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大裁员的有线记者冼程峰：继续做记者，可以做多久就多久

新闻部里突然传来裁员消息时，冼程峰正在电脑前查资料。12月1日早上9时，他如常回到香港有线电视大楼工作。消息指海关检获价值百万元的受管制干海马，他正仔细研究海马品种，预备新闻报导。约10时20分，采访主任开完编辑会议后，传来爆炸性消息：有线新闻部将被裁员40人。

“没人知道（裁员）准则，是年资、经验、薪金、能力？此前，（也没有）上级特别留意谁表现的消息和迹象。”冼程峰今年30多岁，入行跑电视新闻16年，其中12年都在《有线新闻》度过，一直跑到成为高级记者。听到裁员消息，他的双手止不住微微颤抖。

身边的同事，突然陆续收到没有来电显示的电话，电话铃声在新闻部此起彼落。11点多，冼程峰的手机也响了。

在坏消息不断的2020年，有线电视台新闻部大裁员的消息，震撼了年末的香港。其中，负责调查报导的《新闻刺针》全组被解雇，港闻、中国组、摄影、剪接及美术组等等亦有人被裁；《新闻刺针》和有线中国组被视作《有线新闻》的王牌内容，获奖无数。裁员标准的不透明引发新闻部的愤怒和心痛，有小组主管直指最优秀的人都被炒了。裁员事件更引发香港新闻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辞职抗议。中国组员工当日宣布集体总辞，及后港闻组16人先后请辞，至少26人主动递交辞职信。

在香港，除免费电视台TVB、公营电视台香港电台外，还有有线电视和Now TV等大型付费电视台。有线电视（Cable TV）于1993年开台，是有线宽频集团旗下的电视台，其有线新闻台最受欢迎。不过，单看今年8月，《有线新闻》已遭遇不少人事变动——资深传媒人冯德雄从有线执行董事转任顾问，新高层空降；及后，有线裁走3名资深工程部主管，逾220名新闻部员工联署促管理层交代。再把时间推前一点，这家近30年历史的电视台，早于2017年电视台易主之时，已遭遇大变。

“刺针组没了，港闻同事每天跑来跑去；深入跟进查地址、查册，查一间公司千丝万缕的又会是谁呢？会否变成新闻日日清，观众看完、水过鸭背，明天再重复？”托着纸皮箱离开电视大楼之后，冼程峰仍忧心《有线新闻》的未来。世道动荡，一切都在快速变幻，他目前唯一确定的是，自己以后还想做记者。

有线宽频。

新闻会议室变刑场

12月1日的新闻部惴惴不安，冼程峰记得，在外拍摄的摄影师正赶回公司，行家不断发信息来问候，他在公司到处走动，视线落在墙上许多的同事合照，“看到每一张熟悉的面孔，待会要走的是我、是他们，抑或大家一起走？”

“准备好纸皮箱吧。”也有一些同事轻松调侃。大家暂时放下手头工作，讨论着要开机拍摄自己新闻部的事态发展，“那天早上的（其他）新闻似乎对我们不重要，我们变成了新闻。”

11时，人事部职员和保安到达新闻部门外。冼程峰身旁的同事先收到一通无来电显示的电话，接听后吐出一句：“有线新闻中心1号会议室，现在入来？”“隔了一分钟不够，《新闻刺针》组同事就中了电话。不够20秒，到我接电话。那一刻证实自己要离开有线，改变不到了。那个会议室是刑场，入去是受靶、听判决。”

走入房间后，一个资深而能干的剪片师也来到房间，为了让同事好受一点，他尝试轻松地唤他：“来，你坐我旁边。”

被裁员的人听候发落，新闻部的其他同事则聚起来，向新闻及公共事务副总经理谢燕娜、许方辉，新闻总监陈兴昌及李臻询问裁员准则。这是4名参与决定此次裁员的有线高层，面对员工询问，陈兴昌一度指员工是“烂仔讲数”。多名部门组长指高层无事先与他们商讨裁员名单，不断提问假如是因为疫情裁员和重组，为什么选择解雇有能力、优秀的同事。

那天早上的（其他）新闻似乎对我们不重要，我们变成了新闻。

走出会议室，冼程峰身处同事群中，消极地感到一切都没用了，但心里又很感激同事据理力争，一刻出神还在心里赞叹：“果然是记者，这句Q（问题）问得好……”

裁员一事引起意想不到的离职抗议。继中国组全员总辞后，港闻组有人首先提出主动请辞，10多名组员们围了起来。大家逐一分享去留的想法，有人哭着，有人振作道不要哭，有人只是皱眉头。

冼程峰记得，有同事说，留在这里没有意思，“怎样再替这公司打工？已经不能令我们信服这是《有线新闻》了”；也有部分人提议不要意气用事，“外面（经济）这样，大家都有负担。”

对于部分组员集体辞职，冼程峰除了感激也不乏担心，“前路茫茫，这个决定要小心做，不能轻举妄动。”离开公司后，他从信息群组得悉同事们正点算呈辞的人数，最终，有11名记者和5个主管递信，8人留下。“离开的人觉得这里已不是自己的家。留下的人有个人原因，也有人想看看还有什么可以做，作为见证《有线新闻》的兴衰也好。”

这天尘埃落定后，冼程峰返回公司收拾物件。他打开抽屉，发现最多的不是什么财物，而是许多旧同事送给他的合照、心意卡和工作便条，“有些纸条写多谢、江湖见；有些再微小一点的，说对不起、昨天不小心弄污你的桌面。”

抽屉里，还留着一块他一直不舍得吃的曲奇，上面写着“快乐新闻部”。

有同事提议他，不如绕路离开有线大楼，避过媒体的镜头，但冼程峰拒绝了。“我没有做错事，从哪里进来，就从哪里离开。”向公司交还记者证后，他从正门托着纸皮箱离开，这一刻被不少传媒同行拍下，成为当日有线裁员新闻的封面照片。

报导不能只搬字过纸

今年8月，前有线首席记者郑思思曾经撰文，解释“有线快乐新闻部”称呼的由来：“那美好的时代，Cable是一个心无旁骛、专心志业的新闻部，我们囊括大部分的新闻奖项，我们在观众欣赏指数名列前茅，而我们的WhatsApp谷名是‘Cable快乐新闻部’。”

冼程峰于2004年大学毕业，先在香港宽频新闻台当记者，2008年初次踏入有线新闻部的办公室。（编按：原属香港宽频旗下的香港新闻台开办于2003年，已于2013年停播。）

“我入去时手都震。每一个人做事、思考、说话都很快，你的采访主任给你一单assignment（采访），你要尽快做好。”冼程峰说，《有线新闻》追求严谨持平，在新闻部他最常听到的一句话是，“不可以错。”

曾任职有线的记者林彦邦在大裁员事件后撰文说，香港新闻内行人都知道，在新闻现场看到冼程峰要格外留神，“他总是能在闲来迅去间，在不知何处的神秘入口钻进现场，然后全身而退，到你发现时为时已晚。”

这个神出鬼没的场面，来自2008年8月10日，当时，旺角弥敦道嘉禾大厦爆发大火，冼程峰刚刚入职《有线新闻》两个月。这是香港2000年代唯一一宗5级大火，导致55人受伤，4人死亡，其中两人为消防员。大厦内的阁楼夜总会最先起火，火势迅速蔓延，涌出混浊浓烟，人们在窗前挥动毛巾求救。

冼程峰到场后，与摄影师同事站在另一个天台从早到晚做现场直播。上司冯德雄发来指示说，要带观众走入大厦内部，看看能否看清楚火灾起因是什么。

火灾现场被严密封锁，如何潜入大楼？隔了一天，他跟摄影师在周边探索，抬头一望，旺角大厦大多紧密连接，他们于是走上嘉禾大厦旁边一所大厦的天台。冼程峰向摄影师提议：不如跳过去？摄影师回：“惊乜嘢（怕什么？）？”两人拿着器材，慢慢从这个大厦天台，跳去旁边低一点的天台，进入了嘉禾大厦。

起火位置在较低楼层，两人沿着楼梯一直往下走。12年后，他还记得其时采访所见：好几层的防烟门被捆上索带、无法关门，一路上还有过期的灭火筒，一条已经被完全熏黑的救生梯，以及被遗忘于笼中的狗。

这个官说了这些话，呈现出来不难的，但他们的话真抑或假，有多少是实际（可行）？要去问相关的人回应，呈现所有说法出来，让观众看完之后，由他们决定。

拍摄完，两人从嘉禾大厦的正门离开，把其他待在门前的新闻行家吓个正着。有行家在嘟哝：为什么冼程峰进去大厦了？上司一定问为什么Cable上到楼、你上不到？

这单独家新闻，揭露了嘉禾大厦内部的种种防火漏洞，消防处后来积极巡查3百多间卡拉OK场所的防火设备。回想当年，他说自己最初在有线新闻学到的一课其实很简单，就是努力带观众去看到更多的事。

“公司对你有要求，想把新闻做得更好，带观众看更多的事。而你要怎样做呢？Cable会教你想多点、走多步，不只是报导眼前所见，要花多点精神去把新闻找出来。”

面对官员和权力部门的说法，更要如此，不断求证、拼凑真相。“这个官说了这些话，呈现出来不难的，但他们的话真抑或假，有多少是实际（可行）？要去问相关的人回应，呈现所有说法出来，让观众看完之后，由他们决定。”

今年11月底，劳工及福利局长罗致光提到，强制护老院员工自行到社区检测中心，每两星期做一次新型冠状病毒的检测。“如果你照搬字过纸报导，大家看完新闻觉得局长也说得对。那么，业界声音是怎样呢？”当时，有护老院表示员工下班后前往检测，往返、等候过程反而增加感染风险，政府派员到院舍检测更为合宜。冼程峰访问两位业界代表，均指出（员工自己去检测中心）行不通，会增加风险。

“这是很简单的fact check。我不是说做了很伟大、很旷世的采访。有线的做法是，不要只讲一方面，要去舖陈整件事——这是basic 新闻101。”

去年反修例运动爆发，冼程峰留守公司留意各区事态进展，与同事、采访主任和剪片师一起在50吋大电视面前，同时收看10数个现场直播。他们看着同事在荃湾的催泪烟雾中晕倒被抬走，又收到同事传来不够电池的求助信息，作后勤支援。另一边，他们撰稿的同时，剪片师亦早已记下最好的声画时间，帮忙组织。

“每一格代表一个同事在外直播搏命，你会不想辜负现场记者。”做好新闻的定义不只是快，还要准确无误，冼程峰说，有线记者在示威新闻的操作上尽力做到客观持平，“不去诠释发生什么事——每件事把时间线拉长，事发前后发生什么事，不单凭一个画面去判断因果关系。”

顶着跑新闻的各种压力，冼程峰跟同事们上班时努力工作，下班后互吐苦水，他说，有一段日子，新闻部真的很快乐。“那时气氛是真心想做新闻报导——很辛苦，但做到成品，大家很满足开心。”

Cable还可以是Cable吗？

在冼程峰看来，制作好新闻有赖整个新闻部的Team work，也靠上司在新闻判断上的敏锐和胆量。说到有线，行内不时会谈到有线的传奇人物冯德雄。冯德雄在新闻界工作30多年，曾辗转任职TVB、亚洲电视、商业电台，大多时间在有线工作，为新闻部带来不少重要的革新——包括推动当时电视台较少做的法庭新闻、调查报导等等。

“当时冯德雄作为Team leader，大家有种‘睇佢头’（看他领头）的感觉。有些要求你不会想到，是一个很叻的人才想得到。你觉得impossible，怎样做啊，但想想法子，最后又真的做到。”冼程峰直言，冯的某些提议堪称疯狂。2011年日本海啸，冯德雄让冼程峰和摄影师沿着海边一条高速公路拍摄海啸巨浪，“很疯狂，但如果做到，会很有满足感。”

2014年，时任副总裁冯德雄因个人原由请辞。数年之后，有线被抛进易主漩涡中，人事变动席卷新闻部。

2017年3月，九龙仓集团宣布停止注资有线宽频，并会撤出通讯、媒体及娱乐业务，当时有新闻指出，有线宽频自2008年起至2017年，连续9年合共录得16.53亿港元的亏损。同年9月，亚视前老板邱德根儿子、远东发展主席邱达昌创办的“永升亚洲”获批入股有线宽频，持有约43.22%的有线具表决权股份。由于永升的股东囊括众多中港地产商，其中不少富商与建制关系密切，这一轮易主，让舆论忧虑有线新闻的报导空间。

“易主之后没有即时看到很大的变化。”冼程峰回忆说，最初公司提出投放更多资源做应用程序、大湾区新闻中心等等，他都抱持观望态度。永升主席邱达昌曾经在访问中表示，电视业务需要转型，简化采访模式，亦可参考德国新媒体，由公众提供片段。

自2017年起，有线不时传出裁员消息。冼程峰说，消息传多了，大家一度习以为常，裁员的阴影，成了员工的“日常”。

2019年，被称为有线“一哥”的《有线新闻》执行董事赵应春荣休，冯德雄回巢接任其职位。2020年上半年，消息传出，有线新闻删除六四天安门母亲张先玲评论港区国安法的访问内容。冯德雄接受《立场新闻》访问，承认他决定剪辑报导，他指当时认为张未必适合评论国安法，这是新闻判断而非自我审查。而资深传媒人、前有线《新闻刺针》编辑主任罗淑仪则在访问中提及，冯回归的时期，新闻部的互信开始流失；这些改变促使她于2020年初离职。

透过玻璃看着房里的人，他们在谈整顿新闻、抑或是做好新闻？不知道。

今年8月，冯德雄突然转任顾问，新闻部交由外部空降的四人来主管，包括：从有线国际财经台主管来接管新闻及公共事务副总经理的谢燕娜，从有线宽频内容业务总经理来接管新闻总监的李臻，从有线旗下“香港开电视”节目制作助理总监来接管新闻总监的陈兴昌，以及从TVB转来有线的许方辉。

快乐新闻部的气氛慢慢转变了。冼程峰感觉，这大半年来，管理层不再像以前对员工事事开放，记者无从得知一些编采决策。“很多事都关门‘密密斟’（私下谈）——是不是有什么要发生了？是不是有新闻做得不好，哪些字要改？透过玻璃看着房里的人，他们在谈整顿新闻、抑或是做好新闻？不知道。”

这一切汹涌浪涛面前，前线记者念兹在兹的是守住自己的阵地，冼程峰说，“公司不论是换老板抑或有新人加入，同事们都没有放慢手脚，想用仅余的资源继续做好。”然而，今年6月30日深夜开始，港区国安法落实，大家无可避免感受到新闻以外的各种混乱和压力。

“这大半年的气氛不同在于多了一种顾忌——Cable还可以是Cable吗？可以有一句说一句地报导吗？”看着有线裁员，有经验的同事又一个个递信辞职，冼程峰一口气抛出了许多的疑问。“换走旧人，请新记者、新采主，他们会是怎样的（做事）路向？一些新人没感受过以前有线如何做事，能不能照做Cable的新闻？抑或是行尸走肉，报导每天发生什么事、有声有画面就可以？”

“你看有个管理层做‘开电视’的访问，做得怎样呢？日后打开Cable，仍然会给观众呈现新闻，再由观众自己决定；抑或换了新人加入，多了其他评论和观点去影响观众的想法？”

今年3月，李臻于香港开电视“八时恭候”节目专访警务处处长邓炳强，谈及邓如何应对上任压力、改善警队与各界关系，引起新闻业界争议。另外，有线大裁员当日，网上流传影片，疑是早前李臻专访特首林郑月娥时，中间休息时二人对话，林郑月娥说李臻提问温和，“怪不得我新闻秘书说好合作”，李臻则尴尬指，接下来会强硬些。

跑了16年新闻，冼程峰认为，记者的公正持平，是不能让自己的立场观点影响到一宗新闻，而这正是有线新闻一直在做的事。“这正正就是新闻自由——打开电视的其中一个自由，我可以看到正在发生什么事。”

对于新闻同行，他有一个老土的寄语：既然入行做记者，大抵不为荣华富贵，如果还能记得入行的初心，就坚持下去。动荡过后，他也还想要留在新闻这个行业，“继续做记者。不知可以做到多少，可以做多久就多久。”

“小时候，我的志愿就是做记者。”冼程峰说，这个理想的开端很单纯。小时候，他蹲在电视机面前，看着记者赶赴各个重要现场直击报导，思疑为什么电视机会拍到这些画面？母亲在身边告诉他：“记者报导现在和曾经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才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可能那一刻就入了耳。”这句一直留在他的心里，“哦，原来记者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