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人做区议员：处理地区事务时，艺术教会我什么？

【编者按】9月立法会选举在望，去年11月香港区议会选举中多名政治素人当选，也包含艺术工作者。与“政治”相比，艺术总更强调创意与想像力，政治与艺术，冲突、掣肘还是互补？新时代、新世代的“艺术青年”与人们印象中的“艺术家”可有不同？艺术家区议员们奋身制度之内，屈指半载，艺术可为他们的地区工作擦出火花？

荔景邨区议员王天仁上任五个多月来，做过一些令街坊惊奇的事。比如说，有一次一个伯伯投诉厕所水箱冲厕力度不够，王天仁二话不说走上伯伯家，手执“士巴拿”（扳手）扭动水箱零件，成功令冲厕水回复“冲劲”。对比以前该区区议员周奕希老是穿西装黑鞋，一本正经，伯伯惊讶地道：“区议员也会亲手做这些事？”“如果我按正常程序处理，就要通知房屋署，他们联络外判维修商上去检查，然后再回复房署⋯⋯为什么我不试试即场处理？”王天仁解释说。“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社工。”但他既不是社工，也不是水电工，而是一个以木材创作的艺术家。

王天仁2000年于中大艺术系毕业，其后20年间一直创作——他喜欢将回收卡板变成童趣动物木雕，亦活跃于本地及海外展览。他指自己从来不是走“高深”路线的艺术家，作品贴地易消化；2017年，王天仁更在深水埗开设“合舍”，对王天仁来说，所谓“艺术”，不是一面加诸己身的旗帜，“那种（艺术）特质，其实已融入一个人的判断及处事手法中。”他说。比如说，既然讨厌在制度内循程序守规矩，还不如直接解决问题核心，如即席修理马桶。

但即使对制度存疑，一班艺术家还是走入制度了——跑马地区区议员张嘉莉是策展人，亦是本地独立艺术空间 C&G Aparment的创办人；湾仔爱群区议员罗伟珊是铜锣湾富德楼（不同艺术机构进驻的香港艺术村）艺术空间“艺鹄”的“文化工程师”；大埔广福及宝湖区议员连桷璋则从事广告设计，并以其风格大胆的文宣在网络取得关注。上述都是新手“素人”议员，除了大坑区议员杨雪盈——她于2014年当选，并于去年成功连任，更成为湾仔区区议会主席。她是陶艺家，亦是艺术教育工作者。

当选后，这班议员既背负著支持反修例运动选民的厚重寄望，又得直视区议会这个“咨询架构”职权有限的事实。我们找来这几位区议员谈谈，从竞选过程、处理纠纷、社区事务中，如何可以“艺术”，以及“艺术”之于政治的有用及无用。

2019年6月中，香港爆发反修例运动，接续涌现不同形式的“无大台”街头抗争。乘著这场运动所掀动的波澜，泛民主派连同本土派合共取得全港 86% 的直选议席，一共389席，包括上述五位议员。不少当选的议员为“素人”议员，无从政经验亦无政党背景。他们背负选民期望，希望把反修例运动所展现的能量转至议会中延续。

结果，今届当选的389个民主派议员中，有五个属艺文界人士 —— 虽然听起来不算多，但若考虑到文化艺术在资本主义挂帅的香港社会里属边缘小众，此事仍别具意义。

“艺术其中一件教会我的事，就是不是一下子就判断什么有用、什么无用；什么值得做，什么不值得。”

参政原因：已没有空间创作

但这班艺术家为何想参选从政？ 张嘉莉说：“其实，如果回顾一直演进的艺术历史，艺术从来没有停止过介入社会。”她与同为艺术家的丈夫郑怡敏于2007年成立的C&G艺术单位就是一个例子。他们所策划的展览向来踩过界，破格叛逆。他们曾策划“致曾特首”展览，邀请艺术家向时任特首曾荫权“致谢”；又曾举办“烧数簿”，跟艺术家在太子焚烧艺术扎作以寄托对社会控诉。她跟丈夫甚至在七一游行期间订婚，无惧摆出逆权姿态。

但以艺术为媒介介入社会，尚可保一个可攻可守的远观位置；为甚么这帮艺术家仍选择跳进政治这淌“浑水”，在制度内埋身搏击？

“因为现在连让我们安心去做纯艺术创作的空间也没有。”罗伟珊（Susi）说。罗伟珊本身是策展人，也在富德楼负责艺术行政。她的工作让她接触许多艺文工作者，亲身听说过一个个创作自由被打压的故事——有作者跟大型出版社合作，在不知情状况下被删减字句；亦有艺术团体为申请拨款而自我审查删去敏感内容。Susi起初还七上八落，不太确定是否参选。她打给她视为前辈的张嘉莉，问她为什么如此坚决加入选战？“因为无论是我们或香港，已经 nothing to lose。”张嘉莉斩钉截铁地回答。 潮水汹涌而至，连隐身的洞穴也几近淹没。走出来，几乎就是不可躲避的命运。

他们决定选区议员，一来是减少建制派自动当选机会，增加民主派的议会控制权；另一方面，他们亦抱著从下而上为街坊赋权的理念，从地区层面实现民主。

艺术与区议会的“有用”、“无用”

但这班“文艺”区议员，又可如何在今天的区议会上发挥作用？首先，区议会予人处事马虎、浪掷金钱之感，如鲗鱼涌区议会兴建的避雨亭设计被批评无法避雨、观塘区议会通过以五千万兴建音乐喷泉工程等等。不少香港人认为区议会是徒具形式的咨询机构，靠“蛇斋饼粽”等小恩小惠笼络年长选民。

另一边厢，由民主派占大多数的区议会上任五个月来，亦面对严峻挑战 。自年初起，有15名区议员以不同罪名被捕，连桷璋就分别曾于大埔反对设肺炎诊所游行、及警员就爆炸品案上广福邨搜捕疑犯期间，被警察以“非法集结”及“阻差办公”罪名被捕。同一时间，政府以“防疫”为由削减各区区议会拟款；民政专员拒绝具政治色彩的动议纳入区议会议程 （如反对23条），民主派议员纷纷批评此举等同刻意打压区议会。

同时间，以往区议会通过的“小白象”工程如摩顿台活动中心及观塘音乐喷泉，任凭议员在区议会内动议反对，但因已在立法会通过拨款，无法煞停。质议区议会“无用”的声音开始在网络上散播。

“那种由下而上的潜移默化，千万不要小看其影响力⋯⋯不应该由位于某个职位的人去尝试改变，而是由位于下游的我们跟大家一起醒觉。”

王天仁所属的葵青区区议会是众多地区中削款最大的一区，一共被削155万元。王天仁对此也非常愤怒。但对于“区议会无用论”，他却不置可否。

“艺术其中一件教会我的事，就是不是一下子就判断什么有用、什么无用；什么值得做，什么不值得。今时今日香港人仍‘撑得住’，正正就因为我们没有想结果，只是去做，才勉强撑到。”王天仁说。上任数个月，身处制度内，他就觉得区议员“非常有用”，尤其亲身感受到区议员跟市民之间的联系比以前紧密得多。“现在新选那班议员有谁不是有齐各种media channels（社交媒体渠道）？有Facebook、Instagram，分分钟连Snapchat也有！你曾几何时听过一个区议员可这么容易去接触？或者跟市民可有这么多互动？”

今次帮伯伯修理马桶，下次跟伯伯讨论英超，再沟通下去，大可开始论政、登记选民、谈论社区愿景。最近也有个“蓝丝”婆婆教天仁惊奇。“她本来支持前任区议员，对我们态度颇差。但渐渐地，可能她见到我们的工作做得不错，态度改变，会走过来称赞我们，甚至向其他对我们有误解的婆婆解释。”王天仁说。

“那种由下而上的潜移默化，千万不要小看其影响力。上层的法例及政治架构未必是我们可触碰的，但不要忘记，回归后我们从来不能话事，而且也不应该由位于某个职位的人去尝试改变，而是由位于下游的我们跟大家一起醒觉。反修例运动也不是由那个立法会议员去推动的，对吧？”天仁说。

艺术作为连结媒介

要缔造由下而上的改变，就要先在下游连结街坊。 而艺术本就是一个连结的媒介。

文宣就是最表面的功夫——做得美，打响旗号，帮助议员“入屋”。连桷璋就因他的独特文宣，早在竞选期间在社交媒体上掀起浪潮。他的文宣怀旧搞鬼，不张狂不罢休，让一般区议员抱著手肘满怀抱负的白底单张黯然失色。竞选政纲采用蓝绿色底色，跟黄、橙鲜色文字碰撞，再配“老香港”视觉元素如戏棚、锦旗等等。一系列的防疫文宣就更具玩味——采用手绘旧电影海报风格，再把连桷璋的照片不断恶搞，如把他的肖像放在马桶或垃圾筒上，带出各类型防疫信息。

“我觉得美感其实是一种沟通方式。”

连桷璋本来从事广告设计，特别著重美感；加上他背后有十多人的设计义工团队，帮忙成就“连系”独特美学。“我觉得美感其实是一种沟通方式。大家觉得美的同时，也就容易吸收到所讲的信息。所以我们的设计一定会从能否有效沟通的角度去想。”连桷璋说。比如说，文宣上文字每次也经多番删减，或干脆作首押韵易记的打油诗表达。

同样著重文宣美学、卡片单张采用和暖的橙黄色调的Susi则指，当居民收到设计精巧的单张，起码不会觉得无聊而丢弃。“当他们愿意先把单张放在家，就有可能慢慢阅读里面的内容，对社区事务感兴趣。”

张嘉莉也认为，以艺术作为桥梁是简单又奏效的方法。竞选时，张嘉莉在跑马地街头摊开一张绘上跑马地地图格线的画布。街坊好奇停驻，张嘉莉及团队义工就请他们漫谈自己对跑马地的回忆、喜欢跑马地的什么，再把那些物事画上去。

过程中，亦发现跑马地不为人知的地方，例如老人家忆起以前马场旁边曾存在夜夜笙歌的夜总会，大家听到傻眼。而年轻人看见画布上的夜总会，亦会好奇发问。“其实做法好简单！用艺术作沟通桥梁，好自然就鼓励到不同年纪、国籍的人去沟通，也让他们用不同角度去看待这个社区。”张嘉莉说。

自今年2月开始，新冠肺炎来袭，张嘉莉派发物资的同时，也希望在疫情间跟居民继续互动，让他们表达隔离生活的心声。她跟同事向感兴趣的街坊派画布及塑胶彩，邀请他们以“口罩下的心情”为题创作，再于张嘉莉以 C&G名义在跑马地租下的微型艺术空间展出。作品收回来后，众人眼前一亮。有小朋友以抽象的色块表示被隔离的心理状况，也有曾创作电影海报的大厦保安员以细腻笔触画下居民齐心协力清洁街道的画面。

作为策展人，张嘉莉以往也有举办社群参与艺术计划的经验。她相信艺术作为一种表达方式，总能提供更多可能及想像：“以艺术媒介去表达，有异于纯粹以语言去表达。始终社区有许多人，有人善用语言、有人则较善用视觉语言去表达。另外，在创造艺术的过程中，给予我们抽象的表达空间。其实不一定要在辩论或会议中才能呈现自己的想法，创作可帮助我们表达这些潜在的情绪或感受。”

“艺术所给我的，一是包容性，二是以不同方式对待一件事。”

杨雪盈亦喜欢在倡议某议题时，做道具、作画，呈现对未来想像。为争取大坑区增设柜员机，她跟团队做过实物原大的提款机展板，贴在墙上，有商店喜欢得争相把它贴在自己外墙上；居民希望保留5号巴士线，她就跟喜欢历史的街坊举办“巴史导赏团”，砌了个差不多跟人一样高的巴士木头车，让街坊可站在里面拍照。杨雪盈笑说她也常常出卖朋友，比如说“迫”画家周俊辉帮她画下她跟居民改造大坑垃圾站的想像。画作简约素淡，直接呈现了一个不一样的垃圾站——一个结合垃圾分类、厨余农场、剩食雪柜等五层建筑物。

杨雪盈在举办恒常的回收活动“不是垃圾站”时，把此构想图贴出来，结果街坊比平时更投入讨论，也吸引大坑的建筑师、环保人士等来帮忙给意见。“我们想做到的是利用社区的专才知识去推动政府政策。政府常常说这样不可以、那样不可以。我们有专业知识支持，就看看你怎说‘不可以’！”杨雪盈说。这些道具除了是吸引眼球的宣传技俩，亦把居民的愿景可视化、具体化，也让其他人更明白彼此的想像，从而引发更多可能。

罗伟珊认为，想策动市民参与更多，有时不过多问一句。 早前有区内家长向她表示区内亲子活动不多。“那我就问她们，如果我举办活动，你们会不会想一起参与，甚至帮忙？”结果其中一位妈妈就在后来举办的绿色绘本交换日当主持。“在事情未发生前，已经邀请街坊参与，那他们会有种sense of ownership (拥有权)，觉得这事情与他们有关。不是说谁帮谁，而是一起去建设及改造。”罗伟珊说。这跟她一直喜爱的富德楼工作有点相似， 把不同艺术家、组织、地方串连起来，发生关系。

“在长远目标以外，还有没有东西我们可以改变？”

在制度内/外钻空子

在长年处事因循官僚、职能受限的区议会，也需要艺术的创意，提供另一种想像、在制度内或外钻空子，寻求突破。区议会不少工程被讥讽为“小白象”（需要花费却无用的工程），豪掷金钱兴建“行人路上盖”、“避雨亭”等，但却成效不彰，或只服务一小撮人。

“艺术所给我的，一是包容性，二是以不同方式对待一件事。举个例，医生须因病施药，比较难有创意实验；而艺术的弹性就比较阔，你看，法国艺术家杜象在尿兜上签名，亦成了一件艺术作品！所以艺术帮助我们以更多角度去思考或理解一件事情。”王天仁说。他笑说，最有趣是跟助理讨论能否试以“作鬼故”（做鬼故事）方式，吓走最爱在货柜码头飞车的一班司机，以杜绝扰人噪音。

在跟官员周旋，或处理棘手社区问题时，连桷璋也爱用设计师的口头禅“点解唔得？”（为什么不可以）去应对，或跟政府人员死缠难打。大埔运头角里有一片小树林向来是鹭鸟栖息地，但居民来回该处特别容易被鸟粪击中。于2017年就曾发生康文署因收鸟粪投诉而修树，结果导致部分幼鸟堕地死亡的意外。前任广福邨区议员黄碧娇就曾动议斥资兴建造价逾千万的行人路上盖。对此连桷璋有个大胆但简单的方法：用伞挡。点解唔得（为何不行）呢？

他跟团队在鸟粪热点的两端各自放一个伞架，让人撑伞安然走过一段路。虽然雨伞、酒精搓手液（干洗手液）经常被偷，有次连伞架也被莫名取走，但连桷璋没有放弃，积极同香港观鸟会商谈改善方法，例如以胶板取代雨伞。“问完‘点解唔得’，你要执迷，要纠缠，才可以令这件事情继续发展下去，不然好易就会妥协。”连桷璋说。

张嘉莉也有几次在制度里钻空子的经验。有次她跟食环署职员开会，得知他们刚在黄泥涌体育馆天台完成翻新工程，正准备髹上新漆。因为该体育馆楼邻近许多住宅大厦，天台是许多居民的日常风景，张嘉莉觉得与其由政府决定髹上某种色彩，还不如交由居民决定？所以张嘉莉先请食环署稍为延迟工程，同时她向街坊征集作品，让最受欢迎的设计成为天台图案。 结果他们采用了一个简单美观的直间设计—— 图案以24条不同颜色或阔度的色条，代表跑马地的24条主要街和道。

“在这些生活细节上，我们也可以做改革。而这些改革其实也是一种政治表态，因为这其实关乎怎样令公共行政架构变得更公开透明。”

有时，她成功在制度织成的网解下一两个绳结，让社区人士可钻入其中；有时则发现这些绳结比想像中纠结难缠。黄泥涌体育馆的楼梯间及走道墙上挂了几幅复制风景画作，据说十年未曾变改。于是张嘉莉向康文署职员询问改挂香港艺术作品、或社区人士作品的可能性。

“跟康文署职员倾会有种奇怪感觉。他们好像什么也害怕，会绕一大个圈，然后跟你说‘不可以’。”张嘉莉说。 但她认为不能怪责前线员工，因自从市政局及区域市政局被区议会取代后，地区行政被“架空”，前线员工凡事须跟“坐冷气房”、不熟悉社区事务的总署高层交代，没有决策权。不过几番沟通后，最近传来好消息 — 康文署一位经理表示，假如改挂画作为康文署辖下艺术馆馆藏的复制品，应该可以一试。

张嘉莉亦计划在区议会会议中，建议整个湾仔区的康体场地、社区会堂的展示空间都可作公众咨询，开放参与。“香港的文化艺术最缺乏空间，无论创作或展览也是。尤其在言论空间越来越窄的今天，我们更须重视所有可能展示艺术的空间。”她说。

“入区议会前，已知道这里有许多限制。长远来讲，我们当然想恢复市政局及区域市政局，重掌地区行政权。但在长远目标以外，还有没有东西我们可以改变？”张嘉莉说。

“一栋大厦的天台画什么图案，这是中央政府无暇去管理或控制的事⋯⋯但在这些生活细节上，我们也可以做改革。而这些改革其实也是一种政治表态，因为这其实关乎怎样令公共行政架构变得更公开透明。”她补充道。

走入政治的反思

然而，若果艺术也有其“无用”，那可能是艺术不能帮助他们明暸政治现实的复杂。艺术创作可是纯粹个人的，但走入政治后，每个时刻都是舞台表演，每一个动作都被镁光灯照射、放大。

这班本来无从政经验的人走入政治，少不了也得碰上几口钉、摔几次跤。湾仔区议会三月时就曾出现民主派“内哄”事件。

湾仔区议会举行第四次大会，副主席麦景星提出反对《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书面动议。民政处指此动议不符合区议会职权，更一度拉走其他政府部门代表离场。张嘉莉及另外3位议员因担心无法在会议中讨论较紧急的地区事项如处理疫情，遂反对把反23条动议纳入议程。有网民在连登上批评民主派议员竟然跟建制派议员站同一阵线，痛骂他们为“伪黄”。

说到这里，张嘉莉语调放轻放慢：“我承认自己政治经验不足，操作上的确有改善空间。”她强调自己反对23条立法，亦有签署联署，只不过担心会议因官员离场而无法继续会议。 但后来她觉得当时其实有更好的处理方式，如先不提动议，但在会议完结前再动议讨论反23条表态。但她也有这样的思考：“民主派合作是否就等如投一样的票？是不是每个位都要‘冲到尽’？还是有灵活走位的空间？今天无论官僚制度或建制派对我们都有好大打压。我觉得，我们要思考如何多元化又共同地达成目标。”

“这四年我会试用不同方法，让他们就关心的议题勇于发声，知道如何发声。”

天仁觉得自己从来创作的核心价值，都是“真”。“我做什么动物卡板雕塑呀，可能在某些艺术界别里觉得没意思。但我从来不想改变，我想继续做因为我有兴趣，在过程中享受。”有时他也怀疑，走入政治圈还让他保持这份“真”吗？“创作完全不用有任何顾虑。但在区议会里，可能就某些话题，民主派希望能一致表态。我未必完全认同，但在某个气氛下，你就不能表明自己不是站在同一阵线。”他说。除了在议会言行上多了一份包袱，跟街坊沟通亦可能多了顾虑。“如果将一个事实完整跟街坊说，他可能未必可接受。所以你要调整说法。但当你调整时，是为著让事情更好处理，代表你为他著想，还是为避重就轻？这个我也未完全拿捏得好。”

最近的一次“成功争取”，也忽然让连桷璋反思身为政治人物所掌控的权力。他跟领展提出几项意见，包括把本来边缘锋利的梯级换成圆角砖，避免小朋友撞到受伤；以及移除斜坡的一级梯级，真正实现“无障碍”设计。结果领展很快反应，并完成工程。“我觉得有点恐怖。”连桷璋瞪大眼睛道。“好像不应该这样。为什么有个人说一句话，影响力就比其他人大？如果此事情是合理，应当如此做的话，为什么其他人讲又没用？要听所谓“区议员”讲？”连桷璋说。他笑指自此社区将永久留下他的一条脚毛。“那只好尽量做好，更慎重去思考，你想推动什么？又会带来什么结果及影响？”连桷璋说。

不过，王天仁相信，在所谓“政治”背后，最根本的还是人本关怀。他先前处理一宗噪音投诉，但当他了解后，发现“噪音”背后，可能跟该家庭某成员的精神状态有关。他跟被投诉人会面，希望可以先了解其难处。“她一边讲一边哭，说这是她第一次跟人讲家里的事。我觉得这就是⋯⋯你还在讲‘黄’还是‘蓝’、讲什么政治立场？人跟人之间的交流、情感这样宝贵。”王天仁说。他认为所谓的“政治立场”，其实就是靠人与人之间的影响力所塑造。“比如说，某个人对你影响力大，你就会认同他的立场；但若那人的行为令你反感，你自然就会背离他。”

改变人心，就是政治改革的第一步。“我会说我们的工作是‘揼石仔’（敲石块），慢慢来，先订立一些短期目标。”王天仁说。他比喻如想登上海中心的游轮，见到距离之远，很容易放弃；倒不如先想办法游出浮台、驳上舢板，一步一步来。

“我希望四年后居民遇上什么事，自己懂得投诉、联署、组织居民。这四年我会试用不同方法，让他们就关心的议题勇于发声，知道如何发声。如果有一天区议员在邨内角色真的可有可无，那就真的是一项成就。”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