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上的异乡人

2020 年 1 月 11 日，中华民国福建省金门县金城镇，总统大选的开票之夜。

蔡英文刚刚跨过当选票数门槛，民进党总部前旗海涌动、人群欢腾的画面，正在电视和网路上铺天盖地放送着。然而那晚的金门市区，和任何一个寻常冬夜并无不同，依然被包裹在寂静之中，只有东北季风的呼啸声，仍在街道上呼呼作响——真要说起来，似乎还比平常更萧瑟、更冷清了些。

一阵欢呼声，隐约从武庙旁一幢水泥房里溢了出来。里头的年轻男女，正聚在投影幕前紧盯开票转播。蔡英文得票每过一百万票，他们便尖叫挥旗，欢声雷动。

“大选开票那天超有趣的，一整天都有客人进进出出，我们从来没看过那么多客人，冲茶冲到手快断、都没杯子了。”站在刚歇业的“后浦泡茶间”里，前店主王苓一边回忆，一边指出开票当天他们放转播投影幕的位子。

王苓是在金门出生的年轻人。和很多同辈一样，她在金门念完高中之后便赴台升学、就业，在台湾一待就是十年；结束学业之后，她也同样曾在“留台湾”和“回金门”两个选项之间徘徊犹豫。

“刚好有个学者 2013 年在金门做研究，于是我便回来担任他的研究助理、做军事文化资产的调查；后来为了策划展览，我和曾在美国博物馆工作的姐姐，又一起成立了『敬土豆文化工作室』。”在各路伙伴的参与之下，敬土豆后来又办了几场展览、音乐祭，也出版过地方刊物。

到了 2015 年，敬土豆开始在金门市区的后浦老街做田野调查，后来金门县府看见他们深入社区、正好又想推动“老屋修缮补助”，于是便委托他们推动计划，而这也是后浦泡茶间的滥觞。

“我们之前在城隍庙做过展览，也一直都在做口述史的访查，和社区、城隍庙的关系维持得不错。正好庙方当时有间房子打算重建、正在闲置，于是便将房子借给我们，做修缮补助计划的谘询办公室。”计划结束于 2018 年之后，王苓和伙伴想持续活用老屋、也希望金门青年能有聚会的地方，于是便继续和庙方借用二楼空间，开起了泡茶间。

乍看之下，后浦泡茶间有点像台湾常见的风格小店：旧书、茶香、古家具、大片窗景、甜暖灯光、紧邻庙宇飞檐的室外露台——放在台湾任何一个街头巷角都不突兀，却又带点金门独有的市井气味。

借由泡茶间，王苓和几个伙伴起初只想办些展览或活动，却发现空间的质地开始发酵。

“泡茶间是个软性的空间，吃吃喝喝嘛，总能让人放松，在气氛相对保守的金门，也可以让陌生人先放心进来，彼此熟悉了之后再敞开心房。”现在回想，王苓觉得泡茶间在金门撑起了一个空间，很像某个地下社团，可以让大家在此谈论议题、彼此倾听，甚至疗伤。

王苓自己，也是曾被泡茶间疗愈过的其中一人。“回金门头几年的工作强度太大，遇到很多障碍和难题，每天都在和不同的价值观碰撞，所以很难不受伤。2018 年婚姻平权公投和地方选举结果出炉之后，到总统大选的竞选期间，我们也曾经感到非常焦虑，『亡国感』很深。”

于是原本以为只开一年的泡茶间，最后营业了两年多，和金门的年轻人一起经历了同婚公投、地方选举、总统大选，也见证了他们两年多来的心情起伏。

然而泡茶间毕竟是个借来的空间，距离庙方、街坊都太近，终究不是毫无顾忌。“我们有个原则：可以拥有自己的立场，但不能太嚣张。比方说，我们其实有面很大幅、很显眼的彩虹旗，原本想在金门巡回挂着，但为了尊重宫庙文化与地方邻里，所以就换了一面比较低调的旗子作替代，现在还挂在外面。”

但不论如何，这种对于“取暖空间”的需求，反映出的其实是像王苓这样的金门年轻人，在返乡之后所感受到的疏离。他们在一些议题上与周遭主流社群格格不入，时不时陷入各种内卷与倾轧，又因为当地“主流民意”难以撼动，难免会感到无力和挫败。

而国族认同，就是其中一个经常令他们感到焦虑的课题。

生在反攻大陆前线、蓝营票仓，金马青年如何自处？

翻开历年台湾选举的数据，金门、马祖两个“隶属福建省”的前线外岛，就是除了原住民地区之外，全“中华民国自由地区”最“蓝”的行政区。

以 2020 年的总统大选为例，若以得票率来看（“得票数”除以“各选区的有效票数”），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在金门县扫下了近 75% 的选票，而民进党的蔡英文只获得不到 22%，是民进党此次表现第二差的行政区——换句话说，虽然金门年轻人大选那天在泡茶间里兴奋地又叫又跳，但包围着他们的，其实是一个难以撼动的“蓝营铁票仓”。

然而如果和过去几届大选的数据做比较，金马的选情其实也不容蓝营乐观：早在 2008 年，民进党在金马两地的得票率还不足 5%，自此却开始逐届递增；到了 2020 年，民进党候选人在金门已能拿下超过 20 % 的选票，甚至在民进党表现最差的马祖，也都逼近 20 % 的门槛——“可能是『亡国感』的作用吧，今年总统大选，好多设籍金门的年轻人都从台湾飞回来投票了。”王苓回忆道。

个中原因，大概也不难想像。台湾《天下杂志》于 2019 年的调查中发现，年龄愈低的族群，愈倾向认同自己是台湾人、而非中国人；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经济学博士生陈炜林等人的研究则发现，台湾实施“本土教材教育”的时间点，确实就是“台湾认同”的分水岭，而在“非闽南裔”为主流的乡镇里，“本土教材教育”对“台湾认同”的提升作用也更为显著。

这些调查和研究都指出了一件事：在以“国家认同”为核心差异的台湾政治语境之中，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影响，蓝营政党的基本盘可能会持续流失，而金马这两个“非传统闽南裔”的行政区，也可能会是民进党未来几年支持率成长最快的地区。

如果我们再看“催票率”（“得票数”除以“各选区有投票权的总人数”），金马地区这种“蓝消绿长”的走势就显得更加精准：从 2004 年开始，蓝营在金、马两地的“催票率”便明显呈现下跌趋势，只有韩国瑜这样难得出现的政治明星，才能在 2020 年让蓝营选民归队；另一边厢，绿营的“催票率”却在金马不断稳定成长，而且不太受政治明星或突发事件的影响。

出生于 1991 年、前几年刚接手家中民宿事业的刘浩晨，就是受过“本土教材教育”的马祖子弟。“我觉得我就是『天然独』。不论国家的名字叫什么，我本来就觉得我们是个国家，而且包含台、澎、金、马。”真要说起来，刘浩晨甚至更希望改国名，“讲中华民国太麻烦了，讲台湾比较简单，反正我也不在乎要不要『光复大陆』，干嘛硬要执着于『中华民国』？”

刘浩晨的家族史，其实是个很典型的冷战故事：他的爷爷是福建长乐县的渔民，一直都在大陆、马祖两地来回跑，七十多年前在马祖暂居，有天却发现铁幕簌地在眼前拉起，再也回不去彼岸那个清晰可辨的老家。但军事对峙毕竟是冷战时代的事了；现在的刘浩晨在疫情爆发之前，每年都会去福州两、三次，家里在长乐也还有些亲戚。

然而对他而言，离马祖只有二十多公里的长乐，在心理上的距离似乎比两百公里以外的台湾还要远。个性率直的刘浩晨，甚至不讳言自己刚加入了新成立的民进党连江县党部。“很多马祖年轻人，看国民党在马祖一党独大这么多年，其实早就已经很不爽了。”在他看来，民进党出现在马祖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能为马祖政坛带来竞争者，也能为老派的政治运作带来新思维。

“我爸知道我加入民进党之后，只跟我说了一句话：『哪天如果我们被统一，你就要被中共抓去关了』——认真的喔，不是开玩笑的那种。”

然而坦率的刘浩晨终究是个异数。和他同属“马祖青年协会”的其他年轻人，多数都没有加入民进党，甚至连表态支持都有所顾忌，除了有些是政治立场真的不同之外，主要还是担心亲戚、家人的眼光。

高中和刘浩晨是同班同学的邱筠，对于自己的国族认同就没这么斩钉截铁，“国高中时在马祖上『认识台湾』的教材，感觉很像在学别人的历史，甚至会觉得学习台湾史地，就是为了应付考试而已。”

一直要到赴台上大学之后，邱筠才开始在和“台湾人”互动的过程中，慢慢理解作为“马祖人”是什么意思，也才开始觉得，台、澎、金、马就是因为历史的偶然而走到了一起，所以马祖人的确有必要知道台湾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真正让邱筠确认国族认同的，其实是后来参与公共议题、以及小三通去中国大陆的经验——“去过中国之后会觉得，能在自由多元的台湾成长是件幸福的事情。”邱筠于是发现，自己在政治议题和认同光谱上的位置，也变得“愈来愈像主流的台湾年轻人”。

“等到毕业回马祖之后，我才又开始觉得，要马祖人去选择作台湾人、中国人是很矛盾的。虽然我自己的国族认同是台湾人，但马祖人在新的『台湾认同』之中还是一样弱势；我希望我认同的这个国族，是一个多元的文化实体，也希望其他台湾人愿意理解，马祖和其他相对边缘的族群各自的背景脉络。”

在马祖仁爱村经营“南萌咖啡馆”的董逸馨，则是在“教改”之前接受义务教育的马祖人，年纪比刘浩晨和邱筠都大一些；和今日所有 35 岁以上的台湾人一样，她曾在课本里接触过不少中国史地，对台湾的理解却几乎一片空白。

“我考大学的时候，刚好家人在桃园有房子，所以希望我能读台湾北部的大学。最后我被分发到东华大学，收到入学通知的时候才觉得不对劲——东华大学不是在新竹吗？怎么信封上的地址写花莲县？”

除了地理上的陌生之外，董逸馨的口音，也曾让她困扰过一阵子。“刚到台湾上大学时，我听不懂台语，国语也不太标准，所以有些学长会开玩笑地说我『是大陆来的』。”还在摸索认同的她，于是开始试着学习台语，讲国语时也开始认真区分“ㄢ”（an）和“ㄤ”（ang）两个前后鼻音。

不过真要说起来， 2014 年在澳洲打工度假的经验，才是让她真正开始思考国族认同的契机。一开始，董逸馨在和别人自我介绍时，总会记得提到中华民国（Republic of China），却发现很少人清楚中华民国和“中国”的差别。还有次某个澳洲人问她母语是什么，她说是福州话，但坦承自己讲的并不流利，“结果那个澳洲人听了之后告诉我，如果不流利，就不能算是『母语』了呀。”

这些外地／外国经验，以及存在于口音、母语之间的幽微挣扎，确实几乎都曾交织在每个马祖青年的人生叙事之中。曾在高雄念大学的马祖人陈镇东，在台湾南部买东西时，也曾因为不懂台语，而觉得自己被店家歧视。

“每次我听到『台湾人』说某个人是外省人，心里都会想——什么外省人？你们台湾人在我们马祖这里才是外省人！”

但很有意思的是，陈镇东的这个半玩笑式的委屈，倒也点出了“中华民国体制”在台湾的一个盲点：1949 年之后的“本省／外省”称呼框架，本就是以台湾为本位的视角，早已埋下了以台湾为主体来区分“我群”与“他者”的潜意识，今日会逐渐演变成“中华民国台湾”，大概也不令人意外。

“如果台湾不要我们，我们又不想当中国人怎么办？”

“中华民国福建省人”：金马青年的多重焦虑

在马祖创立连江县民进党部党部的主委李问认为，马祖人和金门人虽然经常被台湾人放在同一个标签下看待，但马祖人的语言、文化属于闽东系，和台湾差异更大，也一直都更能意识到自己和台湾是不同的。

“相较之下，金门人也讲闽南语，虽然腔调和台湾的主流腔调有异，但至少在接受『以台湾为本位』的教育时，不会有那么深的扞格——但或许也正是因为如此，金门年轻人在感受到『被台湾割弃』的时候，心里可能反而会比马祖人更受伤。”李问如此分析。

在金门古宁头经营民宿的小白（化名）就是很好的例子。“我有时候上 PTT（台湾知名的电子布告栏论坛），看到网友一讲到金门就说『金门滚回大陆啦、跟大陆统一啦』，心里就会觉得很莫名其妙。”

提到选举，小白说自己同样无法自外于金门绵密的亲属网络。“爸妈还是会叫我投给蓝的，他们怕以后没办法跟大陆做生意——但我这次还是投给蔡英文。”原因呢？小白想了想说：“我不希望和大陆靠拢，也不想要台湾和金门变成香港那样。”

聊到最后，小白用一个直白的问题，总结了金门年轻人独有的焦虑与困惑：“如果台湾不要我们，我们又不想当中国人怎么办？”

事实上，小白的这个焦虑，也反映出了“中华民国台湾”体制一个先天上的矛盾：就现有的宪政体制和地理想像而言，中华民国终究比台湾大很多，而“中华民国福建省”的存在，就是这种矛盾最直观、最难以忽略的一个化身——而有时候，“中华民国的福建人”就是对这种矛盾最感困惑的一群人。

1997 年出生于金门的小乔（化名），也属于“后教改世代”，从小在学校使用的是“认识台湾”的教材。和多数金门年轻人不同的是，小乔从求学到工作，一直都待在金门，从来没有在台湾长时间生活过，但这丝毫没有减损他的“台湾认同”。

和记者聊到认同问题时，他半严肃、半揶揄地说：“我记得小时候刚拿到身分证时，看到上面写『福建省』，心里就觉得很奇怪——我不是台湾人吗？为什么身分证说我是福建人？”

更吊诡的是，这种“福建式困惑”，有时候甚至还是“国际认证”的。

2011 年，一位金门学生向美国在台协会（AIT）申请学生签证时，被 AIT 要求将入学申请资料上的国籍更改为“中国”，外界于是也才发现，金、马居民由于来自“福建省”，在美国签证系统中一直被归类为“中国籍”，和台湾人的“台湾籍”不同。

然而如果你在脸书或 Instagram 上搜寻金门、马祖的商家，却又会发现系统默认的英文地址通常是“Kinmen, Fu-Chien, Taiwan”或“Matsu, Fu-Chien, Taiwan”——在此，“福建”使用的是台湾惯用的威妥玛拼音“Fu-chien”，而且从属于“台湾”之下。然而依据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台湾和福建分明就是平行的两个“省级单位”；脸书之所以会有这个讹误，如果不是因为对于“中华民国宪法”并不熟悉，大概就是把“Taiwan”当做了“中华民国”的借代，在粗心之中反映了难以明说的尴尬现实。

但话说回来，金马年轻人的焦虑确实是多重的：他们的“台湾认同”已经札根，但在政治光谱上的刻板印象里，却又常被台湾主流年轻人排挤、割弃；就日常生活而言，他们在金马本地要面对亲属网络和偏蓝／保守的意识形态，而中国大陆的崛起和包围，更是肉眼可见的日常现实，每天都在自己的眼前发生（尽管就最后一点而言，马祖可能没那么显著）。

最熟悉的陌生人：“返乡”，有多难？

然而和网民嘲讽、中国威胁相比，几乎所有金马年轻人都同意，“亲属网络”还是最切身的焦虑来源。

“金门是个大家多少都有亲戚关系的小地方，也是个特别传统、特别重视血缘关系的社会。”举凡返乡开店、陈情、办事，甚至选举投票，金门年轻人都很难逃脱来自亲属网络的压力和眼光。“有时候去别的村子，当地人没看过你、又知道你不是游客，跟你聊几句之后可能就会问——你爸爸叫什么名字？”王苓带点无奈地说。

一位在马祖从事社区营造工作、不愿具名的台湾青年则认为，外来人在马祖工作，好处即在于没有包袱，本地人对外地人犯错的包容度也比较高；相较之下，本地子弟对地方的情感则更为复杂、深入，犯错的话会牵连家人，甚至成为一辈子的标签。

不过就“亲属网络”的压力而言，金马两地依然存有差异。在马祖，亲属网络的力量一般会并入“五同”（同学、同姓、同宗、同好、同村）这个概念之中；在马祖北竿经营民宿的陈镇东也认为，马祖本地人口较金门少，连带导致外地人比例更高，所以居民本来就很习惯外地人，亲缘网络的压力也没这么大。

王苓则认为，金门作为一个社群和地方的历史比马祖更加悠久，也出过许多及第名门、在南洋开枝落叶，因此宗族紧密度确实比马祖更高一些 ；金门很多村子里甚至只有一个大姓家族，村子内外的界线非常明确，所以不像马祖那样容易接受外人。相较之下，身为外地人的李问能在马祖生根经营，一些金门年轻人看在眼里其实是有些钦羡的。

然而接受采访时，李问却认为，马祖年轻人的压力未必只来自世代差异、政治认同这些领域，每个人的生存状态与困境都可能是复杂而交缠的。“其实就算是年纪大一点的马祖人，也都可能会有些抱怨，而我作为一个外来的『反建制派』，经常就会变成这些人吐苦水、发泄怨气的对象。”

然而话说回来，世代间的认知落差，有时其实也是一种隐性的战地遗绪——这些世代差异和废弃的军事要塞、沙滩上的轨条砦一样，都是战争在金马遗留下来的痕迹，至今仍未抚平，只是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金马年轻人的身上而已。

“我们年轻人没经历过『战地政务时期』、没有被政府动员过，所以不能理解为什么长辈会觉得自己被亏欠，也不能苟同他们习惯等待政府补助的心态，因为年轻人没有那种希望被补偿的心理。” 在马祖青年协会和军事遗址做导览工作的邱筠说道。

造访过马祖、在金门大学工作的金门本地人王书定（化名）也有类似的经验：因为返乡工作而对金门历史产生兴趣的他，曾经和几个好友组织读书会，一起读《前线岛屿：冷战下的金门》这本书。“当时读了之后才知道，原来我们所认识的这个金门，是在冷战国际情势之中被建构出来的。”虽然他参与过社运、也读过一些社会学相关的研究，但第一次看到有人用后设视角、以结构性的视野去解读金门，还是觉得很新奇。

然而他也留意到，不少金门长辈对这本书是抱持负面评价的。“后来我们在读书会讨论这个现象，觉得长辈不能接受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这本以『冷战』框架来理解金门的书，推翻了金门人真正打过『热战』的光荣感受，也危害到他们身为坚忍战地子民、为国家牺牲奉献的自我认同，把他们写得好像只是被国际政治架构宰制的对象而已。”

出生于 1992 年的王书定，并没有经历过两岸对峙的时代，的确很难体会战地的光荣感。虽然他并不排斥这种“战地子民”的标签，但他说“自己不会去贴”：“有些金门人现在会觉得自己被台独、新的中华民国体制遗弃了，就会气愤地说我们以前是帮台湾人挡炮弹的。但我会觉得这个标签不是只有金门人才适用而已，很多在金门当兵的台湾阿兵哥也都牺牲过——台、澎、金、马就是因为一起承担了一些东西，才会成为一个共同体。”

在金门经营民宿的蔡志舜，对于金门历史的战地框架也有不少意见。“金门就是因为一直强调战地记忆、推动老兵观光，才会吸引不到年轻人。不过别误会，我不是反对保存战地记忆，而是主张我们需要针对年轻人做『文化转译』，让这些战地遗产能更容易打动年轻族群。”蔡志舜的确有不少理由这么说——他经营的民宿类型，是金门较少见的“背包客栈”，目标客群就是没那么多旅游预算的年轻人。

对于“南萌咖啡店”的老板娘董逸馨而言，这种世代差异，有时则来自长辈对“工作赚钱”的认知。

去澳洲打工度假之前，董逸馨曾在马祖做社区营造计划的约聘职，当时长辈看她一年只有八个月有薪水、另外四个月出国旅行，总会觉得她不务正业、工作不够稳定；直到现在，长辈们还是会进到咖啡店探头探脑，指点她如何做生意——“南萌咖啡店”的“南萌”，在马祖话里是“天真、傻气”的意思，其实就是当年长辈用来骂她“不务正业”的形容词。

“他们到现在都还是觉得我不懂赚钱，开咖啡店只是为了交朋友。”董逸馨无奈地笑道。

某天下午，王苓打开了大门深锁的后浦泡茶间；和我们一起爬上二楼的，还有王书定和其他几个以前常在泡茶间流连的金门年轻人。

店里的家具已经清空了大半，矮桌上摆满茶壶，塞满塑胶套的纸箱则堆在角落里。虽然已经没有音乐、没有客人，但曾经甜暖的气氛不难想像。

泡茶间之所以结束营业，是因为总统大选结束，金门年轻同温层的“亡国感”暂时抚平了吗？王苓笑着摇了摇头。“其实是因为庙方要收回去改建，而一起经营的伙伴，刚好也都有别的事情要忙，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在紧邻武庙飞檐的露台上，王书定拿出了那幅“比较显眼”的彩虹旗——那是他们之前为了金门的同志运动而做的，而且做过两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用的是『Queermoy』这个词，其实就是把金门的古地名『Quemoy』和酷儿（queer）结合在一起，做了一个专属于金门的彩虹旗。”

之所以使用“Quemoy”这个以“漳州音”（类似台湾宜兰腔台语）转写而成的地名，除了因为开头三个字母刚好和“酷儿”相同之外，也是因为从历史学界的角度来看，从十七世纪到 1970 年代在西方世界广泛使用的“Quemoy”，知名度其实更高、历史纵深也更长。

“然而大多数台湾人对『Quemoy』这个符号其实是不熟悉的，很多人不知道这个词曾经是西方世界对金门的称呼。”王书定说道。

后来有些马祖年轻人到金门和他们交流，他们也才发现，原来两地的年轻人有些焦虑是非常类似的。“外界对金门、马祖有太多误解或刻板印象，所以我们才决定要设计这面改版的『金马彩虹旗』，想透过旗帜去接触台湾的同温层，让台湾人知道金门这里也有一群不一样的人，所以第二个版本也才会换上台湾人比较熟悉的『邮政式拼音』——Kinmen。”

王书定忆起当时选用拼音的取舍过程，于是又和其他伙伴讨论起“Quemoy”的意义，争论起到底是“Kinmen”好、还是“Quemoy”好。

“谁知道呢？也许再过一阵子，金门就要改用中国的汉语拼音，到时候你就要写 Jinmen 了。”一个同伴玩笑地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