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6年，专访历史学者何晓清：被逼离港后，我们还是在一起的

过去20多年研究六四事件和中国近代史的加拿大籍华裔历史学者何晓清（Rowena He），今年原本不计划再接受访问：“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新东西可以分享给大家……被流亡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去 inspire 大家。”

自2010年起，何晓清在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北美高校开设“天安门记忆与历史”课程。2019年，她从美国到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任教，2023年获中大支持参加美国国家人文中心的学者计划（NHC）后，却不获香港入境处批准其延期逗留签证，并在几天后被校方“即时解雇”。在过往的访问中，她说：“可以话一夜之间失去咗自己最珍视嘅家园、同学、校园。呢个失去，系继八九年之后，再一次从你手上，将你最珍视𠮶啲嘢拎走。”

“我自己的处境都很差，有一段时间是这样。”

何晓清一直在想自己还有什么可以讲。从前上课，她手上拿一本写满字的“黄簿仔”，到课上各种史料和故事张口就来。但2021年平安夜，长驻香港中文大学校园入口的民主女神雕像被漏夜搬走，震惊香港。一周后，她赴一个早就计划好的讲座，带著190多页 powerpoint 过去，却在台上哑口无言。

八九年电视上的天安门广场，她已经见过一次民主女神像被解放军碾碎带走，如今历史重演：“我还有什么同大家讲呢？我连民女都保不住……”她在讲台上不停跟台下道歉。

我自己那种无力，那种软弱，那么差的处境，这些东西反而可能会 inspire 到大家。

台下师生耐心看著她，令她更紧张，原以为一些学生中途有事会走，但分秒过去，她发现所有人都还死死坐在椅子上：“我经常看钟，死啦，时间快要到了，为何还不走？”她疯狂按掉后面的 powerpoint，终于熬到讲座结束，却见所有同学走上来围住她、宽慰她。

后来这成为她永远难忘的一刻：“原来我不用很坚强、不用很坚强……我可以很软弱、很无力地站在香港同学面前，而他们都完全明白我的感受。”有同学告诉她，如果当天台上是一位很流利分享的教授，感受反而不会那么深；一个对香港未来失去信心的同学，回宿舍后向女友哭诉许久：“如果 Rowena 可以，我也可以。”

回想和同学的故事，她琢磨：“我自己那种无力，那种软弱，那么差的处境，这些东西反而可能会 inspire 到大家。”她每次做访问都如临大敌，但停停顿顿地尝试松开一点点自己——或许不需要再那么担心，站在台上就要给人希望这件事。

（注：何晓清以广东话受访，报导以书面语表达大部分受访内容。）

断裂

那几个月，一直从旁研究流亡者生活的她，“才真的是 living a full version of exile。”

今年六四前，何晓清在加拿大、英国、美国之间飞来飞去。被拒绝进入香港后，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聘请她为“高级研究员”，为期两年，令流离失所的她得以短暂安顿。她从2024年1月开始展开六四巡回讲座，去年进行了50多场，今年到现在已经有30多场。在震惊与迟滞之时，巡回讲座是她马上想到要做的事。

2019年到香港教书的她，历经反修例运动、国安法、疫情，在2022年8月获中大推荐前往美国参加学者计划（National Humanities Center fellowship），是中大历来成功推荐的唯二学者。她在当年7月离港前已申请延期逗留签证，中大亦从翌年6月起对她停薪留职，原计划一年后项目结束，她就可以于2023年下半年重返中大教书。

结果等待签证期间，香港入境处要求她补交资料，包括说明在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工作及机构的资金来源。2023年2月，《文汇报》刊登建制派政治人物穆家骏的“举报”，指何晓清的学术资金多为美国支持，指她是西方培植的反中乱港学棍。她2014年出版的著作《天安门流亡者：中国民主抗争的呼声》，也在当年5月遭香港公共图书馆下架。

时值反修例运动后4年，香港公民社会、社运圈屡遭清算，大学也成为监视热点。等待何晓清的，是申请签证一年后，2023年10月遭入境处宣布拒签。

她长期从事六四研究，要说对这些“招呼”一点准备没有，也是大话。但被禁进入香港，无疑还是导致了一种颠簸流离的生活状态。外界多数只知道她10月被禁，而其实从学者计划结束的5月起，她就心焦自己会如何著落：“那几个月是最辛苦的，都在流浪，不知道几时可以返香港，还能不能返香港。”

也是在那几个月，一直从旁研究流亡者生活的她，“才真的是 living a full version of exile。”

她反省自己以前觉得研究对象拖著两个行李箱走来走去“好浪漫”，直到自己也要拖著两个行李箱，面对极大的未知与不确定，原来“很惨，很难”。

被拒签令何晓清无法入眠，而且还连著她嫲嫲的忌日。不想忌日当天，正因思念亲人而心情低落的她收到中大的解雇信，告诉她学校系统里的电邮很快会消失：“当时是（美国时间）半夜，被拒绝签证后第二天又接到通知被即时解雇，学校电邮也会被取消，我又不懂IT，不知道如何在短时间内保存那么多年的邮件，还好后来得到延期。”她一口气数出时间逼切：“突然之间不知道去哪里找人帮忙，觉得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面对这些事情。”

“三十几年来我帮天安门母亲申冤，但那时自己真的觉得很委屈。”

最令她纠结的是，她不知道可以跟谁讲，甚至不知道应不应该讲。研究流亡多年，她深知公布这类消息的矛盾：“你不知道怎样做才不会影响到家庭，（讲出来）会不会令事情更差，不讲会不会更好……我过往访问的人都是这样，想 invisible。”

何况比起大多数流亡者，何晓清已经是一个相对有根基的人，“我在北美读书工作生活了20多年，（和各界）有那么多的联系，又识英文。”尽管如此，她还是觉得“很 shocked”。

正巧《金融时报》记者打来询问她有关崇祯皇帝这样“唔啦更（不相关）”的问题，她和对方说，“我现在被人 fired 了，唔得闲（没空）同你讲。”记者果断提出帮忙，为她争取时间，又请她讲讲被炒的经历，消息才就此被披露。

2023年圣诞节，何晓清刚刚搬家还没安顿好，她在某处借了一张气垫床，领著别人借的被铺，一边铺床一边流泪。“其实这两年是很艰难的，可以说，包括经济上也很艰难。”艰难的也是突然与居住了几年的香港就此断开的哀痛——中大的物品装箱寄来美国，她找回搬去香港时的同一家搬运公司，心感是同一批人把当年搬走的又重新搬了回来。

当箱子全部放下、司机准备开车，她看到自己跟香港的唯一连结全都堆在眼前，一下明白以后真的不能回头了，哭著冲出门，不愿司机就这样走了。

那时候大家（学生）来我（乌溪沙的）屋企倾计，可以倾到（夜晚）两、三点，然后我陪大家去楼下租单车，他们半夜返中大，在山下还车，再行返上山上的宿舍。我觉得我们是在一起的。

“那个 emotion 可能都是跟家啊、国啊有关”，她回忆，“忠孝难双全，这个国当然不是共产党，而是国家的命运。我们之前之后几代人，为了这个国就没有了家园、校园，失去了最真挚的同学。”

“有时候觉得自己处境这么差，还怎样继续下去、继续坚持呢？”

在这所有的失去中，她舍不得学生。她过去拿过不少教学奖，但和中大同学的三年情谊，“已经不是普通的教书感情。”回忆在何晓清头脑中“一闪一闪”：“那时候大家来我（乌溪沙的）屋企倾计，可以倾到（夜晚）两、三点，然后我陪大家去楼下租单车，他们半夜返中大，在山下还车，再行返上山上的宿舍。”她说，“我觉得我们是在一起的。”

在一起

香港成了她“回不去的家园”。

早在90年代初，何晓清大学毕业从事国际公司的金融工作，曾短暂到香港接受培训；而自1998年她决定放下令人称羡的职业，独自移民加拿大、从零开始，20年后回到的香港，已经是离广州家最近的地方。

她很喜欢去香港的街市，第一次去的是马鞍山街市。她雀跃地说：“哇，一入去觉得，很熟悉很熟悉，虽然香港的街市干净过我细个广州的街市很多！”

她儿时经常被嫲嫲带去广州的街市买菜，因为父母被分配到山区工作，她小时候便由嫲嫲照顾长大。但自她离开中国，就极少能回家，到嫲嫲去世，也未见到最后一面。“我（成日）要她等我返来，（我都回不去）为什么要她等呢？”这是何晓清多年的愧疚与心结。

想起在街市里，“嫲嫲拖著我只手仔”，她刚说了半句就停下来，沉默数秒，强忍又终于按捺不住地抽泣。香港离家近一些，比起在美国，嫲嫲的魂魄应该比较容易找到她吧？她像师奶一样和卖菜的人聊天，心中默念：嫲嫲，你来揾我吧。

咽下泣声，她忆起社运和疫情之后，有一次从乌溪沙街市出来，“唔知點解一日一位好有型的中年大叔在街市门口唱（张国荣的）《当年情》，觉得好温暖，童年回忆出晒嚟。”

我是一半的人。

虽然只在香港生活了3年，她像把自己的童年都补完了一遍。“我细蚊仔就听魏绮清、梁安琪、林珊珊，你们知道吗？”，她怕九零年后出生的记者不明白，“我每日中午听完（魏绮清的）《白兔仔故事》先返学的，DJ 出碟我都会听。”从前看电视要竖天线，很多时候只看到雪花和听到声音，1979年丽的电视台开播武侠港剧《天蚕变》，她马上就背出主题曲歌词：“丝方吐尽/茧中天蚕/必须破笼牢”。

“到现在，我煮饭食饭，还会睇以前的剧集、听旧歌，《新扎师兄》啊、黄子华等等。”

“我是一半的人，”何晓清说。这指的是她滋养于改革开放、充满希望的80年代中国大陆，但另一半身分深受香港人文影响。六四发生时她还是17岁的高中生，从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到6月4日天安门屠杀，她听和看了不少香港新闻。

她形容自己是三种夹缝中的人：毛时代和邓时代的夹缝，香港和大陆的夹缝，移居海外后，则夹在不同价值观之间。她信仰基督教，但在海外接触到的一些上一辈的华人教会教导人不要反抗，令她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回香港后，她发现香港的一部分基督徒有很强的社会参与传统，“讲公义、社会，同行的感觉是很强烈的。”

我们不可以变成我们反对的人，即使是主场，我们都要去 engage，去对话……如果我哋都倾唔落去，咁就真系亲者痛，仇者快。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的同学和香港人很好，才有这样的 bonding。”2019年她刚到中大，社会氛围对讲普通话和大陆背景的人士多有警惕。不过，第一次做六四讲座时有大陆同学来“挑战”，便有香港同学宽慰她，“不用怕，我们现在是主场。”

但她马上条件反射：“我们不可以变成我们反对的人，即使是主场，我们都要去 engage，去对话。大陆同学也是受害者，我想像如果我在他们的环境中成长，也会变成那样。”从读研究生开始，她就收到很多恐吓、也被攻击，常睡不著觉，后来更被一代代的中国学生“闹到顺晒”（骂到没反应），“香港（遇到）的闹就已经不算什么了……就是挑战一下。”

而且，许多生活在香港但持开放心态的大陆同学，让何晓清从前对中国学生“见到就弹起”的恐惧，“在香港治愈了”。

“大陆同学给我很多支持，他们可能不敢像香港同学，open 去参与一些事情、或者发声。”有大陆同学想来办公室跟她聊天，还要左看右有没有人，她对学生的恐惧非常心痛。“欧美学生参加游行示威，可以非常自然、非常自豪……但香港同学也好、大陆同学也好，做一些自己认同的事情，要咁惊。”

她感谢学生在日常和恐惧中同行。在社会充溢各种情绪、无法一起聊天时，希望大家不仅要跟历史对话，还要在人和人之间对话，“如果我哋都倾唔落去，咁就真系亲者痛，仇者快。（如果我们都谈不下去，那就真是亲者痛，仇者快。）”那些处于夹缝中的、不被看见的人和事，“在香港的环境中，我觉得他们都要被听到、被见到。”

她再次提起“一起”这个字眼。“我们是在一起的，不是吗？”

香港对她来说，“就是中大、民女、维园、烛光。”因为熟悉钱穆与中国知识分子到港兴学的历史，及恩师余英时的关系，中文大学的新亚书院也让她有强烈的身分认同。不能回到香港后，许多学生给她写信、发合影，简繁均备，情真意切；也有人收藏刊有她的新闻的《明报》，她至今很珍惜这些收藏。

“我的中大同学经常跟我说，Rowena，我哋有大家。”

声音的重生

点解要咁惨？我哋可以继续做返自己。

以前写书，何晓清会哭，不开心也会哭。还在香港生活时，她觉得自己要保护学生，不能再哭。结果2023年等不到签证，她连笑也笑不出了。

去年六四前夕，她到伦敦观看舞台剧《5月35日》，一位香港摄影师来拍照，她问，是不是应该很悲伤、不能笑。摄影师说，不是的，你也可以笑，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很惨呢？“我觉得他给我的启发很大，点解要咁惨？我哋可以继续做返自己。”

但她承认很难再像以前那样很开心地笑了。“你见到香港这样加速，很多事情是八九经历过的，少了新闻、媒体，公民社会的力量这样瓦解……”

“但我也唔希望令𠮶啲希望我哋唔开心的人觉得赢了。（但我也不希望令那些希望我们不开心的人觉得赢了）”她不再想因为困境而觉得羞愧和悲哀，因为“被迫流亡、自我放逐，不是我们的耻辱，历史会记录这样的时代。”

没想到，在看《5月35日》时，强烈的情绪突然而至。

她原以为自己是不会哭的：她如此熟悉六四，剧本也看过，还提出修改意见，她认为结尾曲应该用崔健的《一无所有》。作为毛邓之间的天安门一代，她觉得同代人一方面被革命、爱国理想所影响，一方面渴望个人幸福，崔健的《一无所有》以爱情喻国家，“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总笑我一无所有，表达的就是和苦恋一样的情结。你爱国，可是这个国一直不给我们应得的几代人奋斗的东西。”

“离表演时间很近，我觉得他们不会改，没有任何期望。”她如常去了。《5月35日》讲天安门母亲，何晓清早有“很惨”的心理准备。结果演到中途，她就觉得“完全唞唔到气”。随著剧情渐深，她情绪越来越重，待到结尾响起《一无所有》，她终于崩溃：“我系咁喊系咁喊系咁喊。”

她哭得停不下来，回到酒店只见眼睛通红，却怎样都找不到隐形眼镜。最后，她要回到多伦多才约到眼科医生，幸好最终并没大碍。

虽然离开香港后，何晓清也哭过两次，但这次“喊到唔见咗个隐形眼镜”，是她第一次完完全全可以哭出来。

就在拒签事件的前后几年，香港曾坚持长达30年的六四纪念也渐渐丧失了正常举办的条件，而30年的烛光曾经是鼓励何晓清坚持的理由。她在香港的第一年参加中大的崇基教堂礼拜，到末人们突然全部站起来唱《自由花》，给她很大震撼。维园不再能进行烛光纪念后，她和很多人一样，绕著维园走了很多个圈。

我们心里的蜡烛不是任何东西可以拿走的。

身为历史学家，看见身边的人和自己的最好的生命正在经历的，恰恰是30多年前的人经历过的事情，这著实让她感到悲哀。但在悲哀中，她未经更多思考就想到：“都是要照去、去做。”

仓促搬回美国不久，她就在各地展开六四巡回讲座，内容跨越几个时代，以六四作为例子，讲中国的近代史。去年情人节，巡回讲座到多伦多，地点就在她的母校，设在她读书时常去的学生课室，本以为过节不会有人来，不想当晚听众爆满，门外还有很多人排队，连她的博士论文导师和博士班同学都进不来。

巡回讲座的意义，在于她开始面对更多公众，而且“讲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 community building”。恰逢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位老师也在多伦多，请同学在讲座上送上一束花；到了亚伯达大学，一位母亲特意带了三个孩子来听她。结束后，人们毫无计划地到了一个香港人家里，互不相识，却在地下室聊了大半夜。去年她两次被邀请到美国国会听证会，为天安门事件做证，“听说一年一般只会邀请一次。”

在这个过程中，她觉得自己的声音慢慢从沉默中重生了。“1989年我们一代人的声音被坦克和机枪 silenced 了，2019年又被人 silenced 了，我以前担心回不了大陆，最后连香港也回不了。”而这些巡回的、强化著的讲述，“就是在用另一种方式保存对六四的记忆。”

1989年六四发生时，何晓清还是生活在广州的一名17岁高中生，翌日她带著黑色袖章回学校，老师恐吓她，“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如果你继续这样做，从现在起没有人会保护你。”六四后的第10年，1999年，她领到渥太华市立图书馆的借书证，通宵阅读完一本有关六四的书后，才为17岁的自己找到一个出口，申请进入多伦多大学成为一名历史系学生，转轨学术。

离开中国20年后，何晓清成为了一名学者，用历史的、自我讲述的叙事方式（narrative method）记忆六四，而还是没有人能保护她。但她更明确了：“我们心里的蜡烛不是任何东西可以拿走的，你可以不让我们在维园集结，但维园的烛光永远都在我们心里 。”

記憶

档案便是记忆。

不论在哈佛还是中大，上何晓清的课，期末论文都可以交纸版，“很多同学是不敢用电邮发给我，所以都是亲手交来打印版。”她会在纸版上做批注、写字，多年来都储著学生的论文不舍得扔掉。不过离开香港前，保险起见，她将学生的论文不舍地全部碎毁了。

她正在新写一本书《Memory as Resistance》，强调八九记忆不仅仅被抹除，而且被窜改和控制。

在第一本书《天安门流亡者》中，她曾指八九后中国的教育重点从马克思-社会主义取向，变成国家主义-爱国主义取向；新书则再细化“爱国主义教育”的两个部分：“一是从修改鸦片战争以来包括八九在内的中国近代史，强调国耻；另一部分是大国崛起叙事，包括只有中共政权才可以维护领土完整、国家统一等等。”她指这种强国理念填补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真空；书也追踪两条脉络，一是官方的叙事变化，二是基层的反抗。

白纸（运动）让我觉得，看到真相的年轻人是有改变的。我希望香港的历史不会像中国大陆那样被篡改，香港毕竟是香港。

香港从2021年9月起强化推行中小学和高等教育中的国民教育，除了开始举行升旗仪式、纪念各种国安日外，大大小小的教科书中，上至自然山水，下至如日晷的发明，都加上了“我国的河山、我国的智慧”等国族主义色彩。重复的历史又在眼前。

何晓清不敢太乐观：“方励之老师曾经说过，很多年之后，六四的历史一定会像大跃进、文革那样被篡改，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当时还比较乐观，说这次不会的，那么多记者、影片、国际的采访。结果20年后，Perry在不同的场合都说过，方老师又一次是对的，就算我们有那么多的资料证据，政权还是可以对年轻人进行洗脑。”

但她也不想太悲观：“白纸（运动）让我觉得，看到真相的年轻人是有改变的。我希望香港的历史不会像中国大陆那样被篡改，香港毕竟是香港。”她希望新书中能给出一些启发；而守护历史和记忆，“应是中国和香港（社会）共同的追求。”

然而，在可以公开讨论六四的地方，六四的叙事也并非没有争议。一方面，六四的主流叙事是学生运动，工人和市民的参与被认为较少讲述或被边缘化；另一方面，尤其是白纸一代的中国年轻异议者，认为六四有过分强烈的英雄化色彩。

何晓清的第一本书聚焦的是三位学生领袖王丹、沈彤、易丹轩，但她同意应多关注其他方面的问题。她上课时就会讲到工人的参与，比如向毛泽东画像泼墨的三人之一鲁德成，当年是货车司机，后来坐牢近10年，在2006年经泰国抵达加拿大；29岁的工厂工人董胜坤，在六四时向军用卡车投掷沾了汽油的布，后被以纵火罪判死缓。

她会给学生播放他们的纪录片，也介绍记者去采访。对于英雄主义，她认为这体现了时代的局限性，而且包括八九之前的革命故事也有许多英雄情节，“所以北岛在《宣告——献给遇罗克烈士》这首诗中才说：在没有英雄的时代，我只想做一个人”。

而什么人可以一起谈六四，近年也遇到一些张力：比如中国成为香港的最大他者，一些香港异议者丧失对中国的兴趣；2023年中国老民运人士因 #Metoo 事件遭到年轻异议者的强烈抵制，凸显了在中国的异议者圈子中，具有世代差异的价值观和行动观；而不论在香港还是中国，生活在海外的人和留在本土的人，对于如何讨论母题、如何思考行动方式也有不一样的取态。

我想我们唯一可以做到的，就是不要那么轻易地 dismiss 对方，不要因为对方说什么语言、来自哪里，来判断一个人。

对何晓清来说，如何将不同意见的人“拉埋一张台倾计”（拉到同一张桌上聊），或许是一道经验题，毕竟从她研究六四开始，她面对的就是包括与她立场截然不同的声音。“可能是因为我经历了很多，我知道 the power of open discussion and free access to information。”如果有一个香港同学不喜欢大陆同学，她觉得自己能做的就是不断提出问题，比如大家一起去旺角的书店、吃饭，那大陆同学是不是一个“他者”？是不是因为他是不一样的人，就是“敌人”？

她坦承自己并没有一个好的解决方法，也有找不到答案，甚至疲惫、厌烦、不开心的时候，但“我想我们唯一可以做到的，就是不要那么轻易地 dismiss 对方，不要因为对方说什么语言、来自哪里，来判断一个人。”

她认为运动中的领导力（leadership）需要学习。2020年她发表一篇分析反修例运动的中大事件的论文，提出在应对一个很有组织力的对手时，一定程度的大台和开放性讨论也是必须的。

历史学家最重视的或许还是纪录。何晓清提到，比如作家杨继绳以大饥荒为背景的纪实作品《墓碑》，威斯康辛大学教授郭建编写《中国文化革命历史辞典》，中共党内改革派以月刊《炎黄春秋》为发声阵地，2016年因不欲配合改组而宣布停刊。“中国每个世代都有记录历史的人”，何晓清希望，这些纪录曾经一代一代地传递下来，也可以再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

孤独与同行

这几年恩师们的离开，对何晓清来说，是“突然间最明白你的那个人走了”。

一直担心她安危的恩师、英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文革专家麦克法夸尔（Roderick Lemonde MacFarquhar）于2019年去世。另一位极在乎中国、一直有著浓重乡愁的大学者余英时，因理解她而鼓励她去香港，然而余英时也在2021年去世。

加上她的家人都不在海外，她亦没有结婚、没有组建家庭，30多年来，她都是独自在异乡打拼和生活。记者有些在意，她会否有些辛苦、有些孤单。

何晓清很羡慕2019年时班上的一对学生情侣，因为社运拍拖，现在结了婚，“这是说你可以跟同龄人一起，很开放地去参加一个运动，然后大家一起分享，有一个 peer 的 support。”她经常跟同学开玩笑：在她也是学生的年纪，没有男生可以一起拍拖：“佢一系就话，你做咩卖国？虽然佢话你好 nice、对佢好好，但你知咁即系唔得喇。（他要不就说，你为什么卖国？虽然他说你好 nice、对他好好，但你知那就是不行啦。）”

读研究生时，有同学不理她，有人怕她，有些人有心，却劝她“做这些事情是不行的”。还有人问过她，怎样可以既做研究但又不会像她那样？“好像我杀了人放了火。”有一些她帮助过的学界人士，在得到帮助后避开或疏远了与她的往来。

“反正是 alone 又 lonely 的状态。”她说。

但2023年后，何晓清强烈地觉得自己不那么孤单了。被拒签和解雇半个月，香港离散学者沈旭晖约她做一个 YouTube 访问，当时二人并不熟识，她也没有相机或麦克风，觉得自己一个“衰样”，对访问很是抗拒。但沈旭晖连连鼓励她，她最终又买又借地做了准备。辛辛苦苦做完访问已经是半夜，停在楼下的车被人抄了牌，回到住处很饿，但因为房子是租的，她不敢煮食。“你说那时候是孤独还是孤单，一定都是，我都唔知自己做紧咩野。（我都不知自己在做什么）”

直到几个小时后，影片出街，她没想到一下就有近十万个浏览，而且很多陌生人留言支持她。

像是从迷茫中醒过来：“我觉得𠮶啲就系维园烛光㗎喇。（我觉得那些就是维园烛光了）”

她想起那些她羡慕的小同学，其实也关心她的状态：“有些同学平时怕怕丑丑，都唔系好来我家倾计、上课也不出声，但你落难的时候，经常都发讯息来问侯，问你好不好？”2016年做完《纽约时报》中文版的六四访问，很多内地的知识分子看到报导后，兜兜转转向她传递感谢和支持；她在德州时也认识了许多台湾学生，最艰难的时期，是与这些同学一起讨论、打边炉、洗菜、切葱度过的；做了那么多场巡回讲座，来自各地的学生和公众来找她说话，那些场景她都记得。

我在美国教的同学都知道我好喜欢看 Law and Order，因为我一直 fight for justice 都冇 justice，好唔开心，但睇 Law and Order，45分钟唔包广告，你就会即刻见到 justice。

何晓清一直紧绷，难得有机会放松时喜欢看剧，而且比以前更爱煲香港的旧剧集，《新扎师兄》是其中之一。她也喜欢看2001年开播的美剧“Law and Order”，“我在美国教的同学都知道我好喜欢看 Law and Order，因为我一直 fight for justice 都冇 justice，好唔开心，但睇 Law and Order，45分钟唔包广告，你就会即刻见到 justice。”

2023年，当她被穆家骏举报后，她放弃与学者同事的定期共餐，只自己坐在院子里独自进食，边一日一本地看刘晓波、徐文立、方励之的书。方励之在书中说，很多东西可能像物理学一样要50、100、200年后才有人明白，所以当下是孤独的。尽管她觉得终于看懂方励之的方式是可悲的，但一代又一代的知识人在历史中重复、循环，至少她精神上不孤单。

她在第一本书中写“流亡综合症”，首个症状就是在 “good life” 和 “ordinary life” 之间矛盾挣扎。她想到，哈佛的胡佛研究所开放林昭血书真迹给她，她摸著一个个“妈妈我好痛的”的血字，心怀对家人的愧疚与悲痛。她也把自己的思乡当作一种软弱，别人说她勇敢，她觉得像说笑。而在2019年之后，除了八九的幸存者负罪感，她又多了一重对香港的。

直到香港人也开始离散，面对类似的人生、家庭、与长辈告别的困难，她才接纳了自己，觉得世界与她同步了多一点。

因此，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挫败与无助中，何晓清摸索出了勇气：“勇气来源于恐惧，源于我们想争取要回我们拥有的，还有争取我们想要的东西。”“有一些东西是永远不能被拿走的，”她说，“你知道有很多人在那里，虽然你不知他们在哪里，但在香港在大陆在海外在台湾，大家不要小看我们离散的力量。”

一切痛苦的残忍的脆弱的同理的互相支持的，通通都是最难得也最重要的。“不孤单就有力量，”她反复说，“我们要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