这也就是北京搞得“驱逐低端人口”的做法，毕竟北京搞驱逐低端人口的由头也是由于一场大火吗。

如果是像文中提到高雄市议员的加速都市更新计划，先不论高雄市府自己有没有足够的资金推动这种都市更新计划，中央要出多少钱去支持。最大的问题在于如何安置里面的住户，分配当中的利益。城中城的套房类似香港的板间房，住户甚多但大多是租户。面对都更后必然出现的旧区士绅化，原有的住户必定难以负担在原区居住的费用。要么迁往其他租金依旧低廉的旧城区（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以经济手段进行的驱逐低端人口）。要么是迁入公共房屋以及安置大厦（如香港市建局）的例子，但是问题来了，如果一个城市本身就有足够的公共房屋和安置大厦供应时，这些弱势群体会需要租住这些居住环境恶劣的套房吗？

我觉得在讨论如何避免这种情况时，最应当避免的误区是只着眼于建筑，消防条例这些死物之上，而是要着眼于里面居住的人，想象我们怎样在有限资源之下帮助他们居住在安全的环境，而不是把不安全的居住环境通通消灭就作结，这不过又是一种“老爷心善，见不得穷人”的体现罢了。

4. 穗秋，回应《在垃圾年代重新走进一家书店：香港崩坏时的独立书店新浪潮》

记得小时候十分享受在书店打书钉，一旦开始就会忘却时间，可惜之后书店添加了一台游戏机在门口，也有各种推广广播，加上长大后总觉得这样好似打扰着店家，就很少再打书钉了。很开心独立书店近年在香港遍地开花，可以重拾打书钉的时光。

5. prince_e、HHHHHHang、Flo24601，回应《中国职校学生的困境：不得已的选择，“混日子”的学习，看不清的出路》

prince_e：怎么说呢，曾有人主张，中国和台湾一样，让所有孩子都能读到大学，后来发现不可行，中国太多劳动密集型企业了，例如富士康，根本不需要那么高学历的劳工，而台湾的很多制造业都迁往大陆了，本土也会雇佣外来移工。以前玩模拟城市这款游戏，一开始为了给高污染制造业提供工人，是不会去建立学校的，只有等高污染企业纳税足够多，才会建立学校、推动工业转型；当学校全区域覆盖的时候，产业基本都升级到高科技了。

可是当下的中国，难啊，教育如同计划经济一般，是为了给工厂输送劳动力，而不是真正去培养一个全面发展而健全的人。

HHHHHHang：@prince_e：台湾以前有很不错的技职教育体系，但是九十年代“教改”之后有不少变化。总体来说教育市场自由化，旧的高职、专科改制成技术学院、科技大学，但是少子化加上大部分的家长还是希望把子女送进大学，所以个人觉得现在台湾的技职体系已经没有以前那么优秀。跟中国的情况相比，台湾的技职体系没有那么受到歧视，职校毕业后，转进高教系统的可能性也很畅通，甚至有不少技职名校更被企业主青睐。

Flo24601：@prince_e：香港出路更多元些。我band3中学出身，刚毕业。这届只有一个人能上本地公立大学，所以就还蛮有发言权的……

成绩最差但想继续升学的那一批，会去读一年制的基础文凭，读完可以继续修读两年制的副学士或者高级文凭。又或者就读职业导向的毅进课程，出来应该是做警察消防员。

成绩达到一定门槛的同学有去台湾/内地/海外升大学的，台湾和内地对香港人的收生门槛较低，比如我没考上本地八大的分数到内地已经能上个985211。在本地继续升学的要么选择1.私立大学 2.副学士和高级文凭。

副学士是本地大学的中转站。读一年或者两年后，根据校内GPA申请大学。楼上有人说副学士升学很难，但随着这几年学生人数越来越少，副学士进大学更容易了，升学（本地公立大学）率应该有50%以上。

高级文凭就相对职业导向一些，大多数人读完直接就业，少部分以校内成绩继续申请大学
至于污名化。网络上歧视和偏见无处不在，虽然到哪里都一样，香港更是一个唯分数论的地方。

6. jonathan11572，回应《吴国光专访（上）：新的世界秩序下，战争可能性在增强》

不管怎样否认，新冷战实际上已经开始了，之所以说新冷战，就是要和旧冷战区分开来。

中美一直就存在分歧，只是大家都为了钱当作没看到而已。特朗普一手捅破这层纸，即便拜登想淡化修补，那也不是时间可以解决的问题。在核心问题上的分歧，一旦摆上台面，即便再厚脸皮也无法当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也就是说蜜月期一去不返。

新冷战之所以新，关键在于相比旧冷战，未必会有军事冲突，也未必有所谓铁幕宣言这种开幕式，更可能未必有贯穿就冷战的军事竞赛。新冷战更可能以经济上的大规模对抗和竞争为主导，融合旧冷战时的局部军事同盟。以奥运参加与否来判断冷战重临与否，未免过於单纯。

不管认可与否，这种冷战模式的对抗事实上就早已来临。贸易战、重返亚太、AUKUS联盟都是例证。

7. jonathan11572，回应《吴国光专访（下）：中共的灵活性，建立于对暴力的依赖和对政权的垄断》

“前两天我跟几个朋友谈起来，我说中国人现在的思考能力比100年前更差，他们不同意。我说你们觉得中国现在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和100年前中国主张自由民主的那些人相比，谁的思考的水平高？大家都说，当然100年前那些人水平高很多。我说，你看，你这个民族里现在最有头脑的人和100年前那批最有头脑的人相比水平差很多，整个民族怎么可能比100年前水平更高了呢？”

其实基本知识水平还是提高了很多，毕竟用的是填鸭式教育，鸭子里面多少还有点料。
问题在于思考能力确实差了不少，因为只需要背诵标准答案，缺了批判性思维，大家都说是正确答案，即便是错也能成对的。

简单而言就是眼界开了，缺了自我意识。

8. 第十一个观察者，回应《吴国光专访（下）：中共的灵活性，建立于对暴力的依赖和对政权的垄断》

文章讲了一个核心就是“控制”，资本进入中国之后被共产党控制，吴国光认为这一点是中共和资本共存的前提。同时他认为这是中共采用暴力进行独裁的一个表现。他说的前半部分内容是不错的，但我想说明一点，就是这种“控制”并不只是“意识形态的独裁”“中共的独裁”而是全球经济霸主们都在争夺的“控制经济”权力，其实就是一个By Who的问题。

我以前一直也相信西方特别是美国的“自由市场”的。直到华为的事情出来之后，我发现美国政府对资本的控制力显然不输于中国的，美国政府说不允许给华为芯片，高通，因特尔这些“自由资本大鳄”一个也不敢违背这个意志，这些需要美国政府通过暴力进行吗？实际上是不需要的，因为在资本框架里能玩的东西很多，比如你不配合我可以从反垄断调查上去旁敲侧击你一下，提醒你要配合政府，而暴力是效率最低下的一个。这个逻辑在中国也是行得通的，我不认可吴国光说的中国政府的经济控制力是通过“党指挥枪”的军事暴力实现的。

50-60年代他也许说的是对的，但是现在明显不一样，制裁阿里巴巴的时候难道把坦克开到阿里巴巴门口了么？没有，中国早就不需要那一套了，升级了，中国现在反而在学习美国，也就是“文明人”的玩法：通过政治经济控制力来影响企业，而不是通过军事力量，这一点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没什么区别，只不过中国强力政府带来的控制力会更强。

吴光国有一个论断我很认可，就是资本是资本，民主制度是民主制度。从这一点上我反思：中国崩溃论到底是让什么东西崩溃？其实答案很显而易见，中国崩溃论这个“崩溃”显然指的是“政权”而不是“市场”。这就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假如政权崩溃了，这个市场属于谁？西方世界把这块大蛋糕交给新生的“民主政权”然后大家其乐融融一起发展经济？当然也有这种可能，但是概率是多少呢，像1900年时代那样瓜分中国的概率又是多少呢。吴光国说了，中国善于从历史和批评中吸取经验，苏联解体就是个很好的历史经验，苏联解体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并没有想像中那样“解放苏联人民，重建民主俄罗斯”而是像秃鹰一样啃食俄罗斯的尸体，最大可能的获取利益，东欧在解体后的惨状维基百科上都查得到，俄罗斯和车臣的民族问题到现在还没彻底解决。如果说64让西方大为震惊，那苏联解体后西方国家的所作所为其实对中国来说这个震惊程度是不亚于前者的，苏联解体以及之后的十年让中国看到西方似乎并没有像它在政治宣传的承诺中那样“利他”，让中国意识到其实西方的政治在这个阶段实际上还是利己的，这一个论断是中国“走自己的路”很重要的一个一个着眼点。

我想提出一个论点，就是意识形态相同也不能完全盖过利益的争夺，这些例子有很多：欧洲的天主教和新教的斗争，英法百年战争。近现代的，日本也是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在经济发展到威胁美国的时候被一纸广场协议自废武功。这些都是利益的争夺，意识形态的同一性并没有减轻这种利益争夺。假设有一天中国“民主了”，中国和美国在资本市场仍然会竞争，这个时候“民主政府”被中国人自己控制还是被美国的“代理人”控制，将决定中国的命运。所以我一直论断，中国可以民主，在未来甚至可以全民公投选总统，但是必须自己完成这个演进，而不是依靠谁，因为一旦依靠谁，中国的命运就不在自己手里。
吴国光说中国人比不上100年前，我觉得这点有点狂妄了，100年前我们喜欢全盘照抄，要不全盘西化，要不全盘苏化，结果都没啥好结果，全盘西化但三权制衡没有实践基础，革命果实轻易被袁世凯窃取，全盘苏化的教条主义差点搞死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所以我很认同“中国人要走自己的路”。

最后说一点：吴他说了那么多，但是核心的点其实他也在无意中透露了就是“世界上这么多对于中国崩溃的种种分析，也反过来帮了它。你说它这里有问题那里有问题，它会从这里反馈、调整、改进。所以，至少最近20年，我不去批评中国政府说你做的不好，我不想帮这个忙。”这句话非常、非常关键，这句话说明了一些根本立场上的东西。因为事实确实是这样，其实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付中国的切入点和吴一样：永远不会是“让你更好”，我觉得这是分辨敌友的一个重要环节，你批评政府是为了让他更好？还是想搞垮他换一个主人？比如高房价，劳工权益问题，这种问题国内被讨论的非常多，我相信美国智库们不可能看不见，但这种核心问题美国从来没拿出来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说过，因为美国知道如果把这种问题拿出来当批评中国政府的点，一旦这些问题被重点解决了，中国只会更强，而不是更弱，美国不想去帮这种忙。只有想清楚这个问题，才能想明白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做的一些政策和国际政治棋盘上到底在下什么棋，其中就包括台湾问题，维吾尔问题。

9. 第二性，回应《吴国光专访（下）：中共的灵活性，建立于对暴力的依赖和对政权的垄断》

我同意“中国的未来不能只依靠外国人”的观点。简单一点说，邻居无论是不是好人，都没有特别的理由要去关注你家里的女人和小孩有没有被家暴，日子过得好不好。邻居首先只求你家的事情不要影响到别人，其次如果有好处拿是最好。如果家里的男人总是家暴妇女儿童，但对外却装得人模狗样，和邻居相处和睦，谈笑风生，那其实是最糟糕的事情。虽然也有所谓“普世价值”存在，男人打女人打得鬼哭狼嚎，邻居家也有看不下去的时候，但也仅止于“不要太狠”，什么平权不要想。说到底，自己的权利得自己去争取，外人也只是帮忙，无法成为依靠。硬要依靠的结果，很可能是引狼入室，一如当年。
不过，也不是说来自邻居的帮助就不重要。我有一个观点：如果没人给执政党找麻烦，那么它就会来霍霍人民。这个找麻烦的人，可以是自己家里的人，也可以是外面的人。 不受监督的权力是最危险的东西，能有内部的制衡机制当然最好，实在不行，有外部的也不错。如果连外部的牵制力量都没有了，人类的命运我不敢想像。希望不会有那一天。
吴国光说的有一点提醒了我。我反对的也不是共产党，或者共产主义，而是它们现在所导致的这个糟糕的制度。政治独裁也许都可以忍，但全方面的独裁，必然导致人类文明的退步。多元化才能保证创造力及其成果。正如生物的多样性保证生命的存续一般。
也许，快到了检验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关键时刻了。

10. knh190，回应《异乡人：疫情之年，我在新加坡苦苦等候美国签证，最终却又回到中国》

我一月中，同样在新加坡转机拿到学生美签到纽约，比作者的三月早很多。我应该是新加坡第一批申请美国签证的中国学生，当时新加坡对中国开放航班只有两三天，新加坡美使馆预约已经被中介挤得爆满，好在名额是使馆分批放出才有可能让个人申请到。

我已经在中国黑白颠倒上了整整一年网课，在之前申请学校又两年，无论如何都不想再拖延。比我年轻的同学则会选择 defer 和推迟半年入境。

纽约没有疫情的压力和感觉，但国家之间互相为难，这种经历很难让人忘记自己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选择。对我来说，这种选择当然是对的。

本刊載內容版權為端傳媒或相關單位所有， 未經端傳媒編輯部授權，請勿轉載或複製，否則即為侵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