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与小标为编辑所拟，原文标题为〈梦与醒之间：读卧斧的台湾冷硬派侦探小说〉，为《抵达梦土通知我》的专文导读，经卫城出版授权刊出。
《抵达梦土通知我》
出版时间：2016年11月
出版社：卫城出版
作者：卧斧
*本文涉及《碎梦大道》、《抵达梦土通知我》情节，请自行斟酌阅读。
“We thought we could do something different, and then we found out we couldn’t.”
英美侦探小说的传统 揭露社会黑暗现实
冷硬派侦探小说（hard-boiled detective fiction）诞生于幻灭与破碎的梦想之中，所谓“冷”、“硬”不只是一种风格或美学，它还负载着具体的社会内容与时代精神。
冷硬派小说最初是一次大战后兴起于美国的一种写实主义的本土大众文学形式，它既是与从柯南．道尔（Conan Doyle）到克莉丝蒂（Dame Agatha Mary Clarissa Christie）以来的英国古典侦探小说传统──特别是同时代的“黄金期”（Golden Age）侦探小说──的决裂，同时也是对十九世纪以来无止尽地歌颂“美国梦”（American dream）的美国通俗小说传统的反弹。
冷硬小说的思想根源可追溯至二十世纪初的所谓“扒粪派”（muckrakers）文学和进步史学对美国繁荣表象下的黑暗现实，如政商勾结、阶级压迫与乃至所谓“强盗公卿”掠夺公共财产以致富的揭露，但其兴起的直接背景则是一次大战以后的禁酒年代，乃至二○年代末期经济大恐慌后的犯罪猖獗、政治腐败、司法不公与经济萧条——换言之，也就是“美国梦”的彻底破灭。
一场不道德与反正义的洪水吞噬了社会和国家，但吞噬不了我们孤独、潦倒、正直，而且还带点浪漫的侦探。这是幻灭中残存的梦想，或者梦想的碎片。
英国古典侦探小说的美学结构是喜剧式的──侦探的推理，挽救了一个受到犯罪（外来者）威胁的社会，使其回复原有的良好秩序与规范。这当然反映了某种英国式世界观与对战前社会的乡愁，然而诞生自幻灭与破碎之梦的美国冷硬小说遵循的却是传奇（romance）的传统：社会秩序濒临解体，人人自私自利，处处诱惑陷阱，而我们孤独的侦探无力也无心挽救这个不值救赎的黑暗社会──挽救是徒劳的，如今他只能尝试从无休止的诱惑与欺骗中，挽救一点自己的正直与道德信念而已。
与英国和美国黄金期侦探小说（如范达因〔S.S. Van Dine〕的菲洛．凡斯〔Philo Vance〕系列） 的 “本格派”倾向相较，美国冷硬小说确实经常带有鲜明的“社会派”风格，不过主角的“硬派”作风所表达的，与其说是愤怒，不如说是某种混杂着感伤的犬儒主义。
尽管如此，在只身面对强大黑暗势力，如组织犯罪、财团、豪门或腐败的官僚、政客和警察的冷硬英雄身影中，我们依然读到了美国作者对个人自主性的高度理想化。一场不道德与反正义的洪水吞噬了社会和国家，但吞噬不了我们孤独、潦倒、正直，而且还带点浪漫的侦探。这是幻灭中残存的梦想，或者梦想的碎片。（作者注：本段参照Charles J. Rzepka, Detective Fiction, 2005, Chapter 6.(Cambridge, UK: Polity, ）
从美国走到世界 冷硬派精神的多样体现
前面所勾勒的文学社会学图像，只是一种原型，不是写作公式。美国冷硬派侦探小说从一九三○年代的汉密特（Dashiell Hammett）和钱德勒（Raymond Chandler）初创典范至今，早已形成一个绵长多产而且精采的系谱，同时也开枝散叶，扩散到欧洲、拉丁美洲、日本等地，形成了一种全球性的侦探小说文类。一个具有如此纵深与广度的普世文类，自然会随之产生无数变形，衍生出各种新的可能性，颠覆传统语法，例如跨越传统冷硬派社会（私家侦探）与国家二元对立的冷硬刑警（如蓝钦〔Ian Rankin〕的苏格兰探长雷布斯〔John Rebus〕和奈斯博〔Jo Nesbø〕的奥斯陆颓废警探霍勒〔Harry Hole〕），以及扬弃所谓femme fatale固定性别角色的冷硬女侦探（如派瑞斯基〔Sara Paretsky〕笔下芝加哥大学毕业的女侦探华沙斯基（V.I.Warshawski），和桐野夏生的歌舞伎町侦探村野美露〔村野ミロ〕）的出现。
尽管如此，幻灭的梦想、某种崩解或衰颓的社会秩序、以及孤独的薛西弗斯式侦探 （我们不朽的山姆．史培德〔Sam Spade〕和菲力普．马罗〔Philip Marlowe〕！）依然是冷硬小说不变的原型精神，渗透到后世不同地区冷硬作者的想像，再被他们转译到各自国家的脉络之中，如大隐隐于欲望与犯罪之都纽约的马修．史卡德，如受困于奥斯陆的政治腐败与种族主义暴力的哈利．霍勒，还有在东京警视厅公安部内部斗争夹缝中生存的“新宿鲛”鲛岛警部，乃至和令人窒息的日本全面决裂的恶女村野美露。
不为社会救赎 只恪守体内的正直
放在这个脉络中观察，卧斧在他的两部推理小说──《碎梦大道》和《抵达梦土通知我》──中尝试承续冷硬传统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确实，卧斧在小说中（过度）精心布置的冷硬形式已经够多也够清楚了：丧失记忆与身分的孤独侦探，活在大城市边缘和底层的人物（夜店舞娘、围事、跨性别者、女同性恋骇客、外籍移工、娼妓、吸毒与贩毒者、私枪制造者）、处于法与非法黄昏地带的角色 （恶德警察、腐败政客）、打斗场景、第一人称叙事、（让人不由想起古龙武侠小说的）简洁机锋的对白，以及不重推理解谜，而以大量伏笔透过叙事开展让真相逐步自我揭露的写法，还有过剩的美式都会（纽约？）文化元素（摇滚、老电影、Pall Mall and Old Parr）。
一个社会秩序正在衰颓或崩解，所有人的梦想都碎裂破灭，犯罪则是其表征，而孤独的侦探以冷硬的姿态面对社会的崩解，他／她解决犯罪事件，不为了救赎社会，也不为了救赎任何人的梦想，而只是为了守住一点自己最后的正直。
然而比这些热闹的形式更重要的，是“碎梦”这个关键词所指涉或致意的冷硬精神──一个社会秩序正在衰颓或崩解，所有人的梦想都碎裂破灭，犯罪则是其表征，而孤独的侦探以冷硬的姿态面对社会的崩解，他／她解决犯罪事件，不为了救赎社会，也不为了救赎任何人的梦想，而只是为了守住一点自己最后的正直，然后如果可能，顺便拉起身边一两个溺水的灵魂而已。卧斧这两部小说所书写的，正是某种集体秩序崩解过程中，个人的幻灭、沉沦、死亡、挣扎与救赎。有这个意义上，他们确实遵循了古典冷硬派侦探小说的精神。
不只如此，卧斧笔下破碎的梦想是镶嵌在具体的时空脉络之中的—尽管运用了大量的美国元素，最终他写的仍然是碎裂在当代台北，碎裂在当代台湾的梦，而不是山姆．史培德的旧金山，菲力普．马罗的洛杉矶，或者马修．史卡德的纽约。就此而言，卧斧的小说意味着一种台湾本土的冷硬派小说，或者台湾冷硬派侦探小说的书写尝试。
从“美国梦”到“台湾梦” 冷硬派要人认知破灭
如果美国冷硬派兴起于一次大战后对“美国梦”的幻灭，当代的北欧冷硬派背后徘徊着某种“斯堪地纳维亚梦”的幻灭暗影（比方说，从举世钦羡的社会民主乌托邦堕落为种族主义和新纳粹横行的社会），而日本冷硬派则是对某种“日本梦”幻灭的回应（例如六○年代高度成长期的物质主义，或者九○年代泡沫经济破灭后的悲观主义），那么（真正意义下的）当代台湾冷硬派兴起，必然面对某种“台湾梦”的幻灭。然而这个破灭的“台湾梦”又具有甚么内容呢？
命运多舛，长期受困在帝国夹缝之中的小国台湾，到底曾经拥有甚么足以被赞颂为“梦想”，足以为世人所称羡渴望的事物呢？除了丰富美丽的自然景致之外，大概就是二次战后惊人的经济成长奇迹，以及九○年代以来的民主化吧。财富、自由与正义──或许还可以加上多元──构成了所谓“台湾梦”意识形态的内容，曾经吸引了众多岛内岛外的人们，近悦远来，共同追逐这个梦想。
“台湾梦”的神话在九○年代末期达到高峰，然而在两千年代初期即开始出现破绽，接着就迅速崩解、破灭。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腐蚀力量、中国的崛起与对台湾的包围，以及台湾认同与民主体制的脆弱，共同促成了这个结果。财富、自由、正义──以及独立自主──的逐步流失，还有来台外籍移工被歧视遭遇所揭露的多元宽容表象下根深蒂固的，可鄙的种族主义，一一具体地表征了“台湾梦”的终结。
当个人的偶然事件被镶嵌入大历史结构的进程中展演，偶然之中的必然，个人命运的历史性就被暴露出来。
某个意义上，卧斧的小说可以视为对“台湾梦”破灭的一种评论与注解。对于一个衰颓时代可以有无数种文学表现方式，费兹杰罗（Francis Scott Key Fitzgerald）用盖茨比（Gatsby）的个人命运象征“美国梦”的虚幻，而卧斧则将个人行动嵌入历史命运的脉络之中，但又使其保持某种距离，让个人与历史交错、碰撞、参照、展演，最终重新合一。
这点从卧斧小说的叙事看得非常清楚。他在两部小说中都构筑了平行的两条逐梦／幻灭的子叙事，一条代表历史，一条代表个人，然后让二者随着大叙事的开展碰撞、交融，产生意义：在《碎梦大道》中，（绍兴）老社区拆迁事件代表历史，舞娘玻玻失踪事件代表个人；在《抵达梦土通知我》里面，三一八太阳花运动代表历史，东南亚女性移工杀人事件则代表个人。失踪或杀人事件是偶然（contingency），老社区强制拆迁（或农地强制征收）与服贸协定的签订则是大历史结构开展进程的一环（新自由主义思维下的土地开发、都更和两岸终极统一视野下的自由贸易，具有非任意性，乃至某种结构的必然性。
当个人的偶然事件被镶嵌入大历史结构的进程中展演，偶然之中的必然，个人命运的历史性就被暴露出来──玻玻和摄影师被杀是偶然，但是在强制拆迁的结构性暴力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牺牲者；菲籍看护阿嘉莎被杀是偶然，然而一旦国家暴力、种族主义与性别歧视体制同时启动，被视为“他者”的外来女性必然受害。在这里，推理小说的杀人事件创造了历史行动者的典型性。
人心不冷不硬 绝望伴随的是希望
当然不是不能希望，而是希望干扰了冷硬的美学，也干扰了冷澈的目光，那足以洞视极度不完美，极度残缺，乃至极度残酷的社会现实的，冷澈的目光。当然不是不能写希望，甚至集体救赎的希望，救赎台湾的希望，但是不能写得如此平板，如此天真。
尽管如此，卧斧的台湾冷硬派小说终究不够冷也不够硬，因为作者心太热太软，忍不住在笔下传递或偷渡了过多的集体救赎的希望——冷硬派小说美学所不容许的救赎与希望。于是我们看到了失忆而没有身分的冷硬英雄被三月三十日五十万人的示威扰动了心情，竟然产生了“以后也许会不一样”的希望，于是小说时间从梦醒时分推回到梦与醒之间。当然不是不能希望，而是希望干扰了冷硬的美学，也干扰了冷澈的目光，那足以洞视极度不完美，极度残缺，乃至极度残酷的社会现实的，冷澈的目光。
当然不是不能写希望，甚至集体救赎的希望，救赎台湾的希望，但是不能写得如此平板，如此天真，而是要先彻底绝望，彻底不信，彻底犬儒──像坂口安吾在《堕落论》说的，要一无所有，跌落谷底──然后你才能开始搜寻希望的蛛丝马迹，在恶、平庸与怯懦的层层覆盖之下。
这是冷硬派，还有一切绝望而不愿绝望者──例如台湾人──的存在主义。
要先彻底绝望，彻底不信，彻底犬儒──像坂口安吾在《堕落论》说的，要一无所有，跌落谷底──然后你才能开始搜寻希望的蛛丝马迹，在恶、平庸与怯懦的层层覆盖之下。
最后必须附带一提的是，卧斧的台湾冷硬派侦探小说虽遵循了合古典冷硬精神，但其实也不完全符合正统冷硬的写实主义，因为他令人意外地加入了若干超现实或奇幻的元素，不只使我们的冷硬英雄具备了超人一等的探知能力，也因此增加了小说叙事的复杂与悬疑性，以及读者推理的困难。这个写作策略当然彻底违背了Father Knox在一九二九年为黄金期侦探小说立下的十戒第二条戒律 “所有超自然或不可思议的手段都应该被排除”（作者注：Father Knox是Monsignor Ronald A. Knox（一八八八—一九五七），为英国天主教神父，同时也是侦探小说作家。，不过卧斧写的本来就不是本格派推理，所以倒也无可厚非。
然而这种可以称之为“奇幻冷硬”（magical hard-boiled）的变种或后现代侦探小说──让人想起西沢保彦一九九六年的《人格移転の杀人》──再一次提醒了我们，从古典到当代，从美国到世界，冷硬派侦探小说已经跋涉了一段多么漫长而迂回曲折的道路，孕生了多少不同面貌的精神后裔。
（二○一六年十一月十七日，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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