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新南向，为什么两年就忙著收拾残局？(上)

六月底，台湾教育部次长刘孟奇主动开了一场记者会，揭露建国科技大学资管系的印尼籍学生，有19人被安排到危险的焊接工厂打工，每周工读时数高达48至54小时，每月还被以各种名目苛扣约1.5万元(台币，以下同)。

刘孟奇批评建国科大“恶行重大”，身为教育者严重失格。更祭出严惩，将建国科大列为“专案辅导学校”。按教育部规定，一旦被列为“专案辅导学校”，二到三年内不能招收境外学生、不能单招、扣除奖补助，若限期没有改善，再罚禁止招生本国学生，也就是说，若没有立即改善，这所学校将收不到学生，很快就会面临倒闭。

这场记者会被形容是教育部“主动出击”，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动作，是因为“教育新南向”政策执行两年来乱象横生，甚至让外国政府明令抵制，令台湾信誉和形象尽失。教育部必须痛下决心对种种乱象做一次检讨和修补。

教育政策也跟著“新南向”

“教育新南向”政策可以追溯到2016年蔡英文竞选时，总体政策上主张减少台湾对中国的依赖，因此举凡产业、贸易、旅游等方面，都希望将主力从中国大陆转向东南亚国家。教育也同步转向，原本在马英九执政八年间，大量的大陆大学生、研究生和交换生让台湾多数私立大专院校不愁生源。但政党一轮替，大陆学生来源不稳，因此配合台湾整体政策，打开了“新南向”的招生之门。

2016年8月，教育部编列新台币10亿元预算，用于增编奖学金、鼓励大专到东南亚交流，教育部补助各校的“新南向专班”，每班每年400万元。两年来，成功吸引东南亚包含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泰国、越南等国家学生来台就读。

根据统计，台湾公私立大专校院在106学年度（2017年9月到2018年7月）共开出74个专班，吸引2494名东南亚学生注册。第二年，107学年度（2018年9月到2019年7月）开出111个专班，吸引4004人注册，学生人数一年内就成长了近四成。两年总计最多的是越南学生4504人，其次为印尼2232人，两者合计占全体学生的百分之95.4%。

但经过两年，新南向专班的现况是什么呢？以学生大宗的印尼为例，今年只剩一个政府之间合作的专班，学生只有88人。少了印尼学生，今年度最新核定招生名额，直直落到1550人，比前一年注册人数的一半还不到。

再看看已经在台湾的学生。去年来台湾的4004人中，已经有451人退学，比率超过一成。例如万能科技大学“餐饮管理系外国青年短期技术训练班”，原本共招收29人，一学期还没结束，就只剩下18人，留班率只勉强过半。

为什么教育新南向政策才进到第三年，招生数不升反降，甚至多次传出苛扣、剥削学生等等重大弊端。这要从外国学生在台湾的“学习”和“实习及工作”两方面讨论。本文先讨论“学习”，但讨论新南向学生的“学习”问题，要从最初的决策和执行说起。

错误的起手式：重量不重质

民进党政府推动教育新南向政策，初衷或许良善，但执行上却一开始就走样。一名在大学负责第一线招生工作的职员，接受端传媒访问时，提到政策推动之初教育部的态度：

“我记得第一次开会过程非常急迫，会议现场中私立学校多半比较关心不知道该如何招生，许多私校过去就常常跟厂商有往来，要谈产学不是问题，问题反而在于没有到东南亚招生经验。至于国立学校，则比较注重法规问题，例如现场就有人提问：实习学生依照劳基法吗？实习薪水该怎么计算？

“各大学代表针对新南向专班抛出的一些关键问题，教育部常常没有正面回应，顶多就是官样回答：‘一切按照法规’。但我想教育部官员也非常理解，实务上这是不可能的任务，只是他们没有直接说破，就是逼大家游走灰色地带。”

他批评教育部一开始的态度，就是“重量不重质”。

“为了鼓励学校招生，教育部找大学代表开会时，通常会拿出一张表，针对国立学校逐一点名，例如某校去年招了200多人，今年可不可以增加一下？可不可以再进步一下？许多学校代表在现场也都是直接回答‘没问题’，我听了只觉得‘怎么可能？’。”

这位招生人员说，虽然教育部不会为招生硬性订下指标，但学校为了展现招生续效，一些排名较后的私立学校更为了学生带来的学费进帐及政府“一班400万”的补助，开始委托外国仲介招学生。

“私立学校会给仲介抽佣金，仲介就会很认真帮忙招。为什么越后段学校招的越好？因为他们这攸关他们的生存危机，他们自然愿意花大钱请仲介。尤其是一些面临倒闭的学校，学生就像是他们的护身符，不仅不会免于退场，还可以领到教育部补助。

“现在因为教育部禁止大学透过仲介招生，私立学校只好私下暗著来，仲介在外面夸大其词招生，大学也无法把关。如果教育部愿意让各大学正式聘用专门的招生顾问，一旦他们在东南亚散布不实的招生信息，学校很容易追溯到是谁乱讲话，一切就能化暗为明。但教育部现在的作法是化明为暗，学生来念了之后，才发觉一切都跟仲介讲的不一样。事情闹翻了，教育部把责任推给大学，大学把责任推给仲介，但其实根本就是教育部的责任。”

仲介生态良莠不齐。负责任的仲介会先在本国开设至少最初级的华语课。一位在越南的代办武侨兴先生受访时说道：

“每一年招生，我们通常至少提早八个月左右时间来准备。到了七、八月开学前，我会带一批台湾志工老师，到越南帮这些学生上课，让他们对华语有基本程度的熟悉。”

武侨兴直言，新南向专班可以结合台湾现有资源与越南当地人才需求，协助台商培育合适人才。但想要成功，最重要的就是挑选好的学生。

“我知道有些代办和学校是‘只要学生来就收’，几乎没有任何筛选机制，但我会跟我的员工说，都没有招到学生也没关系，我看的不是我今年招到多少学生，而是看四年后能够培育出多少优秀人才。”

但如果仲介只问数量而不问程度，大批招来的学生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语言隔阂”。《 端传媒》曾经独家取得一分教育部在2018年针对教育新南向实施情况的检查报告，当时的报告就已经提到各校专班多数学校在招生时，并未设定英语或中文程度门槛，学生来台后，校内课程主要以中文或英文授课，一旦学生语言能力不足，上课坐在台下根本无法听懂课程。

时隔一年，端传媒再度独家取得教育部的检查报告，仍然大量提到语言沟通有障碍，学生上课根本听不懂的情况。

一位借由婚姻移民台湾的印尼女士阿芬(化名)，在新南向专班开设之初曾经担任一所学校的辅导员兼翻译。她受访时说：

“在学校里，除了印尼籍的学生需要我，校内有负责新南向专班的老师，也是几乎每个人都很需要我。他们通常是用中文上课，但学生听不懂，我就得替学生翻译。但有些科目太专业，例如物理、微积分，即使我已经在台湾生活十多年，老师用中文讲我还是听不懂，不知道要怎么翻译给学生听。”

学生听不懂，上课做什么呢？



“多数学生上课时都听不懂，因为听不懂，他们有的干脆就会低头玩手机、带耳机听音乐、甚至趴著睡觉，台上老师几乎也不太管他们，就自顾自地讲课，反而是我看到学生睡的太夸张的，就会叫他们起床。甚至有些老师上课就是直接播网路上的影片，从头播到尾，时间到了就下课。”

类似的情况，在教育部的报告中也提到崇右影艺科技大学观光旅游管理系国际学生产学合作专班，虽有聘请辅导员，但却只是聘用“中文程度较佳的学生”协助担任课堂翻译，但学生普遍对于课程内容只能理解程度约五、六成。校方表示，翻译一直找不到人，已经聘校内外国青年短期技术训练班当中中文优异的学生，在课后担任专班学生课业及生活辅导。

报告中的另一个例子是，明新科技大学光电系统工程系学生反应，“物理”和“应用数学”内容艰深，虽然学校有安排越南籍助理，却是“电路学”专长，学科领域不同根本无法替学生解惑。

全国私立学校产业工会理事长尤荣辉更提到，来台湾的东南亚学生，如果原本的语言不是英文，不少老师只能靠班上华语程度好的学生，或是来台较久的学长姐来担任翻译，“上课比较像是学生教学生”。

尽管教育要求学校要注重学生华语教学，但教育部自己的报告却显示，有执照的华语教师严重不足。例如醒吾科技大学一位副教授学历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硕士，仅具华语领队及导游证照，没有华语文证书，却开授“华语一”。这种华语文教师，虽有中文相关科系背景，却没有华语教学执照情况，普遍存在于各学校中。

除了华文以外，更有许多“消失”的课程，以及专业明不符的教师。

例如明新科技大学有一个系的“华语阅读与理解”应该而未开；一年级上学期开设的必修的“微积分”与“普通物理”不仅没开，最后甚至直接消失在课程规划表上。

嘉南药理大学信息管理系忠、孝、仁三个专班共34名学生的“创意程序设计”、“作业系统实务”两门课原订在教室内由老师到场上课，但专班学生却反应，同学们都是在实习厂商宿舍内透过5台电脑上网看youtube教学影片，老师不仅没来，影片内容甚至是其他不认识的教师授课的影片，整学期只见过老师2、3次面。

对于这样的情况，嘉南给教育部的回复是：这是第一次针对专班学生开设全学期的远距离教学，“授课前已对学生先进行教学模式训练，学生学习效果不佳，应是学生不习惯这样互动的结果”。

另外，醒吾科大一名助理教授学历是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却开设必修课“企业文化与伦理”，同校另有一名讲师开设必修课“企业文化与伦理”与“口语表达与沟通”，然而学历则是会计学研究所硕士。另外，健行科大工程学院材料制造科技学位学程专班为材料制造科技领域，聘用的5名教师却都是机械领域师资。教育部在报告中批评，这些课程教师的专长与课程都明显不符。

上行下效，集体欺骗

尽管教育部也会在学期中到学校检查专班的上课情况，但辅道员阿芬见到的情况是：

“2018年底某天教育部官员来访视，学校临时把找我去现场翻译。当时气氛很紧张，敢在官员来之前，校长开始教学生说谎，告诉学生被抽答到要回答问题时，该如何与教育部官员应对。

“因为校长本身也无法跟学生沟通，所以这些话都是由我翻译，例如官员如果问学生有没有透过仲介来台？学生要回答‘不是’；如果问到学生一个礼拜工作多久？只能讲20小时。

后来教育部官员来了，直接问现场所有学生们：‘有没有透过仲介来台湾？’被校长指导过的学生，异口同声回答‘没有’。官员听了还说‘你们的回答好整齐！’当时学校有几名新南向专班学生失踪，访视官员发现人数不对，但校方人员却只是宣称学生身体不舒服，请假没来上课。我在一旁看了直冒冷汗，内心觉得很为难情，明明事情就不是这样，但我又不知道该如何说出真相。”

面对新南向专班的种种乱象，刘孟奇批评，教育部现在最不能接受仲介和学校的集体欺骗，他说，可以接受来台学生有各种样态，有些学生需要半工半读，甚至希望多赚钱回母国，有的是需要学位，但过程必须要完全透明，当初说好什么条件就不能欺骗学生。

回顾新南向政策的战略初衷，刘孟奇指出，是为台商企业培养所需人才，让企业借此培训未来员工，外籍学生借此提升实作技术能力，并适应台商企业文化，一方面学生毕业后返回母国的台商企业，可担任中阶干部，扮演台商和企业的桥梁，就算不是到台商企业，鉴于新南向国家就像当初经济起飞的台湾，包含冷冻、配电、修汽车，这群学有一技之长的外籍生回到母国一定都能创业，十年二十年后成为中小企业主，就会是台湾重要的校友，至于留下来待在台湾者也能为企业挹注新助力，对企业和学生来说都是双赢。

“但是现在这样恶搞，就是跟我们战略目标完全冲突！”刘孟奇直言。

(新南向专班学生的工作问题，下篇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