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人——周景泰：十二年，一个“北漂”香港人的梦想与哀愁

如果一切顺利，他们夫妇俩就会一直在北京，经营着两家餐馆，虽然不能赚大钱，但也足够供养女儿们，就这样在北京胡同里一直到老。

菊儿胡同的那个四合院空了。只剩下狼狈搬离时留下的碗盘、制服和几张凳子。11月末，北京寒风刺骨，周景泰再一次走进院子，在这里他和妻子曾经营过五年的韩国料理店。胡同的外头连着人流如梭的南锣鼓巷，这院子小巧幽静，装满了回忆。

“我们没有带走的东西都还在，觉得自己从来没有离开过，但一切都荒废了。”来自香港的景泰在北京生活了12年，习得一口带京腔的普通话，顺溜有味道，但多少还是别扭。只要一聊天，我们就自动切换成母语广东话。

认识景泰，就在这四合院。2011年年末，我毕业后从广州漂到北京有半年多了，最初的兴奋开始消退，不适频频涌现，忙碌应付工作之余，整天苦恼哪儿适合一个人吃饭。直到有一天，我骑车在胡同转悠，发现了景泰的店。

景泰的妻子是韩国人，一手家传厨艺，负责打点厨房；景泰招呼客人，每一道菜都会解释两句，不时添茶递水，空下来就和客人闲聊。三言两语，我和景泰很快用母语在北方“相认”。那时我也在胡同租房子，和菊儿胡同只隔着六条胡同，自此隔三差五就来光顾。

景泰的生活让我羡慕。他当时在胡同里开了两家韩国料理店，和妻子、两个可爱女儿一家四口租住在京味浓郁的胡同里，朋友成群，餐馆打烊了，他和妻子会蹓跶去附近的酒吧喝上两杯。他似乎已经在北京站稳脚跟。同样是外地人，我深知要在北京慢慢堆积这样的日子，是多么的不容易。

后来我离开北京，去了景泰的家乡香港。转眼五、六年时光，景泰还在北京搭建着他的梦想。他不时给我发来信息：推出新菜式了，有媒体报导了……直到最近，他跟我说，这一手搭建的东西统统消失了。

返港两年后，他决定和妻子去大陆闯闯看

我们一生中总会遇到些神奇时刻，当下突然明白，这就是我要走的路。对景泰而言，这个时刻发生在2005年夏天的一个傍晚。那时他刚抵达北京，人生路不熟。唯一一个相识的北京朋友约他去南锣鼓巷吃饭，景泰登上餐馆的二楼平台，傍晚轻风舒爽，眼下一片老房子安静自在，人们慢悠悠地骑车经过，景泰突然明白，“我就是要追寻这样的生活。”

这一年，景泰34岁，女儿刚刚八个月大。他年轻时满世界跑，在香港念到中学毕业，去英国读了大学，后来又去加拿大工作了一段时间，认识了来自韩国的妻子，一起返港，结婚生子，进入一家大企业工作，一切似乎安顿下来。

但日复一日的快节奏打工生活让他和妻子喘不过气，“在香港就是你赚到钱也没有时间花”。他渴望一种更好的生活，去建立一些属于自己和家庭的东西。返港两年之后，他决定和妻子一起去大陆闯闯看。无论好的坏的，都想去认识一下。

那是一趟十足的冒险之旅。妻子向往国际化又时尚的上海滩，景泰更痴迷有厚重历史的老北京。几回讨论争辩，景泰胜出。可到北京做什么？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开一个小饭馆，不仅谋生，还可以和当地人接触交流。一家三口刚到北京，夫妻两人就地展开一场“民意调查比赛”，操着不熟练的普通话在地铁里、大街上搭讪路人，问他们更喜欢香港茶餐厅还是韩国料理店，结果后者胜出。

可京城偌大，韩国料理店开在哪儿？直到景泰走进了南锣鼓巷。那儿当时还是一条破旧的胡同，不像现在，已经成了国际旅游景点。“我打车说去南锣鼓巷，绝大部分师傅都不知道在哪儿，”但景泰却着了迷：“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的地方，是有故事的人来的，我们要开的店，也是一些特别的人会喜欢的。”

无论中国好的坏的，自己都想认识一下

南锣鼓巷全长700多米，整整一个月，景泰每一天都在这来回走上五十次，一路琢磨：来这里的是什么人呢？会不会有很多人来吃饭呢？当时，一些人已经在尝鲜创业：最早的是一对热爱旅游的背包客夫妇，在南锣鼓巷南端开了义大利西餐酒吧“过客”；几年后，英籍香港人老伍又来到这里，在中段开了酒吧“老伍”，组织许多live show。

老伍见景泰初来乍到，很热情。“他把自己的帐本什么的都拿给我看了，一个月人工多少，水电多少，租金多少——当时南锣鼓巷租金还不是很贵，一个月一万左右，”景泰一算，开支还可以承受。胡同房子的出租那时候还不成气候，中介公司给景泰推荐了一个有点出租意向的老居民，一个70多岁的北京老头。

“他说这地方是五六十年代，他用六个清汤挂面买回来的，可以出租，也可以不租，可以见面聊聊，是否投缘，”景泰笑着回忆，结果大家一见如故，北京老头蛮喜欢这一对年轻夫妇，几天之后，就签了五年租约，付了四万元的租金加押金。

现在往回看，景泰说，当时自己对北京什么都不了解，也因此，什么都不害怕。“无论中国好的坏的，自己都想认识一下。”那几年，他总是满腔热情，餐馆的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什么证件都亲自跑去政府部门办，不像其他商人，一般找中介公司帮忙搞定。

办餐厅要得到环保局的同意，局方职员告诉景泰，必须得到平房附近的每一户居民的同意。他最记得2010年，为了通过环评，他一户户居民跑，沟通、协商，有时反覆被拒绝，就去送礼。只有一户居民，怎么也不同意，儿子同意了，母亲又不同意，但环保局职员说：差一户都不行。没办法了，景泰硬着头皮再去环保局，恰好原来负责的职员那天不在，换了一个新人，收了景泰的材料，看完没说什么，一切就办好了。

景泰后来有些经验了：“他们会给你很不一致的答案，如果你运气好找对人了，事情就很顺畅，如果找的人不对了，你就什么都办不了。”

“如果你在香港，政府的人跟你说这事情办不到，你就直接回家了，不会多想。但在北京，如果他们跟你说不可能——『不可能』三个字基本就是本地人的口头禅，每天都会听到，你千万不用绝望，因为机会真有的是，哈哈哈。”

经过一年的折腾，2006年夏天，在南锣鼓巷，景泰和妻子的第一家韩国料理店诞生了。

像是一锅烧滚了的热水，北京胡同到了转折点

北京的生活有了雏形。如景泰所料，餐馆是一个神奇的舞台，让他和妻子认识了不少本地的、外地，甚至来自外国的朋友。

头两年，景泰一家三口还住在普通公寓楼里。无意中，餐厅的一个熟客带景泰参观了自己在胡同的家，那房子装修很别致，景泰大吃一惊：“大家原来都觉得，住胡同很不方便，厕所啊供暖啊什么的，但原来胡同里的房子感觉这么好，我再也回不去（公寓楼）了。”

他开始四处搜寻合适的胡同房子，幸运地找到一个愿意和他签订五年租约的房东。餐厅的另外两个熟客，一对来自法国和韩国的建筑师夫妇，又帮景泰免费设计了胡同的家。

“那是被拆分成两半的四合院，我们租了一半，两个房间，一个在南，一个在北，外面有天井。设计师将南北房间打通了，中间装了玻璃阳光房，一到白天，许多阳光照进来。”住在高层公寓里，邻里之间“即使一起坐电梯，也要避免眼神接触”，但胡同是另一个世界，邻居们白天都喜欢在外头活动，吃饭、聊天、喝酒、包饺子，景泰一家出出进进都会碰面，久而久之大家就熟络了。

在60平方米的韩国料理店，他们也经营着自己的世界。景泰颇看重服务员对客人的态度，本想做一本详细的《员工手册》，又担心太死板苛责，于是以身作则之余，常和妻子外出吃饭，观察其他服务员的行为，再回去和员工分析。

在北京的其他餐馆里，客人和服务员常常这样互动：客人让服务员倒水，服务员听到了，但没有任何应答，过一会儿客人生气了，骂服务员，服务员再骂回去，“吵什么吵，不是在给你倒吗？”

“服务员好像是在想：在我们被人看不起之前，我先看不起你。”景泰自己琢磨着，他希望自己餐馆里，大家的关系更平等一些。他回去和员工模拟这个场面，“无论你是否能在那一秒钟做到，都先应答客人，最好解释自己正在忙，跟他说多久之后会帮忙。”许多员工都觉得这是避免冲突的好方法。

过了奥运，整条南锣鼓巷都是一锅烧滚了的热水。

韩国料理店的经营慢慢上了轨道，然而生意平淡。那时候南锣鼓巷知名度不高，人流不旺。景泰记得2006年的冬天，在他隔壁开宾馆的老板邀他聊天，两人围着火炉取暖，煤炭燃燃烧起，老板说：“这地方好像老是在99度，还差那么一度，就会沸腾起来了。”

那“一度”，是北京奥运。2008年奥运会举办的一个月里，北京接待了650多万游客，南锣鼓巷人满为患，景泰餐馆里的电话不断响起，人人都在问从奥运会场怎么去南锣鼓巷，怎么去他的店。一队运动员和奥运工作人员表示很想去吃饭，但最快只能晚上九点多才能到店里，景泰夫妇就和员工们一起加班，为他们提供丰盛的晚宴。

“奥运改变了南锣鼓巷的历史，过了奥运，整条南锣鼓巷都是一锅烧滚了的热水。”韩国料理店进入了热火朝天的阶段，有时候忙完一天了，大家都意犹未尽不想走，景泰就请员工们留下来，请他们喝酒，大伙儿聊天到深宵。

生活安稳了，连老北京都将他看作本地人

生意好起来了，麻烦也来了。那位投缘的老房东去世之后，由他的儿子接管一切，三天两头就来找碴。奥运过后，眼看着南锣鼓巷兴旺了，这年轻房东提出房租要涨一大截。

“不是还有两年合同才到期吗？合同内清楚写明租赁期内不可以加租，过了合同加才可以啊，”景泰争论，房东不管，说那一带地价都起来了，他不能维持原价。

景泰找了律师，但律师说走法律程序反而会让房东生气，惹来更多麻烦，劝景泰私下协调。“合约的精神根本是没有的，”景泰叹了口气，屈服了，和房东几次讨还，最终涨了30%的房租。

2010年年底，眼看着明年初租约就要到期，景泰决心搬走。他先在离南锣鼓巷远些的香饵胡同租下一个平房，但不久之后，闲逛时又发现南锣鼓巷附近的菊儿胡同里，有一个雅致的四合院出租——放租的完整四合院真的太少了，景泰一看，忍不住又租了下来。

一切差不多等于重新再来，同时租了两家店，景泰和妻子决定将香饵胡同的房子设计成烤肉店，而菊儿胡同的院子则维持韩国菜馆，两家店只有三个相同菜式，希望客人两边都喜欢。2011年夏天，两家餐馆陆续开张，转年的秋天，南锣鼓巷地铁站开通，餐馆的生意渐渐兴旺起来。

这是一段安稳的时光。菊儿胡同的四合院很宁静，景泰白天不时窝在其中一个小阁楼工作，窗外是一棵大树。天气转暖时，树上黑压压一片麻雀，定睛一看，原来麻雀是争相在采桑椹吃。那往后的夏天，景泰都从阁楼的窗户爬到大树上，学麻雀采桑椹吃。桑葚实在太多了，他又听岳母的建议，用桑葚泡几大桶韩国烧酒，可以喝上满满一年。

他和妻子的第二个女儿也出生了，可爱美丽。大女儿学了一口流利的普通话，经常到邻居家串门。有时候，景泰甚至觉得，邻居老北京都把他当本地人了，“他们有时候会拉着我，跟我说附近太多外地人住了，说他们的坏话。”

那几年，景泰回香港探亲时，我们会出来聚聚。我常给他说香港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他则跟我说北京，说大陆的发展。我们的角色好像错置了：我像香港本地人，他则像一个陌生的外地人。他坦承，现在回来香港是越发不习惯了。

如果一切顺利，他们夫妇俩就会一直在北京，经营着两家餐馆，虽然不能赚大钱，但也足够供养女儿们，就这样在北京胡同里一直到老。

写给街道办的信，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看

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事情后来会以不可控的方式急速转变。

苗头在2015年夏天就出现了。菊儿胡同的院子还有半年租约才到期，房东突然不续租了。“房东说不是不能租给你，是所有人都不能租了。”景泰起初不愿相信，以为只是房东加租的伎俩。那院子是属于一个国营公司的，房东就是公司的职员，景泰跑到那间公司在郊区的厂房找房东，两人坐下来谈，谈完却也没有用。

摸不清头脑，但也没有任何的办法。2015年年底，景泰眼睁睁地看着经营了五年的韩国料理店关门了。他和妻子想着的是，好好守着香饵胡同的烤肉店。

谁料一年之后，2017年春天开始，北京开展浩浩荡荡的“整治开墙打洞行动”。短短三个月内，北京城里几千家店铺的门窗都被堵上，变成一堵墙。

我结束香港事业，举家来北京，在祖国最强劲的时候来到北京，希望和中国一起做得更好……

景泰打给房东，对方只说：“他们问什么，你都不用处理，让他们直接找我得了。”景泰想，北京人有北京人的办事方式，于是保持沉默。等到2017年7月，眼看着餐馆的餐饮许可证还有一个月到期，他像往常一样去申请续期，结果政府部门的人说，那是违章建筑，不能申请。到了8月，执法人群又来了一批，和胡同里的所有店铺经营者大声宣告：“如果你的铺头是公房，就一个月内就拿着工商执照，自己去取消。如果是私房的话，再看看是否能商用。”

在北京，胡同里的老房子大多在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被收回国有，私房寥寥无几。“之前我不知道北京法例，公房是可不可以做生意的。十年前我来北京，我拿着公房申请营业执照、卫生证，都受理。我不知道是之前有这个政策，没有人执行，还是说现在有了新政策？”景泰一遍遍想，没想通。

但这一次，他没有打算再找律师。看着整个北京城都在“开墙打洞”，找律师又有什么用？他谘询了身边一些人的意见，决定亲自写一封信给主持这项运动的街道办。

“我在信里说了我的经历，我说：我结束香港事业，举家来北京，在祖国最强劲的时候来到北京，希望和中国一起做得更好……”这封信没有回音，景泰现在也不知道，街道办的负责人到底有没有读这封信。

2017年8月27日，景泰在北京胡同的最后一家店，也结束营业了。

你可以一夜之间，变成零，渣都没得剩

最近一次和景泰见面，是今年9月，在香港地铁站偶遇。因为亲人离世，他和妻子赶回来香港参加追悼会，我们匆匆聊了几句。“胡同里的店都没了，我们也考虑回来香港了，但北京有一个酒店楼下的铺位正在谈，再看看吧。”他语气无奈，但看上去还是充满干劲，身旁的妻子依然笑得温柔。

两个月后，北京再次发起另一场浩浩荡荡的运动。11月，北京城郊的出租房起火，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政府没有为住在低廉出租屋的人们提供安置或补偿，却在寒冬中直接将他们赶走，一时间大量外地人流离失所，人心惶惶。

此时景泰的精力已快被耗尽。他租下了另一家酒店的二楼铺位，一心只希望能够尽快完成装修，重新开业。他没有再亲自去跑政府部门，而是雇了一家中介公司帮忙。北京清理郊区工厂和驱赶外地人的行动不可避免的影响到他：他原本在市郊订的玻璃和建材突然无法供应了；他也担心，店铺装修好，也很难招到员工。

与刚刚到北京的时候相比，现在景泰懂得多了，身上的包袱和忧虑也多了。

现在我发觉，没有一样东西是必然的，你可以一夜之间，从一间餐厅，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前几日，他在胡同骑着自行车，和一个迎面骑车的年轻人碰撞了一下。口角之间，那喝了酒的年轻人用一口北京腔骂他：“北京这么多问题，都是因为你们这些外地狗！”景泰被气得不行，骂回去，两人吵了十几分钟。过后，景泰难过了整整一个下午。他知道那并不代表所有北京人的声音，但来北京12年了，他还是头一次这么被骂，或许也因为，已经来了十二年了，他多少还是被看成一个有问题的外地人。

“现在我发觉，没有一样东西是必然的，你可以一夜之间，从一间餐厅，到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变成零，渣都没得剩。”他心里萌生退意，考虑等新餐馆开业、上轨道后，就离开北京，去大陆其他城市，或者直接带着妻女回香港。在香港的父母年纪愈大，也常常催促他回来。

可过往多年所建立的一切，是否真的可以放下，而返回香港，自己又能否适应？景泰心里也没底。有时候他特别怀念那一个尚未经历奥运，也尚未火红起来的南锣鼓巷。那时候居委会、甚至街道办事处的几个主任和书记都去他的韩国料理店吃饭，对景泰和许多创业者非常热情、关照。从2006年冬天开始，景泰和老伍、过客、创可贴T恤等店家一起，联手街道办事处，花了一年时间，解决重重困难，最终在2007年秋天发起了一连三天的南锣鼓巷文化音乐节。那几天，来自不同国家的乐队都在胡同表演，景泰和妻子也安排了韩国的乐队过来，老人、小孩、年轻人都来玩。这次文化音乐节还得到交通部门、居委会和许多志愿者的配合，维持交通秩序，第一次尝试把南锣鼓巷变成无车步行街。

“在胡同里类似的活动真的前所未有，当时真的很感动，大家一条心，就想让南锣鼓巷兴旺起来，如果我留在香港，也不会体会到这一切，”回忆起这些，景泰非常兴奋。那时候的北京，一切都还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