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題與小標為編輯所擬，原文標題為〈夢與醒之間：讀臥斧的台灣冷硬派偵探小說〉，為《抵達夢土通知我》的專文導讀，經衛城出版授權刊出。
《抵達夢土通知我》
出版時間：2016年11月
出版社：衛城出版
作者：臥斧
*本文涉及《碎夢大道》、《抵達夢土通知我》情節，請自行斟酌閱讀。
“We thought we could do something different, and then we found out we couldn’t.”
英美偵探小說的傳統 揭露社會黑暗現實
冷硬派偵探小說（hard-boiled detective fiction）誕生於幻滅與破碎的夢想之中，所謂「冷」、「硬」不只是一種風格或美學，它還負載着具體的社會內容與時代精神。
冷硬派小說最初是一次大戰後興起於美國的一種寫實主義的本土大眾文學形式，它既是與從柯南．道爾（Conan Doyle）到克莉絲蒂（Dame Agatha Mary Clarissa Christie）以來的英國古典偵探小說傳統──特別是同時代的「黃金期」（Golden Age）偵探小說──的決裂，同時也是對十九世紀以來無止盡地歌頌「美國夢」（American dream）的美國通俗小說傳統的反彈。
冷硬小說的思想根源可追溯至二十世紀初的所謂「扒糞派」（muckrakers）文學和進步史學對美國繁榮表象下的黑暗現實，如政商勾結、階級壓迫與乃至所謂「強盜公卿」掠奪公共財產以致富的揭露，但其興起的直接背景則是一次大戰以後的禁酒年代，乃至二○年代末期經濟大恐慌後的犯罪猖獗、政治腐敗、司法不公與經濟蕭條——換言之，也就是「美國夢」的徹底破滅。
一場不道德與反正義的洪水吞噬了社會和國家，但吞噬不了我們孤獨、潦倒、正直，而且還帶點浪漫的偵探。這是幻滅中殘存的夢想，或者夢想的碎片。
英國古典偵探小說的美學結構是喜劇式的──偵探的推理，挽救了一個受到犯罪（外來者）威脅的社會，使其回復原有的良好秩序與規範。這當然反映了某種英國式世界觀與對戰前社會的鄉愁，然而誕生自幻滅與破碎之夢的美國冷硬小說遵循的卻是傳奇（romance）的傳統：社會秩序瀕臨解體，人人自私自利，處處誘惑陷阱，而我們孤獨的偵探無力也無心挽救這個不值救贖的黑暗社會──挽救是徒勞的，如今他只能嘗試從無休止的誘惑與欺騙中，挽救一點自己的正直與道德信念而已。
與英國和美國黃金期偵探小說（如范達因〔S.S. Van Dine〕的菲洛．凡斯〔Philo Vance〕系列） 的 「本格派」傾向相較，美國冷硬小說確實經常帶有鮮明的「社會派」風格，不過主角的「硬派」作風所表達的，與其說是憤怒，不如說是某種混雜着感傷的犬儒主義。
儘管如此，在隻身面對強大黑暗勢力，如組織犯罪、財團、豪門或腐敗的官僚、政客和警察的冷硬英雄身影中，我們依然讀到了美國作者對個人自主性的高度理想化。一場不道德與反正義的洪水吞噬了社會和國家，但吞噬不了我們孤獨、潦倒、正直，而且還帶點浪漫的偵探。這是幻滅中殘存的夢想，或者夢想的碎片。（作者注：本段參照Charles J. Rzepka, Detective Fiction, 2005, Chapter 6.(Cambridge, UK: Polity, ）
從美國走到世界 冷硬派精神的多樣體現
前面所勾勒的文學社會學圖像，只是一種原型，不是寫作公式。美國冷硬派偵探小說從一九三○年代的漢密特（Dashiell Hammett）和錢德勒（Raymond Chandler）初創典範至今，早已形成一個綿長多產而且精采的系譜，同時也開枝散葉，擴散到歐洲、拉丁美洲、日本等地，形成了一種全球性的偵探小說文類。一個具有如此縱深與廣度的普世文類，自然會隨之產生無數變形，衍生出各種新的可能性，顛覆傳統語法，例如跨越傳統冷硬派社會（私家偵探）與國家二元對立的冷硬刑警（如藍欽〔Ian Rankin〕的蘇格蘭探長雷布斯〔John Rebus〕和奈斯博〔Jo Nesbø〕的奧斯陸頹廢警探霍勒〔Harry Hole〕），以及揚棄所謂femme fatale固定性別角色的冷硬女偵探（如派瑞斯基〔Sara Paretsky〕筆下芝加哥大學畢業的女偵探華沙斯基（V.I.Warshawski），和桐野夏生的歌舞伎町偵探村野美露〔村野ミロ〕）的出現。
儘管如此，幻滅的夢想、某種崩解或衰頹的社會秩序、以及孤獨的薛西弗斯式偵探 （我們不朽的山姆．史培德〔Sam Spade〕和菲力普．馬羅〔Philip Marlowe〕！）依然是冷硬小說不變的原型精神，滲透到後世不同地區冷硬作者的想像，再被他們轉譯到各自國家的脈絡之中，如大隱隱於慾望與犯罪之都紐約的馬修．史卡德，如受困於奧斯陸的政治腐敗與種族主義暴力的哈利．霍勒，還有在東京警視廳公安部內部鬥爭夾縫中生存的「新宿鮫」鮫島警部，乃至和令人窒息的日本全面決裂的惡女村野美露。
不為社會救贖 只恪守體內的正直
放在這個脈絡中觀察，臥斧在他的兩部推理小說──《碎夢大道》和《抵達夢土通知我》──中嘗試承續冷硬傳統的意圖是非常明顯的。確實，臥斧在小說中（過度）精心布置的冷硬形式已經夠多也夠清楚了：喪失記憶與身分的孤獨偵探，活在大城市邊緣和底層的人物（夜店舞孃、圍事、跨性別者、女同性戀駭客、外籍移工、娼妓、吸毒與販毒者、私槍製造者）、處於法與非法黃昏地帶的角色 （惡德警察、腐敗政客）、打鬥場景、第一人稱敘事、（讓人不由想起古龍武俠小說的）簡潔機鋒的對白，以及不重推理解謎，而以大量伏筆透過敘事開展讓真相逐步自我揭露的寫法，還有過剩的美式都會（紐約？）文化元素（搖滾、老電影、Pall Mall and Old Parr）。
一個社會秩序正在衰頹或崩解，所有人的夢想都碎裂破滅，犯罪則是其表徵，而孤獨的偵探以冷硬的姿態面對社會的崩解，他／她解決犯罪事件，不為了救贖社會，也不為了救贖任何人的夢想，而只是為了守住一點自己最後的正直。
然而比這些熱鬧的形式更重要的，是「碎夢」這個關鍵詞所指涉或致意的冷硬精神──一個社會秩序正在衰頹或崩解，所有人的夢想都碎裂破滅，犯罪則是其表徵，而孤獨的偵探以冷硬的姿態面對社會的崩解，他／她解決犯罪事件，不為了救贖社會，也不為了救贖任何人的夢想，而只是為了守住一點自己最後的正直，然後如果可能，順便拉起身邊一兩個溺水的靈魂而已。臥斧這兩部小說所書寫的，正是某種集體秩序崩解過程中，個人的幻滅、沉淪、死亡、掙扎與救贖。有這個意義上，他們確實遵循了古典冷硬派偵探小說的精神。
不只如此，臥斧筆下破碎的夢想是鑲嵌在具體的時空脈絡之中的—儘管運用了大量的美國元素，最終他寫的仍然是碎裂在當代台北，碎裂在當代台灣的夢，而不是山姆．史培德的舊金山，菲力普．馬羅的洛杉磯，或者馬修．史卡德的紐約。就此而言，臥斧的小說意味着一種台灣本土的冷硬派小說，或者台灣冷硬派偵探小說的書寫嘗試。
從「美國夢」到「台灣夢」 冷硬派要人認知破滅
如果美國冷硬派興起於一次大戰後對「美國夢」的幻滅，當代的北歐冷硬派背後徘徊着某種「斯堪地納維亞夢」的幻滅暗影（比方說，從舉世欽羨的社會民主烏托邦墮落為種族主義和新納粹橫行的社會），而日本冷硬派則是對某種「日本夢」幻滅的回應（例如六○年代高度成長期的物質主義，或者九○年代泡沫經濟破滅後的悲觀主義），那麼（真正意義下的）當代台灣冷硬派興起，必然面對某種「台灣夢」的幻滅。然而這個破滅的「台灣夢」又具有甚麼內容呢？
命運多舛，長期受困在帝國夾縫之中的小國台灣，到底曾經擁有甚麼足以被讚頌為「夢想」，足以為世人所稱羨渴望的事物呢？除了豐富美麗的自然景致之外，大概就是二次戰後驚人的經濟成長奇蹟，以及九○年代以來的民主化吧。財富、自由與正義──或許還可以加上多元──構成了所謂「台灣夢」意識形態的內容，曾經吸引了眾多島內島外的人們，近悅遠來，共同追逐這個夢想。
「台灣夢」的神話在九○年代末期達到高峰，然而在兩千年代初期即開始出現破綻，接着就迅速崩解、破滅。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腐蝕力量、中國的崛起與對台灣的包圍，以及台灣認同與民主體制的脆弱，共同促成了這個結果。財富、自由、正義──以及獨立自主──的逐步流失，還有來台外籍移工被歧視遭遇所揭露的多元寬容表象下根深蒂固的，可鄙的種族主義，一一具體地表徵了「台灣夢」的終結。
當個人的偶然事件被鑲嵌入大歷史結構的進程中展演，偶然之中的必然，個人命運的歷史性就被暴露出來。
某個意義上，臥斧的小說可以視為對「台灣夢」破滅的一種評論與注解。對於一個衰頹時代可以有無數種文學表現方式，費茲傑羅（Francis Scott Key Fitzgerald）用蓋茨比（Gatsby）的個人命運象徵「美國夢」的虛幻，而臥斧則將個人行動嵌入歷史命運的脈絡之中，但又使其保持某種距離，讓個人與歷史交錯、碰撞、參照、展演，最終重新合一。
這點從臥斧小說的敘事看得非常清楚。他在兩部小說中都構築了平行的兩條逐夢／幻滅的子敘事，一條代表歷史，一條代表個人，然後讓二者隨着大敘事的開展碰撞、交融，產生意義：在《碎夢大道》中，（紹興）老社區拆遷事件代表歷史，舞孃玻玻失蹤事件代表個人；在《抵達夢土通知我》裏面，三一八太陽花運動代表歷史，東南亞女性移工殺人事件則代表個人。失蹤或殺人事件是偶然（contingency），老社區強制拆遷（或農地強制徵收）與服貿協定的簽訂則是大歷史結構開展進程的一環（新自由主義思維下的土地開發、都更和兩岸終極統一視野下的自由貿易，具有非任意性，乃至某種結構的必然性。
當個人的偶然事件被鑲嵌入大歷史結構的進程中展演，偶然之中的必然，個人命運的歷史性就被暴露出來──玻玻和攝影師被殺是偶然，但是在強制拆遷的結構性暴力過程中必然會出現犧牲者；菲籍看護阿嘉莎被殺是偶然，然而一旦國家暴力、種族主義與性別歧視體制同時啟動，被視為「他者」的外來女性必然受害。在這裏，推理小說的殺人事件創造了歷史行動者的典型性。
人心不冷不硬 絕望伴隨的是希望
當然不是不能希望，而是希望干擾了冷硬的美學，也干擾了冷澈的目光，那足以洞視極度不完美，極度殘缺，乃至極度殘酷的社會現實的，冷澈的目光。當然不是不能寫希望，甚至集體救贖的希望，救贖台灣的希望，但是不能寫得如此平板，如此天真。
儘管如此，臥斧的台灣冷硬派小說終究不夠冷也不夠硬，因為作者心太熱太軟，忍不住在筆下傳遞或偷渡了過多的集體救贖的希望——冷硬派小說美學所不容許的救贖與希望。於是我們看到了失憶而沒有身分的冷硬英雄被三月三十日五十萬人的示威擾動了心情，竟然產生了「以後也許會不一樣」的希望，於是小說時間從夢醒時分推回到夢與醒之間。當然不是不能希望，而是希望干擾了冷硬的美學，也干擾了冷澈的目光，那足以洞視極度不完美，極度殘缺，乃至極度殘酷的社會現實的，冷澈的目光。
當然不是不能寫希望，甚至集體救贖的希望，救贖台灣的希望，但是不能寫得如此平板，如此天真，而是要先徹底絕望，徹底不信，徹底犬儒──像坂口安吾在《墮落論》說的，要一無所有，跌落谷底──然後你才能開始搜尋希望的蛛絲馬跡，在惡、平庸與怯懦的層層覆蓋之下。
這是冷硬派，還有一切絕望而不願絕望者──例如台灣人──的存在主義。
要先徹底絕望，徹底不信，徹底犬儒──像坂口安吾在《墮落論》說的，要一無所有，跌落谷底──然後你才能開始搜尋希望的蛛絲馬跡，在惡、平庸與怯懦的層層覆蓋之下。
最後必須附帶一提的是，臥斧的台灣冷硬派偵探小說雖遵循了合古典冷硬精神，但其實也不完全符合正統冷硬的寫實主義，因為他令人意外地加入了若干超現實或奇幻的元素，不只使我們的冷硬英雄具備了超人一等的探知能力，也因此增加了小說敘事的複雜與懸疑性，以及讀者推理的困難。這個寫作策略當然徹底違背了Father Knox在一九二九年為黃金期偵探小說立下的十戒第二條戒律 「所有超自然或不可思議的手段都應該被排除」（作者注：Father Knox是Monsignor Ronald A. Knox（一八八八—一九五七），為英國天主教神父，同時也是偵探小說作家。，不過臥斧寫的本來就不是本格派推理，所以倒也無可厚非。
然而這種可以稱之為「奇幻冷硬」（magical hard-boiled）的變種或後現代偵探小說──讓人想起西沢保彦一九九六年的《人格移転の殺人》──再一次提醒了我們，從古典到當代，從美國到世界，冷硬派偵探小說已經跋涉了一段多麼漫長而迂迴曲折的道路，孕生了多少不同面貌的精神後裔。
（二○一六年十一月十七日，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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