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鄉人——胡清心：一碗九龍城海派清真牛肉湯，帶我重新認識「沒文化」的香港

編者按：這是胡清心為端傳媒所寫的“異鄉人”專欄的第3篇。前兩篇分別為：《香港，我和你，在最美好的時間點相遇》和《異議者的修煉，是堅持跟內心黑暗打仗》。

來港陸生的老前輩，七十多年前在香港大學就讀的上海人張愛玲，在《到底是上海人》中寫道：「香港的大眾文學可以用膾炙人口的公共汽車牌『如要停車，乃可在此』為代表。」由此可見，香港人沒文化，或者香港是「文化沙漠」，這些刻板印象比想像中更源遠流長。

我一直在思考，「文化沙漠」的香港這個概念是如何建構起來的。一方面顯而易見的，香港的主流文化，始終是以大眾流行文化為主，無論是1980年代的Beyond，90年代的四大天王或者紅遍千禧年前後的周星馳，都被歸類於流行文化，而提起暢銷中國大陸的香港文學作品，仍舊是金庸的武俠和亦舒的言情，總而言之，似乎不能登大雅之堂。

而另一方面，陳冠中以「半唐番」作為褒義形容香港獨特的城市文化，雖然聽來風情萬種，迤邐無比，但在香港生活一年之後，我彷彿很快就探到了風光熱鬧的表面之下的真實土壤，那裏確實如同沙漠一般，乾枯而散亂。

港人以身處國際金融中心為傲，充滿活力的中環更是象徵，可我卻發現那印在香港名片上的光鮮亮麗的景象，只是屬於某一部分高收入人群而已，而大多數人都過着營營役役的生活，為着可以蝸居的斗室而勞碌至死；港人往往為自己城市的國際化自豪，殖民歷史帶來中西交匯的香港文化，每年更有大量來自世界各地的留學生、外籍僱員、遊客光顧香港。作為一座國際大都市，比如紐約、倫敦，應當有着百花齊放的多元文化與價值觀，不同族裔和社群都有展示自己獨特文化的空間，更應當有豐富的文化藝術及創意事業，為非主流或者亞文化的生活形式及創作提供舞台。但在香港，整個社會不僅是華人文化佔據絕對主流，社會價值觀更趨向單一，人生的目標不過是工作、投資、賺錢、買車、買樓、買名牌，只要不循規蹈矩走這一條路，都會被斥為不思進取，狹窄逼兀的空間讓夾縫中的另類聲音與少數派難以紮根成長；因為使用繁體字、家庭及社區中仍有着濃重的中國傳統民俗，港人往往自認保留了被中共摧毀的中國傳統文化，可我卻發現無論教育水平高低，大多港人幾乎很難寫出一手流暢通順更勿論詞藻優美的書面中文，掌握文字方面的能力更比不上用「殘體字」的陸生；而港人雖然言必及香港的廉政公署、法治昌明、言論自由，可就我觀察大多數香港人的生活只不過是逛商場、吃飯、買名牌、看荷里活（好萊塢）大片，對其他的事物和歷史根本毫無興趣。

「只要開心就好」的港人心態

與其說是對香港感到失望，倒不如說是感到困惑，為它城市文化的矛盾與分裂而感到困惑。雖說它有百多年殖民歷史，更是國際化大都市，何以它沒有學到一個大都會應有的多元主義和開放主義？如果說這裏仍是根深蒂固的華人傳統社會，又何以它沒有體現出應有的文化底蘊？

甚至小到一碗咖哩牛肉湯，都可以大有文章。來香港之後不久，有香港朋友帶我去九龍城一嚐馳名的清真牛肉館。舊時在內地的大學旁，總少不了一家新疆清真餐館，尤其是餐館的大盤雞幾乎是大學時代的集體回憶。我抱着懷舊的心情前往清真牛肉館，卻大失所望。菜單中的咖哩牛肉、咖哩雞肉、咖哩羊肉甚至咖哩海鮮……簡直是聞所未聞，招牌菜味道不錯，可只有濃濃的港味，卻沒有絲毫清真味。而最令我吃驚的是，清真牛肉館的咖喱牛肉粉絲湯竟然吃出了我童年上海的味道——在上海的生煎鍋貼小吃店，傳統的上海人點上一份生煎或鍋貼，總要搭配一份咖喱牛肉粉絲湯。這咖喱味不是印度或者日本咖喱，而是用咖喱粉沖出來的，夾雜着濃烈的胡椒味，顏色暗沉的湯裏面飄着香菜葉子，用筷子一撈，透明的粉絲夾着一片片牛肉一起浮出水面。

在香港的一家清真餐館，卻吃出了家鄉上海的味道，這雜種文化似乎來得有點難以消化。而更讓我難以消化的是，店堂裏滿滿的吃客一邊吃一邊讚歎：「好好味！」「好正宗啊！」，影相留念之後，想必回去第一件事便是「po上」社交媒體：「終於嘗到了正宗的清真菜，真的好特別！」想到這裏我不禁掩嘴偷笑，他們哪裏曉得這充滿異域風情的口味，大概在正宗的新疆西北人看來，簡直香港得不能再香港了，甚至還有點上海味道。但香港朋友對此卻表現得非常淡然，反正好吃就可以了，其他根本不重要啊。可那時的我覺得，正宗的清真菜是什麼味道很重要啊，它遷徙流轉至香港，而它又何以在九龍城落地之後會逐漸演變成今日的味道，這其中的故事則是更加重要啊。不了解倒在其次，更讓我不齒的是任何事都「只要開心就好」，「只要好吃就好」的心態。為此，當時的我還憤憤不平地寫了篇長文，抨擊香港人對歷史與文化沉澱完全無感的習氣。

正是帶着這些困惑，我嘗試在有關香港的文學作品中找尋答案，看看別人是怎麼書寫香港的。我從自己最熟悉的作家龍應台與李歐梵讀起，一個是台灣人，一個是美籍華人又自稱半個香港人，正是這「他者」的身份引起了我的興趣，想看看和我同樣身份的人，會有什麼觀察。龍應台批判中環價值，又認為國際化的香港人缺乏國際視野；李歐梵批評香港的商場文化，以及香港官員只識寫公文卻缺乏管治能力，兩者都對香港文化景觀的凋零、西九龍規劃的失策大有不滿。而陳冠中的《什麼都沒有發生》中的主人公張得志也深得我心，替國際商人作二把手，沒有任何牽掛與依戀，一身輕鬆，連出生成長的故土所歷經的劇變都沒有感覺，什麼都沒有發生。功利主義與資本主義至上，只着眼於當下利益，正是我那時觀察到的港人身上最典型而令我厭惡的一面。

從帶着成見閱讀，到帶着情意對話

這些閱讀雖讓我有大快人心之感，說出了許多說不出口的批判，可是這些只不過加固了我的個人偏見，並不能解答我的困惑。為什麼香港會是這樣一個矛盾的混合體？它究竟是什麼樣的？又何以與它同享中華文化的我，竟會感到如此不適？而如今想來，帶着成見的閱讀，確實會蒙蔽自己的眼，只看到自己想看的東西，以自己的成見去解讀。

當我第一次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卻給了我完全不同的感受。我一向喜歡參觀各個城市的歷史博物館，這是了解這座城市的歷史和記憶的最佳途徑 。在香港歷史博物館中，從史前文明，直到偏安一方的小城，直到英國殖民之下逐漸繁榮的熱帶城市，直到經濟騰飛欣欣向榮的國際大都會，這一個個章節逐漸匯成一首詩歌走入我的心中。

印象最深的，是戰後的天台學校，還有六七暴動時期的戒嚴警報，伴隨着簡陋擁擠的臥室中閃爍的燈光，真感到人心惶惶。而一轉身就看見五彩繽紛的冰室，宣傳熱愛香港的歌曲從收音機中傳來，音樂輕快向上，然後是「香港製造」的玩具、紡織品堆得滿山滿谷，整個眼睛都熱鬧起來，這些細節將香港人對於自己城市的自豪與愛最生動地展現在我眼前。那是一個全新的香港，連我都為它感到興奮起來。儘管一次簡略的參觀並不能立刻解答我所有的困惑，也不能讓我立刻融入這座城市，但我漸漸開始對這座城市產生更多的興趣，不帶前設地去閱讀它的過去和現在，而在面對與我不同或者我不能理解的地方，我會嘗試去對話，而非以旁觀者的身份就事論事地批判。

改變我視角的，或許是歷史的魅力，或許是因為自身是讀歷史的，所以會更有親切感。歷史固然重要，能讓我們以脈絡化的方式了解前因後果，但如果帶着固執的偏見閱讀歷史，也同樣毫無意義，我想如果要讓無論是歷史還是這座城市，真正地展現它的魅力，需要的是一顆有情意的心，帶着情意去與之對話。是歷史喚起了我那份情意，而對每個不同的人，我相信總有那麼一瞬，這座城市會觸碰到你的心。

艱難的對話，源於知識體系的碰撞

而這個放下成見、開放對話的過程，更是一個逐漸放下大中華主義的過程。儘管當代社會推崇的是多元文化，但是但凡在中國大陸接受過基礎教育的人，總是被深深植入了一套東西二元對立的，以中國為中心的敘述與思維模式。祖國幅員遼闊的國土與豐富多彩的民族及出產，中國上下五千年的歷史和源遠流長的傳統文化，無論是地理、歷史、常識還是語文課，經過篩選的常識，經過鋪排的知識，甚至對於中文語言的規範化使用，其目的不僅僅是知識教育，更是一種教化，作為一個中國人有哪些常識需要理解，應該如何敘述自我身份。這一整套身為中國人的知識體系，成了我們內部進行對話的常識體系，也是與他者對話的平台。

但在面對港台的時候，這套機制便出現了問題，究竟港台能不能算「他者」？在東西文化之間，港台對我們而言顯然不似西方社會那麼異域，可以擺出「中西交流」的態度對話。可是若真要將之「視如己出」，事實上卻依舊隔閡重重。所以，陸生與本地生之間的矛盾不僅是文化與價值觀上的差異，如同本地生對陸生抱有偏見一樣，陸生對本地生也有着深刻的偏見。同樣是黃皮膚黑頭髮說中文，為什麼本地生連中國五嶽是什麼都不知道？為什麼連湖南省省會在哪裏都不清楚？為什麼連《西遊記》作者的名字都說不出？為什麼連宋明理學是什麼意思都不知道？為什麼說中文要夾雜那麽多英文，連句通暢的中文書面語都不會說？

在陸生眼中，從大中華主義出發，這些都是理所當然必須具備的常識，而在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落差之後，他們所能得出的結論只能是：香港人很無知。而港人對這些問題所抱有的「為什麼我要知道這些」的態度，則更讓他們覺得與港人根本無法溝通。

這也是為什麼在社交媒體上，當港人對中國政制做出批評的時候，總少不了有些內地人好為人師地教訓「建議你好好了解一下中國的歷史，再來跟我辯論」。這倒不是因為他們真的對中國歷史頗有研究，只不過純粹從大中華主義的角度出發，認為與不具備他們的常識的港人毫無可以溝通的平台，因此也根本不值得與之進行任何嚴肅的討論。所謂「好好了解一下中國的歷史」，不過指的是學習一下身為中國人應該掌握的那套知識體系。港人與內地人之所以對話困難重重，原因之一正是對這套大中華主義底下的知識體系的不同態度。

「開心就好」與大中華主義分別不大

許多年之後，這一次是我以地主身份，陪伴一位來自內地的好友遊歷香港，自然在九龍城，我也帶她去嚐了嚐馳名香港的清真牛肉館，同樣叫了一碗咖哩牛肉粉絲湯。我坐在卡位上，無聊地打量着周圍牆上的採訪剪報，忽然被其中一份吸引了我的注意。原來清真牛肉館老闆的父親是來自上海，在上海的時候便經營海派風味的清真餐館，之後再將它帶來香港繼續經營至今。然而在我記憶中，這樣的海派清真菜早在上海絕跡，只剩一味咖哩牛肉粉絲湯竟意外地流落在民間本地小吃中，而誰能想到這豬肉餡的生煎與鍋貼的最佳拍檔，竟然本是清真菜！一碗咖哩牛肉粉絲湯，包含着的不僅是一種鄉愁，更是一段動盪的遷徙移民史，這才是這片土地上真正值得記憶的吉光片羽。所以，大中華主義和只要開心就好不求緣由的態度，本質上並沒有太大分別，都是將自我與歷史和土地割裂。幸好這座城市與我，對彼此尚有好奇與寬容，這份浪漫的奇遇才不算遲來。

在今年9月中大民主牆的風波中，內地社交媒體首先將焦點放在嘲笑學生會莊員的英語還沒有內地女生流利之上，牆內又是一片「自嗨」，而這種心理是「香港人沒文化」這一共識的又一次折射：中文（普通話）不會說，連英語也說不好，這就是所謂中西結合的國際化大都市的人文素質？

縱然，並不是所有在港內地人都能輕易放下烙印在內心的大中華主義，但至少港人在為自己辯駁的時候，或許不應再拿出「繁體字」才真正繼承了中國文化、粵語包含着中國古音、香港是國際化大都市、香港人視野開闊等等空洞的理據。因為借用大中華主義的標準，比如在古漢語和傳統文化上的繼承，以及對西方世界的開放度等來進行比較，也正說明香港並沒有其獨特的文化與歷史，雖然抗拒大中華主義，卻仍舊活在它的陰影之下。另一方面，「雖然不認同大中華主義推行的那套知識體系，卻認同文化之間有高低優劣之分，因此要爭一口氣，證明香港文化比大中華主義文化更優秀更純正」，以這種方式努力地證明自己不輸給大中華主義的知識體系，卻是恰好落入文化沙文主義的陷阱中。

大中華主義文化可怕的，不是中華文化，而是大中華主義；那種必須壓倒其他一切認識世界方式的霸權，並非中華文化，而是大中華主義讓香港被打上了「沒文化」的標籤。如何讓香港擺脫「沒文化」的標籤，一則是讓屬於香港的帶有溫度的故事不僅僅活在博物館內、留在過期的報紙上，更應透過我們帶有情意的敘述和記憶，讓它們重新活過來；另一方面，是在面對大中華主義文化的擠壓的時候，無所畏懼和焦慮，並非因為香港文化優越過大中華文化，而是因為，一方水土一方人，並不需要以貶低他人才能獲得認同感。

胡清心，香港中文大學文化與宗教研究系博士候選人，一個生於上海的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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