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读者评论精选”栏目每周择选报导及圆桌话题中十条精彩读者留言刊出。部分留言可能会因应长度及语意清晰作节录或编辑。
1. 悲剧落幕_众人唏嘘，回应《北京切除：京林公寓最后一夜，最后一人》
火车开起来了，坐在车上的人不让后面的人上车了。
2. Drinkwater、annie，回应圆桌话题《香港女运动员Facebook剖白性侵经历掀争议，你如何看此种公开发声？》
@Drinkwater
我想提出一个比较争议的提问：
我们应否信纳一个陌生人的性侵指控？这个信心是建基于什么？是指控者的身份、证言、证据、正义感，抑或是其他因素？信纳的人，不信纳的人，他们的判断，又是建基于什么？
目前网络舆论风向的主要矛盾也在这里：相信的人觉得很勇敢，怀疑的人觉得是一面之词。大概就是性侵案的社会面向吧。受害者往往要证明自己受害，相对地，陷害者也可以利用死无对证的弱点加以发挥。
或许有人觉得我冷血，但我现在对这些事是不置可否的。我还记得2014年媒体广泛报导哥伦比亚大学Mattress Girl的性侵指控：那时在美留学的我是不假思索就信了那三个女生的一面之词，后来才发现指控漏洞处处，其中两个女生后来还“玩失踪”。就算检察官调查后决定不再跟进，就算男方提告最后和校方庭外和解，男方的人生也被舆论指控彻底摧毁。
此后我就学会保持距离了。冷眼旁观也比煽风点火要好，反正身为外人的我们，根本不应该做太多。一帮外人在网络好像啦啦队那样鼓励其他受害者come out，咀嚼他们的故事，满足一时的快感，真的好吗？
@annie
这一点我也非常同意。从个人角度来说，愿意抵抗社会舆论的总体保守趋势，发声说出自己的经历，很勇敢，这种勇敢本身不应该被贬为追求政治正确博出位（就像不少舆论说的那样）。但从公共角度，是否相信，是否会因此纠集起网路公审，我也同样担忧。也因此我对个人选择发声很尊敬，但对媒体作为机构去试图“调查”性侵事件本身十分保留：难有多方证言，因而事件本身既无法被证实、也无法被证伪，一旦涉及具体人物，便陷入群众公审的境地。只是今日的社交媒体早已没有了传统的公私界线，是否机构参与调查其实已不重要，个人选择发声，即便声明克制未指出当事人姓名，全网传播食花生的力量下仍然可以在任何正规调查之前，令当事人陷入二次伤害，令隐去了姓名的对方身败名裂。
这也是我对#metoo movement的困惑之处。
3. zteng，回应圆桌话题《香港女运动员Facebook剖白性侵经历掀争议，你如何看此种公开发声？》
我一直认为评价参与社会活动的方式激烈与否、合理与否、合法与否、产生效果与否等等等等，都应该用蛛网图来衡量，而最终的社会效益则是这些各种形状的蛛网图叠起来、相互补足而形成相对圆满均匀的图形才能把对应的问题给兜住。
话说回来，在女性权益千百年来遭受压迫至吕小姐被侵犯之时，可已能创造足够的空间存于社会让吕小姐可以毫无畏惧地指认施暴者？显然，从她受侵害之前、之时、之后，无论从法律条款、管理制度、技术手段到全社会的意识，都远远没有达到能让女性感到安全的地步。“你没有证据”不仅一直压在受害者的身上，甚至被施害人当作护身符。
吕小姐及其同行者的所作的，首先是冒著可能被“合法地”反告诬陷的风险来做的，其次，她们的“法理上不完美”的声音就是要让那些曾经在这性别不平等的条件下没有发出的声音发出来。即使这些指认无法满足法庭判决的要求，也让大家知道过往的案例已经千万万，不能再等到又有千万的无辜女性受害了，才拿来当作为一个“理想、完美的证据”，再图改变。何况现状不变，可能永远不会产生可被承认的证据。而且也正是在她们这些可能已无望讨回公道的案例的推动下，相关律法和管理规则的制定和完善，也才会帮助到那些可能被冤枉的人（无论多么多么少）。
遵守法律、规章固然好，但不是让人对法律和制度的不完善视而不见。最后，我想，在没有法律、制度做准绳时候，站在鸡蛋的一边，即使有损失，也不过是石墙上蹭下的一点点灰土吧。
4. 不配，回应圆桌话题《“人口排除”不是北京独有？你的城市对外来者有多包容？》
没有在深圳、北京、上海长时间生活过，标准可能略有偏颇：国内一线城市里最不排外的应该是广州。
文化方面，虽然广东人都自带粤语文化的优越感，但大家并不排斥使用普通话与你交流。广东电视台虽然被人诟病不思进取，但有一档播了恐怕有十几年的生活连续剧《外来媳妇本地郎》，里面虽然对外地人带点调侃，但本质是善意的，这是来自官方的正面宣传啊。
制度方面，落户广州的条件也比其他大城市相对简单（虽然户籍制度本身仍然存在）。
经济方面，广州的房价相对北上深来讲理智很多，日常生活物价也比较平民（当然工资水平好像也是四个一线城市里最低的），我仍然记得大概08年前后，熟悉当地的同事带我在体育西路的横巷里找到低至5元一个的饭盒（同期其他快餐大概15元上下），当时我真的超惊讶，作为广州当年CBD的地方，能存在如此便宜的让低收入人士可以吃到的经济餐。即使到今天物价已飞涨多年，感觉在广州去餐厅吃饭比上海实在便宜太多了，人均消费100内的餐厅，涵盖各地美食，出品味道已经很不错了。
如果不是昨天看到新闻播出跟北京大兴火灾相似的广州（好像是番禺区）城中村火灾，紧接网传广州也会加强城中村整治，我本来可能会呼吁北漂的“低端人口”来广东谋生打拼。当然这种赶人的事情如果真的发生在广州，我倾向相信这不是它的本意，也许只是北京下的命令吧？
说广州完全不排外也是假的，从我个人在广州（及广东几个城市）生活过的经验来讲，老广是比较排外，就是大家所讨厌的广场舞大妈那一代人，他们的“革命年代”的特征很明显，也有点aggressive的感觉，接地气的老广是不讲“捞仔”的，三句不离脏字的他们会直呼“死捞閪”。年轻一代相对比较不会这样，当然相信各地的年轻一代都是相对更有包容心的。
文中有一问，人们为何纷纷选择背井离乡到异地工作生活？答案相当明显吧（即使我无法做什么高端深度分析，但所有人能想到的答案大概都离不开唯一的一个？），全国的资源往几个一线城市倾斜，各省资源向一两个省内城市倾斜，从基建、医疗、教育、工作机会等，重点城市与普通县市的差别就像欧洲与非洲一般。所以了，但凡有点上进心的，不光自己想去城市，做了父母的也会希望子女去，有时候从这个角度一想，那些家长逼孩子读书、戒网瘾之类的事情，又好像找到了一些解释的依据，因为那是在他们的认识中子女从底层往上爬一点距离的唯一希望，反正我就没听过有哪个人说“谁谁居然去了上海真傻啊”、“我宁愿我儿子在山上放牛也不准他去北京”这样的话。穷乡僻壤的人往附近的小城市去，小城市的往大城市去，每到一个地方都开一次眼界，见到无数比老家那条破村子豪华得多的大街，一边干著城里人不愿干的清洁保姆快递地盘工，一边感叹咱们中国真的强大了。而跑不出去的又在当地无权无势的人，无论他们是否爱党爱国，无论是高教育程度还是文盲，都明白他们最容易走的只有一条路：混进体制内，考也好走后门也好，成为公务员或者国企编制员工，以拿取他们在当地能拿到的最稳定及最优厚的工资福利。所以很难怪网上对批评时政言论的反击中频繁出现一句“吃共产党的饭，居然还敢砸共产党的锅？”这句话无论是来自于五毛还是自干五，对那部分人都很有说服力。
从听到低端人口一词开始的仅有一丝悲哀感，到现在北京真的开始赶人了，再包括红蓝黄事件……对此，社交媒体和朋友们私下的讨论和批评的确很多，相信稍有良知的人都很想为他们发声或争取些什么，但想来想去，任何不触及“被维稳”程度的事情，做了都几乎等于没做（之前在端看过一篇文章，说任何可能煽动群体事件的言论行为都会“被维稳”），我们真的好“怂”。
5. nobody0，回应《程映虹：“低端人口”——社会达尔文主义政治的不祥之兆》
说一下我的感受。
“低端人口”这个名词应该出来有段时间了，我一直没有明显的感觉，最近大家都在讨论这个词，我才开始关注。
为什么之前对这个词没有感觉？我虽然生活过的稍微好些，但也属于低端人口。没有钱挣钱又少，这是事实，低端不低端，只是个名词，不需要辩解或否定，无所谓。但现在看来，“低端人口”这个词背后隐藏巨大的危机。
文中提到其它领域的等级观念。在“年龄”方面，我有很强的优劣观念，以非常自然的状态埋藏在意识深处。在我的意识里，年纪轻有优势，年轻人比老年人有优势，也就是说“高级”。在以前的生活中，我会努力让作为年轻人的自己对老年人保持同情，而不是鄙视。这样看来，我的“年轻人比老年人更高级”的观念也没有什么伤害，可以和日常生活友好共存。但是我没有遇到特殊情况，对于老年人的态度一般只是脑子里一闪而过的瞬间的思考，当遇到特殊情况的时候，这种年龄上的等级观念是否会窜出来作恶。非常可能。
我最近看一些国外的文学作品，里面年龄相差超过二十多岁也就是有“辈份”差别的人之间，看不到辈份的差距，大家就像同龄人。我开始思考，是不是我之前对年龄的认识是落后的、有局限的。准备了解、学习更先进的观念，升级我之前的观念。我认为之前对年龄的错误感受是自己水平低、见识少的结果。
看完这篇文章，感觉我之前对年龄的错误感受，可能就是我所在的社会期望我被塑造的样子。我是一个完美的成品。并不是个人水平低就必然会有这种偏见。
如果真是这种情况，那当愤怒、当大哭、当唾骂。在这之后，如何拯救自己，拯救中国活着和等待出生的人，拯救这片土地，也是拯救全世界？
在中国生长，需要有旁观全局的视角。很多事情失败了、做得不好，主要原因不在于个人，而是大环境本身有问题。就像一个 89 度的下坡，你以为是平地，但不管怎么走都走不稳，你觉得自己太笨连走路都不会走，其实是这个地面本身有问题。在中国生活，没有“上帝视角”，要吃大亏！
以前看一些海外的网络文章，如果是关于共产党的，评论常有中文在骂，说共产党多么可怕，“共产共妻”。当时我觉得很可笑，“共妻”这种原始人都不一定做的事，我们这么大一个现代化国家会做吗？中国的大门也没有关，不会自己来看看？哪有这种事！现在想来，那群人杀人都不会眨眼，被杀之人可能还要感恩他们没有灭九族，他们还会篡改资料舆论让历史也无法审判他们。与如此罪行相比，其它都是儿戏了。
但不要用“中国人”的标签把整个中国十几亿人放在一个群体。中国有邪恶的人，也有善良的人。对于那些败类，普通人虽然有的被麻醉，但本质上比“旁观者”更痛恨那些败类。生命生生死死，善于恶永远在较量。也许对于中国，善与恶的战役刚刚开始。
6. 大员乃一国，回应《从“蒋万安争议”回归劳基法争议：行动者还能做什么？》
后学运时代，统独左右都混在一起战成一团了。
私心认为，愿意为劳工发声不论颜色都给予赞赏。但蒋的问题，也确实存在。
不是祸不及子孙或诛连这种层面，而是一个对于亚洲人来说漠生的概念，转型正义。
应该说从二战后整个亚洲没有任何一国去面对那些历史，日本对于二战的行为仍在吱唔其词，中国对六四 文革的讳漠如深，东南亚各国对于国内族群攻伐/军变历史的遗忘。
这要求的只是面对过往，然后加害者对于受害者的一个道歉。
如果先人已死，那承接父执辈余荫的而得踏入政坛的，是否愿意在某些时刻，承认父辈的过错，或依旧为尊者讳。目前的蒋我看不到这一点，当然他劳工政策愿意站在劳团，值得支持。但某些人不愿意支持他的，也可理解。
总而言之这是个左右统独大乱战时代。
7. kazhid，回应《《大佛普拉斯》导演黄信尧专访：我的作品真是关于“底层生活”吗？》
活著是一件艰困的事情，但不论是台湾或世界各地，终究不乏底层者的互助与支撑，一如片中的肚财、菜圃、榴梿等人。他们或许较为缺乏完整表达的能力，但他们缺乏觉察的能力吗？在底层的人，对社会的观察，往往较中产小资精准。反而是他们的声音无法被听到、被接纳，许多人的：你不好好念书就和这些人一样、你们就是不上进财只能这样的言论，导致他们放弃了发生的权力，许多人也乐的他们不发声，这样很多假象和粉红泡泡就不会被搓破。
如同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动手杀人的是小四，但驱使小四这么做的人，或说是所谓的共同正犯，又是谁呢？
8. 叔比，回应《沈荣钦：台湾的裙带资本主义，与民主制度制衡的可能》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裙带就是一种将政商捆绑在一起的连系关系。裙带资本家靠政治人物拓生意，但政治人物也得仰赖裙带资本家来提升自己的”政治存在价值”，这种现象在台湾更是不分党派的明显。政治人物唯二能做的，其实就是提高自己对于资本家集团的抗压力以及谈判筹码。像这次台湾蔡英文被迫吞回自己过去对劳工的承诺，在当前民间舆论有利劳工和民进党，谈判筹码相对过去国民党来得深厚的情况下，还强力主导修出一个比政党轮替前更糟糕的劳基法，就是其过度向裙带资本家集团示好以换取政治存在价值，一种对资本市场抗压性太低的结果。
9. Fai，回应《白信：北京切除的，是威胁政治安全的新流民阶级》
“接受一个长期工作而被剥削，正在成为一种特权”，这里面就是一种想像甚至审美的管理。因为想像自己是特权阶段或精英阶级，于是更甘之如饴地接受了政府、资本的管治手段，因为想像中，它把粪便排除了。如果没有特定雇佣关系是流民阶级的特征，全球化、科技发展都在把大家流民化，日本有飞特，台湾有零工，但这两地的人都有明确的意识——长期雇佣已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剥削，我不确定急切需要自我、身份肯定(因为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就不被尊重，没有起码的尊严)的内地人会有这种自觉。
而更让人忧虑的还不是长官意志和激进主义，如配合香港近来的动向，这个政权似乎是在急于巩固自己的安全，是为了应对某种快将到来的突变？
10. jasonfanfan，回应《刘可强：大拆迁令城市不可持续，台北如何留住“看起来丑”的聚落？》
作为政府来说拆掉重建远比保留改造成本小很多，而台北可能是以法来拆，有各个层面监督与制约，而大陆则会被行政命令和所谓的公众利益所裹挟，在大陆本来就模糊的土地产权层面上，个体权利无法得以彰显和保护，更别说文化保护与原住民文化的尊重。本质上台湾与大陆的拆迁是完全不同的思考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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