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人——胡清心：一碗九龙城海派清真牛肉汤，带我重新认识“没文化”的香港

编者按：这是胡清心为端传媒所写的“异乡人”专栏的第3篇。前两篇分别为：《香港，我和你，在最美好的时间点相遇》和《异议者的修炼，是坚持跟内心黑暗打仗》。

来港陆生的老前辈，七十多年前在香港大学就读的上海人张爱玲，在《到底是上海人》中写道：“香港的大众文学可以用脍炙人口的公共汽车牌‘如要停车，乃可在此’为代表。”由此可见，香港人没文化，或者香港是“文化沙漠”，这些刻板印象比想像中更源远流长。

我一直在思考，“文化沙漠”的香港这个概念是如何建构起来的。一方面显而易见的，香港的主流文化，始终是以大众流行文化为主，无论是1980年代的Beyond，90年代的四大天王或者红遍千禧年前后的周星驰，都被归类于流行文化，而提起畅销中国大陆的香港文学作品，仍旧是金庸的武侠和亦舒的言情，总而言之，似乎不能登大雅之堂。

而另一方面，陈冠中以“半唐番”作为褒义形容香港独特的城市文化，虽然听来风情万种，迤逦无比，但在香港生活一年之后，我仿佛很快就探到了风光热闹的表面之下的真实土壤，那里确实如同沙漠一般，干枯而散乱。

港人以身处国际金融中心为傲，充满活力的中环更是象征，可我却发现那印在香港名片上的光鲜亮丽的景象，只是属于某一部分高收入人群而已，而大多数人都过着营营役役的生活，为着可以蜗居的斗室而劳碌至死；港人往往为自己城市的国际化自豪，殖民历史带来中西交汇的香港文化，每年更有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外籍雇员、游客光顾香港。作为一座国际大都市，比如纽约、伦敦，应当有着百花齐放的多元文化与价值观，不同族裔和社群都有展示自己独特文化的空间，更应当有丰富的文化艺术及创意事业，为非主流或者亚文化的生活形式及创作提供舞台。但在香港，整个社会不仅是华人文化占据绝对主流，社会价值观更趋向单一，人生的目标不过是工作、投资、赚钱、买车、买楼、买名牌，只要不循规蹈矩走这一条路，都会被斥为不思进取，狭窄逼兀的空间让夹缝中的另类声音与少数派难以扎根成长；因为使用繁体字、家庭及社区中仍有着浓重的中国传统民俗，港人往往自认保留了被中共摧毁的中国传统文化，可我却发现无论教育水平高低，大多港人几乎很难写出一手流畅通顺更勿论词藻优美的书面中文，掌握文字方面的能力更比不上用“残体字”的陆生；而港人虽然言必及香港的廉政公署、法治昌明、言论自由，可就我观察大多数香港人的生活只不过是逛商场、吃饭、买名牌、看好莱坞（好莱坞）大片，对其他的事物和历史根本毫无兴趣。

“只要开心就好”的港人心态

与其说是对香港感到失望，倒不如说是感到困惑，为它城市文化的矛盾与分裂而感到困惑。虽说它有百多年殖民历史，更是国际化大都市，何以它没有学到一个大都会应有的多元主义和开放主义？如果说这里仍是根深蒂固的华人传统社会，又何以它没有体现出应有的文化底蕴？

甚至小到一碗咖哩牛肉汤，都可以大有文章。来香港之后不久，有香港朋友带我去九龙城一尝驰名的清真牛肉馆。旧时在内地的大学旁，总少不了一家新疆清真餐馆，尤其是餐馆的大盘鸡几乎是大学时代的集体回忆。我抱着怀旧的心情前往清真牛肉馆，却大失所望。菜单中的咖哩牛肉、咖哩鸡肉、咖哩羊肉甚至咖哩海鲜……简直是闻所未闻，招牌菜味道不错，可只有浓浓的港味，却没有丝毫清真味。而最令我吃惊的是，清真牛肉馆的咖喱牛肉粉丝汤竟然吃出了我童年上海的味道——在上海的生煎锅贴小吃店，传统的上海人点上一份生煎或锅贴，总要搭配一份咖喱牛肉粉丝汤。这咖喱味不是印度或者日本咖喱，而是用咖喱粉冲出来的，夹杂着浓烈的胡椒味，颜色暗沉的汤里面飘着香菜叶子，用筷子一捞，透明的粉丝夹着一片片牛肉一起浮出水面。

在香港的一家清真餐馆，却吃出了家乡上海的味道，这杂种文化似乎来得有点难以消化。而更让我难以消化的是，店堂里满满的吃客一边吃一边赞叹：“好好味！”“好正宗啊！”，影相留念之后，想必回去第一件事便是“po上”社交媒体：“终于尝到了正宗的清真菜，真的好特别！”想到这里我不禁掩嘴偷笑，他们哪里晓得这充满异域风情的口味，大概在正宗的新疆西北人看来，简直香港得不能再香港了，甚至还有点上海味道。但香港朋友对此却表现得非常淡然，反正好吃就可以了，其他根本不重要啊。可那时的我觉得，正宗的清真菜是什么味道很重要啊，它迁徙流转至香港，而它又何以在九龙城落地之后会逐渐演变成今日的味道，这其中的故事则是更加重要啊。不了解倒在其次，更让我不齿的是任何事都“只要开心就好”，“只要好吃就好”的心态。为此，当时的我还愤愤不平地写了篇长文，抨击香港人对历史与文化沉淀完全无感的习气。

正是带着这些困惑，我尝试在有关香港的文学作品中找寻答案，看看别人是怎么书写香港的。我从自己最熟悉的作家龙应台与李欧梵读起，一个是台湾人，一个是美籍华人又自称半个香港人，正是这“他者”的身份引起了我的兴趣，想看看和我同样身份的人，会有什么观察。龙应台批判中环价值，又认为国际化的香港人缺乏国际视野；李欧梵批评香港的商场文化，以及香港官员只识写公文却缺乏管治能力，两者都对香港文化景观的凋零、西九龙规划的失策大有不满。而陈冠中的《什么都没有发生》中的主人公张得志也深得我心，替国际商人作二把手，没有任何牵挂与依恋，一身轻松，连出生成长的故土所历经的剧变都没有感觉，什么都没有发生。功利主义与资本主义至上，只着眼于当下利益，正是我那时观察到的港人身上最典型而令我厌恶的一面。

从带着成见阅读，到带着情意对话

这些阅读虽让我有大快人心之感，说出了许多说不出口的批判，可是这些只不过加固了我的个人偏见，并不能解答我的困惑。为什么香港会是这样一个矛盾的混合体？它究竟是什么样的？又何以与它同享中华文化的我，竟会感到如此不适？而如今想来，带着成见的阅读，确实会蒙蔽自己的眼，只看到自己想看的东西，以自己的成见去解读。

当我第一次参观香港历史博物馆，却给了我完全不同的感受。我一向喜欢参观各个城市的历史博物馆，这是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和记忆的最佳途径 。在香港历史博物馆中，从史前文明，直到偏安一方的小城，直到英国殖民之下逐渐繁荣的热带城市，直到经济腾飞欣欣向荣的国际大都会，这一个个章节逐渐汇成一首诗歌走入我的心中。

印象最深的，是战后的天台学校，还有六七暴动时期的戒严警报，伴随着简陋拥挤的卧室中闪烁的灯光，真感到人心惶惶。而一转身就看见五彩缤纷的冰室，宣传热爱香港的歌曲从收音机中传来，音乐轻快向上，然后是“香港制造”的玩具、纺织品堆得满山满谷，整个眼睛都热闹起来，这些细节将香港人对于自己城市的自豪与爱最生动地展现在我眼前。那是一个全新的香港，连我都为它感到兴奋起来。尽管一次简略的参观并不能立刻解答我所有的困惑，也不能让我立刻融入这座城市，但我渐渐开始对这座城市产生更多的兴趣，不带前设地去阅读它的过去和现在，而在面对与我不同或者我不能理解的地方，我会尝试去对话，而非以旁观者的身份就事论事地批判。

改变我视角的，或许是历史的魅力，或许是因为自身是读历史的，所以会更有亲切感。历史固然重要，能让我们以脉络化的方式了解前因后果，但如果带着固执的偏见阅读历史，也同样毫无意义，我想如果要让无论是历史还是这座城市，真正地展现它的魅力，需要的是一颗有情意的心，带着情意去与之对话。是历史唤起了我那份情意，而对每个不同的人，我相信总有那么一瞬，这座城市会触碰到你的心。

艰难的对话，源于知识体系的碰撞

而这个放下成见、开放对话的过程，更是一个逐渐放下大中华主义的过程。尽管当代社会推崇的是多元文化，但是但凡在中国大陆接受过基础教育的人，总是被深深植入了一套东西二元对立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叙述与思维模式。祖国幅员辽阔的国土与丰富多彩的民族及出产，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和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无论是地理、历史、常识还是语文课，经过筛选的常识，经过铺排的知识，甚至对于中文语言的规范化使用，其目的不仅仅是知识教育，更是一种教化，作为一个中国人有哪些常识需要理解，应该如何叙述自我身份。这一整套身为中国人的知识体系，成了我们内部进行对话的常识体系，也是与他者对话的平台。

但在面对港台的时候，这套机制便出现了问题，究竟港台能不能算“他者”？在东西文化之间，港台对我们而言显然不似西方社会那么异域，可以摆出“中西交流”的态度对话。可是若真要将之“视如己出”，事实上却依旧隔阂重重。所以，陆生与本地生之间的矛盾不仅是文化与价值观上的差异，如同本地生对陆生抱有偏见一样，陆生对本地生也有着深刻的偏见。同样是黄皮肤黑头发说中文，为什么本地生连中国五岳是什么都不知道？为什么连湖南省省会在哪里都不清楚？为什么连《西游记》作者的名字都说不出？为什么连宋明理学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为什么说中文要夹杂那么多英文，连句通畅的中文书面语都不会说？

在陆生眼中，从大中华主义出发，这些都是理所当然必须具备的常识，而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落差之后，他们所能得出的结论只能是：香港人很无知。而港人对这些问题所抱有的“为什么我要知道这些”的态度，则更让他们觉得与港人根本无法沟通。

这也是为什么在社交媒体上，当港人对中国政制做出批评的时候，总少不了有些内地人好为人师地教训“建议你好好了解一下中国的历史，再来跟我辩论”。这倒不是因为他们真的对中国历史颇有研究，只不过纯粹从大中华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与不具备他们的常识的港人毫无可以沟通的平台，因此也根本不值得与之进行任何严肃的讨论。所谓“好好了解一下中国的历史”，不过指的是学习一下身为中国人应该掌握的那套知识体系。港人与内地人之所以对话困难重重，原因之一正是对这套大中华主义底下的知识体系的不同态度。

“开心就好”与大中华主义分别不大

许多年之后，这一次是我以地主身份，陪伴一位来自内地的好友游历香港，自然在九龙城，我也带她去尝了尝驰名香港的清真牛肉馆，同样叫了一碗咖哩牛肉粉丝汤。我坐在卡位上，无聊地打量着周围墙上的采访剪报，忽然被其中一份吸引了我的注意。原来清真牛肉馆老板的父亲是来自上海，在上海的时候便经营海派风味的清真餐馆，之后再将它带来香港继续经营至今。然而在我记忆中，这样的海派清真菜早在上海绝迹，只剩一味咖哩牛肉粉丝汤竟意外地流落在民间本地小吃中，而谁能想到这猪肉馅的生煎与锅贴的最佳拍档，竟然本是清真菜！一碗咖哩牛肉粉丝汤，包含着的不仅是一种乡愁，更是一段动荡的迁徙移民史，这才是这片土地上真正值得记忆的吉光片羽。所以，大中华主义和只要开心就好不求缘由的态度，本质上并没有太大分别，都是将自我与历史和土地割裂。幸好这座城市与我，对彼此尚有好奇与宽容，这份浪漫的奇遇才不算迟来。

在今年9月中大民主墙的风波中，内地社交媒体首先将焦点放在嘲笑学生会庄员的英语还没有内地女生流利之上，墙内又是一片“自嗨”，而这种心理是“香港人没文化”这一共识的又一次折射：中文（普通话）不会说，连英语也说不好，这就是所谓中西结合的国际化大都市的人文素质？

纵然，并不是所有在港内地人都能轻易放下烙印在内心的大中华主义，但至少港人在为自己辩驳的时候，或许不应再拿出“繁体字”才真正继承了中国文化、粤语包含着中国古音、香港是国际化大都市、香港人视野开阔等等空洞的理据。因为借用大中华主义的标准，比如在古汉语和传统文化上的继承，以及对西方世界的开放度等来进行比较，也正说明香港并没有其独特的文化与历史，虽然抗拒大中华主义，却仍旧活在它的阴影之下。另一方面，“虽然不认同大中华主义推行的那套知识体系，却认同文化之间有高低优劣之分，因此要争一口气，证明香港文化比大中华主义文化更优秀更纯正”，以这种方式努力地证明自己不输给大中华主义的知识体系，却是恰好落入文化沙文主义的陷阱中。

大中华主义文化可怕的，不是中华文化，而是大中华主义；那种必须压倒其他一切认识世界方式的霸权，并非中华文化，而是大中华主义让香港被打上了“没文化”的标签。如何让香港摆脱“没文化”的标签，一则是让属于香港的带有温度的故事不仅仅活在博物馆内、留在过期的报纸上，更应透过我们带有情意的叙述和记忆，让它们重新活过来；另一方面，是在面对大中华主义文化的挤压的时候，无所畏惧和焦虑，并非因为香港文化优越过大中华文化，而是因为，一方水土一方人，并不需要以贬低他人才能获得认同感。

胡清心，香港中文大学文化与宗教研究系博士候选人，一个生于上海的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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