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书店解题：日本疫期紧急事态宣言下的次文化生存

日本政府在4月7日向东京都、埼玉县、大阪府等七个都府县发出了紧急事态宣言，包括纪伊国屋书店、丸善淳久堂书店、三省堂书等大型连琐书店的合共250家分店，便随即休业了。而此前一个月，新型冠状病毒一发不可收拾时之时，日本全国中小学停课，父母们急著为在家休学的孩子寻找课外读物及补充练习，图书馆又刚巧正因抗疫而临时关闭；那一阵子，大型书店的营业额突然急升，纪伊国屋书店的门外出现长长的人龙。想不到一个月后，一众书店便得拉起大闸来。

根据日本最大的两家书籍发行商Nippan及Tohan的纪录，至4月14日，他们旗下的书店及合作书商，已有合共逾800家停业。新型冠状病毒为大型连琐书店的经营掀起波涛，而有少部分独立书店，如京都的惠文社、名古屋的二手书店Lieb Books等，却因素来倚重网上销售，虽然疫期来店的顾客减少了，相较之下却仍能泰然自处，静观其变，增加网店的书种，一边应付突如其来的冲击，一边细想出路。不过，瘟疫对于大多数小书店来说，则仍然如迎面而来的洪水猛兽，随时将其淹没。

小书店之难

日本书店历史可以推至江户时代，当时的书店，除了卖书以外还兼作书籍的出版与制作。书店的高速成长期发生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市民的求知欲望急涌，书店亦在城市内绽放。彼时书店往往门外陈列著新出版的杂志，当眼处摆放著畅销书，书架上排满了百科全书、漫画等等。城市社区里，常常散落著类型相近的小书店。

就像其他任何零售店一样，日本小书店在时代洪流里，曾遇到协助力的波澜，也遇过大大小小的阻碍。先是石油危机、纸张不足，牵连至整个出版业的不景气。在1980年代经济泡沫来到顶峰时，连琐书店开始如雨后春笋散布全国。其中业内规模最大的茑屋，在1994年时开始了书店特许经营权Tsutaya Books Network，至今国内有873家分店之多。

在1992年，日本政府修改了大规模小卖店舖法。这条例原是为保护地域的生活环境、经济运作，以及小型零售店的经营而订立的，向百货店、商舖设营商面积的上限，以免过于大型的商店的成立，影响交通系统、邻近商店街的小店业务等。条例修改过后，占地面数千平方米的书店逐一落成，现时全国最大的书店是茑屋的仙台分店，占地近一万平方米。东京都最大的则是淳久堂的池袋分店，约6,600平方米。其中由茑屋书店主理，在2011年开幕的代官山T-Site，扬起了“生活品味提案型商业设施”的旗号，以书店为中心，结合了咖啡店、精品杂货零售、专门店等，而且装潢时尚。茑屋于京都冈崎、名古屋港区等多家分店，都以同作的方式运作。书店不再只是书籍的销售管道，也是提供消闲娱乐、供游人聚集的地方，这印象深深烙在普罗大众的脑海里。

根据书店调查公司All Media的报告，日本书店的数目于1990年代达至高峰，共23000多家，至2018年减少至12000家左右。去年虽有99家新开的书店，倒闭的书店却有650家之多。连锁书店的网络密密麻麻，加上网路书店于2000年代兴起，以及电子书的发展，普遍被认定为小书店没落的主因。但All Media却认为，小书店相继倒闭，主要原因其实在于，现今的杂志销售额，只有最兴盛时期的三分一。偏偏商店街、车站附近的小书店多以杂志销售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再者，书籍价格下调、售书的利润减少，亦是小书店难以维持的原因。

这些独立书店不再乖乖地等候Nippan及Tohan定期寄来的书籍清单，而是主动寻找在主流市场里不被看见的书刊，与书籍出版者及制作者洽商。

小书店减少了，却多彩了

不过，小书店的减少，听来并不全是一首悲歌，那似乎只是暗示了书店再不能以“转售书籍”作为其唯一的存在意义。

商店街及车站附近的小书店，多是采取统一配书的模式，发行商根据书店的规模及地点等，决定配给他们什么书、多少量，店主无需对书籍有任何认识，也不需要决定书单，来了什么书便卖什么书。店里看不出店主的个性以及对书的热情，自然难以留住客人。事实上，在这类以统一配书的小书店一家一家倒闭的同时，在全国各地亦渐渐长出了富个性的独立书店来，例如京都的惠文社、ホホホ座（Hohoho座）、惠文社前店长堀部笃史创办的诚光社，还有位于名古屋的On Reading、福冈的Kubrick、松本市的栞日等。

店主的个人兴趣浓厚地展现在书籍的选择、排列方式上，他们化身为“书店编辑”，即使是在大型书店也能找到的书籍，将之与不同的书籍并列，就显示出不同的魅力来。这些独立书店都有著相同的特色——尝试自主流书籍流通管道中另觅蹊径。他们不再乖乖地等候Nippan及Tohan定期寄来的书籍清单，而是主动寻找在主流市场里不被看见的书刊，与书籍出版者及制作者洽商。因此，在这些独立书店内，能找到不少自资或独立出版、个人经营的小出版社出版的书籍，这不单扩阔了书店的书种，同时也为自资出版者、独立出版社建立了良好的发表及销售平台，城市文化也更多姿多彩。

“书店内排列著多种多样的书，正显示了世界多种多样的价值观共存。书店拥护意见及主张的多元化，说不定能令拥有不同价值观的人彼此尊重，互相理解。”

东京的森冈书店于2015年5月开幕之时，打著“只卖一本书的书店”的旗号，于媒体及网路上引起广泛注目。森冈书店完全脱离了传统书店的经营方式，以举办书籍的出版纪念展览活动为主，并只在活动期间出售该书籍。例如摄影师Ayumi Yamamoto的摄影集《Foam》出版时，森冈书店便为其举行了摄影展；谷口智则的绘本《世界最长的象鼻子》出版时，则将其于巴黎旅行时画的涂鸦、手作的动物雕塑、陶瓷碟等，都一同展出。森冈书店尝试透过“只卖一本书”的方式，来深化读者与作者的认识与交流，同时展示书籍构成前的各个面向。

独立书店就像是绕离大路的小径，有时大路与小径都通往相同的目的地，有时不，不管如何，走在小径里定能看到截然不同的风景。栞日的店主菊地彻认为，书店展示出来的多样化风景，还有著重要的社会价值。“城市内的书店常被认为是知性及文化的象征，但我觉得，书店还呈现出‘多样’及‘中立’的立场。书店内排列著多种多样的书，正显示了世界多种多样的价值观共存。书店拥护意见及主张的多元化，说不定能令拥有不同价值观的人彼此尊重，互相理解。”菊地彻说。

疫症下的独立书店

菊地彻由县外迁居到松本市时，市内虽有著工艺、音乐、戏剧及美术等多姿多彩的文化，但书店方面却竟只有连锁店。他于2013年开设的栞日书店，除了为松本市注入了新的文化色彩，他移居者的身份，还向别县的年青一代展示了松本市的可能性。他花了不少心思举办地域振兴的活动，如每年七月举行的ALPS Book Camp、于寒冬时为吸引人们出门而策划的Matsumoto Winter Walker等等。在日本各个城市都面对著少子高龄化的时代，松本市近年来成为不少年青人向往移居的城市，跟栞日及菊地彻不无关系。

栞日的一楼是咖啡厅及杂货店，二楼是书店与展览空间，在书店里，也零零散散地设了几套供人喝茶的桌椅。他对选书很多自己的一套想法，比起书籍的设计是否精美，内容粗糙与否，他更重视书籍的作者的个性，是否坦率地表现出来。见书如见人，对他来说才是书的魅力所在。这“偏门”的选书方式，正好填补了松本市的文化缺口。栞日这几年缓缓地发展著，于本店以外的地方设立了艺廊外，还正在策划民宿旅馆，想不到意料之外的疫情，将计划都冻结了，而且更可能将原来奠定下来的一并推倒。

“若情况持续至夏季间的旅游旺季的话，栞日很快便要面临经营危机了吧。”栞日的店主菊地彻说。每年五月长野县都会举行松本工艺祭。自松本工艺祭开始至夏末，是松本的旅游旺季，亦是栞日拼收益的重要时期。不过菊地彻认为疫情不会那么快便退去，今年为他带来客人的季节，相信会冷冷清清地掠过。“松本市是一个观光城市，栞日有一定的营业额是依赖著旅客的。街道上已见不到旅客的踪影了，现在来店的顾客，几乎全是市内的居民。不管平日或周末，营业额都只剩下一半左右。”因为书籍的成本高，书店的收入只占三成，咖啡厅的收入则达七成，疫情难控，人们宁愿待在家里，咖啡厅收入大减，书店也难以维持。

“创作人若能认识彼此，便能互相刺激及切磋，创作相关的活动也会因此发展下去。书店不只是卖书而已，应该是将聚集在那里的信息重新包装，进而产生创意。”

日本的紧急事态宣言是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只是对市民及企业的呼吁，即使不遵守也不会遭受惩罚。独立书店在人心惶惶的情况下，大都仍然小心翼翼地营业。栞日的书店如常开放，咖啡厅则多作外卖。京都惠文社缩短了营业时间，并计划短期内的讲座不设座位，改为网上直播。森冈书店取消了展览活动，并开始了邮购书籍服务。岐阜惠那市郊区的古书店庭文库，则改为预约制，每小时只接待一组顾客。

位于大阪的Blackbird Books，紧急事态宣言落下后仍坚持如常营业，书主吉川祥一郎在网站上发表了一篇短文，说明了个中原因，是因为次女才不到一岁，原本经营花店的妻子得留在家里照顾两名孩子，卖书为其一家四口的唯一收入来源，开店与闭店，关乎著一家人的死活。理由如此真实，不只是小书店，大概还说到很多仍然营业的店家心里去。

“不用担心钱的事，你们交给我们税金，我们会用来确保大家的健康及最低限度的文化生活，建立一个视书为必需品的人感到安心的社会。”吉川祥一郎说，他期望日本政府能说出此话，但也随即放弃了这希望。日本政府这次对应新型冠状病毒错漏百出、反应迟缓，即使刚宣布了会向每个家庭派发十万日元，仍无法缓解民众的绝望。

疫症里要做的事

没有人能预计疫情会持续多久，有多少间书店会在疫情中停业，菊地彻已经作了最坏的打算，设想栞日最终或会关门。日子安稳时便平稳过，对未来感不安，有时反成为推动力。这一个月日本不少零售店、餐厅都开始了网上商店，菊池彻也著手实践一直只在构想阶段的网上书店，但不纯粹是一间网上书店。

“网店是栞日的大课题，因此原本希望在包括资金等资源都齐备后才进行的。”菊地彻希望网上的栞日，能成为串连香港、上海、台湾、首尔等亚洲地区的独立书店及创作者的网络。他认为要推动日本的次文化，绝对不能只放眼于本土。“听说韩国的Art Book Fair比东京还热闹。另外，我到过台中，发现那里聚集了不少次文化倡导者及场所。这些地区邻近日本，在日本却没被充分介绍。创作人若能认识彼此，便能互相刺激及切磋，创作相关的活动也会因此发展下去。我希望栞日能以专营独立出版的书店的身分，成为文化交流的枢纽。”

负责策划Shibuya Publishing & Booksellers、面包店的书店等独立书店，也为伊势丹及Tokyu Hands等大企业策划书籍专卖区的幅允孝，在一次访问中谈到：“书店不只是卖书而已，应该是将聚集在那里的信息重新包装，进而产生创意⋯⋯书本的相关环境如果不活化改变，是无法吸引新的人才进来，书的内容也不可能变得好玩有趣。”

正如菊地彻所言：“这种时候，我们更需要确保个人的时间，冷静下来，透过书本得到的价值观、见解、知识，正好助我们明确自己在这时代里的位置。”小书店的发展，多年来经历过很多阴晴不定，才来到今天个性纷陈、意义多重的形态。这次疫症，或许只是另一个风浪。风浪里，人们的生活、思想与价值观都在转变，风浪过后，推动著文化生活的独立书店，说不定也能描过出另一个贴合转变的、更丰盛的“书本的相关环境”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