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百货》久米美由纪：知道香港不只是中国一部分，这是一件好事

走在多年来寻找旧杂货的上环摩罗上街，已在香港居住超过三十年的日本作家久米美由纪，不禁提起疫情过后，往日繁华的这条街上，有些杂货店经已结业，平日中午也有不少店舖并不开门。街上游客闲散，间杂本地人匆匆。随路转来是摆满杂物的收旧物店“景记”，美由纪突然从货物堆中发现一只上世纪中国制造的鹿牌保温桶⋯⋯

讲起多年以来，每当谈到日本朋友误把中国制瓷器当成香港土产，《香港百货》作者久米美由纪总是非常不满，又哭笑不得：“之前很多日本朋友来香港，‘美由纪さん，我找到很美的瓷器！’给我看看，底部全部写著‘Made in China’。他们会问，‘景德镇在哪里？江西省来的，离香港很远啊。’然后他们回到日本，便会把这些当成香港瓷器介绍给别人。”

这是美由纪写成《香港百货》一书的原因之一。《香港百货》去年六月在日本出版，今年二月经台湾翻译成中文，书中收录了美由纪家里一百多件在香港收藏的生活杂货，大部分是上世纪香港轻工业生产、“Made in Hong Kong”的货品。它们是家中千件藏品的一部分。

“你们不要总是把景德镇的当成香港伴手礼好吗?！”

迟来了的人

“最初的想法是为了让日本人知道什么是香港制造、内地制造，或者是英国制造。香港曾经制造过这么多很美的东西，你们不要总是把景德镇的当成香港伴手礼好吗?！”美由纪笑言。1994年来港至今，她以娴熟的广东话跟我谈起“香港制造”，好像看见钟爱之物一样，言语间每每充满热情闪烁。她说，面对旧物店店主或自己去问价时，肯定不能露出这种神情，尽管看到寻觅已久的杂货时内心早就雀跃不已。

访问就在摩罗上街进行，又名“猫街”的这条小巷是多年来游客欢迎的古董露天市集，美由纪家中不少藏品都在这里遇上，她又跟不少店主成为朋友，帮忙她进一步探索旧物背后的故事。美由纪说她总有一天会退休回到日本，离开前，她最希望尽可能把这些故事分享出去：“我想跟你们分享这些故事，不要留在脑里，我始终都会走，讲出去可以让多一些人知道，这方面我自己有个责任。”

日本版《香港百货》的封面是一幅绿色捆金漆边花叶图案的瓷器杯碟组，香港粤东磁厂五、六十年代生产，杯底红色笔迹写著“日本烧制，香港上色”。这个杯碟组也是美由纪过去在摩罗上街找到的宝物。当年韩战爆发令中国产品被禁运，磁厂需改由日本进口瓷胎加以说明，才能出口。而日本进口的瓷胎刚好来自美由纪的故乡名古屋，历史翻了一个折，瓷器杯碟又成为一本日本人撰写的《香港百货》封面图片。

美由纪1994年经启德机场来到香港，最初其实也不懂分辨香港制造和中国制造。来港前她在日本两间影楼任职摄影师，主要从事商品和时装拍摄；来港时刚刚开始接案工作，又遇上香港九七回归前夕，不少日本出版社找她拍摄香港是一个什么地方。于是她到处拍摄著名旅游地区，辗转来到摩罗上街，开始一段延绵至今的缘分。

“我在这里看到很多旧物，很多都没有在日本见过，很有趣。不用工作的时候都会来这边逛，那时整条街都是摊档，都很便宜。难得在香港生活，我想有香港的东西。”美由纪形容，作为外国人很自然想找本地制造，却苦苦寻觅不果，一个月下来都找不到一个，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第一个买到的骆驼牌保温壶，“为什么这么难找？原来已经没有了，Made in Hong Kong都已经搬到内地，八十年代开始结业。原来我来迟了。”

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本地工厂北移、轻工业式微，其时香港正值转型期，由地产、金融、服务和旅游四大产业领头。还未出现网上拍卖平台，一个初抵埗的人要找到本地生产的杂货只讲缘分，本地人则倾爱新潮商品多于二手货物，缺乏资讯，她只有满头疑问，知音难求。直到她遇上理大设计系讲师Matthew Turner的书《香港制造：香港外销产品设计史》（Made in Hong Kong: A History of Export Design in Hong Kong）。

《香港制造》源于1988年一个同名展览，英国来港的Matthew Turner在香港制造史未被充分研究的语境下，为二十世纪初至六十年代的香港制造业留下了一份重要的研究纪录。“我想他跟我有一样的想法。因为八十年代（工厂）开始搬上内地，Made in Hong Kong全部变成Made in China，但他教设计，和拥有外国人角度，觉得香港轻工业时代的设计很有趣。”美由纪说，“我没有见过他，但想法应该一样，即是外国人对本地东西特别有兴趣，而且开始消失，就好像记忆一样办展览，我也有这样的想法。”

没有人可以答到我

“在中国其他地方找不到的内地杂货，香港有，总是有些理由才会令它们出现。”

Matthew Turner，1981年春天来港任教设计。对香港这个城市的认识，缘于他英国童年时期接触到的由香港生产、标志“大英帝国制造”（Empire Made）的圣诞饰物、塑胶玩具和电子产品，启发他收集和研究这段当时鲜被提及的历史。《香港制造》的研究里，Turner一改人们认为香港工业在战后才发展的看法，发现香港的“工业革命”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已经起步，特别是1932年签订的“渥太华协议”容许英国殖民地互相通商，香港工业得以开拓新市场，进一步发展。

直到英国殖民地纷纷独立，“大英帝国制造”在市场上失去推销效用，代之而起的则是“香港制造”（Made in Hong Kong）的标记。

在美由纪的《香港百货》里，杂货大致分为“香港制造”、“中国制造”和“英国制造”三个篇章，除了纪录香港一段轻工业制造史，也从她的收藏品中打开了一个货物流通的地图，形构出往昔香港的生活样态。“香港曾经是出口港，经香港出口很多产品到欧美地区。”美由纪说，“香港有很多景德镇的出口瓷，很多内地人来香港找它们，所以书里也有香港常见的内地杂货、出口瓷跟潮州瓷。在中国其他地方找不到的内地杂货，香港有，总是有些理由才会令它们出现。”

书中还记载了一个又一个本地匠人的访问故事，包括粤东磁厂第三代掌门人曹志雄先生，以及生产翻页钟的TWEMCO第二代传人刘炽良先生等，都是美由纪走访得来的结果。从收藏杂货到深究各自历史，一来缘于兴趣，同时也因为她一个“很麻烦的性格”。“其实每一次我都想知道当中的故事，我有个很麻烦的性格──这是什么意思？花纹是什么意思？可能因为我大学时读过图像学，每一个元素都有意思，例如欧洲的基督教文化。中国也有这些元素，每次我都想知道是什么意思，从哪里来，但没有人答到我，很辛苦。”满脑子疑问，但因为过于新近，缺乏充足研究，美由纪形容，除了Matthew Turner外，没有学者可以解答她。

因为要写《香港百货》，美由纪三年前开始主动接触不同的老师傅和收藏家，问题一一得到解答。譬如她收藏的一把五十年代香港东荣记制造的手工锻造剪刀，一直没有人告诉她东荣记是什么，直到在深水埗一间店舖遇到认识东荣记的老板：“我拿实物给他，‘当然认识！七十年代执咗嫁喇！（结婚了啦）’⋯⋯”美由纪一边模仿老板粗鲁的语气，一边雀跃地说，“为何认识呢？‘大家是行家嘛！’他继续骂，但我很开心，很感动，没有人可以答到我的问题，被他骂也值得。”这个答案，她足足等了五六年。

美由纪说，再过十年这些老师傅有机会不在人世，尽量纪录他们的故事，为的就是让人们知道这些常见的生活杂货来自香港制造。“不知道会否再出版一本书，但至少多听一点、多看一点。”她指一指自己的头，“要让人知道，不可以留在这里。”这个想法原来也受Matthew Turner影响，“好像我的偶像Matthew Turner也做了一个纪录，不是‘我的收藏品’、‘我很厉害’，我想做一个很准确的纪录，纪录香港曾经制造过什么。我做这件事很开心，香港人看到香港制造的东西，至少留意是哪里造的，我希望人们起码有这个习惯，因为背后有很多故事。”

不同的香港故事

“你知道爱护动物协会的外国人收养什么狗吗？唐狗，（原因）跟我一样，因为是本地狗。”

《香港百货》在日本出版后，因为封面的粤东磁厂瓷器杯碟组大受欢迎，不少日本人专门来到磁厂，令厂商决定复刻生产，失传的手绘图案则改由花纸印制。另一个连结日本和香港的，美由纪说，是去年上映的香港电影《九龙城寨之围城》。

美由纪形容是“好彩”（幸运）。她认为近年日本年轻人对香港的认识愈来愈少，只知道是中国一个城市，不知道香港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直到《九龙城寨之围城》出现：“有些年轻人因此重新对香港感兴趣，知道像城寨这些特别的东西在香港才有。这部电影的意义很大，在文化和旅游的交流上影响很大。”美由纪说她跟旅游发展局合作多年，知道近五年来日本人比较喜欢到台湾和韩国，尽管旅发局花了很多钱都无法吸引游客；但她听说《九龙城寨之围城》上映后，吸引了十多万的游客来港旅游，特别是年轻人。

“有些人对香港有兴趣，知道它不只是中国一部分，这是一件好事，亦很开心。”美由纪说，“我最初也是这样，不懂分办香港和中国制造，现在因为对香港感兴趣才有《香港百货》这本书。”

她一直想在香港出版这本书，不过台湾出版社在日本出版后一个星期已经联络中文翻译事宜，香港出版社要到今年二、三月才找上她。今年四月她到台湾出席新书分享，令她意外的是，在场听众有九成是台湾人，“原来很多台湾人对香港有兴趣，我本来完全不知道，以为观众是香港人为主。”出版中文翻译本，令她有机会接触很多移民港人，除了有在日港人联络她借出藏品在日本办香港展览，让日本人认识香港，也有移民加拿大的人告诉她自己跟妈妈和婆婆三代人一起看书，“这些故事我很感动，都是意外收获。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年轻一代都有买，原来香港制造过这些，很骄傲自己的地方。我很开心有这些意义。”

谈到2020年香港历史博物馆关闭常设展览“香港故事”，翻修四年后重开，美由纪早前到访，感觉讲述香港制造的部分较从前缩减，中国元素则较为主导。她自己也喜欢中国艺术，尤其是水墨画、八大山人，但她仍然希望香港有朝一日可以设立“香港制造博物馆”：“我很想有香港制造博物馆，所有展品都可以放在这里，不用再逐个逐个展览举办。现在人们比较留意这些东西，但一个一个展览，被收藏家一个一个买去，可能就会散落在不同地方。我没有能力做，只能到处讲，或者他日政府有人听见这把声音──真的值得做，好像香港的宝物盒一样，人们可以把东西都放在这里。如果历史博物馆只有一个角落讲香港制造，就不够突出，人们不知道香港造过这么多东西。美中关系不好时，全世界、欧美的轻工业生活用品都由日本、香港和台湾负责，很少人知道这件事，学校也不会教。”

喜欢“香港制造”，除了因为是身为同时代的昭和人有亲切感，也因为介乎于手工和机器生产之间的味道，尽管设计没有署名，但仍然可以看出其中的精彩和温度。而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在香港制造。“如果我在日本生活，不知道会不会收藏这么多东西，因为自己长大的地方不会觉得特别。不是你们找不到，只是你们不觉得特别。你知道爱护动物协会的外国人收养什么狗吗？唐狗，（原因）跟我一样，因为是本地狗。我在另一个地方过来，自然会找这些东西，他日离开时就是一个纪念。”美由纪说。

离开香港前

“他日当你到了另一个地方都是一样，不习惯是没有办法的，地方不会变，人也不会，自己要转个看法。”

访问半途，记者跟美由纪离开摩罗上街的“半路咖啡（Halfway Coffee）”，到街上散步。半路咖啡店主跟美由纪一样喜欢香港旧物，店里收藏甚至使用他由摩罗街、深水埗买入的中式杯碟，深受游客欢迎。说著走著，当美由纪在“景记”突然从货物堆中发现上世纪中国制造的鹿牌保温桶，二话不说付钱买了下来。路再往前，遇上好友“幸福玩具店”老板辉哥，两人拿著店舖里的怀旧玩具，又倾谈了一段时间。

尽管时日多变，九十年代初来香港的那颗好奇心，似乎经年未改。

出版《香港百货》后，美由纪没有停下来，还是满脑子想法。她家里至今收藏了三百多个骆驼牌保温壶，甚至包括一些骆驼牌公司都没有存货的型号，她跟老板相熟，正讨论如何合作展览。她还跟一间香港的小型珠宝店合作，把从前是伴手礼、写有“HONG KONG”的香港制银汤匙交给本地师傅造模，改造成耳环，希望有一天可以正式发售。

美由纪总是说事情一开始不过是自己的兴趣，就跟在街上寻找杂货和出版《香港百货》一样。旧物交织成往昔历史，而历史很多时候不过是人的故事，彼此汇聚而成。“如果你在心爱之物上看到珍贵的 ‘Made in Hong Kong ’字样，那一刻，你便继承了一段香港历史。”她在书的序言这样说。

“我想自己五年后都不会在香港，我要退休了。”美由纪仿佛在跟时间竞赛，一边从事摄影工作谋生，一边把时间都花在纪录香港制造的故事上，“不知道够不够时间做，要花很多时间才能找到一个资料。这几年可以找到多少都不知道，只能尽量找。”她说，除了最珍爱的几十件，家中收藏的千件杂货大部分都会留下，或交给别人作展览之用。

她说，从前有电视台和杂志找她做关于居港日本摄影师的访问，她都一一推辞。反而出版《香港百货》后“搏命”（拼命）接受访问，为的就是分享这些故事。

问她离开香港最不舍是什么，她说是这里的生活：“因为喜欢吃东西，杂货只是第二，我很喜欢广东菜，小菜、蒸鱼、炒菜，在日本吃不到传统广东菜。香港的食物很富季节性，而且比日本方便。最不舍是食物和人，简单讲即是生活。”她说，最初来香港时不习惯这里的生活，跟日本分别很大，但后来改变了想法，“他日当你到了另一个地方都是一样，不习惯是没有办法的，地方不会变，人也不会，自己要转个看法，找一些喜欢的地方。后来发现很多食物我都喜欢，香港人对食物也很讲究，第一个吸引我的反而是饮食。我在回归前来到这里，现在香港变了很多，这个想法一直保持到现在，现在的香港我也很喜欢，我找到自己喜欢的部分。人到哪里都是这样。”

这些年间，美由纪一直住在港岛东区，“因为上环这边太多老店、旧物，住西面的话我一早破产。”她笑言。疫情期间，她发现在东区远足原来很方便。她又提起，疫情前有一次在深水埗吃饭，半醉时在夜深街边发现自己最喜欢的水壶旧货，立刻用十元买了回来：“回到家才想，为什么夜晚会有水壶？刚好那个星期《明报周刊》做深水埗天光墟（每天清晨或半夜开始，天亮就会收摊的市集）的专题报导，我才知道有这件事。在香港住了二十年都不知道。”

就是一个刚好。她仍然说得雀跃：“后来一个大年初一工作到天明，下楼才发现北角这边都有天光墟。一早知道就发达了，完全是另一个世界，找到很多‘靓嘢’（宝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