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风破浪的姐姐2》：为什么这一次文娱资本的算盘落空了？

《乘风破浪的姐姐》是去年大陆最火的综艺，播放流量数据攀高，令制作方同时也是播出平台的芒果TV市值超过美股上市的爱奇艺，成为商业成功的范例；同时节目也带起社会讨论众多，好评争议都有，但普遍还是期待它能展示有所不同的女性力量，给更多处于各种社会焦虑中的女性以鼓励。这档节目更与后来爆红的剧集《三十而已》、脱口秀演员杨笠的言论一并，将大陆性别讨论的热度愈加推高。

承接第一季人气、热度与期盼，《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二季（下称“姐姐2”）得到芒果TV更多的资源推广，嘉宾阵容在娱乐标准来说更加强悍，显然被寄予厚望。然而1月22日开播以来，《姐姐2》的表现一再低于先前的最低预期。若说第一季被人评为“高开低走”，第二季可谓切实继承了“低走”两个字。即便临近4月16日结局，《姐姐2》在微博上依然只上过零星数次热搜，豆瓣上的评分走势也从5.5跌到5.3。为何资源投放更多、声势更加浩大、尝试再次将性别议题结合综艺娱乐工业的《姐姐2》，进入如此惨局？娱乐工业与社会议题的融合尝试，注定会是四不像？

1.从安又琪说起

参与者最受赞叹的，依然是美丽的外表、不走形的身材、少女般的肌肤——或者说，依然是她们的性魅力。节目的反叛最终只停留在对年龄的对抗上。

最后一个收到《姐姐2》节目邀约的安又琪，是2004年第一届《超级女声》总冠军，漂浮娱乐圈多年，却“势不可挡地成为了一个普通人”。得知获邀参加《姐姐2》后，她在飞机上哭了两个小时，也许因为过于在乎机会，在初舞台表演中紧张忘记舞步而呆滞，评判杜华质疑她为何不珍惜机会，节目见证人黄晓明也不再“端水”，认为“混成这样”来自安又琪过于在乎的性格。但能不在乎吗？安又琪已年近四十，在女艺人来讲致命的年纪，《姐姐2》几乎是她职业生涯的救命稻草。

女性艺人的年龄，是两季《姐姐》节目设立的核心切入点。回顾当《姐姐1》成为2020年最热综艺节目时，它藉女团选秀的外壳，试图去展示一群30岁以上女性的魅力。节目里，参与者将讲述一株移居暖房的脆弱小草的清新小歌《兰花草》，改编歌词为一则女性宣言，“不愿居暖房，迎风晒月光。我慕天地广，花语亦铿锵。”节目制作方也呼应“女性意识觉醒”，藉开场文案点明女性年龄焦虑——每个女人“都在面对性别与年龄、生活与自己的锤问”，继而提出主张：即便三十岁之后，女性依然有着多元可能。节目以此来回应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女性年龄歧视问题。

不过，如此初衷并没能延续下去。很快，多姿多彩的大观园变成角斗场，姐姐们的目标也不再是展现多元魅力。当音乐总监赵兆要把《花样年华》改编风格时，孟佳组却不接受，希望改成disco风格，原因是这样更受观众欢迎，可获得更多投票。单一的评价体系和拒斥个性的集体审美里，很难容下多元尝试。评判杜华说女团要“整齐划一”，不能有太突出的人，这种埋没个性的标准遭遇了网络上大规模嘲讽，可当宁静来选择队友的时候，标准也成了“整齐漂亮”。

《姐姐2》几乎全盘沿用第一季叙事套路，用“独立女性”概念来调味。复刻成功经验，本来省事而安全。参加节目者也更加谨慎，每人都战战兢兢，爱惜羽毛，彼此交流都是礼貌夸奖，与节目组沟通时也服从安排，霎时每个人都贤良淑德，罕有真情流露的时刻。

这个过程中，参与者最受赞叹的，依然是美丽的外表、不走形的身材、少女般的肌肤——或者说，依然是她们的性魅力。节目的反叛最终只停留在对年龄的对抗上。然而女团标准的唱跳业务，毕竟并非这一年龄的许多女性能承受，这反而加剧了她们的年龄焦虑。与此同时，她们所拥有的状态，也远非普通30岁以上女性所能企及的，其原因还是她们拥有常人不具备的资历、地位、财富和资源，令年轻状态得以延续，但这反而加深了普通女性的焦虑。

不论节目内外，提前置入的“女性觉醒”都成为一种成功学叙事，而成功学对现有机制，从来都倾向于保护而非挑战。独立、个性，只是让女明星的荧幕形象更加完美，但未能在公共领域里，起到对更广阔人群的鼓励作用。

2. 综艺里的女性成功学

《超级女声》的时代，观众乐于看到“麻雀变凤凰”的故事，那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阶层跃升的希望；而如今，人们越来越喜欢看到“有钱人也很努力”的故事

怎样才算是成功？最常见的做法是以指标来衡量。政治学者斯科特（James C. Scott）在《国家的视角》（Seeing Like a State）一书里讲到，政府通过设立各类“指标”来了解、治理国家，这些由指标梳理、简化复杂的世界，不论经济、人口或者气候、经济，都可以藉著指标被观察。指标是一种中间替代的机制，没有它，人们可能一时不知道怎么去描述世界复杂的状况。原本不相干的事，在同一指标系统里便可对比，原本混沌的生活，在确定的指标系统里便变得明晰。

以赛亚·柏林（Sir Isaiah Berlin）拒绝为“自由”设置指标，他经常引用圣公会教师约瑟夫·巴特勒（Joseph Butler）的话：自由即是自由。意思是，自由不需要是什么其他的东西，自由便是自由本身。理想情况下，女性也应即是女性。但在现实里，女性依然要去证明自己的价值，而证明的方式，便只能让自己在男权社会设定好的指标里，沿着阶梯向上攀升。

选秀类综艺原本便是以“梦想成真”一类的叙事来吸引观众。安又琪参加过的《超级女声》便是这类综艺的典范。她在2004年参加这一节目，节目里，她本是一个普通女孩，在观众全程注视下一步步成长，最终成为冠军，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而观众也可以用自己的投票，帮助她去实现梦想。于是，她的成功也成了她的支持者的成功。

2004年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被看做粉丝经济的滥觞。之后的《中国好声音》、《中国有嘻哈》以及男团女团选秀，大都沿着这样的“造梦”主题来展开。不过，《超级女声》的时代，观众乐于看到的是“麻雀变凤凰”的故事——那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阶层跃升的希望；而如今，人们越来越喜欢看到“有钱人也很努力”的故事，素人真人秀越来越少，男女团选秀里，“出身豪门”也成了加分项。

这样的心态也体现在《姐姐》里。最初，女性艺人们不在乎“成团”。疫情期间百业萧条，演艺圈也一时没活儿可做。于不少参与者而言，参加《姐姐1》只是接一个普通通告，有工可开，并没寄托太高期待。她们不像练习生，需要依靠节目出道，而是各有各的底气。面对平台方，她们也无需唯唯诺诺。

不过，最终她们意识到，这个节目能给自己带来更高的热度，而有了更高的热度，才会有更好的资源，才能真正取得成功，打败年龄，重返青春。于是，一切都变成了一场普通的女团选秀，吸引观众的不再是她们独特的女性魅力，而是她们之前的明争暗斗，不同的姐姐也各自有了自己的饭圈，从各个微信群，再到豆瓣小组，再到微博，都在不遗余力地应援打call。

那些最具人气的姐姐，往往是原本便在娱乐圈生态系统中拥有更高权力者。第二季中，更具“江湖”地位的那英、杨钰莹、张柏芝、王鸥，几乎毫无悬念地一路晋级，而更需要机会的安又琪，虽然第一次公演排名第一，却依然在莫名规则下被淘汰。

最终的结果，只能将观众引向这样的想法：有钱、有地位的漂亮姐姐，才有资格理直气壮表达诉求。当观众津津乐道于谈论一众女艺人的“咖位”差别与在节目中的权力大小时，可能忘了这源于一种畸形的生态：你必须足够成功，才能获得基本的尊重。

女性的成功当然值得赞叹，尤其在当下社会，她们获得同样的成功，往往要付出比男性多太多的努力。一个成功的女性，也能成为榜样，给更多女性以激励。只是，“成功”不应该成为衡量女性价值的唯一标准，这反而会距离真正的女性价值越来越远。

3. 社会情绪与文化资本

但从资本的角度，这里包含着现今文娱生意最重要的指标：热度。个人的焦虑聚集成社会情绪，最终因为某个事件而引爆

有理由相信，出品方最早想做些不一样的东西。《姐姐》是芒果TV自己制作的，芒果TV是湖南广电旗下的流媒体平台，同类产品是腾讯视频、爱奇艺、Netflix、Disney +、HBO Max等。湖南广电在2014年开始做流媒体，原因与迪士尼或华纳类似：那时越来越多人开始观看视频网站而不再看电视，湖南广电觉得，与其让别的视频网站把自己埋了，不如自己主动革新自己，于是便把原先的网站金鹰网，改成了芒果TV。

与互联网公司相比，芒果TV劣势是钱少，优势有两个：从湖南广电买版权方便而且便宜、有业内最优秀的内容生产者。芒果TV组建节目组，都是直接从湖南广电内抽人，再组建新团队，“找更网络、更网感、更年轻化一些的”。而《姐姐》两季节目，完全符合芒果TV的标准。

2020年，性别议题贯穿中国全年，成了公众舆论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杭州来女士、拉姆、“N号房”接连不断成为广受关注的社会议题，张桂梅、杨笠也都成为去年最具争议人物。后者说脱口秀时一句“那么普通却那么自信”，在话题更迭频繁的互联网上却能持续流行。互联网上对女性主义的关注热度之高，以至豆瓣“鹅组”有人认为，2020年是“女权开始觉醒的元年”。

演艺圈里关于性别与年龄焦虑的讨论也越来越多。2018年的星空演讲，孕后复出的姚晨说，这些年自己得到的机会越来越少，似乎家庭和事业之间永远只能选择一个。2019年的First影展闭幕式，演员海清站出来，说自己是不错的演员，希望大家能多给自己机会，多给这个年龄的女演员机会。更多人开始关注女艺人的中年危机，讨论声响终于从低音逐步转高。

观众也越发在意年龄。90后是娱乐产品重要的消费者，2020年，他们到了30岁。30岁算得上“叔叔阿姨”，可不少人心里觉得自己“还是宝宝”，于是，当B站“后浪”广告刷屏时候，90后却茫然于自己究竟算前浪还是后浪。30岁的女性群体更面临婚育压力，人生角色转换带来的压力更加显著，这给了她们更多的身份焦虑，相应，她们也期待自我身份的再次确认。

或许芒果TV无法完整消化这么多的社会事件与文化现象，但从资本的角度，这里包含着现今文娱生意最重要的指标：热度。个人的焦虑聚集成社会情绪，最终因为某个事件而引爆，并成为微博上的热搜和公众号里的“十万+”文章。

有了热度，便会有广告商买单，便会有会员付费，便能带来收益，拉动股价增长。《姐姐1》开播，观看量马上超过3亿，并占据了微博热搜多个位置。从开播到收官，全网热搜便有2303个，其中，微博热搜645次，96次TOP1，成团之夜最高时候有15个话题同时在榜。《姐姐1》之后，芒果TV的活跃用户数量超过了优酷，市值也超过爱奇艺，进入中国视频网站的第一梯队。

它从从社会议题里获得热度，但并没推动社会议题的讨论，也没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反而是将它收编在一个很窄的话题里。

有了热度，《姐姐2》的出现也顺理成章。第一季开始，只有一个微商给了4000万的赞助，等到第二季，开播之初便收获了接近10亿的赞助，节目在公司内部的评级，也从第一季的B级调到了S级。

不过，它从从社会议题里获得热度，但并没推动社会议题的讨论，也没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反而是将它收编在一个很窄的话题里。原本的追求成了空谈的高调，悬在空中作为点缀，姐姐们丰富的经历与个性，被娱乐工业磨平，塑造成流水线上的产品。

对于最早因为关注性别议题而来的观众，这是一次欺骗；对于那些期待看到更好舞台表演的观众，节目的效果则远不如前后脚播出的男团选秀。失去了根基的《姐姐2》，最终只能成了一个四不像的节目。

以上对于《姐姐》的批评，或多或少显得苛责。它的确首先是一个娱乐节目，第一目的首先也是娱乐大众，似乎不应该要求它承担更多公共表达的责任。我们似乎不能指望一个娱乐综艺，来帮助整个社会树立正确的性别观念，那些试着往更深议题做出探讨的尝试——比如杨笠所说的段子——都遇到了抵制甚至嘲讽。不过，《姐姐》原本便以社会话题作为噱头，也摆出了女性主义的姿态，我们不可能对它没有要求。

性别议题在中国已不算敏感，但长期以来也只能在女性KOL的圈子里来回传播。在中国，原本可以发出公共议论的地方便很少，娱乐节目便成了受众最多的舆论场。我们不去做过分的要求，但至少，要对孕育出这一内容的社会文化土壤负责，而不能只采摘果实，任由大树枯萎。

可供选择的女艺人越来越少，第二季的节目也不尽人意，我们很可能看不到《姐姐3》了。不过，不论它的成功还是失败，都能给后来做综艺的启发：娱乐与现实从来没法割裂，反而可以给彼此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