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慧 X 应亮：我有这样的命运便有这样的自由，自由不是被给予

近年香港移民潮仿佛再现，朋友相聚总听到有人离开。其实经历九七移民潮，大部份港人未觉外国有多好，反而深晓异乡窘局。无奈面对大湾区融合，自由空气愈加稀薄；而今修例在即，港大民调显示逾四成受访者有移民打算。对许多人来说，离开，仅仅是为了去呼吸一口“自由”的空气。

离开与流亡，也是去年底上映的电影《自由行》的主线。故事讲述中国流亡导演为与身内地母亲团聚，不得不参加台湾观光团作为幌子，惟全程仍被盯紧，历尽诸种不自由，而主角也不得不在自由、亲情、家庭中作选择。电影反映了导演应亮的亲身经历；而电影的编剧、香港小说家陈慧，也恰于去年迁居台湾。

香港和台湾，是应亮与陈慧足迹的重叠处：他们都离开了自己的出生地，一个从不自由的地方来到相对自由的地方；一个仍两地奔走，向家乡作漫长的告别。如今双城情势涌变，我们邀来两位共坐一处，谈谈香港与台湾与他们个人。两地而言，自由在萌发新机，还是不过徒增绝望？而他们自己又如何在不同地域脉络中，思考与实践“自由”？若创作是利器，他们又如何以此踏上异乡？

陈：陈慧
应：应亮

自由是一种风险，我坚持一个他人禁止的选择，即是自由。——陈慧

在香港已是异乡人

陈： 2016年接到应亮剧本初稿时，我没有想过“异乡人”、“自由”这些课题。如果要谈异乡人，我当时在香港已经是一个异乡人。这个“异乡”不是地域上的，而是生活型态的改变，是意识形态上的。比如，我看著自己很熟悉的的店舖变成药房。我觉得自己是这个城市的 outsider 的感觉，所以我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是异乡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有一个家。我还未移民台湾，也没有想到，我搬到那里只是因为工作，每个月我都会回香港处理事情。香港对我来说需要很漫长的告别，台湾对我来说需要很漫长的适应。

应：我的背景是个非常极权的国家，从小长大的环境不愉快的，当我被禁止回国的时候，实际上是期待也是愉快的，像青春期的男生渴望自由。我总是期待离开家乡，渴望出去读书，到另一个地方居住，有自由才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我一直没有进入体制工作过，反而经常跟香港、台湾等地方发生关系，自己拍的东西有机会在国外放映，对我来说也是离开，所以没有什么舍不得。

我没有“故土”、“根”的想法，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很多东西国内外不一样。电影《自由行》里面发生那件事情是因为主角导演拍了一部片，在我的生活里也是，我拍了一部片，中间我会回内地拍电影，我回到香港的时候就出现了问题不能回去。其实这夹杂著，像陈慧说的漫长的告别，回不去是夹杂一点快乐，可以说是给一个理由断了吧。里面有痛苦，例如家庭的联系、权力被割除，但也觉得自己做对了一点东西，这里伴随著人格的舒张和期望，加上在香港有朋友无私帮忙、保证家庭安全，得到了正面的肯定和保护。这些都在2012年突然爆发，我把它变成人生中要处理的一个战争，我坚定认为我做对了。

当我被禁止回国的时候，实际上是期待也是愉快的，像青春期的男生渴望自由。我没有“故土”、“根”的想法。——应亮

陈：有人会问我，你真的这么不喜欢香港么？这么喜欢台湾？我在台湾找回香港失去了的东西，那人同人交往的感觉。我有生以来最强烈感受到一个群体，就是2014年在金钟，在台湾我不觉得我很快会有个群体，或者可能你会常常去一间咖啡店、书店、电影院，可以去不同地方，跟好多人混熟，但要感到属于一个地方，从不容易。

应：我对香港的留恋还比上海的多。因为最早我在重庆办地下影展，有台湾、香港的一些电影工作者到这里交流，很谈得来，我了解到台湾和香港有什么社会运动。这其实是情感，是连结，会不停的延伸、加深的，所以那个时候到了香港演艺学院，是很高兴的，对于从那个很痛苦的环境出来的人，这里真的有一种很强烈的归属感，也觉得这个地方很有价值。这种价值感是一种本能，是来自跟故土非常强烈的对比。留恋就油然而生。如果我今天不得不告别香港，可能有类似的漫长感，因为我也委身了当中一些有价值的事。

我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是异乡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有一个家。我有生以来最强烈感受到一个群体，就是2014年在金钟。——陈慧

从命运的窄门中创作

陈：存在主义心理分析大师罗洛‧梅有本书叫《自由与命运》。它给我的启示是，不是你认不认命，而是怎样直面命运。失明歌手周云蓬说，失明是我的命，命运帮我开的一道门，只有我才能过去。我喜欢应亮刚才的说法，我们最早的自由就是叛逆。《创世纪》里人类最早的自由就是食了禁果，但接下来有更大的责任。我们往往更害怕承受这种责任。

应：香港现实情况里有很多肯定的、正面的东西，还有一些弹性的，可以去试，比如说香港的农业、电影。有些领域看起来似乎已经悲观，比如说法治、教育、媒体，人们必然会有情绪，但要接受这些变化，你才能面对它，从而有方案；你不接受他，用比较负面的状态去面对它，它只是一个情绪跟态度，没有特别的用处。你可以运用自己擅长的东西，比如创作、一些社会活动，一些跟本地有关的事情，去消化这些情绪，在微观的层面去改变，以及慢慢影响身边的个体，因为人都很复杂。

现在有很多人，包括我在内，都在丧失信心，在一些时段比较丧气，是正常的，可是这个毕竟只是一段时间，过去以后你还是要面对很多事情。只要你的心还没有离开，你还是要去处理一些跟这个地方有关的事情。

陈：我只可以讲我自己的故事，通过角色、返回生活。雨伞运动过了四年，我才开始写《弟弟》，《弟弟》就是讲雨伞运动，我要纪录那段时间的金钟的故事。这正正是上了头，不写出来便不懂讲道理。每个人创作都有自己的原点，但我不会想受众是谁。台湾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改编真人真事，面对现实社会和群体，也没想到回响这么大。电影也好文学也好，创作的人往往没想过要感染全世界，他只是说那个地方的故事。但我相信普世性。

应：这个陌生观众有什么人？当然是作者自己想像，但他可能不会很理性地去想这些事，作品出来会在不同区域传播，接受信息的程度也会有差异，比如说《自由行》在华语世界传播的时候，中国观众都是在国外看的，例如欧洲、美国的电影节，他们因为某种原因在那边生活、工作，他们在网上写了一些评论都是比较负面的，比较多控诉、愤怒，说导演的东西比较自我矮化。这都是意料之外，作为《自由行》的写作者，我、陈慧、我太太三个人做编剧，都不会去预设这种后果。同时，我们为了亚洲电影节做了一个媒体放映场，就是一些朋友对我说很感动、里面的人跟香港的命运有关连。观众的反映可是这不是作者强求的，如果作者一开始有计算、设定，那是违背了初心。作为一个创作规律，必须要有一些本能、情感。创作最重要、贴近的东西，还是一个比较原始、比较多自我出发的状态。

在一些时段比较丧气，是正常的。只要你的心还没有离开，你还是要去处理一些跟这个地方有关的事情。——应亮

危险的边缘

陈：我没有想安全不安全。自由本质上和安全是矛盾的。自由是一种风险，我坚持一个他人禁止的选择，即是自由。我要在香港出版《弟弟》，不去三中商的出版社出版，便找小出版社，发行到楼上书店。但一定要记得我为什么要有这个选择，只要我能选择，我便有筹码。这几个月，我强烈感受到，全世界无一个地方比香港更方便，但香港除了方便还有什么？为什么我们把它看得如此重要？其实我们忘记了本来想要什么。我们今日有或者无的自由，是过去累积了许多不负责任的选择而来。

他们继续有他们的说法，我们就说我们的故事。我有这样的命运我自然有这样的自由，这种自由不是被给予的。——陈慧

应：有一次在高雄放映《自由行》，放完以后，电影节安排我们在门外请观众过来随便聊聊天、拍个照，排队最尾有一个中年男人，这个人的情绪有点大，他到了我的面前就说，我很激动，我从大陆来，偶然路过，看了这个片子，在这个时间段里面看到是很珍贵的。事后我想，他有点可疑，这个场次的票很早就卖完了，他不可能是路过。可是我很肯定的说，当时的情绪、状态是真诚的，尽管他背景有可疑，事实上还是会有一些互动跟共鸣。可是我的出发点不是因为这个，我也不会思考中间过程会怎么样，这些东西都是水到渠成。

陈：我常常听到无处可逃的论调。但你为何不想，为什么要走。当年中英联合声明被提出，开始起草基本法，开始有移民潮。当时有广告的口号是“香港几好都有，点舍得走”。我便记得当时那种创造力，所有香港人都说要离开，广告人就说故事了。黄霑有一首歌叫〈上海之夜〉，说香港是借来的地方。今时今日听到你会哭，当年听到你会笑。这就是创造力。

其实是话语权，他们继续有他们的说法，我们就说我们的故事。你说无处可逃是因为无空间，但不是因为香港面积这么细我就要去大湾区，有大湾区之前香港已经是一个港口了，要记住自是谁。我有这样的命运我自然有这样的自由，这种自由不是被给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