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无前例的大火之后，澳大利亚怎样讨论气候变化？

编按：春节前后，新冠肺炎开始爆发之时，我收到这篇报道的作者的邮件，她问我，是否可以将她朋友最新的一封邮件包含在稿子里。我打开长长的邮件，里头的一些字眼跳到了眼前——

“我们的最低需求渐渐同化。每个人所需的物品都一样。……每个人都试图攫取一点点恢复正常的可能性……人们神经衰弱，筋疲力尽。没有人送上一声‘新年快乐’（总之我一句都没有听见）……”我慢慢读著，不由有些恍惚，远方疲于应对森林大火威胁的声音，与铺天盖地的新型病毒的疫情消息，重叠在了一起。

澳大利亚这个夏天的大火史无前例，这是端传媒围绕这场大火所做的系列报道的第二篇。作者是来自澳大利亚的Angela Heron-Jones，她同时是一名气候变化领域的专家。点击查看该系列第一篇《现场速写：他们的家园，位于澳大利亚森林大火最真实的角落》。

“在危机时期，我们吃的都是些方便快捷的垃圾食品。1月的前两周，我们全靠肾上腺素和面食为生，水果和蔬菜的摄入急转直下。而且，你想象不到，为大火做准备的单调性有多令人难以忍受——每小时，每天，每周都在为周边供水，移动洒水器，检查风向图和热点应用程序，轮流睡觉，留一个人在外检查余烬。

从未想到，我们的最低需求渐渐同化。每个人所需的物品都一样。多样性是危机时刻最先被抛弃的东西之一。面包最快售罄，P2口罩紧随其后。软管和洒水器配件的货架空空荡荡。柴油限量供给，仅用于应急服务车辆。商店里的油罐买完了。因为屋外烟灰太多，无法晾干衣服，大家又都去购买室内晾衣架。药店里的沙丁胺醇也一售而空。

然后就下了一些小雨，媒体的注意力开始转移到下一个大事件，人们开始忘记这些大火仍在燃烧，而我们眼前还有两个月的夏天。

当地人之间也有一种暂时的缓和感。每个人都试图攫取一点点恢复正常的可能性。但并没有什么恢复了正常。人们神经衰弱，筋疲力尽。没有人送上一声‘新年快乐’（总之我一句都没有听见）。每个人都与在大火中身亡的人有某种关联。每个人都知道生计已经毫无指望，在夏季结束前将有更多的企业破产。对于一个早已因干旱而经济萎靡的地区来说，这些大火很可能成为最后的丧钟。”

——这是我的朋友卡蒂（Katty）听说我会给中国媒体写文章介绍这次大火的情形，给我发来的邮件。

我生活在布里斯班（Brisbane），并未被火灾直接影响到，但仍然无时无刻不在看到相关的信息。1月初的的一个上午，卡蒂给我发来短信：“天空不见了。昨天下午4点以来，我们一点日光都没见过，一切都被浓烟覆盖。”

“你们还好吗？”

“还好，但就像僵尸末日电影里那样。”

大约45分钟后， 卡蒂发来一张照片。当时接近中午，但天空已被黑色与橙色笼罩。

在澳大利亚，“末日”或“恐怖电影”的说法随处可见。澳大利亚的气候危机正一刻不停地上演着。正如气候学家十多年来预测的那样，由于全球变暖导致的炎热和干旱气候，澳大利亚正经历着愈加频繁且危险的火灾事件。澳大利亚气象局在2020年1月9日证实，2019年是该国有记录以来最炎热、最干旱的一年。成千上万的人被迫离开家园，以逃离肆虐的数百起火灾的影响。大火所产生的烟雾已覆盖全国大部分地区，在悉尼、墨尔本和堪培拉三大人口中心，恶劣的空气质量已成为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

卡蒂住在新南威尔士州东南部的小镇贝加（Bega）附近。贝加处于周围燃烧数周的两场大火之间，其中一场大火仍在燃烧。卡蒂和她的伴侣在2018年购买了房产，正如新南威尔士州和维多利亚州的数千家庭一样，他们要在大火中守护自己的房屋。这意味着清除植被和任何易燃物，确保屋顶和其余部分密封良好，并保证有足够的水资源来扑灭附近蔓延的余烬造成的局部火势。此外，他们还必须为灾害创伤做好心理准备。

对于受到更直接影响的人，以及在前线努力灭火的人而言，情况更加严峻。每天都有更多新闻照片出现，更多故事发生。数以千计的消防志愿者为挽救生命和房屋而持续战斗着。他们筋疲力尽，却从未停止出现，甚至有人为帮助他人而失去了自己的生命。自大火开始燃烧以来，我们每天都面对着世界末日般的场面：熊熊的烈焰和炽热的天空，流离失所的家庭，烧焦的风景和损毁的房屋，定格于痛苦姿态的动物尸体。

余波未平。人们盯着房屋的残骸，不知该如何重新开始。救援人员和野生动物救助者一直在努力挽救幸存的野生动物——许多动物被烧伤，处于脱水状态，栖息地被破坏，没有食物充饥。

澳大利亚原住民正在为失去“国家”而哀悼——自然环境与他们的认知、生存方式之间有着千丝万缕联系。

我们的集体悲伤也显而易见。

即使眼下的灾情慢慢平息，媒体的关注逐渐消退，造成后果却是深刻的。烟灰污染了城市里早已稀缺的水资源，小型企业将关门歇业，部分生态系统和物种也许再也无法复原，身体和心理健康也将受到长远影响。就算有巨额的保险赔偿，失去的成本却无法估量。这还只是即将到来的事情的冰山一角。

有几天我忍不住哭泣。我家没有受到影响，我是幸运的。可是得知有那么多受灾的人，眼睁睁看着事情发生令我心碎。

这是提醒澳大利亚认真对待全球变暖的警钟吗？

无法再说“不是我们的问题”了

全球变暖对于世界上最干旱的大陆而言意味着什么？2019年9月左右以来大面积持续燃烧的大火，或许给出了至今最接近的答案。

澳大利亚夏天最炎热的日子尚未到来，但本次森林大火已经覆盖了超过1000万公顷土地。这几乎等于整个英格兰的国土面积，也是巴西、加利福尼亚和印度尼西亚去年火灾面积的两倍以上。

加利福尼亚的大火是季节性的，而全球变暖导致其与极端天气的联系日益紧密。巴西和印度尼西亚的大火是人为的：巴西人为了发展农业而点燃亚马逊雨林的空地；印尼人在为工业规模的油棕和纸浆种植而清理排干的泥炭地时，遭遇火势失控。

澳大利亚这个夏天的森林大火并非人为，且前所未有。

可以明确的是：澳大利亚从未有过这么多针对全球变暖的公开讨论。森林大火唤起人们对全球变暖的关注，是以往的研究、报告、讨论和抗议都不曾做到的。因为它既真实又充满戏剧性，直接且无差别地影响着我们认识的人，或者至少是“像我们一样”的人。当气候灾难发生在本国以外的地方时，许多澳大利亚人容易选择忽略，或认为那“不是我们的问题”。现在却不一样了。

森林大火使全球变暖的对话超越了科学家、学者、政治家和活动家的讨论范围。以前，全球变暖只存在于偶尔的电视报导或报纸文章中，在家庭聚会或社交活动中通常会避免提及。如今，似乎每个人都在谈论森林大火，以及与之相连的气候变化。

最受影响似乎是那些至今对气候变化持有矛盾心理的澳大利亚人。气候变化否定者——澳大利亚有很多这样的人，包括政府内部——不会轻易改变立场。他们在科学面前无动于衷，再多的证据也不太可能改变他们的观念。对于早已积极参与全球变暖对话的人来说，森林大火只是证明迫切需要采取更大行动的进一步证据。

终于不再吝啬关注的似乎是那些“中间”人群。

因此，这一领域里充满了各种斗争。这是一场影响主流意见的斗争——在那些想让我们相信“一切都很好”、几乎无需任何改变的人们，以及那些意识到气候危机、正在推动重大政策变化的人们之间。

澳大利亚政府非常希望我们相信“一切都很好”。但是，现在，澳大利亚的森林大火危机正在朝着另一个的方向发展。

危机通常是民选领导人展示权威和反应能力的机会。澳大利亚的森林大火原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在2019年末，澳大利亚政府的第一反应却是淡化问题。总理甚至携家人前往夏威夷度假，直到公共压力迫使他返回国内。

澳大利亚政府试图淡化森林大火的影响，这一做法关系到其对全球变暖的漠视。实际上，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的走马上任，正是由于该党政府成员拒绝时任总理的马尔科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建立适度减少能源排放的机制——尽管该机制得到了两党和商业上的支持。

当政府发现森林大火的影响已无法忽视时，便试图淡化它与全球变暖的联系，同时指向其他因素，例如人为纵火、植被管理和防火制度失灵等等。但这适得其反。关于森林大火成因的公开讨论更加明白地指出，是全球变暖导致的炎热和干燥，使得失控的大火难以预防和管理。

全球变暖正是大火成因

以往，公园护林员和土地持有者会进行减灾预防性燃烧，即人为点火焚烧，旨在减少自然景观中的易燃物质，从而预防大范围的、失控的山火。某种程度上，这种做法类似于澳大利亚土著管理人几万年来的传统焚烧制度。不过，这些人为焚烧也只能在特定的、安全的条件下进行。近年来，随着天气日渐炎热干燥，能够安全进行预防性燃烧的范围也渐渐缩小。多亏了围绕当前森林大火的公开讨论，更多澳大利亚人开始了解过去是如何应对森林大火的，以及为何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不得不正视全球变暖的澳大利亚政府，又试图将讨论重点放在“适应性”和“复原力”上，对澳大利亚缺乏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可靠措施避而不谈。总理的措辞中不断提到“实际行动”，想要确保澳大利亚人在未来气候变化事件中的安全。政府并未承认需要采取行动阻止气候恶化，而是将未来的重点放在接受全球变暖这一事实，并适应其带来的影响上。

但是，政府选择接受的“事实”存在局限性。科学表明，如果不进一步采取行动减少排放，造成的深远影响将使任何“切实”的适应性努力都显得微不足道。

自由党-国家党联盟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长达7年的无所作为引发了不满，由于当下的事件变得愈加清晰。自从联盟政府2019年5月再次当选以来，这种不满情绪一直在加剧。对于希望采取进一步气候行动的澳大利亚人来说，联邦大选的结果加深了绝望——未来三年继续无所作为的可能性，无法与我们认识中避免气候灾难所需的行动规模和速度相匹配。作为全球日益增长的“学校气候罢工”的一部分，在学生的主导下，全国各地、各年龄层的澳大利亚人都参加了气候游行。

那是在森林大火爆发之前。

直到最近，澳大利亚大多数引导气候讨论的专家和倡议者，都有意避免使用“危机”或“灾难”之类的语言。他们担心被认为不够理性，或疏远了那些可能因情绪化的语言、负面影响而拒绝参与讨论的人。但是，现有的、最先进的科学声音，正对我们面临的气候影响越来越确信。

我们不能说我们不知道。科学家一直都在预测这些事件，并向政府提出警告。仰望着贝加乌云密布的天空时，卡蒂反思道：“这正是那些没有人相信的话，在变成现实。”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是负责评估全球变暖相关科学的国际机构。2018年，IPCC告诉我们，全球温度已经上升1摄氏度，即使我们携手扩大行动规模，并成功将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我们也将面临平均气温的增长。这意味着更多的极端高温、暴雨、干旱和大火，更多物种消失和灭绝，大堡礁多数海域因珊瑚白化而死亡，以及渔业和农业生产力的下降。

新的问题还在不断出现，这些影响将对我们的社会和经济体系造成巨大压力。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如何适应也将充满挑战。即便在这个最佳情形面前，要达到这种情况，还需要全球在2030年之前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到2050年达到零净排放，然后从大气层中吸收排放出的温室气体。

世界并没有走在可以达成这一目标的道路上。

IPCC被视为权威，但却很保守。这也难怪我们的下一代会感到恐惧和愤怒。

在澳大利亚，这些事实似乎正在扩散。对全球变暖无所作为的不满情绪达到了最高点，我们在全球变暖方面的国际声誉则降到了谷底。新气候研究所（New Climate Institute）发布的《2020年气候变化绩效指数》中，澳大利亚在57个国家/地区中排名垫底。我们与美国、巴西一起被评为气候谈判中正在“倒退”的三个国家。

澳大利亚政府试图主张其应对全球变暖的举措已经到位，但许多澳大利亚人已经对此失去信任，讨论的复杂性也在增加。人们渐渐意识到，对于正在经历的全球变暖的影响，这个国家并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越来越多的人发现，澳大利亚政府不但设定了短浅的减排目标，而且现有的计划并不能使其实现。尽管说着“我们正在应对全球变暖”，但作为全球最大的煤炭和天然气出口国，我们却没有将这些产业和工人过渡到零排放产业和工作岗位的计划。

眼前危机重重。任何重大变革都会带来赢家和输家。政府的首要任务应是计划管理变革带来的分配影响，尤其是对工人和社区的影响。但变革也会带来机遇。澳大利亚政府可以把握这些机遇——例如低成本太阳能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数字技术——来确保我们的工人和社区能在零排放经济中繁荣发展。

然而，澳大利亚政府仍然坚持己见，沉浸在过去之中，试图向澳大利亚人证明没有什么需要改变，尤其是对煤炭等化石燃料的依赖。在应对森林大火时，斯科特·莫里森强调了煤炭为澳大利亚经济做出的贡献，以及政府对保护依赖煤炭的社区中的工作和收入作出的承诺。

尽管讨论在不断发展，但澳大利亚依赖煤炭的社区是否已受到国际商品市场动荡的影响，尚未形成广泛认识。假如煤炭价格发生变化，或是某家公司决定关闭煤矿，政府会真的介入吗？主流讨论尚未转向如何真正帮助依赖煤炭的社区，比如通过合作发展农业和制造业创新来实现经济多样化。

人们也尚未完全认识到，不论采取什么减排措施，未曾缓解的全球变暖都将对工人和澳大利亚经济产生更大的影响。森林大火已经导致无数人失业，大堡礁的消逝也给64,000个工作岗位带来了威胁。

森林大火扩大了公众对全球变暖的讨论，但程度有限。许多澳大利亚人仍然抗拒变化，即使是对他们有益的变化。我们依旧能听到否认的声音，以及故意散布的错误信息。在过去20年中，正是它们使澳大利亚关于全球变暖的讨论进行地如此艰难。而空前的讨论热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大量错误信息，或许也不足为奇。

几乎所有与全球变暖有关的谈话——无论是和路人、邻居、商店员工、理发师、家人还是朋友——都会受到错误信息的影响。比如：“气候一直在变化，火灾/干旱/洪水/珊瑚白化也一直在发生”，或者“这是纵火犯造成的，不是全球变暖”， 又或者“科学仍然有争议”、“环保主义者总是反应过度”、“工作更重要”等等。不过，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只是保持沉默。他们要么不知如何思考，要么知道这个议题会引发争议，所以选择避免冲突。我也不例外——就算我对此有所了解，但在和家人、朋友及陌生人对话时，避开这样的话题总是更容易些。

尽管有充分的科学依据表明，假如继续这样下去，全球变暖将对我们文明的生存造成威胁，但许多澳大利亚人仍然没有察觉，不愿接受，或不愿积极谈论。这是为什么？

其中一个原因在于，通过有效的宣传活动，化石燃料游说团体在澳大利亚政府面前以及公众讨论中施加了强大的影响力。这是该行业数十年来全球运动的一部分，旨在否认和淡化全球变暖的影响，阻碍气候行动。英国一家智库的最新报告显示，澳大利亚矿业委员会（MCA）在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气候政策反对者中名列前十。矿业委员会与现任政府有着密切联系。游说团体的前任首席执行官是澳大利亚总理的高级顾问，前任副首席执行官则是总理的参谋长。这只是澳大利亚政府与资源部门之间“旋转门”的其中一个例子。因此在气候灾难面前，总理仍坚决表达他对化石燃料行业的支持，这一点也不奇怪。

毕竟，正是他一边说着“不要害怕”，一边将一块煤炭带入了议会。

企业和富人对澳大利亚政治的影响也不容小视。例如，矿业大亨、澳大利亚首富吉娜·莱因哈特（Gina Rinehart）一直是公共事务研究所（Institute of Public Affairs）的主要资助者。该研究所是一个右翼智库，经常赞助知名的气候科学否定者进行演讲、出版书籍。莱因哈特持有加利利盆地拟建煤矿的一部分，那是具有世界上最大的已知煤炭储量的地方之一。加利利盆地煤矿的另一位支持者克莱夫·帕尔默（Clive Palmer）则承认，他曾于2019年联邦大选之前，花费6,000万美元的广告支出“分化选民”。这只是两个例子，但情况大抵如此：只要你能影响政治家和公共讨论，你就能影响政策。

当然，在澳大利亚，对气候变化论述最具影响力的组织之一是默多克旗下的新闻集团。新闻集团拥有澳大利亚的全国性报纸《澳大利亚人报》（The Australian），大城市报纸，超过一百种地区和社区刊物，福克斯（Fox）和天空电视台（Sky），以及一大批数字媒体和流行杂志。多年来，默多克的媒体因挑战公认的气候科学的合法性而引发质疑和争议。它还谴责那些试图推动行动的人——无论是政治领导人、专家还是抗议者。森林大火危机期间，默多克旗下的报纸围绕火灾成因散布虚假主张，包括指责纵火犯，甚至将矛头对准环保主义者。

《先驱太阳报》（The Herald Sun）刊登了一篇政治评论员的文章称：“与过去50年相比，甚至与过去150年相比，这次森林大火都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每日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ph）也发表了类似的观点。在一篇题为《该为火灾负责的是官僚和政治家，而不是气候变化》的文章中，作者斥责气候行动紧急措施机构提出“超出其专业范围”的意见。气候行动紧急措施机构由22名前高级紧急服务负责人组成，曾于2019年初警告政府火灾季节即将来临，寻求更充足的资源分配来应对。

1月15日，《澳大利亚人报》上出现了这条误导读者的标题《森林大火：纵火犯助长危机，全国逮捕人数达到183人》。实际上，183人这一数字——包括因丢弃香烟头等非故意行为——是出自整个2019年的火灾，不仅仅是夏季火灾。维多利亚州警察局和新南威尔士州乡村消防局已经确认，大多数火灾是由“旱雷”触发，发生在没有雨水的雷暴天气中。

新闻集团的垄断权力意味着，这种叙事方法能够主宰公共讨论与私人对话。

不过，一切到此为止。谁能想到，默多克旗下媒体对气候变化的否认，会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以及《外交政策》杂志等媒体上成为一则新闻？谁能想到，内部员工的异议，会通过泄露给《悉尼先驱晨报》（Sydney Morning Herald）的电子邮件公开？又有谁能想到，鲁伯特·默多克的儿子詹姆斯会在《每日野兽》（Daily Beast）发表声明，公开批评新闻集团和福克斯关于全球变暖的报导？

相信事情正在发生变化的想法是诱人的。希望也是必要的。如果没有希望，我们便会放弃应对全球变暖的努力，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然而现实也告诉我们，政治双方的领导人都不是这份希望的源头。人们对政治家和政治体系的信任已降到历史最低点。在澳大利亚，无论对全球变暖的政治立场如何，大家几乎都对政治和政治家嗤之以鼻。即使在这次森林大火危机给予的机会中，我们的民选领导人也未能建立起信任。

很大程度上，面对商业游说团体和保守媒体的强强联合，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并没有抵抗的勇气。或者说，他们没有能力提出另一个积极的未来愿景，让我们在零排放经济中繁荣发展，远离全球变暖的影响。

森林大火危机告诉我们，领导者的身影其实在别处。他们是那些消防志愿者；是在背后帮助社区恢复的人们；是在瓦努阿图这样贫穷、脆弱得多的国家里，举国捐款为澳大利亚火灾重建提供援助的人们；是呼吁大家关注全球变暖、迫使我们提出质疑的记者；是那些比成年人更成熟地意识到眼前危机的学生。

他们就是我们。当我们选出的领导人让人失望时，我们就必须自己领导自己。澳大利亚能够认识到气候危机的严重性吗？决定权仍在我们手中。

原文系英文，感谢实习生章旦蕾的翻译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