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杀”金马奖，港片如何站队？政治激化下香港电影的困境和生机

时至今日，合拍片早已名存实亡。香港电影人北上拍片，早就不单纯是经济行为，更是一场政治表态和投诚——不高调“爱国”的话，就得被封杀。但反过来说，在中港政治矛盾已经难以逆转的当下，愈来愈多香港电影人“放弃”内地市场，高调宣示其政治取态。这会否是萎靡不振的香港本土电影进行绝地反击、构建新型本土电影圈的契机？

五部港片，在被封杀的金马

今年8月，内地官方宣布“暂停”所有内地电影工作者参与本届金马奖竞赛，算是单方面“封杀”金马，惟此举亦连带令去年香港电影在金马奖中大放异彩的景象几不复见。消息传出至今，香港传媒对金马奖相关新闻低调处理，甚至连有多少部港片入围的基本资料都掌握得不准确，部份港媒指共有三部，有部份说四部，但实际上应该是五部：剧情长片《金都》和《叔‧叔》、短片《红枣薏米花生》和《老人与狗》、以及纪录片《戏棚》。

五部影片，全都是成本较低的独立制作。相对而言，香港电影人高调配合内地官方抵制，并退出金马奖的消息，则更令人关注了。这说的，是数月来先后有多部商业大片都宣布退选或表明不参选金马，主演男星名单罗列出来，名气之大，令人咋舌：刘德华、古天乐、张家辉、梁家辉、任达华、梁朝伟、郭富城。另刚扬威威尼斯影展的动画《继园台七号》亦主动放弃竞逐。当然最受争议的，是香港导演杜琪峰于9月突然辞任金马奖评审主席一职。其正式请辞理由是“与电影投资方的制作合约所限”，这个暧昧的说法显然是暗示他受制于内地的官方态度，从而让他新近执导的电影《我的拳王男友》，得以在内地顺利上映。

香港影人内地生存法则

在内地工作的香港电影人必须跟从官方风向，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金马奖被封杀而令他们必须马上表态归边，亦肯定不是个别事件。对香港电影人来说，昔日因合拍片兴起而北上发展的美好岁月早已结束，当香港本土电影市场严重萎缩，电影投资者与内地资金千丝万缕，大批优秀的资深香港电影人便如陷入泥沼之中，难以从内地电影市场抽身而走。为了让电影可继续拍摄和上映，他们必须跟随内地官方主旋律，即使强如杜琪峰亦不能悻免。

从宏观结构上看，香港电影人在内地所遭遇的，并不是单纯的归边和表态。近年内地政治环境日渐收紧，官方对文化事业的钳制愈加明显，电影审查限制了电影人的创作自主性，除了少部份完全符合官方意识形态的题材外，愈来愈多不直接涉及政治的题材和画面都被禁止，像“穿越”不可拍、“现代鬼怪”不可拍、“婚外情”不可拍、“同性恋”也不可拍，但官方又从来不会告诉你具体的标准，换言之，电影人必须先做自我审查，花费大量气力去猜度审查的准则，渐渐消磨掉创作上的意志。

例如香港导演彭浩翔早前宣布开拍《鹿鼎记》，但电影批文却迟迟未有消息，据报官方认为外族入侵题材敏感，故不批准拍摄。饶有意思的是，彭浩翔曾在今年夏天香港反修例运动期间，向应内地网民在微博发起“我是护旗手”运动，高调表态做“护旗手”，但此举对其电影的审批没有帮助。至于另一香港艺人王祖蓝，近年主力在内地发展，一向的政治取态也相当“亲中”，却因为在运动中没及时宣示自己是“护旗手”，便遭到内地网民灌水围攻。在一个访问中，王祖蓝亦承认，内地主流舆论对政治十分敏感，偶一不慎，便会触碰到几百万网民的神经。

合拍片是怎么失败的

彭浩翔跟王祖蓝的例子，说明了香港电影人及艺人在内地生存的尴尬处境：他们为了生存，不得不高调、迅速且准确地在任何政治事件中表态，尤其是当中港政治矛盾愈演愈烈，艺人表态亲中爱国是在内地生存的基本条件，也是免受网络攻击的护身符。然而这种表态，却不能够完全保证他们的电影可以顺利开拍。于是，政治表态渐渐变成了香港电影人的条件反射动作，他们对内地政治风向非常敏感，既要揣摸官方意识形态的微妙变化，以顺利通过审查，也得跟循内地网络上的民粹走向，以免因偏离民情而变成不受欢迎艺人，继而遭到集体封杀。

2014年，内地广电总局公布“封杀劣迹艺人”措施，明文规定禁用一些有“道德问题”的艺人，如“吸毒”、“嫖娼”等。 虽然措施针对的，只是艺人的道德操守，例如房祖名、柯震东纯因吸毒而被封杀，与政治立场无关，但“封杀”也同样是内地官方惩治言行不符官方意识形态之艺人的惯常技俩。“劣迹令”出炉之际，适逢香港雨伞运动开始之时，台湾太阳花运动亦刚结束不久，如杜汶泽、何韵诗、黄秋生等高调支持运动的艺人皆被内地封杀至今。

从官方角度看来，封杀艺人自然是为了收杀鸡儆猴之效，同时也明确向所有台港艺人释出信息：政治表态并非交换筹码，而是生存条件，艺人要在内地生存，就必须完全迎合官方意识形态，不能有半点含糊。也就是说，在现实政治环境中，香港和台湾的反中意识愈渐激化，艺人却愈来愈难保持中立，他们必须先在政治上投诚，才能换取进入内地市场的入场劵；而一旦他们在言行上有什么行差踏错，表现出丁点迟疑和不忠，就会马上遭到抵制，严重的甚至被扫出内地电影市场。

对于曾经对中港文化融合、合拍片市场抱有希望的香港电影人来说，这是一个十分清楚的讯号：内地的所谓以亿计算的电影市场，说穿了就是一个政治主导资本的体系，“文化融合”本来可能是善意的，但至今已成人尽皆知的谎言，香港电影人北上，所看到只是量化的市场和资本，而不是文化交流。过去如徐克、周星驰甚至杜琪峰都曾尝试把港产片的文化精神（港味）沟进（掺进）内地电影市场，最后都被政治操作阴干了。所谓合拍片，几可宣告彻底失败。

没有政治中立可言

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香港电影人和艺人纷纷北上，香港本土电影市场也同时出现萎缩。在可见的将来，香港本土电影市场并没有复苏的迹象和契机。单纯以市场调节，几乎已不可能令香港电影市道回复昔日风光；香港政府对电影工业的资助一直被受抨击，除了出产个别几部优秀作品之外，近年很多受资助的作品都是不叫好又不叫座的劣作；再加上在反修例运动的风潮下，香港政治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里，过去几年似乎已摸出一点发展模式的本土话题电影，也似有回软之势，即使没有这次内地封杀金马奖事件，今年的香港电影也似乎欠缺过去几年那种文化意涵，难以在金马奖大放异彩。但从另一角度看，中港两地本来在文化意识和电影工业生态上都存在著不少差异，政治争议不过是将这种差异浮出水面甚至激化，同时也令香港电影人不得回避一个生存问题：在“政治必须表态”的时代，香港电影也没有政治中立可言。

电影不再只是娱乐，或者说，政治也成为了娱乐。对于日后香港电影工业发展，跟香港电影人的前景，以下两点值得注意：

其一是独立电影的发展。2015年的《十年》，不仅是香港电影人对内地政治的反扑，也是对旧式商业港产片生产逻辑的回应。如果说合拍片的图谋是香港电影资本化的终极表现，《十年》的刀仔锯大树则表现了电影生产零散化的生态转型，新一代电影人更多选择拍摄短片和微电影，或题材冷门的剧情片以及纪录片；香港本土观众亦会为电影的“本土意识”而支持电影，而非单单将“看电影”视为一种纯粹的娱乐消费行为；而更多的本土电影制作，将会以众筹集资、参加影展、社区放映及网上串流来生存，以摆脱单位投资者及大型院线的政治制肘，等等。

例如在2017年，一部以香港本土派政治人物梁天琦为题的纪录片《地厚天高》，由于题材敏感，无法在大型院线播放，但却在反修例运动中大受欢迎，并进行了多次不同形式的放映会。影片亦获得香港电影评论学会选为年度推荐电影之一，以及在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中获评审团特别奖。《地厚天高》无法以传统票房衡量其价值，但对于香港本土观众来说，这反而是他们更值得珍视的本土文化实践，用以对抗日渐蚕蚀香港社会的内地政治。

以杜汶泽转型为例

其二是艺人在政治表态上的自主性。愈来愈多艺人不介意“放弃”内地市场，亦高调地作出具本土意识的政治表态。2014年的雨伞运动后冒出了一批被内地封杀的“反中艺人”，像杜汶泽和黄秋生失去大量片约，电影产量遽减，何韵诗、黄耀明等无法在内地开演唱会、甚至影响他们在香港的演出机会等。但反过来说，正是由于中港政治矛盾加遽，这批在政治上敢言的艺人反能吸纳更多本土观众支持，尤其近月反修例运动中，高调支持抗争者俨然成了一种对抗性的政治表态，跟“亲中艺人”壁叠分明。香港民间纷纷亦以“黄丝艺人”、“蓝丝艺人”标签两种政治取态的艺人，亦令这批被内地封杀的艺人建立起一批以政治立场先行、也更加坚实的粉丝群体。

即使有粉丝，也未必能为被封杀的艺人带来实质生计，像黄秋生被封杀后，虽有一部《沦落人》有口皆碑，却无助他的电影事业复苏。反而杜汶泽的转型，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案例。杜汶泽在2014年因高调支持台湾太阳花运动而被内地封杀，片约锐减，却也非全无作品，起码他曾在2017年自编自导自演作品《空手道》，亦深获好评。然而，他却在2018年创办自家网台“杜汶泽喱骚”，至今已累积近五十万订户，其节目内容几乎触及了所有主流广播传媒的禁忌，如敏感政治话题、性话题、粗口等。杜汶泽的网台虽以娱乐为主，其政治立场却令他成了一名黄丝KOL。近日香港电台一个电视节目中，杜汶泽以“黄丝艺人”身份，获邀跟另一名“蓝丝艺人”陈百祥就反修例运动进行辩论，成为一时热话。

当然，杜汶泽可能只是一个特例，却揭示了香港电影人的未来出路：香港电影工业的零散化、网络化、本土化和政治化等趋势，似乎正为留守本土的香港电影人创造出新型娱乐经济模式，香港艺人不甘为生计而向内地投诚，并试图捍卫作为艺人的政治自主性。近月香港的黄色经济圈（由支持香港抗争者的商舖和消费者所组成的经济网络）正在萌芽，香港电影能否向其借镜，建立一个独立生存的本土电影经济圈，以摆脱内地电影经济政治体系的制肘？可以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