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改信”成为穆斯林后，失落的西马原住民

编按：本文系“西马原住民集体死亡事件”调查下篇。欢迎阅读上篇《巴迪族集体死亡事件背后，被“现代生活”吞噬的家园》。

2019年6月初，适逢马来西亚最大族群——马来穆斯林的开斋节前夕，西马吉兰丹州（Kelantan）话望生县（Gua Musang）一个叫瓜拉格（Kampung Kuala Koh）的原住民村，突然爆发不明疫情，导致16名巴迪族（Batek）人集体死亡。事件引起马拉西亚全国轰动：在此之前，大马主流社会几乎没有听过这个族群的存在。

瓜拉格村邻接瓜拉格国家森林公园，生活着52户、200余巴迪族家庭。巴迪族是马来西亚最后一个采集与狩猎者，大约6万年前落脚西马，一直实践着半游牧生活型态，慢慢分散到西马东海岸的森林公园附近。瓜拉格村的巴迪族人，在2010年左右被政府安置在了一个盖满石砖屋的部落。不过，在谷歌地图上，瓜拉格村依然是一个“未被命名的地域”，被雾气浓厚的油棕山丘包围。

瓜拉格村入口两侧，各立了一个招牌。左边的红色招牌是吉兰丹宗教与马来习俗理事会（MAIK）所设：“吉兰丹话望生瓜拉格原住民伊斯兰村”；而右边的招牌，因为2014年一场的大水灾，原始漆色与文字已经洗脱，但有人用马克笔写下：“瓜拉格原住民村”。

16人集体死亡事件发生时，所有的尸体都是在森林里的树上被发现的——这是巴迪族的安葬风俗。为了调查死因，政府将尸首全部搜齐。可是，在化验和完成鉴定后，他们却都被改葬在村口不远一个被篱笆围起来的伊斯兰坟地。

这16人中，包括娥斯娜（Ezrnak）的两个女儿。已记不起自己今年几岁的娥斯娜，育有6名孩子，村子爆发不明疫情时，她正好在森林里的瀑布溪流捕鱼——巴迪族有时候一进森林就是好几个月——没想到一回到家，两个孩子就没了。最让她心痛的是在失去女儿后，还要和政府上演“抢尸”的戏码。“一开始，我是将孩子的尸体放到树上安葬，但却被政府官员给拿下来了。”这让她担心孩子的尸体，会随时被森林里的野兽给啃食分尸。

村长柏粿（Tok Batin Pokok）解释，根据巴迪族传统，只要有人过世，亲属就会打造一个竹制架子，然后铺上一层垫子，让死者躺在上面，并在这个“棺木”里头，摆放一些花朵和死者生前的物件，如衣服或香烟等，再一同以绳索拉上树干摆放。为了保护逝者，让他能够安详腐蚀，村子里的百岁巫师还会在树下堆砌小火，阻止老虎靠近，并施咒做法，限村民在3年内，都不得靠近树葬的地点，一旦有人敢挑战禁忌，便会“被咒语反噬而死”。

柏粿说，从前的巴迪族，生活无忧无虑，就算一个人进森林捕猎，也不会害怕迷路，因为只要巫师还在，“那夜晚的路也会像白天一样明亮。”但是，自从巫师在11年前过世，巫师后继无人，巴迪族就发现生活便顿时陷入了一片黑暗：家园被破坏、族人集体死亡，就连走进森林，也会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他无奈地说：“这也是为什么，那些将16具尸体，从树上拿下来，再埋入穆斯林坟地的政府官员会安然无恙。”——族人认为，如果巫师还在的话，就可以作法保护逝者，官员如果移动尸体的话会被反噬，但如今巫师不在了，官员才能犯下大忌还“安然无恙”。

有当地媒体质问当局，这是否违背了巴迪族想要采用“传统树葬”（Adat Jelit）送别逝者的意愿，但政府却回复，这些死者生前都是法定穆斯林，所以实行伊斯兰葬礼，合乎法律规定，就连马来西亚卫生部所公布的死亡名单，也证明了他们的穆斯林身份，因此暂时打破了舆论声浪。

不过，他们真的是穆斯林吗？

成为伊斯兰村

根据非政府组织原住民关怀中心（COAC）协调员柯林（Colin Nicholas），从1960年代开始，马来西亚各州政府就制定了一份共同决策文件，要将西马所有的原住民通通融入全国其他社区，尤其是马来社区。简单地说，政府想要伊斯兰化所有原住民，并让他们成为马来人。

这个作法，最初遭到原住民事务局（JHEOA）的两任主席兼人类学家凯里（Iskandar Carey）和巴哈伦（Baharon Azhar Raffe’i）的强烈反对，他们害怕用这种强硬的手段同化原住民，会让原住民对这个机构，产生不信任感。柯林说：“他们认为发展会比传教更有效，一旦原住民融入了主流社会，那到时候他们便会自动被同化了。”

一开始，转教的动作并不快，柯林说：“原住民一直以来都被外界视为是肮脏的、卑贱的、低等的存在，因此原住民事务局里的官员，其实根本不敢靠近他们，甚至因为担心他们身上有跳蚤，而拒绝进入他们的家，更别说是传教。”

不过后来，受到1979年的伊朗革命影响，燃起了伊斯兰复兴运动，“传教”变成了一场竞赛。
1980年代，政府又拟定了一份新的决策文件 ，要在2000年全面伊斯兰化/马来化所有的原住民。日本人类学家信田敏宏在《边缘的生活——马来西亚原住民的发展与伊斯兰化》一书提到，政府的作法是采取“正面歧视手段”，也就是刻意善待那些已经改教的原住民，提供他们房子、水电、教育以及更多工作机会，以让那些无法获得任何资源以及帮助的非穆斯林原住民或村子，感到心里不平衡，而在潜移默化中开始接受伊斯兰。

信田敏宏记载，当时，原住民事务局知道这样的政策非常具有争议性，容易引来外界批评，因此一开始都是秘密进行的。但到1990年代，所有的政府机构，包括原住民事务却开始公开宣传“伊斯兰化原住民”的政策，并加训练了一班伊斯兰传教士，在每个原住民村子里，打造一个名为“社区礼堂”（Balai Raya）的建筑物。

柯林解释：“这个社区礼堂是双层的，楼上就是祷告室。虽然他们宣称（盖这栋建筑物的目的）是为了推动社区活动，实际上却是安插一名传教士，在当地进行长期的传教活动。”

后来，传教的花样越来越多，不同的州政府除了会固定举办活动，安排大学生前来“教育”这些被他们视为无信仰、不文明的“异教徒”，也会利用他们的贫穷，以一袋米或一张钞票，诱使他们不得不成为穆斯林。

不过，最快速的方式还是定期支付当地的宗教司薪水，并根据他的KPI指标——也就是每个月成功将多少人变成穆斯林——给奖金。柯林感慨：“于是，有的宗教司因为懒惰，又想捞到好处，便利用原住民的无知，直接将整个部落的村民名字全部记下，没收他们的身分证再进行改造，然后以‘拯救最后的迷失灵魂’为名义，使他们在一夜之间变成穆斯林。”

瓜拉格村就是这样，在2010年，忽然摇身变成一个伊斯兰原住民村。

消失在体制里的“土著”

或许百岁巫师死了后继无人，让巴迪族的身份认同，逐渐产生变化。但无力反抗的背后，更多的是西马原住民（Orang Asli）在宪法中的尴尬地位与存在。

20世纪初期，马来亚（Malaya，即西马）社会出现了一个从梵文借来的词汇——“Bumiputera”，意思为“土地之子”或是“土著”。这个词，在马来亚独立以前，就一直被马来政治菁英使用，为了传递一个信息：“马来（西）亚是‘土著’的马来（西）亚。”（编注：马来亚在1957年独立，马来西亚在1963年成立，马来（西）亚指从“马来亚到马来西亚”时代。）

但是，谁能自称或被归类为“土著”，仍备受争议。这个词汇没有在宪法中被清楚阐明，界定也含糊不清。到了1969年5月13日，马来西亚爆发了以马来人和华人为主的“五一三种族冲突事件”，时任首相敦拉萨（Tun Abdul Razak）为了缓解国内紧张的族群关系，安抚马来人在经济上处于弱势的不安，顺势为“土著”一词建构了新定义：自此，马来人与东、西马原住民捆绑在了一块儿。

当时，敦拉萨颁布了《新经济政策》，赋予“土著”特别权利，让他们在教育、就业与房屋买卖时，拥有优先权和更多机会。然而，据被誉为“土著袈裟”的《马来西亚联邦宪法》第153条文“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有责任保护马来族与沙巴州和砂拉越州的原住民的特殊地位，以及其他民族的合法权益”，却没有使用“土著”这个字眼，只点出了“马来族”与“东马原住民”，未见“西马原住民”的踪影。

这种模凌两可的定义，不断遭人诟病，甚至有人直接点出，在许多马来政治人物眼里，“西马原住民”的存在是令人讨厌的，因为这不但会暴露马来人是“外来者”和印尼“移民”，也会破坏他们的特权。

特姆安族（Temuan）属于西马原住民族群里的“原始马来人”（Proto-Malay），外貌与马来人最为相似，但语言与信仰完全不同。特姆安族的一位当代艺术家沙克耀（Shaq Koyok）认为，“土著”一词本身就是一个政治术语，它被创造的意图，就是要营造一种“精神情结”，好让所有西马原住民在精神上，感觉自己与马来人是一体的，因而容易在身份上产生混淆。可是，大部分原住民都清楚知道，他们和马来人在文化、语言、信仰与身体特征上，完全不同。

若依据“民族语言学”来分类，西马有多达40种原住民语系。为了方便“管理”，当年英国在殖民马来亚时期，便将主要的18族原住民归类进“赛诺人”（Senoi）、“原始马来人”（Proto-Malay）和“塞芒人”（Semang）这三大族群里。后来，为了方便英国人类学家“研究”，再将他们简化为“原住民”（Orang Asli）。马来西亚独立以后，政府又把这些原住民收纳进种族选项中的“其他群体”（Dan lain-lain）里，成功地让他们的名字，完全消失在所有官方体制里。

换句话说，政治人物虽然宣称“西马原住民”和“马来人”同样是土著，以便影响原住民手中的一票，投给由马来人政党“巫统”所主导的国阵政府，但那只仅限于体制外。在体制内，许多非穆斯林原住民根本无法真正享有“土著”特权，甚至还有人没听过“土著”这个词。

在马来西亚的历史课本里，最常出现的“社会契约”就阐明，“马来人是这个国家最早的居民，由于他们好心收留了华裔和印裔移民，让他们拥有公民权，因此所有‘非马来人’都必须承认马来人的特权。”

沙克耀直言：“我觉得他们（马来人）想要铲除原住民的历史，然后成为马来西亚的主人。”

长时间在关注原住民议题的人权律师西蒂卡欣（Siti Kasim）则认为，马来西亚的政治世界里，伊斯兰教不单纯是个信仰，还是用来控制和约束马来人的工具。各州政府之所以要想尽办法将原住民伊斯兰化、再变成“马来人”，在西蒂卡欣看来，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希望原住民一直保留自己容易顺从他人的天性，也最好不要意识到自己拥有说“不”的权益。

西蒂卡欣感叹，宗教保守派伊斯兰党（PAS）执政的吉兰丹州，情况更为离谱。无论是州政府还是伊斯兰发展局（JAKIM），根本不在意这些原住民是否有实践伊斯兰教义，因为“他们要的不过是一个可以证明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皆为穆斯林的‘数字’”。

2019年，瓜拉格村爆发集体死亡事件不久，吉兰丹宗教与马来习俗理事会又在这场传教竞赛上加码，称要在2049年将该州所有的原住民都变成穆斯林。当时，副主席阿兹兰（Nik Mohd Azlan Abd Hadi）说，吉兰丹共有大约16000位原住民，而目前有5000人“拥抱”伊斯兰教，因此他们给自己定下一个30年目标：每年至少要将500个原住民变成穆斯林。

柏粿和瓜拉格村的其他巴迪族一样，身分证上不知何时加入了“伊斯兰”（Islam）的字眼，但他认为这只是政府在自作聪明。

“你是穆斯林吗？”

“不是。”

“这个村子有穆斯林吗？”

“有啊，几个吧。”

“但我们发现村子外的牌子写着伊斯兰原住民村？”

“喔，那是他们（宗教局）故意放在那里的，害怕别人不知道我们是穆斯林。但我还真不知道，谁是那个穆斯林。”

在信奉与挣扎之间

村里的印佳（Inja）靠捕猎和采集天然资源维生，有多余的食材，才能拿到小镇里去变卖，然后换包香烟，抽一抽过过瘾。印佳脸颊消瘦，给人一种营养不良的感觉，其实天性憨厚腼腆的他，还是村里的“音乐老师”。

“这里的小朋友喜欢和我学唱歌，都是我自创的曲子，有巴迪族的历史、文化、习俗的故事和我们的生活。”他有点俏皮地说，这些曲子统统没有乐谱，只留存在他的脑海里，但他不会忘记任何一个音符和句子。

他最近就在考虑创作一首新曲子，就叫“Cep Bah Hep”（巴迪语“进森林”之意，也是族人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我们在森里里面，经常会看到老虎和大象，这时候你就要想办法起火，制造烟团，将它们熏走。因为森林有森林的法则，我们不能伤害某些动物，如果我们用吹箭（Sumpit）去攻击它，那它们也会报复我们。”印佳相信，森林是个干净的地方，没有什么山妖鬼怪，但因为万物皆有灵，所以有很多不能犯的禁忌，例如随地大小便。

然而，再美好的祖辈文化，如今却被另一种身份给钳住了。已经记不起自己从什么时候变成穆斯林的印佳表示，他始终认为“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神而已”。

“马来人叫他‘阿拉（Allah）’，原住民就称之为‘神（Tohan）’，我不明白宗教局为何一直要我信奉伊斯兰教，”语毕，他停顿了片刻，将刚卷好的烟草放进嘴里允吸了一口，再慢慢把白烟吐出，加了一句，“我只想要当巴迪族。”

印佳自嘲说，自己不够聪明，从来都搞不懂何谓“斋戒月”又何谓“祷告”，只知道一个是要饿肚子长达一个月，而另一个则是要不断默念一堆不明所以的句子。他笑说：“以前有个华人朋友对我说，‘你是原住民，你是巴迪族，不可以变成穆斯林的。’他是担心我饿肚子，无法做体力活，所以一直劝我不要斋戒。但是我不能不跟从，因为政府已经把我变成了穆斯林，如果我不斋戒的话，他们会说我有罪。虽然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罪。”

和印佳面对同样挣扎的，还有他的弟弟阿兹（Azie）。阿兹只有26岁，他说村里大部分人都不谙《可兰经》，也不擅长祷告。阿兹玩笑地说，那些艰涩拗口的阿拉伯经文，经常难以被覆诵，只能记上一两句，而村民顶多也只会在车子无法启动时，拿来念一念，看看有无奇迹发生。

“每次有朋友无法启动车子，我们就会叫他念‘感谢真主（Alhamdulilah）’，看看能否启动，或是‘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Bismillah ar Rahman ar Rahim）’，然后再启动看看。但我们原住民本来会说的其实是‘Tok Tohan, Kita Cep ni’，意思就是告诉神，‘我们要出门了，请保佑我们一路平安’。”

谈到出门又是另一波挣扎。阿兹坦言，每当村民到山口底下的马来小食档找吃，都必须要“模仿”穆斯林，将两只手心朝向面孔前方祷告，才能吃饭，然后用餐完毕后，又得再祷告一次。有时忘了经文如何发音，基于周围投射的目光与加诸在他们身上的压力，还是必须举起双手，随便喃喃自语几句，才敢把饭送入口里。

不只男人会在特定的时候以“穆斯林”的姿态面对外人，这个村子的女人也会在外出前，将她们那把插在后发髻上、当作传统饰品的木制梳子给取下，然后戴上穆斯林头巾和换上马来服装，才会离开。有的配戴整齐，有的则包得像初学者一样凌乱，当我们随机询问她们这身装扮的目的时，几乎所有人都说：“哎呀，玩玩而已”。

村长夫人丽娜说，各地的马来人，经常捐赠一些头巾给她们，但村里大部分的妇女和女孩，其实都将“头巾”视为扮装游戏的一部分。丽娜说：“他们给我们头巾，叫我们穿，但是我们都收起来，时候到了就戴给他们看，展示一下，之后就丢掉。”

除了不理解斋戒、祷告和头巾的意义，巴迪族对“清真”一词，显然也没什么概念。对他们而言，马来人似乎对猪肉“过敏”，也希望原住民同样对猪肉“过敏”，所以一般只要有马来人或是宗教司出现在村子里，他们都会尽量不吃猪肉。每当他们必须到马来杂货店，采购一些用来烹煮猪肉的食材时，则得使用一些善意谎言搪塞过去，避免他们过度敏感。

“如果马来人（店家）问，买咖哩要煮什么，我们就说要煮鱼，如果马来人问，买洋葱要煮什么，我们就说煮牛肉，但其实不是，我们要煮的是猪肉，”丽娜有点窃喜地说。

转教以后，他们是原住民还是马来人？

其实，马来西亚政府在1961年制定的《原住民管理政策声明》清楚阐明：“原住民可以在不违反国家法律制度的情况下，保留自己的习俗、政治制度、法律和机构。”也就是说，他们有权利拒绝成为穆斯林。那瓜拉格村的情况，应该如何解释？

一对长期研究巴迪族的人类学家安迪克特夫妇（Endicott）在《村长是个女人——巴迪族的性别平权》中提到，原住民的森林一直被政府以“发展”之名遭到破坏，导致他们资源匮乏，被迫进入“现金经济”社会，而政府又以他们“贫穷”为由，将金钱资源（发展）和精神支柱（伊斯兰教）带进村里，结果就让这两个手段在后来演变成政府实践“国家融合”的重要仪器。

在家园被破坏的前提下，信奉伊斯兰教似乎变成生存的唯一选择，不但能获得政府的各种援助，还能融入马来主流社会，享有“土著”的特权地位。但为什么却能从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看出些许挣扎呢？人类学家丹特（Dr. Robert Knox Dentan）将这个现象归咎于这几个原因：害怕割包皮、喜欢吃野味、无法放弃传统习俗、不喜欢伊斯兰传教士和担心成为马来人后会被族人排挤。

在诸多现实层面上，这些原住民其实大多别无选择，就算不愿相信阿拉，也得“名义上”成为穆斯林。在马来西亚，伊斯兰教是官方宗教、被宪法保护，再加上这些伊斯兰政策都是州政府在推广的，所以拒绝“好意”的话，在政治上非常危险，可以被视为是一种反伊斯兰举动，甚至是反国家行为。

柯林认为，瓜拉格村的原住民就是这些“名义上”的穆斯林，他们不奉行伊斯兰教义、不祷告、照吃猪肉，“但这些都不是重点，吉兰丹州政府不是傻子，他们对你一点兴趣也没有，因为（无论你怎样反抗），你的孩子全部都会成为穆斯林，甚至比马来人还要穆斯林，所以他们根本不在意你（有没有实践伊斯兰教义）。”他解释，仅管原住民可以继续保留他们在边缘地区的独特生活型态，但他们的自治权，其实早已遭到州政府的发展计划和伊斯兰化给摧毁，而这种现象，就被称之为“内部殖民主义”（Internal Colonialism）。

根据原住民事务局（JHEOA）即改名后的原住民发展局（JAKOA）的非官方统计，西马原住民的人数在1997年只有103,982人，其中穆斯林达16,400，占了原住民总人口的15.8%；到了2010年，原住民的人数已经增加至178,197人，其中穆斯林为35,975，占了原住民总人口的20.2%。

换句话说，在过去13年的改教率只有不到5%，但是，细看由伊斯兰党（PAS）执政的登嘉楼州和吉兰丹州，前者早在1997年已经伊斯兰化所有的原住民，后者的转教率也高达18.7%。马来西亚最新的人口普查未完成，过去十年，原住民的转教率如何，尚无法做出分析。

那么，这些原住民真的已经变成“马来人”了吗？

据《1954年原住民法令》，“因任何理由改变任何宗教的任何原住民，仅管因任何原因舍弃原本的原住民信仰，但只要继续实践原住民的生活方式、习俗，并且口操原住民语，那就不应该因改信了其他宗教，而不再被视为是原住民。”但是，《马来西亚联邦宪法》却又指“马来人，是一名信奉伊斯兰教，口操马来语和遵照马来习俗的人”，附属条例是任何马来人只要脱教，在法律上就不是马来人，而任何非马来人只要信奉伊斯兰教，就有可能变成马来人。

换言之，这些转入伊斯兰教、换上马来传统服装的原住民，原则上已经被同化了，成为了真正的“马来人”；但在法律上，他们却保留了“原住民”的身份。而由于马来西亚法律规定，任何人一旦“拥抱”了伊斯兰教，便终身无法脱教，所以若有原住民想要恢复最初的信仰，便会发现自己前后无门，还要陷入一场漫长的司法战。

同样身为穆斯林的西蒂卡欣透露，“脱教”对天生就是穆斯林的马来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但那些因为婚姻或其他因素而转教的人，确实有过脱教的成功案例。因此，她目前正计划到全马各地的原住民村子，搜集那些想要离开伊斯兰的原住民名字，然后制作一份名单，寄给原住民发展局和所有涉及的宗教组织。

“我要告诉他们，这些人如何在不符合道德标准和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入教，而他们想要悄悄地脱教。如果这些宗教组织不知羞耻，想和我挑战法律、不应酬我的话，那我就闹上民事法庭。”

她表示，她的律师团队将主张，这些原住民打从一开始就不是穆斯林。 “一个人要转教，必须依照州政府底下伊斯兰机构制定的程序，像是朗诵清真言（Shahada），但这些原住民并没有这么做过，他们从来没有朗诵什么清真言，也没有签过任何转教协议书，所以问题就出在这里。”西蒂卡欣言下之意，既然“脱教”机率很低，那就只好钻法律漏洞，为他们争取“转教无效”。

她说自己并非反伊斯兰人士，只是不明白这些政治人物，为何要“搜集”那么多不相信伊斯兰教义的信徒。“我觉得这些人有足够理由脱教，像是有一群住在彭亨州美拉波镇的巴迪族，他们想要脱离伊斯兰的欲望，已经让他们对那些生活在他们周遭的马来人，产生极度的恨意⋯⋯因为他们感觉上自己已经失去了身份认同。”

没有历史和文字的人

65岁的闪迈族（Semai）——西马原住民族群“塞诺人（Senoi）”的分支——作家马哈特（原名Mahat A/L China，笔名Akiya）的祖父为中国南来的华人移民，父亲的名字就叫“中国”，但作为“中国之子”的他，却对自己从母亲那方继承而来的原住民血统更加有感情。

他感叹，就是因为原住民没有文字、没有文学、没有诗词，所以话语权才会落入马来人的手里，而无奈地是，大部分有关原住民的小说和文学，都离不开“拥抱伊斯兰”的情节。在谈到原住民的身份认同时，他即兴以自己的名字创作了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道出了一个原住民如何经常主动或被动地“成为”穆斯林：“Akiya在经历了一切苦痛后，终于与Fatimah女士结婚，并通过了伊斯兰教义里的婚姻建议（ijab）和接受提案（qabul），最终改名成‘Mahat Bin Abdullah’….”

在马来西亚的命名系统里，一般印度人和非穆斯林原住民的名字后面，都会加上“Anak Lelaki(A/L）”即“儿子”，或“Anak Perempuan(A/P）”即“女儿”；而马来人或是穆斯林原住民的名字后面，则会加上适用于男生的“Bin”或是适用于女生的“Binti”。

为了将那些散落在森林里的声音，给一点点拾起来，马哈特在中年时期告别了国营电视台的工作，全新投入写作，在过去10年里，马哈特先后发表了《桑奇之战》（Perang Sangkil）和《仆人》（Hamba）这两本依据原住民口述历史而创作的小说，其中，在《桑奇之战》里，马哈特除了不断以“内陆人、原始人、森林人、山上人、野生人、上游人”这些最原始的称呼去强化自己的族人和其他原住民的身份认同，更让他们与马来人/印尼人、华人、印度人和英国人这些“外来者”接触，透过描写各种猜忌、愤怒和困惑的内心戏码，去重现原住民的集体恐惧。

他选择的题材是一段国家不愿承认、政府刻意隐藏的黑历史——《西马原住民奴役制度》。 马哈特解释，19世纪的西马存在两种奴隶：一个被称作为“债务奴隶”（Debt-slaves），指的是那些因为拖欠马来贵族债务或是冒犯了马来贵族，临时成为奴隶的一般马来平民；另一种奴隶则叫“真正的奴隶”（True Slaves），指的是那些在战争中被俘虏、被强行掠夺，或是从奴隶捕猎者手中被购买的原住民。两者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前者依然是“自由人”，所以没有违反“穆斯林不能奴役另一名穆斯林”的伊斯兰禁令，至于后者则是个没有权力和法律保障的“动物”。

为什么说是“动物”？早在英国还没殖民马来亚前，西马就已经存在所谓的“职业奴隶捕猎手”，他们经常会将原住民分成“野生”和“驯化”两种——就和一般动物一样——前者指的是还未被驯化、依然在森林里自由行动和生活的原住民，后者则是已经被马来人奴役的原住民。其中，又以霹雳州的闪迈族，最常被捕猎，因而让他们再延伸另一个族名——“Sakai”，也即奴隶之意。后来，这个词汇又随着时代演变，渐渐成为所有原住民身上统一的负面标签。

出生在1953年、在马来西亚独立以前的马哈特自嘲地表示，他大概是西马半岛最后一个奴隶，因为他的报生纸（即出生证明）里的种族栏位，写的就是“Sakai”这个字。

原住民发展局现任总监朱力（Juli Edo）透露，霹雳州安顺的近打河流域和美罗河流域，以前就是闪迈族最常被捕猎的“地雷区”，不远处一个叫司马登（Durian Sebatang）的地方，还是早年奴隶的集中地。

“初期的时候，他们（捕猎手）会卖（原住民）给当地的马来菁英、苏丹或是皇子，价钱非常便宜，每个月每个奴隶只需要1林吉特（大约新台币7元、港币2元），如果你发现他工作能力不好，还可以退货的喔！”在用食指比出1的手势时，他冷笑了一声又补充，第一轮的交易完成以后，剩下的原住民便会被运输到印尼巴达维（Betawi）继续贩卖。市场之大，横跨整个马来世界（Alam Melayu）：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南、菲南群岛、新加坡岛、汶莱和东帝汶等南岛民族生活的地区。

这个奴役制度背后，涉及两批不同的“奴隶捕猎手”，朱力表示，霹雳州以南的捕猎手，主要为来自印尼苏门答腊的马来啦哇人（Melayu Rawa），至于霹雳以北的地区，则是由暹罗王（如今的泰国）一手主导。他坦言，有的原住民甚至会自行成立“驯化奴隶”（Tame Sakai）的捕猎团队，像是驯化大象那样，到处驯化和捕猎其他原住民，为的就是保护自己的族人免受奴役，或是从马来大臣那里捞取名利。

人类学家安迪克特就记载了一名巴迪族的口述历史——“我的祖先，以前经常必须躲到母河上游，避免成为猎物，而他们也会尽量避开任何可运行的河流，以免碰到马来人。”安迪克特分析，作为狩猎与采集者的巴迪族被捕猎的风险相对低，因为他们平常在森林里大量移动，不像那些从事农耕工作的原住民一直停留在某个定点，但是，由于巴迪族无法切断与马来人的交易活动，必须长期以森林资源换取铁器、布、盐和香烟等等，导致他们依然被迫与马来人接触。

这个奴役制度一直盛行到1884年左右，才被当时的霹雳州英籍参政司毕治（J.W.W Birch）废除，结果还引起马来大臣的强烈不满，认为他违反了答应不干涉马来习俗与宗教事务的约定，最终将他暗杀，并掀起强烈的抗英情绪。而大部分被解放后的原住民奴隶则融入了马来社区，很多与马来人通婚，变成了穆斯林。

不过，奴役制度的废除并没有让马来人和原住民的关系缓和，安迪克特指出，这段不算长、也不太短的恶梦，反而占据了原住民口述历史的集大部分，无论是来自哪个族群，他们口耳相传的故事背后，都形塑了同一个世界观——马来人是“Gop”，一个危险和不能信任的“外来者”。

瓜拉格村的巴迪族不太愿意和我们分享被奴役的历史细节。但是，穿梭在他们的传统竹屋间，却会不时听到妇女们用“Gop”这个字眼，去吓唬自己那不听话的孩子。来自19世纪奴隶制的恐惧，还将继续烙印在下一代的每个小孩心中。

实际上，虽然“Gop”原本只指涉“马来人”，但根据英国人类学家 Ivan Tacey 的后期研究，“Gop”已经成为原住民因为长期遭受“外人”欺骗和霸凌所延伸出的一个贬义词汇，在近代，“Gop”已经延伸成所有的“外人”，包括马来人、政府官员、矿工、油棕园工人和外国游客等。

迷失的校巴

根据日本人类学家信田敏宏的记载，原住民发展局的官员曾在1989年的一场会议上公开指示西马原住民小学的老师，在传授知识予原住民学生的当儿，也要对他们进行伊斯兰宣导活动。这样的“教学法”，就一直延续到今天。

律师西蒂卡欣在回忆起自己接触过的案例时就说：“很多老师会强迫原住⺠学生祷告，然后告诉他们成为穆斯林会比较好，它可以拯救你的父母之类的。我曾遇过4名学生，他们就是因为在吃饭前没有祷，而被老师赏巴掌，重点是，他们并不是穆斯林啊！”

身为原住民的沙克耀感同身受，坦言自己在求学阶段，就经常有马来老师叫他转入伊斯兰教。5年前，他被受邀到一间原住民小学分享如何有效教导原住民小孩时，发现现场除了老师，还坐着好几名伊斯兰传教士。

“这些传教士一直游说原住民小孩转教，逼迫她们戴头巾，但放学后，我看到她们把头巾丢掉，然后跳进河里嬉戏，这太棒了！”沙克耀笑称，原住民拥有他与身俱来的天性，本来就与伊斯兰教义格格不入，可无奈国家的教育机器却一直想要改造他们，导致不少原住民小孩经常会逃学，或是因为不信任老师而半途辍学。

辍学背后，更多的是原住民长期无法获得主流社会认同的现实。沙克耀坦言，很多原住民小孩不爱上学，并不是因为他讨厌学习，而是学校的课堂教育和课外活动，从来都不谈论原住民的历史与文化。“我们学的永远是马来人历史、伊斯兰世界史、13世纪（马来）王朝的历史，在那之前的呢？原住民的历史呢？他们（历史课本）甚至谈论原始人如‘霹雳人（Perak man）’的历史，但不知道什么原因，从原始人一下子跳到13世纪，中间的缺口去了哪里？”（编注：“霹雳人”是马来西亚考古学者于1991年在霹雳州的玲珑谷发现的古人类遗骸，证明马来西亚早在1万年多前，就已经有人居住。玲珑谷也是非洲大陆以外最古老的人类遗址。）

因为对原住民历史不了解，造成外来的歧视和霸凌无所不在，像是看到他们不爱穿鞋子，就嫌他们像猴子一样肮脏，或是以为原住民没有宗教信仰，而嘲笑他们是“Sakai”，却不知道这个名词的真正含义是“奴隶”，是社会阶级当中最低贱的人。2015年8月，吉兰丹就有7名原住民小孩，疑似在寄宿学校遭到霸凌，而逃进森林里，结果其中5人饿死并被野兽啃食，只有2名小孩成功被获救，一度轰动全国。

不过，瓜拉格村的巴迪族小孩不一样，他们不用应对日常的歧视问题，每天都无忧无虑地背着书包，赤着脚丫在山坡上跑来跑去，看到甘蔗成熟了，便从书包里拿出巴冷刀（Parang），切下一节吮吸解暑；或是和其他小朋友跑进空无一人的石砖屋里，将婴儿爽身粉涂抹全身，然后即兴表演，搞一出原住民当代剧场，自娱娱人。就这样从白天玩到黑夜，也没有人管他们功课做了没，考试准备得怎样。

因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那辆黄色的学校巴士就再也没有出现在村子口。

“这里的小孩有上过学吗？”

“以前有啊，现在没有了。”

“为什么？”

“因为原住民发展局都不帮忙啊，以前学校巴士一个月会来一次，后来两个月才来一次，现在都不来了。”

“学校在附近吗？”

“学校很远，我们（父母）也害怕送孩子上学，因为担心半途发生什么意外，担心他们被欺负，所以他们（原住民发展局）后来答应会在村里盖学校，这样我们也比较放心。”

学校何时会盖好，还不知道。

“如果这里盖了学校的话，小朋友需要戴头巾吗？”

“或许要吧，我们会先观察看看。”

“如果他们说要戴呢？”

“那我们就戴吧”，伯粿面无表情地说道。

唯一的灯光

自从瓜拉格村变成一个伊斯兰村后，村口旁边就多盖了一座小小清真寺。与城市那些富丽堂皇的清真寺不同，这座清真寺的内外，仅涂抹了一层深粉色，地板镶嵌了一片片白色磁砖，屋顶有点破烂不堪，墙的一边倚靠着一个白板，日期停留在2019年2月或12月的某个礼拜三，旁边的书架上还有几叠已经生灰的《可兰经》，而墙的另一边，则张贴了三张帮助儿童学习的彩色绘图，分别是“大字母ABC”、“爪夷文的字根基础”和“认识我们先知（Nabi）”。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这个已经10年没有电源的村子里，入夜后的清真寺外，却会亮起一盏微弱小灯。

在离开村子那天，我们碰见了负责安装净水过滤器和水塔的水电工凯鲁（Khairul）。凯鲁是一名住在附近的马来人，与瓜拉格村的巴迪族已相识近22年，除了完成他的日常工作，他偶尔也会协助巴迪族变卖森林资源，或是从城里将香烟带进村子，与村民的关系，感觉上应该非常融洽。询问下，凯鲁笑称，清真寺的电源是他刻意装上去的：“那个电原本是供应水源系统的，但我们看到整个村子那么暗，所以就特意为他们拉了一点电进来，装个灯泡，顺便装个插座，让他们可以进清真寺充电话，都是免费供应的。”

顺着他的话，我们试探性地问了一句：“那你觉得巴迪族信仰伊斯兰教，有比较好吗？”

只见凯鲁继续笑着回答：“当然好啊，在伊斯兰教里，我们一天祷告5次，每次祷告都是一次净身。当我们净身了，健康就会变好，饮食也会控制好。在伊斯兰习俗里，我们不能吃猪肉，不能吃像是猴子啊、蝙蝠啊这种野生动物。但如果巴迪族没有宗教，他就会一直吃一堆奇怪的东西，可能那个动物有病毒你也不知道，结果吃了，全部人一起死掉，就和现在发生的这个新冠病毒，是一样的故事。”

只是，每一天从晨礼、晌礼、晡礼、昏礼到宵礼，这座清真寺都空无一人，用来宣礼的大喇叭一直静静的，就连宗教司也从未出现在村子过。唯独有村民特意开锁进去打扫时，一群光着脚丫的孩子，才会冲进里头，聚集在墙上的彩色字卡前，用手指随意点着上面的图样和爪夷文，牙牙学语地大声吟诵着一句又一句——“真主伟大（Allahu Akb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