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風破浪的姐姐2》：為什麼這一次文娛資本的算盤落空了？

《乘風破浪的姐姐》是去年大陸最火的綜藝，播放流量數據攀高，令製作方同時也是播出平台的芒果TV市值超過美股上市的愛奇藝，成為商業成功的範例；同時節目也帶起社會討論眾多，好評爭議都有，但普遍還是期待它能展示有所不同的女性力量，給更多處於各種社會焦慮中的女性以鼓勵。這檔節目更與後來爆紅的劇集《三十而已》、脫口秀演員楊笠的言論一並，將大陸性別討論的熱度愈加推高。

承接第一季人氣、熱度與期盼，《乘風破浪的姐姐》第二季（下稱「姐姐2」）得到芒果TV更多的資源推廣，嘉賓陣容在娛樂標準來說更加強悍，顯然被寄予厚望。然而1月22日開播以來，《姐姐2》的表現一再低於先前的最低預期。若說第一季被人評為「高開低走」，第二季可謂切實繼承了「低走」兩個字。即便臨近4月16日結局，《姐姐2》在微博上依然只上過零星數次熱搜，豆瓣上的評分走勢也從5.5跌到5.3。為何資源投放更多、聲勢更加浩大、嘗試再次將性別議題結合綜藝娛樂工業的《姐姐2》，進入如此慘局？娛樂工業與社會議題的融合嘗試，註定會是四不像？

1.從安又琪說起

參與者最受讚歎的，依然是美麗的外表、不走形的身材、少女般的肌膚——或者說，依然是她們的性魅力。節目的反叛最終只停留在對年齡的對抗上。

最後一個收到《姐姐2》節目邀約的安又琪，是2004年第一屆《超級女聲》總冠軍，漂浮娛樂圈多年，卻「勢不可擋地成為了一個普通人」。得知獲邀參加《姐姐2》後，她在飛機上哭了兩個小時，也許因為過於在乎機會，在初舞台表演中緊張忘記舞步而呆滯，評判杜華質疑她為何不珍惜機會，節目見證人黃曉明也不再「端水」，認為「混成這樣」來自安又琪過於在乎的性格。但能不在乎嗎？安又琪已年近四十，在女藝人來講致命的年紀，《姐姐2》幾乎是她職業生涯的救命稻草。

女性藝人的年齡，是兩季《姐姐》節目設立的核心切入點。回顧當《姐姐1》成為2020年最熱綜藝節目時，它藉女團選秀的外殼，試圖去展示一群30歲以上女性的魅力。節目裏，參與者將講述一株移居暖房的脆弱小草的清新小歌《蘭花草》，改編歌詞為一則女性宣言，「不願居暖房，迎風曬月光。我慕天地廣，花語亦鏗鏘。」節目製作方也呼應「女性意識覺醒」，藉開場文案點明女性年齡焦慮——每個女人「都在面對性別與年齡、生活與自己的錘問」，繼而提出主張：即便三十歲之後，女性依然有着多元可能。節目以此來回應社會中普遍存在的女性年齡歧視問題。

不過，如此初衷並沒能延續下去。很快，多姿多彩的大觀園變成角鬥場，姐姐們的目標也不再是展現多元魅力。當音樂總監趙兆要把《花樣年華》改編風格時，孟佳組卻不接受，希望改成disco風格，原因是這樣更受觀眾歡迎，可獲得更多投票。單一的評價體系和拒斥個性的集體審美裏，很難容下多元嘗試。評判杜華說女團要「整齊劃一」，不能有太突出的人，這種埋沒個性的標準遭遇了網絡上大規模嘲諷，可當寧靜來選擇隊友的時候，標準也成了「整齊漂亮」。

《姐姐2》幾乎全盤沿用第一季敘事套路，用「獨立女性」概念來調味。復刻成功經驗，本來省事而安全。參加節目者也更加謹慎，每人都戰戰兢兢，愛惜羽毛，彼此交流都是禮貌誇獎，與節目組溝通時也服從安排，霎時每個人都賢良淑德，罕有真情流露的時刻。

這個過程中，參與者最受讚歎的，依然是美麗的外表、不走形的身材、少女般的肌膚——或者說，依然是她們的性魅力。節目的反叛最終只停留在對年齡的對抗上。然而女團標準的唱跳業務，畢竟並非這一年齡的許多女性能承受，這反而加劇了她們的年齡焦慮。與此同時，她們所擁有的狀態，也遠非普通30歲以上女性所能企及的，其原因還是她們擁有常人不具備的資歷、地位、財富和資源，令年輕狀態得以延續，但這反而加深了普通女性的焦慮。

不論節目內外，提前置入的「女性覺醒」都成為一種成功學敘事，而成功學對現有機制，從來都傾向於保護而非挑戰。獨立、個性，只是讓女明星的熒幕形象更加完美，但未能在公共領域裏，起到對更廣闊人群的鼓勵作用。

2. 綜藝裏的女性成功學

《超級女聲》的時代，觀眾樂於看到「麻雀變鳳凰」的故事，那是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帶來的階層躍升的希望；而如今，人們越來越喜歡看到「有錢人也很努力」的故事

怎樣才算是成功？最常見的做法是以指標來衡量。政治學者斯科特（James C. Scott）在《國家的視角》（Seeing Like a State）一書裏講到，政府通過設立各類「指標」來了解、治理國家，這些由指標梳理、簡化複雜的世界，不論經濟、人口或者氣候、經濟，都可以藉著指標被觀察。指標是一種中間替代的機制，沒有它，人們可能一時不知道怎麼去描述世界複雜的狀況。原本不相干的事，在同一指標系統裏便可對比，原本混沌的生活，在確定的指標系統裏便變得明晰。

以賽亞·柏林（Sir Isaiah Berlin）拒絕為「自由」設置指標，他經常引用聖公會教師約瑟夫·巴特勒（Joseph Butler）的話：自由即是自由。意思是，自由不需要是什麼其他的東西，自由便是自由本身。理想情況下，女性也應即是女性。但在現實裏，女性依然要去證明自己的價值，而證明的方式，便只能讓自己在男權社會設定好的指標裏，沿着階梯向上攀升。

選秀類綜藝原本便是以「夢想成真」一類的敘事來吸引觀眾。安又琪參加過的《超級女聲》便是這類綜藝的典範。她在2004年參加這一節目，節目裏，她本是一個普通女孩，在觀眾全程注視下一步步成長，最終成為冠軍，實現了自己的夢想；而觀眾也可以用自己的投票，幫助她去實現夢想。於是，她的成功也成了她的支持者的成功。

2004年湖南衛視的《超級女聲》被看做粉絲經濟的濫觴。之後的《中國好聲音》、《中國有嘻哈》以及男團女團選秀，大都沿着這樣的「造夢」主題來展開。不過，《超級女聲》的時代，觀眾樂於看到的是「麻雀變鳳凰」的故事——那是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帶來的階層躍升的希望；而如今，人們越來越喜歡看到「有錢人也很努力」的故事，素人真人秀越來越少，男女團選秀裏，「出身豪門」也成了加分項。

這樣的心態也體現在《姐姐》裏。最初，女性藝人們不在乎「成團」。疫情期間百業蕭條，演藝圈也一時沒活兒可做。於不少參與者而言，參加《姐姐1》只是接一個普通通告，有工可開，並沒寄託太高期待。她們不像練習生，需要依靠節目出道，而是各有各的底氣。面對平台方，她們也無需唯唯諾諾。

不過，最終她們意識到，這個節目能給自己帶來更高的熱度，而有了更高的熱度，才會有更好的資源，才能真正取得成功，打敗年齡，重返青春。於是，一切都變成了一場普通的女團選秀，吸引觀眾的不再是她們獨特的女性魅力，而是她們之前的明爭暗鬥，不同的姐姐也各自有了自己的飯圈，從各個微信群，再到豆瓣小組，再到微博，都在不遺餘力地應援打call。

那些最具人氣的姐姐，往往是原本便在娛樂圈生態系統中擁有更高權力者。第二季中，更具「江湖」地位的那英、楊鈺瑩、張柏芝、王鷗，幾乎毫無懸念地一路晉級，而更需要機會的安又琪，雖然第一次公演排名第一，卻依然在莫名規則下被淘汰。

最終的結果，只能將觀眾引向這樣的想法：有錢、有地位的漂亮姐姐，才有資格理直氣壯表達訴求。當觀眾津津樂道於談論一眾女藝人的「咖位」差別與在節目中的權力大小時，可能忘了這源於一種畸形的生態：你必須足夠成功，才能獲得基本的尊重。

女性的成功當然值得讚歎，尤其在當下社會，她們獲得同樣的成功，往往要付出比男性多太多的努力。一個成功的女性，也能成為榜樣，給更多女性以激勵。只是，「成功」不應該成為衡量女性價值的唯一標準，這反而會距離真正的女性價值越來越遠。

3. 社會情緒與文化資本

但從資本的角度，這裏包含着現今文娛生意最重要的指標：熱度。個人的焦慮聚集成社會情緒，最終因為某個事件而引爆

有理由相信，出品方最早想做些不一樣的東西。《姐姐》是芒果TV自己製作的，芒果TV是湖南廣電旗下的流媒體平台，同類產品是騰訊視頻、愛奇藝、Netflix、Disney +、HBO Max等。湖南廣電在2014年開始做流媒體，原因與迪士尼或華納類似：那時越來越多人開始觀看視頻網站而不再看電視，湖南廣電覺得，與其讓別的視頻網站把自己埋了，不如自己主動革新自己，於是便把原先的網站金鷹網，改成了芒果TV。

與互聯網公司相比，芒果TV劣勢是錢少，優勢有兩個：從湖南廣電買版權方便而且便宜、有業內最優秀的內容生產者。芒果TV組建節目組，都是直接從湖南廣電內抽人，再組建新團隊，「找更網絡、更網感、更年輕化一些的」。而《姐姐》兩季節目，完全符合芒果TV的標準。

2020年，性別議題貫穿中國全年，成了公眾輿論最受關注的話題之一。杭州來女士、拉姆、「N號房」接連不斷成為廣受關注的社會議題，張桂梅、楊笠也都成為去年最具爭議人物。後者說脫口秀時一句「那麼普通卻那麼自信」，在話題更迭頻繁的互聯網上卻能持續流行。互聯網上對女性主義的關注熱度之高，以至豆瓣「鵝組」有人認為，2020年是「女權開始覺醒的元年」。

演藝圈裏關於性別與年齡焦慮的討論也越來越多。2018年的星空演講，孕後復出的姚晨說，這些年自己得到的機會越來越少，似乎家庭和事業之間永遠只能選擇一個。2019年的First影展閉幕式，演員海清站出來，說自己是不錯的演員，希望大家能多給自己機會，多給這個年齡的女演員機會。更多人開始關注女藝人的中年危機，討論聲響終於從低音逐步轉高。

觀眾也越發在意年齡。90後是娛樂產品重要的消費者，2020年，他們到了30歲。30歲算得上「叔叔阿姨」，可不少人心裏覺得自己「還是寶寶」，於是，當B站「後浪」廣告刷屏時候，90後卻茫然於自己究竟算前浪還是後浪。30歲的女性群體更面臨婚育壓力，人生角色轉換帶來的壓力更加顯著，這給了她們更多的身份焦慮，相應，她們也期待自我身份的再次確認。

或許芒果TV無法完整消化這麼多的社會事件與文化現象，但從資本的角度，這裏包含着現今文娛生意最重要的指標：熱度。個人的焦慮聚集成社會情緒，最終因為某個事件而引爆，併成為微博上的熱搜和公眾號裏的「十萬+」文章。

有了熱度，便會有廣告商買單，便會有會員付費，便能帶來收益，拉動股價增長。《姐姐1》開播，觀看量馬上超過3億，並佔據了微博熱搜多個位置。從開播到收官，全網熱搜便有2303個，其中，微博熱搜645次，96次TOP1，成團之夜最高時候有15個話題同時在榜。《姐姐1》之後，芒果TV的活躍用戶數量超過了優酷，市值也超過愛奇藝，進入中國視頻網站的第一梯隊。

它從從社會議題裏獲得熱度，但並沒推動社會議題的討論，也沒推動社會問題的解決，反而是將它收編在一個很窄的話題裏。

有了熱度，《姐姐2》的出現也順理成章。第一季開始，只有一個微商給了4000萬的贊助，等到第二季，開播之初便收穫了接近10億的贊助，節目在公司內部的評級，也從第一季的B級調到了S級。

不過，它從從社會議題裏獲得熱度，但並沒推動社會議題的討論，也沒推動社會問題的解決，反而是將它收編在一個很窄的話題裏。原本的追求成了空談的高調，懸在空中作為點綴，姐姐們豐富的經歷與個性，被娛樂工業磨平，塑造成流水線上的產品。

對於最早因為關注性別議題而來的觀眾，這是一次欺騙；對於那些期待看到更好舞台表演的觀眾，節目的效果則遠不如前後腳播出的男團選秀。失去了根基的《姐姐2》，最終只能成了一個四不像的節目。

以上對於《姐姐》的批評，或多或少顯得苛責。它的確首先是一個娛樂節目，第一目的首先也是娛樂大眾，似乎不應該要求它承擔更多公共表達的責任。我們似乎不能指望一個娛樂綜藝，來幫助整個社會樹立正確的性別觀念，那些試着往更深議題做出探討的嘗試——比如楊笠所說的段子——都遇到了抵制甚至嘲諷。不過，《姐姐》原本便以社會話題作為噱頭，也擺出了女性主義的姿態，我們不可能對它沒有要求。

性別議題在中國已不算敏感，但長期以來也只能在女性KOL的圈子裏來回傳播。在中國，原本可以發出公共議論的地方便很少，娛樂節目便成了受眾最多的輿論場。我們不去做過分的要求，但至少，要對孕育出這一內容的社會文化土壤負責，而不能只採摘果實，任由大樹枯萎。

可供選擇的女藝人越來越少，第二季的節目也不盡人意，我們很可能看不到《姐姐3》了。不過，不論它的成功還是失敗，都能給後來做綜藝的啟發：娛樂與現實從來沒法割裂，反而可以給彼此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