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人做區議員：處理地區事務時，藝術教會我什麼？

【編者按】9月立法會選舉在望，去年11月香港區議會選舉中多名政治素人當選，也包含藝術工作者。與「政治」相比，藝術總更強調創意與想像力，政治與藝術，衝突、掣肘還是互補？新時代、新世代的「藝術青年」與人們印象中的「藝術家」可有不同？藝術家區議員們奮身制度之內，屈指半載，藝術可為他們的地區工作擦出火花？

荔景邨區議員王天仁上任五個多月來，做過一些令街坊驚奇的事。比如說，有一次一個伯伯投訴廁所水箱沖廁力度不夠，王天仁二話不說走上伯伯家，手執「士巴拿」（扳手）扭動水箱零件，成功令沖廁水回復「沖勁」。對比以前該區區議員周奕希老是穿西裝黑鞋，一本正經，伯伯驚訝地道：「區議員也會親手做這些事？」「如果我按正常程序處理，就要通知房屋署，他們聯絡外判維修商上去檢查，然後再回覆房署⋯⋯為什麼我不試試即場處理？」王天仁解釋說。「有時候我覺得自己像社工。」但他既不是社工，也不是水電工，而是一個以木材創作的藝術家。

王天仁2000年於中大藝術系畢業，其後20年間一直創作——他喜歡將回收卡板變成童趣動物木雕，亦活躍於本地及海外展覽。他指自己從來不是走「高深」路線的藝術家，作品貼地易消化；2017年，王天仁更在深水埗開設「合舍」，對王天仁來說，所謂「藝術」，不是一面加諸己身的旗幟，「那種（藝術）特質，其實已融入一個人的判斷及處事手法中。」他說。比如說，既然討厭在制度內循程序守規矩，還不如直接解決問題核心，如即席修理馬桶。

但即使對制度存疑，一班藝術家還是走入制度了——跑馬地區區議員張嘉莉是策展人，亦是本地獨立藝術空間 C&G Aparment的創辦人；灣仔愛群區議員羅偉珊是銅鑼灣富德樓（不同藝術機構進駐的香港藝術村）藝術空間「艺鵠」的「文化工程師」；大埔廣福及寶湖區議員連桷璋則從事廣告設計，並以其風格大膽的文宣在網絡取得關注。上述都是新手「素人」議員，除了大坑區議員楊雪盈——她於2014年當選，並於去年成功連任，更成為灣仔區區議會主席。她是陶藝家，亦是藝術教育工作者。

當選後，這班議員既背負著支持反修例運動選民的厚重寄望，又得直視區議會這個「諮詢架構」職權有限的事實。我們找來這幾位區議員談談，從競選過程、處理糾紛、社區事務中，如何可以「藝術」，以及「藝術」之於政治的有用及無用。

2019年6月中，香港爆發反修例運動，接續湧現不同形式的「無大台」街頭抗爭。乘著這場運動所掀動的波瀾，泛民主派連同本土派合共取得全港 86% 的直選議席，一共389席，包括上述五位議員。不少當選的議員為「素人」議員，無從政經驗亦無政黨背景。他們背負選民期望，希望把反修例運動所展現的能量轉至議會中延續。

結果，今屆當選的389個民主派議員中，有五個屬藝文界人士 —— 雖然聽起來不算多，但若考慮到文化藝術在資本主義掛帥的香港社會裡屬邊緣小眾，此事仍別具意義。

「藝術其中一件教會我的事，就是不是一下子就判斷什麼有用、什麼無用；什麼值得做，什麼不值得。」

參政原因：已沒有空間創作

但這班藝術家為何想參選從政？ 張嘉莉說：「其實，如果回顧一直演進的藝術歷史，藝術從來沒有停止過介入社會。」她與同為藝術家的丈夫鄭怡敏於2007年成立的C&G藝術單位就是一個例子。他們所策劃的展覽向來踩過界，破格叛逆。他們曾策劃「致曾特首」展覽，邀請藝術家向時任特首曾蔭權「致謝」；又曾舉辦「燒數簿」，跟藝術家在太子焚燒藝術紮作以寄託對社會控訴。她跟丈夫甚至在七一遊行期間訂婚，無懼擺出逆權姿態。

但以藝術為媒介介入社會，尚可保一個可攻可守的遠觀位置；為甚麼這幫藝術家仍選擇跳進政治這淌「渾水」，在制度內埋身搏擊？

「因為現在連讓我們安心去做純藝術創作的空間也沒有。」羅偉珊（Susi）說。羅偉珊本身是策展人，也在富德樓負責藝術行政。她的工作讓她接觸許多藝文工作者，親身聽說過一個個創作自由被打壓的故事——有作者跟大型出版社合作，在不知情狀況下被刪減字句；亦有藝術團體為申請撥款而自我審查刪去敏感內容。Susi起初還七上八落，不太確定是否參選。她打給她視為前輩的張嘉莉，問她為什麼如此堅決加入選戰？「因為無論是我們或香港，已經 nothing to lose。」張嘉莉斬釘截鐵地回答。 潮水洶湧而至，連隱身的洞穴也幾近淹沒。走出來，幾乎就是不可躲避的命運。

他們決定選區議員，一來是減少建制派自動當選機會，增加民主派的議會控制權；另一方面，他們亦抱著從下而上為街坊賦權的理念，從地區層面實現民主。

藝術與區議會的「有用」、「無用」

但這班「文藝」區議員，又可如何在今天的區議會上發揮作用？首先，區議會予人處事馬虎、浪擲金錢之感，如鰂魚涌區議會興建的避雨亭設計被批評無法避雨、觀塘區議會通過以五千萬興建音樂噴泉工程等等。不少香港人認為區議會是徒具形式的諮詢機構，靠「蛇齋餅糉」等小恩小惠籠絡年長選民。

另一邊廂，由民主派佔大多數的區議會上任五個月來，亦面對嚴峻挑戰 。自年初起，有15名區議員以不同罪名被捕，連桷璋就分別曾於大埔反對設肺炎診所遊行、及警員就爆炸品案上廣福邨搜捕疑犯期間，被警察以「非法集結」及「阻差辦公」罪名被捕。同一時間，政府以「防疫」為由削減各區區議會擬款；民政專員拒絕具政治色彩的動議納入區議會議程 （如反對23條），民主派議員紛紛批評此舉等同刻意打壓區議會。

同時間，以往區議會通過的「小白象」工程如摩頓台活動中心及觀塘音樂噴泉，任憑議員在區議會內動議反對，但因已在立法會通過撥款，無法煞停。質議區議會「無用」的聲音開始在網絡上散播。

「那種由下而上的潛移默化，千萬不要小看其影響力⋯⋯不應該由位於某個職位的人去嘗試改變，而是由位於下游的我們跟大家一起醒覺。」

王天仁所屬的葵青區區議會是眾多地區中削款最大的一區，一共被削155萬元。王天仁對此也非常憤怒。但對於「區議會無用論」，他卻不置可否。

「藝術其中一件教會我的事，就是不是一下子就判斷什麼有用、什麼無用；什麼值得做，什麼不值得。今時今日香港人仍『撐得住』，正正就因為我們沒有想結果，只是去做，才勉強撐到。」王天仁說。上任數個月，身處制度內，他就覺得區議員「非常有用」，尤其親身感受到區議員跟市民之間的聯繫比以前緊密得多。「現在新選那班議員有誰不是有齊各種media channels（社交媒體渠道）？有Facebook、Instagram，分分鐘連Snapchat也有！你曾幾何時聽過一個區議員可這麼容易去接觸？或者跟市民可有這麼多互動？」

今次幫伯伯修理馬桶，下次跟伯伯討論英超，再溝通下去，大可開始論政、登記選民、談論社區願景。最近也有個「藍絲」婆婆教天仁驚奇。「她本來支持前任區議員，對我們態度頗差。但漸漸地，可能她見到我們的工作做得不錯，態度改變，會走過來稱讚我們，甚至向其他對我們有誤解的婆婆解釋。」王天仁說。

「那種由下而上的潛移默化，千萬不要小看其影響力。上層的法例及政治架構未必是我們可觸碰的，但不要忘記，回歸後我們從來不能話事，而且也不應該由位於某個職位的人去嘗試改變，而是由位於下游的我們跟大家一起醒覺。反修例運動也不是由那個立法會議員去推動的，對吧？」天仁說。

藝術作為連結媒介

要締造由下而上的改變，就要先在下游連結街坊。 而藝術本就是一個連結的媒介。

文宣就是最表面的功夫——做得美，打響旗號，幫助議員「入屋」。連桷璋就因他的獨特文宣，早在競選期間在社交媒體上掀起浪潮。他的文宣懷舊搞鬼，不張狂不罷休，讓一般區議員抱著手肘滿懷抱負的白底單張黯然失色。競選政綱採用藍綠色底色，跟黃、橙鮮色文字碰撞，再配「老香港」視覺元素如戲棚、錦旗等等。一系列的防疫文宣就更具玩味——採用手繪舊電影海報風格，再把連桷璋的照片不斷惡搞，如把他的肖像放在馬桶或垃圾筒上，帶出各類型防疫資訊。

「我覺得美感其實是一種溝通方式。」

連桷璋本來從事廣告設計，特別著重美感；加上他背後有十多人的設計義工團隊，幫忙成就「連系」獨特美學。「我覺得美感其實是一種溝通方式。大家覺得美的同時，也就容易吸收到所講的訊息。所以我們的設計一定會從能否有效溝通的角度去想。」連桷璋說。比如說，文宣上文字每次也經多番刪減，或乾脆作首押韻易記的打油詩表達。

同樣著重文宣美學、卡片單張採用和暖的橙黃色調的Susi則指，當居民收到設計精巧的單張，起碼不會覺得無聊而丟棄。「當他們願意先把單張放在家，就有可能慢慢閱讀裏面的內容，對社區事務感興趣。」

張嘉莉也認為，以藝術作為橋樑是簡單又奏效的方法。競選時，張嘉莉在跑馬地街頭攤開一張繪上跑馬地地圖格線的畫布。街坊好奇停駐，張嘉莉及團隊義工就請他們漫談自己對跑馬地的回憶、喜歡跑馬地的什麼，再把那些物事畫上去。

過程中，亦發現跑馬地不為人知的地方，例如老人家憶起以前馬場旁邊曾存在夜夜笙歌的夜總會，大家聽到傻眼。而年輕人看見畫布上的夜總會，亦會好奇發問。「其實做法好簡單！用藝術作溝通橋樑，好自然就鼓勵到不同年紀、國籍的人去溝通，也讓他們用不同角度去看待這個社區。」張嘉莉說。

自今年2月開始，新冠肺炎來襲，張嘉莉派發物資的同時，也希望在疫情間跟居民繼續互動，讓他們表達隔離生活的心聲。她跟同事向感興趣的街坊派畫布及塑膠彩，邀請他們以「口罩下的心情」為題創作，再於張嘉莉以 C&G名義在跑馬地租下的微型藝術空間展出。作品收回來後，眾人眼前一亮。有小朋友以抽象的色塊表示被隔離的心理狀況，也有曾創作電影海報的大廈保安員以細膩筆觸畫下居民齊心協力清潔街道的畫面。

作為策展人，張嘉莉以往也有舉辦社群參與藝術計劃的經驗。她相信藝術作為一種表達方式，總能提供更多可能及想像：「以藝術媒介去表達，有異於純粹以語言去表達。始終社區有許多人，有人善用語言、有人則較善用視覺語言去表達。另外，在創造藝術的過程中，給予我們抽象的表達空間。其實不一定要在辯論或會議中才能呈現自己的想法，創作可幫助我們表達這些潛在的情緒或感受。」

「藝術所給我的，一是包容性，二是以不同方式對待一件事。」

楊雪盈亦喜歡在倡議某議題時，做道具、作畫，呈現對未來想像。為爭取大坑區增設櫃員機，她跟團隊做過實物原大的提款機展板，貼在牆上，有商店喜歡得爭相把它貼在自己外牆上；居民希望保留5號巴士線，她就跟喜歡歷史的街坊舉辦「巴史導賞團」，砌了個差不多跟人一樣高的巴士木頭車，讓街坊可站在裡面拍照。楊雪盈笑說她也常常出賣朋友，比如說「迫」畫家周俊輝幫她畫下她跟居民改造大坑垃圾站的想像。畫作簡約素淡，直接呈現了一個不一樣的垃圾站——一個結合垃圾分類、廚餘農場、剩食雪櫃等五層建築物。

楊雪盈在舉辦恆常的回收活動「不是垃圾站」時，把此構想圖貼出來，結果街坊比平時更投入討論，也吸引大坑的建築師、環保人士等來幫忙給意見。「我們想做到的是利用社區的專才知識去推動政府政策。政府常常說這樣不可以、那樣不可以。我們有專業知識支持，就看看你怎說『不可以』！」楊雪盈說。這些道具除了是吸引眼球的宣傳技倆，亦把居民的願景可視化、具體化，也讓其他人更明白彼此的想像，從而引發更多可能。

羅偉珊認為，想策動市民參與更多，有時不過多問一句。 早前有區內家長向她表示區內親子活動不多。「那我就問她們，如果我舉辦活動，你們會不會想一起參與，甚至幫忙？」結果其中一位媽媽就在後來舉辦的綠色繪本交換日當主持。「在事情未發生前，已經邀請街坊參與，那他們會有種sense of ownership (擁有權)，覺得這事情與他們有關。不是說誰幫誰，而是一起去建設及改造。」羅偉珊說。這跟她一直喜愛的富德樓工作有點相似， 把不同藝術家、組織、地方串連起來，發生關係。

「在長遠目標以外，還有沒有東西我們可以改變？」

在制度內/外鑽空子

在長年處事因循官僚、職能受限的區議會，也需要藝術的創意，提供另一種想像、在制度內或外鑽空子，尋求突破。區議會不少工程被譏諷為「小白象」（需要花費卻無用的工程），豪擲金錢興建「行人路上蓋」、「避雨亭」等，但卻成效不彰，或只服務一小撮人。

「藝術所給我的，一是包容性，二是以不同方式對待一件事。舉個例，醫生須因病施藥，比較難有創意實驗；而藝術的彈性就比較闊，你看，法國藝術家杜象在尿兜上簽名，亦成了一件藝術作品！所以藝術幫助我們以更多角度去思考或理解一件事情。」王天仁說。他笑說，最有趣是跟助理討論能否試以「作鬼故」（做鬼故事）方式，嚇走最愛在貨櫃碼頭飛車的一班司機，以杜絕擾人噪音。

在跟官員周旋，或處理棘手社區問題時，連桷璋也愛用設計師的口頭禪「點解唔得？」（為什麼不可以）去應對，或跟政府人員死纏難打。大埔運頭角里有一片小樹林向來是鷺鳥棲息地，但居民來回該處特別容易被鳥糞擊中。於2017年就曾發生康文署因收鳥糞投訴而修樹，結果導致部分幼鳥墮地死亡的意外。前任廣福邨區議員黃碧嬌就曾動議斥資興建造價逾千萬的行人路上蓋。對此連桷璋有個大膽但簡單的方法：用傘擋。點解唔得（為何不行）呢？

他跟團隊在鳥糞熱點的兩端各自放一個傘架，讓人撐傘安然走過一段路。雖然雨傘、酒精搓手液（乾洗手液）經常被偷，有次連傘架也被莫名取走，但連桷璋沒有放棄，積極同香港觀鳥會商談改善方法，例如以膠板取代雨傘。「問完『點解唔得』，你要執迷，要糾纏，才可以令這件事情繼續發展下去，不然好易就會妥協。」連桷璋說。

張嘉莉也有幾次在制度裡鑽空子的經驗。有次她跟食環署職員開會，得知他們剛在黃泥涌體育館天台完成翻新工程，正準備髹上新漆。因為該體育館樓鄰近許多住宅大廈，天台是許多居民的日常風景，張嘉莉覺得與其由政府決定髹上某種色彩，還不如交由居民決定？所以張嘉莉先請食環署稍為延遲工程，同時她向街坊徵集作品，讓最受歡迎的設計成為天台圖案。 結果他們採用了一個簡單美觀的直間設計—— 圖案以24條不同顏色或闊度的色條，代表跑馬地的24條主要街和道。

「在這些生活細節上，我們也可以做改革。而這些改革其實也是一種政治表態，因為這其實關乎怎樣令公共行政架構變得更公開透明。」

有時，她成功在制度織成的網解下一兩個繩結，讓社區人士可鑽入其中；有時則發現這些繩結比想像中糾結難纏。黃泥涌體育館的樓梯間及走道牆上掛了幾幅複製風景畫作，據說十年未曾變改。於是張嘉莉向康文署職員詢問改掛香港藝術作品、或社區人士作品的可能性。

「跟康文署職員傾會有種奇怪感覺。他們好像什麼也害怕，會繞一大個圈，然後跟你說『不可以』。」張嘉莉說。 但她認為不能怪責前線員工，因自從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被區議會取代後，地區行政被「架空」，前線員工凡事須跟「坐冷氣房」、不熟悉社區事務的總署高層交代，沒有決策權。不過幾番溝通後，最近傳來好消息 — 康文署一位經理表示，假如改掛畫作為康文署轄下藝術館館藏的複製品，應該可以一試。

張嘉莉亦計劃在區議會會議中，建議整個灣仔區的康體場地、社區會堂的展示空間都可作公眾諮詢，開放參與。「香港的文化藝術最缺乏空間，無論創作或展覽也是。尤其在言論空間越來越窄的今天，我們更須重視所有可能展示藝術的空間。」她說。

「入區議會前，已知道這裡有許多限制。長遠來講，我們當然想恢復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重掌地區行政權。但在長遠目標以外，還有沒有東西我們可以改變？」張嘉莉說。

「一棟大廈的天台畫什麼圖案，這是中央政府無暇去管理或控制的事⋯⋯但在這些生活細節上，我們也可以做改革。而這些改革其實也是一種政治表態，因為這其實關乎怎樣令公共行政架構變得更公開透明。」她補充道。

走入政治的反思

然而，若果藝術也有其「無用」，那可能是藝術不能幫助他們明暸政治現實的複雜。藝術創作可是純粹個人的，但走入政治後，每個時刻都是舞台表演，每一個動作都被鎂光燈照射、放大。

這班本來無從政經驗的人走入政治，少不了也得碰上幾口釘、摔幾次跤。灣仔區議會三月時就曾出現民主派「內鬨」事件。

灣仔區議會舉行第四次大會，副主席麥景星提出反對《基本法》第23條立法的書面動議。民政處指此動議不符合區議會職權，更一度拉走其他政府部門代表離場。張嘉莉及另外3位議員因擔心無法在會議中討論較緊急的地區事項如處理疫情，遂反對把反23條動議納入議程。有網民在連登上批評民主派議員竟然跟建制派議員站同一陣線，痛罵他們為「偽黃」。

說到這裡，張嘉莉語調放輕放慢：「我承認自己政治經驗不足，操作上的確有改善空間。」她強調自己反對23條立法，亦有簽署聯署，只不過擔心會議因官員離場而無法繼續會議。 但後來她覺得當時其實有更好的處理方式，如先不提動議，但在會議完結前再動議討論反23條表態。但她也有這樣的思考：「民主派合作是否就等如投一樣的票？是不是每個位都要『衝到盡』？還是有靈活走位的空間？今天無論官僚制度或建制派對我們都有好大打壓。我覺得，我們要思考如何多元化又共同地達成目標。」

「這四年我會試用不同方法，讓他們就關心的議題勇於發聲，知道如何發聲。」

天仁覺得自己從來創作的核心價值，都是「真」。「我做什麼動物卡板雕塑呀，可能在某些藝術界別裏覺得沒意思。但我從來不想改變，我想繼續做因為我有興趣，在過程中享受。」有時他也懷疑，走入政治圈還讓他保持這份「真」嗎？「創作完全不用有任何顧慮。但在區議會裡，可能就某些話題，民主派希望能一致表態。我未必完全認同，但在某個氣氛下，你就不能表明自己不是站在同一陣線。」他說。除了在議會言行上多了一份包袱，跟街坊溝通亦可能多了顧慮。「如果將一個事實完整跟街坊說，他可能未必可接受。所以你要調整說法。但當你調整時，是為著讓事情更好處理，代表你為他著想，還是為避重就輕？這個我也未完全拿捏得好。」

最近的一次「成功爭取」，也忽然讓連桷璋反思身為政治人物所掌控的權力。他跟領展提出幾項意見，包括把本來邊緣鋒利的梯級換成圓角磚，避免小朋友撞到受傷；以及移除斜坡的一級梯級，真正實現「無障礙」設計。結果領展很快反應，並完成工程。「我覺得有點恐怖。」連桷璋瞪大眼睛道。「好像不應該這樣。為什麼有個人說一句話，影響力就比其他人大？如果此事情是合理，應當如此做的話，為什麼其他人講又沒用？要聽所謂「區議員」講？」連桷璋說。他笑指自此社區將永久留下他的一條腳毛。「那只好盡量做好，更慎重去思考，你想推動什麼？又會帶來什麼結果及影響？」連桷璋說。

不過，王天仁相信，在所謂「政治」背後，最根本的還是人本關懷。他先前處理一宗噪音投訴，但當他了解後，發現「噪音」背後，可能跟該家庭某成員的精神狀態有關。他跟被投訴人會面，希望可以先了解其難處。「她一邊講一邊哭，說這是她第一次跟人講家裡的事。我覺得這就是⋯⋯你還在講『黃』還是『藍』、講什麼政治立場？人跟人之間的交流、情感這樣寶貴。」王天仁說。他認為所謂的「政治立場」，其實就是靠人與人之間的影響力所塑造。「比如說，某個人對你影響力大，你就會認同他的立場；但若那人的行為令你反感，你自然就會背離他。」

改變人心，就是政治改革的第一步。「我會說我們的工作是『揼石仔』（敲石塊），慢慢來，先訂立一些短期目標。」王天仁說。他比喻如想登上海中心的遊輪，見到距離之遠，很容易放棄；倒不如先想辦法游出浮台、駁上舢板，一步一步來。

「我希望四年後居民遇上什麼事，自己懂得投訴、聯署、組織居民。這四年我會試用不同方法，讓他們就關心的議題勇於發聲，知道如何發聲。如果有一天區議員在邨內角色真的可有可無，那就真的是一項成就。」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