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观：我目睹一个香港老江湖的无缘死

摄影师林振东最后简单说了几句。他后来回忆，在那一个冷清的殓房，他曾经想过举起相机纪录这一幕，心里挣扎了一下，最终还是不忍，又或是，他顽固的希望，83岁的林伯留在世界上的最后一张照片，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无缘葬礼。

我们三人走出殓房，殡葬公司的老板曾先生迎上来。他继承父业，在红磡做了30年殡仪，自从多年前认识了SoCO之后，几乎所有SoCO服务的基层街坊的身后事都由他打点。港府为基层人士提供的综援包括一笔殓葬费，最高上限很精准，为14190港元，
一些殡仪公司觉得这笔费用太少（毕竟要包括遗体处理、设灵堂和仪式、安排灵车和棺木等），但曾先生总会尽力解决，许多还没申请到政府骨灰龛的骨灰暂存在他公司，他也不收钱。

“做了这么多年，人化（习惯面对这种场面）了吗？”曾先生突然问吴卫东。

“还是不化的，毕竟他们认识久了，像朋友……”

“我啊，真的做不了社工，”这是曾先生总挂在嘴边的话，“我这个人太悲观，你看，看到今天这位老人……”

曾先生没有再说下去。其实许多由曾先生打点葬礼的基层街坊，最后都是孤独离世的，来葬礼送行的人寥寥无几，不少在他公司存放的骨灰，长久无人拜祭。

我想起Stanley Kubrick的电影《Barry Lyndon》，这部电影史诗般地讲述了一个爱尔兰人的一生，年少丧父，地位卑微，后来奋力挤进上层社会，原以为彻底改变了命运，最终还是时不与我，急速滑落，晚年潦倒至极。电影片尾打出了这句话：这里的人活在乔治三世时代，无论美丑善恶穷富，都已归于尘土，他们最终平等了。

人们真的死而平等？我不确定是否如此。

我们坐上了载有林伯棺木的灵车，先回红磡取回遗像，再开上大潭峡进行火化仪式。一路上，大家聊起了香港的最低工资、长者生活保障等等。伴随著火红的塑胶业，香港一路飞奔，发展了数十年，此刻已经迎来了一个老龄化社会，无论成败，当年奋力攀爬的年轻人，现在都老了。我不知道在这个海岛上，他们有多少人是孤独离世，他们的身后，还藏著多少还没说出口的未竟之志。

在哥连臣角火化场，我们又来到了一个空荡荡的大厅，林伯的遗像挂起来了，前面点燃了两根蜡烛，他的棺木如行李般被放在履带轨道上。我再次朗读圣经里的诗篇，“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仪式的最后，就是按下按钮，开动轨道，把林伯的遗体送往火化。站在棺木前，我们三人都不知道，谁该去按那一个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