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梓乐之死】见证者与旁听师：他们叩问一个陌生年轻人的死亡

为了每天去旁听死因庭，方皓然已经连续两个月通宵工作。从午夜12点到清晨7点，在餐厅通宵打工后，匆忙吃个早餐，就坐巴士赶到西九龙裁判法院。

法院大楼里正召开周梓乐的死因研讯，至今已持续25天，每日4-8个小时，证人作供刚于1月4日结束。方皓然今年36岁，反修例运动前，他几乎没怎么踏足法院，这次也是第一次旁听死因庭。对着大量证供、数据和地形图，方皓然开始学习纪录法庭笔记，碰到陌生的法律或医学辞藻，就回家上网查资料。

2019年11月4日凌晨，反修例运动剧烈蔓延，将军澳示威现场附近的停车场中，香港科技大学学生周梓乐堕楼重伤，四天后不治死亡，年仅22岁。周梓乐的去世牵动社会神经，示威口号从“香港人，反抗”猛地升温为“香港人，报仇”。方皓然记得，周梓乐去世当日，自己在家里哭了好久。后来他去参加了周家举办的追悼会，坐在灵堂，看了周梓乐从孩提到读书、上大学、出国旅游的相集。

“他应该是个喜欢运动的人，比较内敛。”方皓然记住了这个素未谋面的年轻人，他要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去世的。

自1841年起，香港沿用英国普通法制度，设立死因庭，复查各类不能断定死因的死亡事件。根据《2019死因裁判官报告》，死因研讯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公开听证， 希望能得知有关死亡的真相，务求在适当的个案中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以期防止类似死亡事故。”报告指，公开调查的另一项意义，是希望死者家人在这个过程中，“亲眼见到证人作供，亲耳听到证人的证词，从而希望对于亲人的死亡，能够释怀。”

他的死和我有关，他是我们的一部分。

每日，周梓乐的父母总坐在近亲席上听取海量证供。不少与周家不相识的市民，也每日赶来旁听，有的像方皓然一样独自前来，密密记笔记，有的三两结伴，许多人忍不住和周妈妈一起流泪眼。应周爸爸周德明的呼吁，在警方原本找到的证人之外，又多了三位市民主动出庭，成为这起不明死因事件的新证人。在这场浩大的死因庭上，许多陌生人一起叩问一个年轻人死亡的真相。“他的死和我有关，他是我们的一部分。”一位旁听市民如是说。

陌生人的责任

蒙伟杰原本打算，还是不出庭了。

周梓乐堕楼的前后，他正巧在停车场一带。听到有人呼救后，他冲入停车场，见到倒地的周梓乐。他几乎是最早见证事发后现场的市民，目睹义务急救员、消防员的工作，并拍下影片。

那之后，他曾接受包括端传媒在内的访问，分享了影片，但警方在调查期间并未找过他。一度，他到处找人打听周梓乐父母的联络方式，希望给周家一个交代，但屡试未果。他32岁，年轻时很早就出社会打工，一路打拼，目前自己开建筑材料公司。今年秋天，他的孩子出生了，想到要出庭，他就有点害怕，担心出庭后家人的安全。

“越来越多原告变被告，或者找以前的事去吿，（被）秋后算账，你未必想出去（作供）。”蒙伟杰说。

直到死因庭第一天研讯结束后，周德明步出法院大楼，事发一年后首次对传媒开腔。感谢消防员和义务急救员之外，这个父亲做出让人有点意外的举动：公开私人电话号码，呼吁任何知道线索的市民现身，为死因庭提供证据。

刚刚下班，蒙伟杰就看到这个新闻画面，马上抄下电话号码。深夜，他一边照顾三个多月的儿子，一边读当日新闻，无意中发现自己和周梓乐的生日是同月同日。“这是一种缘份，我要联络周生，能帮就帮。”

隔了一天，蒙伟杰与周家相约在法院见面。蒙伟杰问周德明，对死因庭有什么目标？周答：不希望这件事有任何政党帮手，或有任何黄蓝的立场，这样会令这件事容易些处理，容易些找到真相。蒙伟杰立马决定出庭作供，他欣赏这个单纯的目标——一个父亲要帮儿子找到真相。

随后的日程紧张繁忙，上庭前，蒙伟杰必须去警署落口供。落口供前一晚，他花了一个通宵，仔细回忆、写下事发当晚的所见所闻，直到凌晨7点才完成。

11月23日，作为第一位应周爸爸呼吁现身市民，蒙伟杰出庭作供。蒙称，凌晨约1时05至07分，看到两名消防员在周梓乐堕楼现场商讨如何处理伤者。而后，因有收到支援请求的消防员无法找到伤者具体位置，蒙去为他们带路，中途有义务急救员加入，所有人于1时12分左右回到伤者所在的位置。约1时15至17分，至少20名防暴警察从停车场车路经过，询问消防员、急救员和现场市民“在这里做什么！”根据证人作供，这批警察没有协助救援，亦没有阻碍救援。

法庭展示了蒙伟杰用手机拍的两条影片，重复播放数次。晃动的画面中，消防员和两名义务急救员正抢救躺在地上的伤者，地面有血迹，嘈杂的人声冲出荧幕，撞击着听审的人们。当时气氛极度紧张，一名义务急救员发现停车场楼下有消防处救护员经过，大喊“做这一单先！做这一单先！”而另一名义务急救员曾朗轩正跪在地上检查伤势。

11月26日，死因庭第9天，曾朗轩出庭作供。曾称，他在停车场中检查周梓乐下体时推断有可能盘骨骨折，摸到肋骨有凸缺感代表可能气胸或头部受撞击，在发现周梓乐头部受严重撞击且维生指数不稳定后，他掏出血氧计，夹在梓乐的脚趾，发现他的血含氧量一度跌到90%，脉搏每分钟40至60 ⋯⋯当他陈述完如何检查伤势后，裁判官称赞他：“将梓乐照顾得好好。”

听审的人都有点意外，曾朗轩今年才17岁，还在读中六，很快就要考DSE（编按：香港中学升大学考试）。2019年，元朗发生721白衣人无差别袭击市民事件后，曾朗轩觉得示威现场需要更多义务急救员，他往书包塞进绷带、消毒药水、血氧计等，就跑去大大小小的现场支援。

他在小学二年级开始接触急救知识，2016年和2019年都修读香港圣约翰救护机构的急救课程，考过资格牌照，但还缺乏实战经验。家人反对他去示威现场，一气之下丢掉他自己攒钱买的装备和物资，不过曾朗轩还是坚持去。

在冲突现场，他最常做的是帮人冲洗眼睛，也处理跌伤、扭伤，被胡椒喷雾喷中甚至被化学用品灼伤的市民。帮周梓乐处理伤势之前，他遇过最严重的伤者，是眼部中弹流血。

去年，作为最熟悉伤者伤势的人，他坐上救护车陪同去医院。“尽快去医院就最好，一定要尽快去医院。”回想起来，当晚的情绪一片空白，“无时间有情绪”。

紧急手术期间，他在等候室见到了周梓乐的父母。他记得当时周爸爸情绪失控，不停说要见医生。一年后，坐在证人席上，周爸爸和周妈妈就在他正前方。曾朗轩生怕自己作供出错，紧张极了，不太敢看他们。他总觉得，自己只是分享了急救经过，对调查死因或许没有什么帮助。

结束作供后，他找到周爸爸和周妈妈。“觉得有些事没做，怎么都要安慰下他们。”这是去年离开急症室后，他们第一次相见。曾朗轩觉得，身处法院的周父好像变了一个人，从思绪混乱的父亲，变得目标笃定清晰。

“他们走出来是要面对很多压力。他们是爱惜自己的仔（才会走出来）。”

小时候，曾朗轩也想像过亲人的死亡。年幼的曾朗轩曾目睹身体不好的奶奶被抢救的画面。长大后他回想，这或许是他想学习急救知识的起点。

找拼图的人

绝大部分时候，死因庭上的气氛是冰冷，机械的。愤怒、不安、悲伤…… 种种情绪被暂时压抑，注意力被放在繁复的搜证、对证、细节核查上。

开庭20多日，方皓然巴掌大的笔记本几乎写满了。“一块这么大的拼图，可能几个人砌要花很多时间。如果集合了更多人的力量，大家一起整理、发现更多，可以砌得出整个事实出来。”他关注的一大重点，是事发当晚警方做了什么，有没有直接或间接涉及周梓乐的堕楼，这也是去年至今，不少公众无法放下的疑点。

对此，死因庭传召11名当晚涉及示威现场的警员作供，并翻查大量闭路电视。这是一个费力的过程。事发现场39个闭路电视，其中35个不停转动，另外4个是固定镜头。这些镜头设定的时间有偏差，死因庭又花了不少时间来校正时间。

至今，综合各种证据，方皓然发现，唯一能确定的是：周梓乐约于11月4日凌晨1时1分47秒堕楼，警方第四小队曾在1时4分左右进入停车场，而后途径正在接受救治的周梓乐，不久后离开停车场。而根据其他证词，无人目睹在周梓乐堕楼时，有警方人员出现在停车场。

方皓然感到真相扑朔迷离，也很无奈。他坦承，目前很难证明周梓乐堕楼与警方行动有关，那么，周梓乐到底到底是为什么要翻过1.2米高的石墙，从停车场三楼跌落4.3米到二楼行人通道？

这也是每日去听审的张心悦心中的疑惑。死因庭上，她尝试将庭审内容一字不漏地记下，“我很想听完回去整理，了解清楚成件事如何发生。”

张心悦是单亲妈妈，每日照顾两个孩子。去年她得了工伤，背脊留下不可逆转的伤势，下半年她休假休养，有时间就四处旁听与反修例运动有关的案件。为了每日来死因庭，她前一晚就给孩子们做好饭，并且规划好，一次做好两三日的家务。

在法院，她认识了一群旁听人士，大家一齐吃饭，讨论庭审内容。为了更熟悉现场环境，大家特地去事发的停车场考察。她用手机拍下每一个证人口供所提过的位置，又按着救护员口供的路线跑一次，衡量供词时间是否可信。

张心悦也走到周梓乐跌落的位置，看了看石墙的高度，原来高度到达她胸前。周梓乐为何翻过这么高的石墙？她心中充满疑问。

死因庭上，曙光几次出现。除蒙伟杰外，还有两名市民应周爸爸的呼吁，现身作供，其一是将军澳居民莫汉斌，而另一人是“白帽青年”崔家朗——根据事发前后的闭路电视，崔当时戴着白帽，与另一名深色衫男子沿停车场三楼斜路匆匆跑下，似乎想找人求救。

不过，根据三名市民的供词，他们都在周梓乐堕楼后才到达事发现场，没有任何人目睹堕楼的一刻或堕落前的任何关键信息。

12月3日，死因研讯第14天，曙光再次闪现。裁判官高伟雄利用午膳时间，翻查警方作供时提及的“无法拍到停车场”的闭路电视影片，结果发现“非常重要的影像”。法庭翌日马上播出该影像，画面由广明苑面向事发的停车场，在事发时段，拍到一团黑影从三楼堕下。

这是事发至今，首次捕获黑影堕下的画面。公布影片后，高伟雄还指，发现有影片的内容与此前消防处救护员证供不同。为确保警方调查准确，宣布休庭。

人们的心悬着。12月16日，重新开庭后，庭上播放片段，显示前往处理周梓乐的救护车早于1时17分已停泊在广明苑广盈阁，但救护员用了7分56秒才下车。研讯主任向再次上庭的消防处救护队目郑冠明提问，他们用这7分多钟处理什么？郑答，到场后他们要先观察现场环境，并与消防官通电话，需时2至3分钟。确定停车后，郑才按键记录到场时间。郑也指出，他和队员需要5-6分钟穿装备和准备物资。

一路听审，方皓然的情绪起起伏伏，在希望和失望间徘徊。12月3日，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医生梁子恒在庭上表示，年轻人堕楼时应该可以及时作出以手脚支撑的反应，但周梓乐四肢却没有发现到擦伤，梁子恒推断周可能堕下前已失去知觉。梁作供过后，周梓乐的死亡再次蒙上种种疑点。

不过，随着法医、鉴证专家等相继作供，这些疑点又似乎被一一消解。12月31日，骨科医生江金富在死因庭上分析指，从医学角度推断，周梓乐最大可能属于“意外地在高处堕下”（accidental fall from height），即没有准备地堕下，例如失平衡。

方皓然备感失落。他开始觉得，最后的结果，或许会与一些民众最初设想的不同。“社会应该也很难接受这是一场意外，”方皓然说，“但真实的结果对我是最重要的，对他家人来说都是。”

根据停车场闭路电视，约凌晨1时，周梓乐从停车场2楼，经天桥前往他家所在的富康花园方向，很快再次返回停车场，沿斜路走上三楼。这之后有8秒钟的时间，没有任何镜头拍摄到他。8秒后，二楼闭路电视拍到堕楼位置出现的闪光。政府化验所高级化验师郑郁棋博士作供指，这道闪光是周梓乐堕楼所形成的。

这缺失的8秒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是死因庭至今无法完整解答的。

最后的模样

29岁的杜莉也每日来旁听死因庭。去年8月，香港法院就陈彦霖的死亡同样召开了死因庭，杜莉也有密切留意，死因庭最终裁决陈彦霖“死因存疑”。在她看来，陈彦霖的死因研讯尽管没有找到终极真相，但多少带来宽慰，至少推翻了警方“死因无可疑”的结论。

不过，根据《死因裁判官条例》，只有死因庭上明确发现谋杀、误杀等刑事证据，案件才会转交律政司重新处理。对于“死因存疑”，法例并无明确规定警方必须重新调查。不过，有监警会前委员向传媒指出，一旦裁定死因存疑，家属可要求警方重新调查，但若警方不打算调查，亦应交代清楚。

端传媒翻查资料，2015至2020年间，包括陈彦霖案在内，死因庭一共作出5宗“死因存疑”判决。例如2015年小学女童堕楼案，死因裁判官下令警方调查证人是否干犯刑事罪行；2017年少年浮尸案，警方称会研究裁判官意见。就这5宗案件，警方后来无公布跟进情况，端传媒向警方查询，至截稿前未获回覆。

从一开始，黄柏熹就不太期待死因研讯能还原整个事件的真相。“事情过去一年了，如果有关键证据，应该早就有报导了。”他今年25岁，曾从事记者工作，目前是自由职业者，同样几乎每日都来旁听，并在脸书上纪录研讯细节。

与繁复的证供细节相比，他更加留意法庭上人们的情绪。“周爸爸总是眉头紧锁，说话不愠不火，时常穿着一件写有HOPE（希望）的上衣，”黄柏熹还留意到，每日庭审结束后，周爸爸走出法院时，总会停下脚步，让在冷风中等候的记者有充足的时间拍照。

透过周爸爸在庭上的作供，他第一次更加真实地了解到周梓乐生前的模样：他性格安静，会与父母聊天，家人不时会一起庆生、行街和旅行；2019年11月3日深夜，他穿着黑色短袖上衣，深灰色短裤，黑色球鞋，戴上黑色帽，拎黑色背囊和一个蓝色水壶离开家门；此后示威升温，警方在凌晨发射催泪弹后，周德明发信息告知儿子，不久后收到儿子Whatsapp回覆，提醒他“关窗”——这是周爸爸收到儿子的最后一条信息。

“原来那才是他最后的模样。他和很多人一样，家人是这样的，不太知道中学同学是谁、大学读什么。但会用Whatsapp联络，要关窗。（家人关系）有远有近。”

黄柏熹也忘不了，伊利沙伯医院急诊室医生梁子恒的作供。此前人们总是期望，周梓乐若能早些送到医院救治，结局或许不同。医生的证词打消了这个念头，庭上的人都感受到周梓乐的伤势十分严重。梁子恒称，周梓乐“受伤一刻已经决定了康复机会，即使他生还都有很大机会变成植物人”。

警方代表大律师最后提问，若救护车提早到达，结果是不是没有分别？梁子恒放慢语速，声音压低了，答，“当时的情况都是这么差。”梁连续说了两次。

梁子恒作供后，法庭进入休庭状态，大律师们、法庭工作人员、记者、旁听人士在庭内各自收拾着物品，准备离开。周爸爸和周妈妈穿过法庭，来到证人席。黄柏熹记得，那个画面中，法庭嘈杂的声响消散了。“大家都冻在那里，没有很大的动作。印象中法庭很静，只有他们的声音。”

短短几句，周妈妈又哭了，径直走出法庭，在两扇门间的狭窄走道放声哭了出来，周爸爸跟在后面。在证人席位站了一会儿，梁子恒才走出了法庭。

你现在看着外面的人，好像很平淡，但是不是真的平淡呢？

微小的人

每个人心中的香港都换了一幅模样。

除了周梓乐，方皓然还惦记着好几个人的死亡和伤势，例如因为反修例运动而自杀的人，被橡胶子弹射中眼部的印尼记者，他也忘不了去年网络流传的一则片段，疑似有人从警察宿舍高层下坠⋯⋯ 他很想追问真相，但又觉得很多事已经不了了之，没法得到公平的调查。

因为政见冲突，去年他搬离家中，一个人在外面租㓥房住。现在他觉得自己能做的，最多只是陪伴。Telegram 频道“被捕人士关注组”一直整理着每天审讯案件的地点、时间、旁听席位的数量等。方皓然每天刷Telegram，一有空，就去不太多人旁听的案件听审。

旁听之后，人们总会留在法院外等候，等押送囚犯的警车开出来。方皓然起初觉得不好意思，自己30多岁的人了，和一些年轻学生们一起追车挺奇怪的。后来他不理了，与其他人一起在马路上拍打着囚车，跑一段路来告别。他打开手机灯，举高贴到车窗旁。运气好的话，能看见里面的人，运气不好，至少里面的人能看到外头的光。

“希望这样能令他们觉得不太孤单。”方皓然说。

去死因庭作供，对蒙伟杰而言，像拿到一把打开2019年回忆的钥匙。家中增添新成员后，他变得愈来愈少追看新闻，“但不看不代表你不记得”。2020年年末，我们在将军澳一个公园进行采访，孩子们在草地上玩乐，不远处就是周梓乐出事故的停车场。“你现在看着外面的人，好像很平淡，但是不是真的平淡呢？”蒙伟杰说着。

香港搞成咁，都要有人执手尾。

这段时间他密切关注着死因庭的进展，得知“白帽青年”崔家朗情绪不太稳定后，特地到法院给他打气。作供结束后，他们聊了一会儿天，蒙伟杰问崔家朗会否考虑移民，崔家朗说自己以前想过移民，但现在不想了。

“香港搞成咁，都要有人执手尾。（香港搞成这样，都要有人收拾。）”崔家朗说。蒙伟杰心里敬佩这位年轻人，他本希望能离开的年轻人都离开。

这段时间，杜莉隔两三天就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呼吁更多市民现身。与亲戚吃饭，她抓住机会，翻开写满字的笔记本和他们聊死因庭。起初，爸爸看她总是早早出门，问她在做什么，得知她去法院后，有点生气，“听这个来做什么？其他人关你什么事！”

杜莉耐心和爸爸解释。最近，爸爸开始帮着叫她早起去听审。

张心悦说，她最近正在练习用文字纪录所闻所见。中年之际，她有了转行做记者的决定，幸运的是，两个孩子也支持她。

去年末，曾朗轩每日还在忙上学温习，忙考试，忙排练戏剧。学期结束后，他也来死因庭旁听。许多经历所留下的创伤，仍在徘徊，17岁的他说，自己对政府的信任已经很低。法庭上，裁判官直言曾朗轩可以考虑做医生，不过，他说自己他的理想是做一名律师，想为香港守护公义。

他一直记得，周梓乐的死亡时间，是8时零9分，这个数字正是他自己生日的月、日。他说自己很不希望这悲剧在香港发生，但无论如何，它发生了，他不后悔自己曾在事发现场见证。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方皓然、张心悦、杜莉为化名。）

（特约撰稿人李智贤对本文有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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