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殺」金馬獎，港片如何站隊？政治激化下香港電影的困境和生機

時至今日，合拍片早已名存實亡。香港電影人北上拍片，早就不單純是經濟行為，更是一場政治表態和投誠——不高調「愛國」的話，就得被封殺。但反過來說，在中港政治矛盾已經難以逆轉的當下，愈來愈多香港電影人「放棄」內地市場，高調宣示其政治取態。這會否是萎靡不振的香港本土電影進行絕地反擊、構建新型本土電影圈的契機？

五部港片，在被封殺的金馬

今年8月，內地官方宣佈「暫停」所有內地電影工作者參與本屆金馬獎競賽，算是單方面「封殺」金馬，惟此舉亦連帶令去年香港電影在金馬獎中大放異彩的景象幾不復見。消息傳出至今，香港傳媒對金馬獎相關新聞低調處理，甚至連有多少部港片入圍的基本資料都掌握得不準確，部份港媒指共有三部，有部份說四部，但實際上應該是五部：劇情長片《金都》和《叔‧叔》、短片《紅棗薏米花生》和《老人與狗》、以及紀錄片《戲棚》。

五部影片，全都是成本較低的獨立製作。相對而言，香港電影人高調配合內地官方抵制，並退出金馬獎的消息，則更令人關注了。這說的，是數月來先後有多部商業大片都宣佈退選或表明不參選金馬，主演男星名單羅列出來，名氣之大，令人咋舌：劉德華、古天樂、張家輝、梁家輝、任達華、梁朝偉、郭富城。另剛揚威威尼斯影展的動畫《繼園臺七號》亦主動放棄競逐。當然最受爭議的，是香港導演杜琪峯於9月突然辭任金馬獎評審主席一職。其正式請辭理由是「與電影投資方的製作合約所限」，這個曖昧的說法顯然是暗示他受制於內地的官方態度，從而讓他新近執導的電影《我的拳王男友》，得以在內地順利上映。

香港影人內地生存法則

在內地工作的香港電影人必須跟從官方風向，這早已不是什麼秘密，金馬獎被封殺而令他們必須馬上表態歸邊，亦肯定不是個別事件。對香港電影人來說，昔日因合拍片興起而北上發展的美好歲月早已結束，當香港本土電影市場嚴重萎縮，電影投資者與內地資金千絲萬縷，大批優秀的資深香港電影人便如陷入泥沼之中，難以從內地電影市場抽身而走。為了讓電影可繼續拍攝和上映，他們必須跟隨內地官方主旋律，即使強如杜琪峯亦不能悻免。

從宏觀結構上看，香港電影人在內地所遭遇的，並不是單純的歸邊和表態。近年內地政治環境日漸收緊，官方對文化事業的鉗制愈加明顯，電影審查限制了電影人的創作自主性，除了少部份完全符合官方意識形態的題材外，愈來愈多不直接涉及政治的題材和畫面都被禁止，像「穿越」不可拍、「現代鬼怪」不可拍、「婚外情」不可拍、「同性戀」也不可拍，但官方又從來不會告訴你具體的標準，換言之，電影人必須先做自我審查，花費大量氣力去猜度審查的準則，漸漸消磨掉創作上的意志。

例如香港導演彭浩翔早前宣佈開拍《鹿鼎記》，但電影批文卻遲遲未有消息，據報官方認為外族入侵題材敏感，故不批准拍攝。饒有意思的是，彭浩翔曾在今年夏天香港反修例運動期間，嚮應內地網民在微博發起「我是護旗手」運動，高調表態做「護旗手」，但此舉對其電影的審批沒有幫助。至於另一香港藝人王祖藍，近年主力在內地發展，一向的政治取態也相當「親中」，卻因為在運動中沒及時宣示自己是「護旗手」，便遭到內地網民灌水圍攻。在一個訪問中，王祖藍亦承認，內地主流輿論對政治十分敏感，偶一不慎，便會觸碰到幾百萬網民的神經。

合拍片是怎麼失敗的

彭浩翔跟王祖藍的例子，說明了香港電影人及藝人在內地生存的尷尬處境：他們為了生存，不得不高調、迅速且準確地在任何政治事件中表態，尤其是當中港政治矛盾愈演愈烈，藝人表態親中愛國是在內地生存的基本條件，也是免受網絡攻擊的護身符。然而這種表態，卻不能夠完全保證他們的電影可以順利開拍。於是，政治表態漸漸變成了香港電影人的條件反射動作，他們對內地政治風向非常敏感，既要揣摸官方意識形態的微妙變化，以順利通過審查，也得跟循內地網絡上的民粹走向，以免因偏離民情而變成不受歡迎藝人，繼而遭到集體封殺。

2014年，內地廣電總局公佈「封殺劣跡藝人」措施，明文規定禁用一些有「道德問題」的藝人，如「吸毒」、「嫖娼」等。 雖然措施針對的，只是藝人的道德操守，例如房祖名、柯震東純因吸毒而被封殺，與政治立場無關，但「封殺」也同樣是內地官方懲治言行不符官方意識形態之藝人的慣常技倆。「劣跡令」出爐之際，適逢香港雨傘運動開始之時，台灣太陽花運動亦剛結束不久，如杜汶澤、何韻詩、黃秋生等高調支持運動的藝人皆被內地封殺至今。

從官方角度看來，封殺藝人自然是為了收殺雞儆猴之效，同時也明確向所有台港藝人釋出訊息：政治表態並非交換籌碼，而是生存條件，藝人要在內地生存，就必須完全迎合官方意識形態，不能有半點含糊。也就是說，在現實政治環境中，香港和台灣的反中意識愈漸激化，藝人卻愈來愈難保持中立，他們必須先在政治上投誠，才能換取進入內地市場的入場劵；而一旦他們在言行上有什麼行差踏錯，表現出丁點遲疑和不忠，就會馬上遭到抵制，嚴重的甚至被掃出內地電影市場。

對於曾經對中港文化融合、合拍片市場抱有希望的香港電影人來說，這是一個十分清楚的訊號：內地的所謂以億計算的電影市場，說穿了就是一個政治主導資本的體系，「文化融合」本來可能是善意的，但至今已成人盡皆知的謊言，香港電影人北上，所看到只是量化的市場和資本，而不是文化交流。過去如徐克、周星馳甚至杜琪峯都曾嘗試把港產片的文化精神（港味）溝進（摻進）內地電影市場，最後都被政治操作陰乾了。所謂合拍片，幾可宣告徹底失敗。

沒有政治中立可言

當然，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當香港電影人和藝人紛紛北上，香港本土電影市場也同時出現萎縮。在可見的將來，香港本土電影市場並沒有復甦的跡象和契機。單純以市場調節，幾乎已不可能令香港電影市道回復昔日風光；香港政府對電影工業的資助一直被受抨擊，除了出產個別幾部優秀作品之外，近年很多受資助的作品都是不叫好又不叫座的劣作；再加上在反修例運動的風潮下，香港政治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機裡，過去幾年似乎已摸出一點發展模式的本土話題電影，也似有回軟之勢，即使沒有這次內地封殺金馬獎事件，今年的香港電影也似乎欠缺過去幾年那種文化意涵，難以在金馬獎大放異彩。但從另一角度看，中港兩地本來在文化意識和電影工業生態上都存在著不少差異，政治爭議不過是將這種差異浮出水面甚至激化，同時也令香港電影人不得迴避一個生存問題：在「政治必須表態」的時代，香港電影也沒有政治中立可言。

電影不再只是娛樂，或者說，政治也成為了娛樂。對於日後香港電影工業發展，跟香港電影人的前景，以下兩點值得注意：

其一是獨立電影的發展。2015年的《十年》，不僅是香港電影人對內地政治的反撲，也是對舊式商業港產片生產邏輯的回應。如果說合拍片的圖謀是香港電影資本化的終極表現，《十年》的刀仔鋸大樹則表現了電影生產零散化的生態轉型，新一代電影人更多選擇拍攝短片和微電影，或題材冷門的劇情片以及紀錄片；香港本土觀眾亦會為電影的「本土意識」而支持電影，而非單單將「看電影」視為一種純粹的娛樂消費行為；而更多的本土電影製作，將會以眾籌集資、參加影展、社區放映及網上串流來生存，以擺脫單位投資者及大型院線的政治制肘，等等。

例如在2017年，一部以香港本土派政治人物梁天琦為題的紀錄片《地厚天高》，由於題材敏感，無法在大型院線播放，但卻在反修例運動中大受歡迎，並進行了多次不同形式的放映會。影片亦獲得香港電影評論學會選為年度推薦電影之一，以及在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中獲評審團特別獎。《地厚天高》無法以傳統票房衡量其價值，但對於香港本土觀眾來說，這反而是他們更值得珍視的本土文化實踐，用以對抗日漸蠶蝕香港社會的內地政治。

以杜汶澤轉型為例

其二是藝人在政治表態上的自主性。愈來愈多藝人不介意「放棄」內地市場，亦高調地作出具本土意識的政治表態。2014年的雨傘運動後冒出了一批被內地封殺的「反中藝人」，像杜汶澤和黃秋生失去大量片約，電影產量遽減，何韻詩、黃耀明等無法在內地開演唱會、甚至影響他們在香港的演出機會等。但反過來說，正是由於中港政治矛盾加遽，這批在政治上敢言的藝人反能吸納更多本土觀眾支持，尤其近月反修例運動中，高調支持抗爭者儼然成了一種對抗性的政治表態，跟「親中藝人」壁疊分明。香港民間紛紛亦以「黃絲藝人」、「藍絲藝人」標籤兩種政治取態的藝人，亦令這批被內地封殺的藝人建立起一批以政治立場先行、也更加堅實的粉絲群體。

即使有粉絲，也未必能為被封殺的藝人帶來實質生計，像黃秋生被封殺後，雖有一部《淪落人》有口皆碑，卻無助他的電影事業復甦。反而杜汶澤的轉型，則是一個十分有趣的案例。杜汶澤在2014年因高調支持台灣太陽花運動而被內地封殺，片約銳減，卻也非全無作品，起碼他曾在2017年自編自導自演作品《空手道》，亦深獲好評。然而，他卻在2018年創辦自家網台「杜汶澤喱騷」，至今已累積近五十萬訂戶，其節目內容幾乎觸及了所有主流廣播傳媒的禁忌，如敏感政治話題、性話題、粗口等。杜汶澤的網台雖以娛樂為主，其政治立場卻令他成了一名黃絲KOL。近日香港電台一個電視節目中，杜汶澤以「黃絲藝人」身份，獲邀跟另一名「藍絲藝人」陳百祥就反修例運動進行辯論，成為一時熱話。

當然，杜汶澤可能只是一個特例，卻揭示了香港電影人的未來出路：香港電影工業的零散化、網絡化、本土化和政治化等趨勢，似乎正為留守本土的香港電影人創造出新型娛樂經濟模式，香港藝人不甘為生計而向內地投誠，並試圖捍衛作為藝人的政治自主性。近月香港的黃色經濟圈（由支持香港抗爭者的商舖和消費者所組成的經濟網絡）正在萌芽，香港電影能否向其借鏡，建立一個獨立生存的本土電影經濟圈，以擺脫內地電影經濟政治體系的制肘？可以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