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部遭到大搜查：《苹果日报》七个记者的一天

看着黎智英和张剑虹等公司高层戴着手铐被警方押回公司，杜彦均（化名）想过喊一句“张生加油、黎生加油，撑住顶住”，但下一秒，他选择了沉默。他匿名受访时表示，那一刻他觉得《苹果日报》当下需要的不是口号，而是紧守岗位的记者。

8月10日，《苹果日报》创办人、72岁的黎智英早上7时多在家中因涉嫌违反国安法被捕，3小时后，约200名香港警察进入《苹果日报》（以下简称《苹果》）所在的壹传媒大楼进行搜捕。长达8小时的搜查中，报社大楼被严密封锁，除《苹果》记者外，其他机构的记者不得入内，警方最终带走30个证物箱、多个手提箱、以及疑为电脑主机的证物离开。尽管壹传媒工会引述总编辑罗伟光的说法，警方从法庭处获得的搜查令并不包括新闻资料，但警方在《苹果》编辑部多次翻阅记者桌上的文件资料。同时，大搜捕的消息这天席卷香港各处，除黎智英外，另有9人涉嫌港区国安法和其他罪名被捕。

《苹果》创办于1995年。早年从商、创办佐丹奴的黎智英说因受六四天安门事件所影响，在90年出售佐丹奴股权，创办壹传媒集团和《壹周刊》，五年后又办报纸《苹果日报》，后开拓台湾市场，开设台版《壹周刊》和《苹果》。过去25年，《苹果》在香港新闻、舆论界长期占据重要角色，也获两极评价，一方面，其调查报导、对热点事件的快速反应和勇于批评政府、中共等的做法令民主派人士和民众所欣赏，另一方面，也曾被指在性别议题、新移民等问题上报导偏颇，过分贩卖低俗情色内容等。但争议之下，面对愈发收紧的新闻和公民社会空间，不少市民认为“香港不能没有《苹果》”。该报社遭大搜查后，壹传媒集团股价飙升，大量市民发起今日买报纸的支持行动。一时洛阳纸贵，日常每日印刷7万多份的《苹果》，今天印刷55万份，市民凌晨时分开始排队购买。

遭遇了跌宕起伏的一天，风暴之中的《苹果》记者们经历了什么，有哪些感想？我们采访了七位《苹果》记者，有人第一次穿过层层警察的封锁才能抵达办公桌，有人在连续工作10小时后归家的地铁上哽咽，也有人在对岸的台湾办公室默默担忧，但同样包围他们的，是种种前所未有的恐惧与清醒。

港闻记者：“你要穿过警察…… 才能返工，那一刻真的需要勇气”

杜彦均（化名）回办公室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仔细望了望桌面，上面放着记者日常所需的用品与一些公开资料。他发现个人物品的摆设发生了变化，“望一眼就知道被人动过了”，又仔细检查了一遍桌面，担心有可疑物品或窃听工具。就在不远处，带着搜查令的警察正在壹传媒的编采部进行搜证工作。

杜彦均加入《苹果》一年多，此前在行内打滚十几年，“加入苹果之前就预过要打仗了。”这是他第一次亲眼见证警察搜查一间传媒公司。

数个小时前，他一醒来就看到无数信息涌入手机，信息炸开。首先看到的是壹传媒创办人、自己的老板黎智英被捕了。在他心中，黎智英被捕“不是什么新鲜事”，过去一阵子他多次被捕，身上有多条控罪，但今次情况明显更严重：“因为不是什么非法集结，直接用到国安法了。”紧接着，网络的消息铺天盖地而来，身处将军澳壹传媒大楼内的苹果日报员工，发现公司被200名警力包围。

“我们做了很多年记者第一反应知道事态很严重了，因为就算犯了什么罪都好，你搜传媒都不需要这么多人的。都知道这种高姿态是一个政权的表态。”杜彦均平日下午两三点才回公司，但他这天决定提早赶回去，并特意带上笔记本电脑，以防进不去公司，只能在街头写稿。

不到中午，杜彦均抵达壹传媒大楼。警察登记了他的身分证和职员证，在专人看送下，他终于抵达自己的工位，“为什么我好像被当作一个犯人”，杜彦均说。平日在运动示威现场见惯的橙带封锁线，此刻遍布办公室。荒谬感再一次爬上心头：“看着警察在自己平日工作的范围里面肆无忌惮的走动、翻阅、碰我们东西，甚至是在我们平日跑来跑去的空间…… 因为做新闻很急的嘛，拉起封锁线不让我们左行右行⋯⋯这种感觉是不知道怎么形容的。”

杜彦均心中挣扎，他想过喊一句“张生加油、黎生加油，撑住顶住”，但他最后选择沉默，他觉得当下的苹果，更需要每个人都守住自己的岗位

“不知道怎么形容的感觉”重复了数次。再一次让他失语的时刻，是目睹黎智英和壹传媒行政总裁张剑虹出现在办公室。杜彦均心中挣扎，他想过喊一句“张生加油、黎生加油，撑住顶住”，但他最后选择沉默，他觉得当下的苹果，更需要每个人都守住自己的岗位，于是他起身目送他们离开，观察警方的举动，再回到工位准备稿件。

直到警方撤离壹传媒大楼，杜彦均不能平静地写稿，决定与同事下楼散步，他们绕着大楼走着，“尝试呼吸一口空气。”他与同事互相安慰，是不是自己还未ready面对这一切？

“以前很声大大（粤语，很有气势的样子），我们一定要顶住啊，撑到最后一刻，但当极权打压来到这么近的时候，你会发现感受很不同。”杜彦均说，“理智上我知道我在做的事是光明正大，是界都没踩的，但情感上（很难接受），因为那条线不是我画的。”

杜彦均曾到中国采访，也经历过在广东被警察“送到”深圳过关返香港，“你会觉得返到香港是安全的。”对比在中国做新闻的景况，那是一种风险可预期的状态，但在如今的香港，“红线”是模糊的。

杜彦均也没少去过示威现场，有过和警察据理力争的经历，发麻的恐惧感受时常出现。但今天的感觉很不一样。“他今天没对着我拿胡椒喷剂出来，但没差别的。你今日返工时面对警察都要鼓起勇气，但你都不知道为什么返工要鼓起勇气。”杜彦均尝试描绘旁人难以想像的恐惧，“你想像下，你要穿过警察，被他登记身分，才能返工。那一刻真的需要勇气。”

壹传媒被搜查的事件在香港引起风暴，壹传媒股价急升三倍多，市值由2亿飙至6.7亿，“留白都会买报纸”的呼声在网络上传递着。杜彦均一整天都收到关心和鼓励的信息，甚至有不少人劝他快点离开香港。但他一心想着把今天发生的一切记录在隔天的报纸头版上，“听日头版一定有字，不会有空白的。也不会开天窗。难道要益左佢咩？（难道要便宜他们？）这么垃圾的打压。真的封了苹果再给天窗。”

凌晨一点结束工作后，在宁静的归家路上，突然有股强烈的情绪涌上杜彦均的心头，他觉得自己尽了努力守住岗位。基督徒的他想起《圣经》的话：“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港闻记者：“他们翻阅记者的采访资料，像看一条鱼新不新鲜”

“好激动、好愤怒，尤其是看到警察翻阅采访资料的时候，他们像走过街市、看一条鱼新不新鲜般翻阅那些资料——要不是同事喝停，他们真的彷若进入无人之境。”

对入行7年的港闻组记者苏澄（化名）来说，报馆是为社会里被忽略的人发声的地方；采访文件是一个新闻工作者珍而重之地保存的重要材料。

因为疫情关系，苏澄本来在家工作，看到早上警察进入壹传媒大楼的直播后，公司随即召她回去帮忙。

“我想了一下，没什么犹豫就飞回公司。”

那一下时间很短，要考虑的却有许多。警察正登记进入大楼人士的个人资料，会不会被起底？警察搜查大楼之后，会否同时拘捕记者？“看直播的时候很怕，身为一间被搜查的报馆的员工……”后来她想的都不是自己，而是其他仍然在工作的同事。

“我庆幸自己有回去公司。”苏澄说。

回到壹传媒大楼，苏澄与其他人一样，经过警察的重重关卡，才能到达2楼编采部。当时已值下午时分，《苹果》记者直播到总编辑罗伟光跟警员理论的场面已经完结，办公室弥漫着一股宁静和严肃的气氛。

她发现，自己的座位被划入警察的封锁区——尽管她的办公地方，离黎智英、壹传媒行政总裁及《苹果日报》社长张剑虹等高层人员的办公室，整整10张办公桌的距离。封锁线之大，将网络编采部、报纸编采部和部分财经组的办公位置，重重围封；而且，出入每个区域的办公桌的主要通道，都有警员驻守。

苏澄说，她花了许多力气，跟警察争论能否回座位上工作，在场警员要求她不可拍摄、不可直播。“我觉得不合理，你搜查我，我为什么不可做摄录？但我需要回去电脑做编采工作，唯有同意。”期间，她听闻有同事想到另一层完全封锁的楼层看看情况，也遭门前的警员拒绝。

昨天（10日）之前，她曾经以为，政府未必会高调地搜查一间主流传媒，因为政府将为此付出相应代价——引来社会上更多谴责，也让其他国家目睹香港的新闻自由受损。但是，当她在直播中看到几名公司高层被扣上手铐回到公司，当他们要上厕所时、警察就封锁附近茶水间的位置，“原来他们可以看哪里就看哪里，喜欢封哪里就封哪里。”

她想过转行，但还是舍不得。去年反修例运动爆发，她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迟转行计划。“多一个记者始终好过少一个。”

年少的时候，苏澄因为喜欢读《壹周刊》的人物访问和专题故事，入读新闻系，毕业后顺利入行。大抵每个记者心底都盘算过这工作的两个优点：工作时间弹性、以及有机会写别人的故事——哪怕仅仅只为社会现状带来幽微的、不显眼的改变。

也像每一个记者，苏澄很快理解到这一行业工时长、待遇差，唯有一颗热心烧得红透，但烧光了也就没了，最后人人都做不长。她想过转行，但还是舍不得。去年反修例运动爆发，她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迟转行计划。“多一个记者始终好过少一个。”

25年以来，每逢六四、七一，《苹果日报》翌日头版都会以油墨印上香港集会群众的照片。“我们是个异类。但是，这也是一些香港人想听的、不能没有的声音。”

“我曾经在有审查的媒体做过。在这间报馆工作，我真的有自由，会被尊重。既然我认同这公司的价值，那就吃得咸鱼抵得渴。”她说。

从白天做到晚上，几乎10个小时，苏澄逼迫自己一直处于备战状态，一口气做了好几个采访报导。回家的路上，她终于看到电话堆满朋友传来的未读信息。她给家人打了通电话，但怕情绪太激动，草草交代几句就挂线。

苏澄想起，今天有一刻，公司同事甚至在严肃的气氛里开玩笑说，《苹果》最后一天了。

放松下来，她忍不住在嘈吵的地铁车厢微微哽咽。“其实今天的事，我还没消化好。”

未来，苏澄不知道黎智英会不会罪成，会不会有同事被拘捕。“不知道啊！你问我的话，做到执笠（倒闭）那天吧。”她只能确认，这一刻，她至少没想过做逃兵。

港闻记者 ：“香港人好像只有自己的脑子是私人空间”

阿水（化名）总觉得“那件事情”来的时候，会像末世来临那样有很多前奏。对方会说：“我们准备来抓你了”，会先出搜查令、会有预警；然后阿水就会和一大堆同事一起站在公司的大门前挡住⋯⋯ 他总是这样幻想，像一场激奋人心的电影。

但现实并没有这样展开，而是一个浪峰眨眼就盖了过来，把所有人都推倒在地。

阿水数年前从新闻系毕业，坐不定的性格和伞运经历促使他踏上记者之路。从实习到人生第一份工作，都是在《苹果日报》。8月10日早上，200名警员浩浩荡荡进入壹传媒大楼时，阿水还在梦中。醒来时手机里涌来同事们传来的照片——密麻麻的军装警员满布日常走过的长楼梯，“好像看着一种很熟悉的地方被一群外来人入侵了。”他说，他想起去年中大和理大攻防战时，同学们留守校园的感受，心里揪着，哭不出来但却很沉重；一整天下来他看着直播，稿子也写不好。

大学二年级时，系上有个老师曾这样讲过：假如23条通过了，你家里藏着一份《苹果日报》都会出事的。今年7月，23条换成了国安法，“但国安法仲辣过23条”——法案列明，允许警方在合理怀疑下，搜查可能存有犯罪证据的地方。面对公司被过百警员封锁搜查，阿水感叹，反修例运动期间也会有法律说明私人地方不许进入， 但他现在觉得，“香港人好像只有自己的脑子是私人空间”。

当你想起这些情况的时候，都没办法不尝试和他一起走下去⋯⋯ 苹果仍然有好多值得香港人支持的地方。

记者这一行，行家常说“三年小限，五年大限”，阿水一入行也给自己设了个“限”：“入行时给了个promise（承诺）自己，做两年就不会做了。”今年上半年，阿水因为过去经常在前线，目睹种种抗争画面，导致精神上出现困扰——适逢特别日子的前夕变得好紧张，他说自己会不断想起被警察粗暴、不友善对待的经验。恰好，阿水想借此离开和重整一下，但疫情来临，工也变得难找。

没人料到，浓雾也就随着疫情紧紧罩住了香港。阿水现在走不了，也不敢说自己会不会继续做下去。但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连下星期世界会变成怎样我都不知的时候，唯有做好每日的duty（职责）。”他说，尽管苹果报导偶尔笔锋尖锐，采访手法为人诟病，但仍有很多同事在坚持、在每一则报导上深耕。“当你想起这些情况的时候，都没办法不尝试和他一起走下去⋯⋯ 苹果仍然有好多值得香港人支持的地方。”

阿水现在还年轻。他说，国安法来临后，有同事因担忧自己小朋友和家人，已有考虑过移民，自己也不例外，每天和同事调侃说要去台湾开糖水店。但他后来还是在想：假如在这个阶段，年轻的记者都走光了，剩下来的记者该怎么办？“我们无理由抛下他们的嘛。”

他又笑言，大时代之下做记者是需要多少觉悟，“既然都经历了一年洗礼， 唔差在洗多阵。（也不差洗多一会儿）”风暴过后工作仍会继续吗？“我们预定的新闻都会继续去做、继续采访⋯⋯对我来说，我唯有living in the truth（活在真相中）。你知道自己没有做错事，或者对得起良心去做，这样就够了。”

摄影记者：“你问我苹果前景会怎样，我连明天警察来不来都不知道”

“警方任意在不同范围驱赶你——明明是自己公司，但不知道去哪里才好。他们搜查的东西，跟他们调查的案件有没有关系，你都没有一个答案。”

8月10日本来是摄影记者郑家康（化名）休假的日子，他一觉醒来看到同事传来黎智英和4名壹传媒高层被捕的消息，迅速起床更衣，很快收到第二个消息：警察进入壹传媒大楼了。

“那刻觉得，终于来了。”他第一个决定，是驱车返回办公室大楼。他说自己没有不回公司的理由。“我在这里工作，又是做新闻的人。”

郑家康加入传媒业担任摄影师已有近30年，其中20多年，都在《苹果》度过。壹传媒集团位于将军澳工业邨的骏光街，对于大楼和附近一带，郑家康了如指掌。但这天回到公司的那一刻，他说，一切非常陌生。

他驶到报社大楼正门100米外的路段，就发现路被封了，壹传媒大楼附近被警方团团包围，他沿途看到10几架警车泊满了大楼附近的路段。到了马路口，要先向警员展示记者证，由警员指示他泊车的位置，再和同事、公司律师一同排队，等警员登记自己的职员证、身份证、电话和地址，才能进入报社。

等进入报社大楼后，他发现每一条楼梯、每一个电梯口都有警员驻守，“感觉像是这间公司不是我的公司。”

上午11点多，郑家康终于进入自己平常工作的地方——2楼编采部，当时那里有约50名警员。最初，他和一些同事并未身处警察封锁区的范围，有同事尝试站上桌子拍照纪录警察搜查报社的画面，警察马上叫军装警员扩大封锁线的范围。

“我想像过警察会来检取公司的东西，但没想到是这个人数、这种规模，”郑家康说，自己从事新闻摄影这么多年，在不同前线采访过亲历过，但那一刻仍是相当愕然，也从没有想过自己在报社里不能举起相机。

2004年，他曾经历“先科国际造市案”，在同一座大楼里见证廉政公署人员上门搜查《苹果》报馆。当时，廉署拘捕先科国际有限公司主席黄创光等共9人，指他们涉及造市案；后来廉署指控有人向传媒披露事件中的证人身份，于是派出100人分头搜查7间报馆，包括《苹果日报》、《南华早报》、《星岛日报》、《信报》、《东方日报》、《太阳报》和《大公报》，并检走新闻资料。

但是，郑家康形容今天的气氛比当年更加夸张。当年“先科案”，他只目睹10来个廉署人员走入壹传媒办公室。今次，调查人数翻好几倍，却只搜查一间传媒公司，处处都有警员驻守。“警察连外面条街都封了。”

8月10日晚上8点，郑家康一边接受采访，一边在冲刺安排第二天《苹果日报》的相片，不时停下来跟旁边同事讨论头条用什么相片—— 这夜凌晨被印刷在《苹果日报》A1头版的，是这家报社自己被搜查的现场照片。

“你问我苹果前景会怎样，我都不知道明天警察还会不会上来？黎智英说‘煮到过来便吃’，我有点认同；现在不是你想怎样，事情就会怎样发展。”

今天，本来也是郑家康的假期，但他决定销假上班。“就算放假，你的心情都只会关注公司、想知发生什么事，不如回去公司”他说，无论以后怎样，“都要做你自己要做的事。”

医疗记者：“过百人的群组，没人问今日要不要返工。”

公司被警察搜查的当日下午，Emily 去了肺炎疫情记者会，这是她原本就安排好的工作。倘若这是如常的一天，她会花大量时间在记者会前准备提问资料。但这天从早上睁眼后，她总是忍不住打开《苹果日报》的新闻直播，看看公司的情况。

这天下午，她来到记者会现场，甫坐定，身旁的记者同行凑上来问，要不要提问200名警察聚集的问题？Emily以为行家在开玩笑，便答，“不如你问啦，费事我来问。”以她的经验判断，长期坐阵记者会的张竹君医生，不会正面回答警员相关的问题，她相信行家们也会有此判断。出乎她意料，“开玩笑”的行家，最终在记者会上真的就200名警员进入同一大楼的问题提问了，另一位行家也有提问。

乘着其他记者的发问，Emily决定“转个弯”、以更贴近的医疗而非政治的方向发问：“当200人在室内聚集，我们又不能赶走他的时候，可以做些什么达到防控的措施呢？”如她所料，张医生没有回答。“当有其他行家问的时候，你作为涉事传媒代表，你没理由不问。其他行家给到我勇气问这题的。”

同事们纷纷在群组里面发即时相片，或是讨论做直播的事宜，甚至有原本放假的同事，专门回了公司。

记者会结束后，摄影同事走来对她说，“都知道不会回答你的啦。她（张竹君）医生都没有记录你的问题。”据Emily等记者观察，一般情况下，张医生都会即时抄下记者的提问再作答。

对比起网络上的愤怒或悲情，Emily显得冷静。今早醒来后，看到铺天盖地的新闻，她开始担心会不会不够人处理新闻、还有没有做即时的同事能帮忙上稿⋯⋯ 不过工作群组的同事们，都显得很冷静，“过百人的群组，没人问今日要不要返工。”同事们纷纷在群组里面发即时相片，或是讨论做直播的事宜，甚至有原本放假的同事，专门回了公司。

壹传媒被搜查的新闻传遍全港后，久未联系的受访者找到Emily，希望她删除联络方式。早上新闻席卷后，她也曾思考过，要不要将办公桌上的个人文宣撕掉，不过最后作罢。不过，警察搜查过办公室后，有熟识的同事问她要不要撕掉，Emily觉得这些文宣或许会影响公司，最后，她决定还是撕去。

Emily 想起一个多月前的报庆活动中，黎智英说“国安法杀到来，一定是我们造成的”。这是玩笑话，Emily笑着回忆道。在她的印象中，《苹果》的老板就是一个能将沉重之事轻描淡写的人，也不太多情绪。今日，黎智英在办公室说“煮到埋嚟就食”，Emily想，这就是平日的黎智英，会用一点点搞笑的说法来表达沉重的事情，“我想大家都收到他的心意。”

台湾《苹果日报》记者：“迟早有一天，历史会给这整件事一个公道”

现年 37 岁的王雄（化名），在台湾《苹果日报》做了七年记者，因工作关系，他长期关注两岸三地的时政新闻。8 月 10 日是他难得的休假日，但一早打开脸书，发现涂鸦墙上全是“香港苹果日报被抄”的新闻。王雄说自己表示有些震惊，但又说不上太意外：“从（港区）国安法通过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多少就预期会发生这种事。之前不是一直有传出港府会抓四个人的消息，其中一个就我们老板（黎智英），当初还以为国安法一过立刻就会动手，没想到会挑到这个时候。”

尽管早有心理准备，但王雄仍不免担忧香港《苹果日报》在这种压力下是否能顺利经营：“毕竟记者写新闻是要挂名的，如果写不利港府的报导，会不会因此落到国安法的架构里受罚、被抓？我觉得这都是有可能的。”

这样的恐惧对王雄并不太陌生。过去他曾在中国大陆担任过一阵子外派记者，时不时遇上电话被监听，或看到同业写了不利当局的批判性报导、而被吊销记者证，种种经历让他决定离开大陆，回到台湾“做正常的新闻”。

王雄说，尽管有担忧，但换作是自己遇上这个情况，并不会选择离开《苹果日报》。他说，《苹果日报》或许在社会上的评价两极，却也难以否定他们做过非常多谨守新闻本分的重要调查报导，并对社会民主化产生重要的影响。作为同一集团下的员工，王雄坚信台湾《苹果日报》不会遇上同样的问题，“台湾民主已经根深蒂固了”。而他也打算继续待在苹果：“既然会做新闻，就多少会遇上一些麻烦，但这终究是我们选择的路”。

在王雄看来，此时香港所遭遇的状况，就如同台湾戒严时期，站在一个更长时间维度来看，“迟早有一天，历史会给这整件事一个公道。”

新入职记者：“公司唔收皮、我都唔会咁易收皮住”

8月10日，周末凌晨4点才睡的李仲燊（化名）早上突然醒来，一如往常瞄了一眼手机，却见十多名朋友传来消息，边夹带粗口地告诉他报社被搜的消息。李仲燊整个人马上清醒过来，刷一刷新闻，自己也忍不住一声：“屌！”

李仲燊是应届新闻系毕业生，数月前刚加入《苹果日报》做副刊记者。对比起追即时新闻，副刊的自由度相当大，他也很喜欢这份工作。不过，入职才一个月不到，国安法就通过了，李仲燊当时就已经知道，《苹果日报》终会面临被矛头指向的一天。但他没想到的是，速度会是如此之快。

醒来不久，手机的工作群组后来里传来消息，有人通报公司因发生突发情况，呼吁同事不要回去。李仲燊打开直播，看着平日会经过的地方都被警员用封条给封住了，里头的人不能出去，外头的人也不能进来，像围城。他有点生气、有点不满，他形容现在就像是不受房间主人欢迎的人，穿着鞋“啪塔啪塔”地闯进房里，踩来踩去，踩上床铺、踩上书桌又翻乱文件。

“是一群人，不是一个人，”李仲燊还强调。

回想刚获《苹果日报》取录时，李仲燊的爸爸不怎么高兴。他说，爸爸立场偏亲建制，认为《苹果日报》“收美国佬钱”。起初，李仲燊还会反驳爸爸，但爸爸始终不服，后来他也放弃解释了。

刚从象牙塔走进大观园的李仲燊，就像被妈妈抛下水里学游泳的孩子一样，很多事情都要自己学习、自己做。因为工序不熟练、稿子也靠得相当紧密，李仲燊常常会在公司待到深夜，成为该楼层最晚离开的人。有一次他上司还开玩笑说：“我（做完gym）回来不要再让我再见到你！”嬉笑怒骂间，李仲燊还是觉得有点窝心。

8月10日，李仲燊刚入职不到几个月，公司的未来就被卷入国安风暴之中，“想像到会被人留难、找一两篇报导说你有问题，但没有想过这么多人会冲进去。”虽然错愕，但他说工作还是要完成、稿还是要交的。

李仲燊相信：公司“无咁易收皮的”，“咁公司唔收皮、我都唔会咁易收皮住”。（没有这么容易玩完的；公司不玩完，我也不会这么容易玩完的。）

（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杜彦均、苏澄、阿水、郑家康、王雄、李仲燊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