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異鄉人—香港筆記

異鄉人──胡清心:異議者的修煉,是堅持跟內心黑暗打仗

從保守右傾,到激進左傾,再回到更堅定的保守右傾,是不少陸生不願提起的心路歷程。


2017年7月19日,支聯會發起的紀念劉曉波公祭上,由「長毛」梁國雄所放的櫈子在海面飄浮,以作悼念。 攝:林振東/端傳媒
2017年7月19日,支聯會發起的紀念劉曉波公祭上,由「長毛」梁國雄所放的櫈子在海面飄浮,以作悼念。 攝:林振東/端傳媒

在2008年來到香港之前,我不知道劉曉波是誰。

我們那一代的大學生,趕上了計劃經濟的尾巴,又是在中國經濟起步的世紀之交成長,更是同中國互聯網一起成長的一代。我們沒有90後小粉紅對國家崇拜的狂熱,也沒有經歷過六四那一代的叛逆與血性,豐裕的物質生活將我們寵壞,但仍嚮往着國界之外那更精彩而自由的世界。但我們生來便被調試在「政治冷感」的那一檔,就像大多數的文科學生,我們抱怨政府,蔑視權威,但卻拿不出有說服力的理據,就算那時 YouTube 還沒有被牆,我們所接觸到的信息都是碎片式的,沒有思想體系將其有機黏合,也缺乏空間進一步反思。因此,最後對政權的反感或疏離,都像是出自本能的一種隱約的私人情緒。

我總認為自己是天生反動的,文革也算了解,因為父母在那段時間吃過苦,而自小在基督教家庭教會成長,政權的兇險也是親身經歷,不過宗教自由等論辯無從說起,只是覺得這個政權和政黨對我們充滿敵意。可是,遇見那些頭頭是道為政權維護的人,辯着辯着反倒自覺理虧,好像自己對共產黨的不滿,只是出於私人恩怨。

然後,思考的深度就停留在這裏。這些問題太難回答,而在公民身份和政治生活被刻意淡化的環境中,確實找不到足以讓我系統地整理自己的感受與想法的框架。日常生活有太多瑣碎與精彩充斥,對社會政治的思考就算一晃而過,也匆匆被束之高閣。

從保守到激進,再回到更堅定的保守

在我來港的那個年代,許多陸生都經歷過一場「大開眼界」的洗禮,在許多港人身上,我們發現,原來關心社會事件乃至公共政策,不只是一小群人看上去很酷的愛好,而可以是日常生活中稀鬆平常的一部分;而普通人對待政治的態度,也可以是嚴肅的,而不是北京的士司機的胡侃。而這個慣於議政的大環境,就像是一個孵化器,讓個人的經歷、隻言片語聽來的故事,又或者是半遮半掩的歷史等等零零散散的碎片逐漸拼湊成型──原來一切都不是孤立的,一切也都不是空穴來風,那些飄散風中的遙遠往事,那些於己無關的他人苦痛,那些一件件讓自己不滿的瞬間……都不再是無力的牢騷,而逐漸匯聚成力。

雖然「越出國越愛國」是當今中國留學生的標籤,但在那時有不少陸生在留學第一二年都突然變得熱衷政治,從六四開始,直到國家大事與社會現象,都熱心地發表異議,抨擊政府,並嘲笑國內同齡人尚未覺醒。時過境遷之後再回頭看,這一時的狂熱夾雜着的,不只是公民身份的覺醒,還有我們那代人尚存的理想主義,還更因為身處海外眼界變得開闊而帶來的優越感。而只有在尚無憂無慮的學生時代,我們可以輕鬆地扮演異議者的身份,像很多人口中的「憤青」一樣,針砭時弊,揭露歷史辛秘,對政府表示嘲笑和不屑。

而隨着畢業,成家立業的現實壓力撲面而來,而當年一陣狂熱之後卻並沒有捲起什麼塵囂,許多陸生一時關注政治的熱情漸漸淡去,為生計勞碌奔忙,在無情的世道中學會了世故老練。真相與公義不如三餐更重要急迫,而對未來的打算,顯然歲月靜好的中產生活才是奮鬥目標,改革或革命帶來的社會動盪對他們來說不會是好事,捍衛當下的社會秩序與既得利益,使得他們變成當權者忠誠的維護者。轉過頭來回看過去,往往覺得曾熱衷政治議題的自己,只是太衝動太幼稚,對國家和現狀缺乏了解。也許他們也會認為是自己眼界的不斷開闊造成了「越出國越愛國」的現象,但從保守右傾,到激進左傾,再回到更堅定的保守右傾,是不少陸生不願提起的心路歷程。

2017年6月4日,六四維園燭光晚會。

2017年6月4日,六四維園燭光晚會。攝:Paul Yeung/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自身的反省與修煉

當《零八憲章》成為熱議話題,繼而劉曉波被判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入獄11年的時候,也正是我的政治意識初醒的階段。雖然中文大學神學院師生的激烈討論我未必跟得上節奏,對劉曉波其人其事也不甚了了,但這不妨礙我在尚餘一絲自由開放的國內社交媒體上,轉載一個又一個海外新聞,發表大膽而激進的言論,和網民吵架(對,不是辯論,只是單純的吵架),所有的爭吵最後都匯聚成一句話「五毛錢請收好」。

和許多人一樣,第一次讀到劉曉波的《我沒有敵人》是前所未有的體驗,文中沒有二分對立,沒有鬥爭與仇恨,以他的經歷來說,他比誰都更深地觸摸到這政權的邪惡,也比誰都更有資格去痛恨咒罵這個政權。可是,這多年的苦難與冤屈,最後化成的是清流一般的文字,是更深刻的謙和與清醒的自省。他也有激烈的情感,但那並不是刺向仇敵的毒箭,而是對愛人、對生命、對人性澎湃的愛。做一個異議者究竟意味着什麼?在他的筆下,首先是錘煉出更高尚的人格,更無私的愛心與更通透的靈魂。儘管在政見上,我或許可以斗膽自認和劉曉波是更接近的,但從口中所出的言語,在他面前我只有自慚形穢。或許,當我們像雞蛋一樣站立在高牆面前與之抗爭的時候,無論是公義、自由、平等與真理,首先不應當是用來抨擊高牆的工具,而是對自身的反省與修煉。

在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前後的一次神學院週會上,自然而然地,劉曉波與中國民主運動成了主題。其實週會上發言的內容都大致相若,與劉曉波的犧牲與勇敢相比,自己無比內疚和自責,表示作為基督徒從來沒有為窮苦人、為社會不公發聲,倒是一個非基督徒更有基督精神,教會領袖和信徒應當好好反省云云。坐在眾人中的我如坐針氈,內心有一種說不出的苦澀和鬱結。當一個中國人為了所有的中國人而犧牲時,作為一個中國人,相比爭相發言的香港人,更有義務表態,可我卻不知道該說什麼。是說我如何支持劉曉波麼?可我以前就像大家口中的庸眾,儘管對政府諸樣不滿,但從來都是低頭只關心自己的小世界,至多做做鍵盤俠,那也不是什麼值得自豪的事;那麼是要為自己以前的盲從沉默痛心疾首麼?可我並不感到自己有什麼原罪,在國內,想要成為一名異議者,不是只有勇敢就足夠的,大環境根本沒有培養獨立思考的土壤,這不是我的錯。

兒女情長,也是一種犧牲

而不知為何,就在那時我竟然莫名想到了自己的父親。我記得,關於八九六四,我比許多同齡人知道得更早,是因為我的父親,他從來不避諱在家中和我母親談論六四事件,待我年長一些懂得好奇地詢問他們六四是什麼時,他告訴我那是一群學生上街示威遊行,爲了向政府表達合理的要求,卻被政府屠殺。那是我最早關於六四的印象。他同情那些學生和被鎮壓屠殺的人民,為政府的殘忍憤怒。十多歲的我幼稚地問他,爸爸那個時候你有沒有去?他說沒有。我有些失望地問他為什麽,他說,因為他還要回家抱四歲的女兒呢。

那時聽到這個答案感到有些索然,而當我在討論正酣的週會上想起這件事情的時候,眼眶竟然忍不住紅了。我深知父親是一個剛正不阿的人,不能容忍一丁點的不公與罪惡,為此一生他吃了太多苦頭,這眼睛裏容不下沙子的耿直性格讓他總不為人所容。然而,在這一件大是大非的事情上,他選擇了為兒女情長而沉默,性情剛烈如他,內心怎會沒有對理想的憧憬和盼望,怎會沒有激憤之情想要去聲援訴求呢?而在那時,爲了兒女情長而選擇放棄與沉默,這對於一個理想主義的人來說,何嘗不是一種犧牲呢?

父親曾告訴我,在文革年代,他堅持偷聽「敵台」美國之音;在工農階級專政而學習無用的時候,他相信即使自己的肉身被束縛,但他所掌握的知識與信仰是自由的,是永遠屬於自己的;在1976年當人們上街送周總理、表達對文化大革命的不滿時,他曾認真地考慮過要買張火車票,從甘肅到北京參與這風起雲湧的人民運動,若是沒有這個風雨飄搖的小家庭,六四之時或許他真會投身到最前線。讓他卻步的,不是怯懦或犬儒,而是他將為夫和為父的責任,對於家庭的責任,擺在個人理想之前。

2017年7月19日,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頭七」的日子,支聯會於全球發起公祭,於添馬公園發起追思會以作悼念。

2017年7月19日,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頭七」的日子,支聯會於全球發起公祭,於添馬公園發起追思會以作悼念。 攝:林振東/端傳媒

它們從未停止,它們從不會結束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這世上的人並不能簡單地二分為滿懷義憤的勇士和麻木的看客。命運或許是不公平的,每個個體,不是單槍匹馬與風車戰鬥的唐吉訶德,而是身處在一張稠密複雜的社會之網中的一分子。不同的背景故事,不同的命途與責任,讓他們在歷史的節點上,自願也非自願地,作出不同的選擇。時勢把有些人造就成了義士,有些人被釘上了歷史的恥辱柱,也有些人默默無聞地充當着背景。但是命運公平之處又在於,無論是被推到什麼位置上,無論被禁錮在怎樣的身份之中,每個人仍有着獨立自由的靈魂,有着選擇何種價值觀的權利,有着選擇成為怎樣的人的權利,也有着選擇如何去踐行信仰與理想的權利。正如我的父親,在歪理當道的時候,他選擇持守良心;在謊言遮天的日子,他堅持說真話;在為義受苦受委屈的時候,他坦然面對而不言後悔;這世界給他種下的是仇恨與鬥爭,但他選擇的是愛與原諒,這是他教給我生而為人的道理,更是他知行合一活出來的生命。

我父親的人生格言是「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但他的生命卻從未有過這樣轟轟烈烈的時刻,大概唯一的成就是總算磕磕絆絆把我養育成人,他年輕時許下的心願是改變中國、報效祖國,可命運尚未給他這樣一個舞台,他便已經開始衰老,如同任何一個普通的老人一樣。而誰又能知道在這漫長的路程裏,除了1989年6月4日那一天,他還放棄了更多什麼呢?他從未登上歷史的演義舞台,但我愈發清楚地意識到,事實上他一切都明瞭,而他也從未沉默,也從未放棄。他努力地活着,努力地在苦難和黑夜中,日復一日,在庸長而磨人的平凡生活中,選擇為良心與信仰而活。為義而犧牲性命的,或許是眾人瞻仰的勇士,而我的父親同樣也是一個勇士,他在無人之境,大聲地喊出自己對真善美的信仰,儘管沒有觀眾,儘管一事無成,他同樣付出了一生,在漫長的歲月中以靈魂與邪惡謊言對抗鬥爭。不,至少還有我記得他,他的信仰在我的人生中依舊跳動,我見證着他的一生,並明白了真理與自由何其寶貴,值得用自己的一生去守護。

覺醒,並非是一時之事;抗爭,也並非一時之勇。這更像是一場曠日持久的修煉,與外界的黑暗抗爭,更與自己內心的黑暗打仗,良知、勇敢、和平與愛這些善德,是需要時間去積累和消化,這樣,才能成為一名真正意義上的異議者。在劉曉波的生命中,在我父親的生命中,這是我學到的功課。儘管世事瞬息變遷,故人的思想或許會變得落伍,但他們的信仰與理想,早已成為了我的一部分。它們從未停止,它們從不會結束。

(待續)

(胡清心,香港中文大學文化與宗教研究系博士候選人,一個生於上海的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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