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异常炎热的9月，我走在人声杂沓的西门町，一路上不断碰到一些特定的人：诚品音乐的资深店员、独立厂牌的负责人、摇滚乐团的主唱、演唱会的Promoter，还有炙手可热的唱片封套设计师。妙的是，这群人没事应该是不太会来西门町的。
众人即将前往一场别开生面的播映会，有一家颇具勇气的新兴独立片商将举办一个“品牌之夜”，为了打响知名度，不惜血本向国外购买了两部非主流电影的版权，一并做单一场次的放映。
理论上，错过这场，那两部电影你再无机会透过大银幕欣赏了，不过更有吸引力的应该是，错过这场，你便再无机会“与同好们”一起欣赏了。无论人们的收视习惯如何被科技改变，因为共同热爱的事物关在一个黑暗的密闭空间，一坐个把钟头，一同欢笑与流泪，那种带有温度与体感的结社经验仍旧根深蒂固在我们体内。
别忘了，人类最早的艺术，便是在黑漆漆的洞穴里创造出来。
这晚率先上映的是《致我们终将逝去的实体唱片：淘儿唱片兴衰史》（All Things Must Pass: The Rise And Fall Of Tower Records），导演是好莱坞男星汤姆汉克斯的儿子柯林汉克斯，他与淘儿唱片行皆诞生于加州的沙加缅度，由他拍摄恰如其分。
影迷等待进场的空档，电影院的大厅同时拉了几张桌子，办起小型的淘儿文物展。桌上那一整片黄澄澄的物件，想必都是和以前的店员搜罗来的，有塑胶提袋、乐讯、员工识别证和拍立得照片，少不了台湾分公司自制的免费刊物《Pass》杂志，从封面上年轻的玛丹娜与R.E.M.，你会清楚察觉那是90年代的产物。
惊喜的是，CD架上让人怀念的曲风分类牌竟然也陈列出来：Break Beat、Drum & Bass、House、Trance、Chill Out、Progressive。可想而知，当初将这些分类牌带回家当纪念品的，肯定是负责电子音乐区的员工。
而林林总总的物件和史料中，有样东西我特别多看了几眼，是那件曾让多少爱乐青年渴望穿上的围裙，对他们而言，成为淘儿的店员是全宇宙最梦幻的差事──那恰是我这辈子第一份应征的工作，18岁那年，我北上读书，走入淘儿的面谈室以前，我连以后上班时围裙要别上哪些乐团徽章都偷偷想好了。
此时入场的动线将我的思绪拉回当下，人潮开始向放映厅内移动，我们将仿效音乐祭的入场手环举高，好让工作人员检查，仿佛即将走进某座喧闹的Live House。待全场坐定，片头在银幕上亮起，不同方位都有人“卡滋！”一声拉响了啤酒罐，时间回到影片开头的1940年代。
尚未成年的淘儿创办人罗素索罗门，在父亲经营的杂货店架了一个简单的柜子，贩售黑胶唱片给识路的熟客。随着战后婴儿潮步入求新求变且消费力旺盛的青春期，几个货架已无法满足客人对新音乐的需求了，1960年，索罗门在沙加缅度开设了首家淘儿唱片行，店名的由来是因为父亲的杂货店当初开在一栋名为Tower的大楼底下。
淘儿的名气与规模跟着叛逆的60年代一同狂飙，它不只卖唱片，也卖杂志、海报、录影带甚至模型玩具，凡爱乐者可能感兴趣的名堂店里都找得到，堪称次文化的迪士尼乐园。此外，它更贩卖一种看不见却更值钱的东西：店员身上浑然天成的酷感，以及他们包山包海的音乐知识。
深具冒险家性格的索罗门赋予店员极大的挥洒空间，让他们有权决定进货的品项、主打的专辑与店内的陈设风格等等。许多店员从基层干起，后来被拔擢成位高权重的管理阶层；试想，在仓库里点货的嬉皮，后来成了仓储物流经理，在柜台后面结帐的小妞，有一天成了营运总监。
这种事在台湾恐怕是难以想像的，国人的普遍认知里，唱片行店员不过是个临时性的工作，只能暂时糊口，没有前途可言。老外却一干可以干个几十年，最终的头衔甚至颇符合主流社会对于所谓“生涯规划”的期待。
令人难以想像的还包括60年代那种极度自由的工作环境，据说，淘儿的员工休息室里随时飘着大麻烟的气味，而谁和谁一时兴起在里面来场办公室性爱也不是不可能。疯狂吗？剧中人是这么津津有味地告诉我们。
1971年淘儿跨出重要的一步，在洛杉矶的日落大道打造了一间旗舰店，号称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唱片行（广告标语为：the largest record store in the universe）。即便它不是最大的，必定也是最出名的，由于地利之便，好莱坞巨星与巡回乐手时常光顾此地，当地的年轻人也习惯约在店内碰头，恋人更将这里当成约会的第一站。
从此，淘儿这块黄底红字的醒目招牌，代表的不再是一间唱片行而已，更是一处时髦并享有文化光环的社交场所。
来到另类音乐爆发的90年代，淘儿进入全盛期，在全球开设了超过两百家分店，索罗门的事业版图从父亲杂货店的一隅，扩张成资本雄厚的跨国企业，这样的发展无疑是很美国梦的。那些奇异的音乐种子飘洋过海到达许多意想不到的地方，在那里扎根、茁壮，滋润了爱乐者的青春，其中也包括一座在地图上毫不起眼的海岛。
1992年，淘儿西门店开张营运，地点位在成都路与汉中街口，是亚洲区日本之外第一家分店。曾因历史渊源驻扎台湾的美国大兵，将西洋音乐带了进来，而美军撤离的几十年后，轮到淘儿引入专业的唱片行模式：新潮的装潢、明亮的购物空间、系统性的唱片分类与排序方式、五花八门的类型，还有最齐全的进口CD。
“别家找不到的，淘儿一定有。”成了乐迷间的共识。
坐拥与海外同步的优势，再冷门的专辑皆可向总公司调得到货，而彼时网购仍不普及，这种优势是本土唱片行难以抗衡的。不过，本土唱片行并未因此消失，它们的存在反而变得更加必须，因为淘儿的售价往往让人高攀不起。
一般说来，一张台湾唱片公司代理的专辑，淘儿的定价硬是比别人贵了一成有余，若是它独家进口的CD就更不只了。不晓得曾有多少青年学子兴奋地从架上取下一张从未见过“本人”的经典名盘，看到贴在上面的售价，伸手摸摸口袋里的钞票，只能长叹一声，悻悻地将它摆回架上，久而久之，“淘钱庄”这个别号不胫而走。
即便如此，三不五时走进店里沾染沾染文化气息是必要的，听听那犹如神物的试听机、翻翻每一张封面都漂亮到不行的进口唱片、逛逛精采纷呈的曲风分区，临走前再取一本《Pass》杂志，接着绕去附近的佳佳唱片行买下比较便宜的版本，回家前再去吃碗成都杨桃冰。啊，一个爱乐青年的一天就完整了，爽快了。
台湾究竟开过几家淘儿，如今似不可考。西门店开业隔年，忠孝东路的Sogo旁边开了东区门市，乐迷将它们昵称为西淘与东淘；后来士林的金鸡广场三楼也开了一家，昵称是颇为逗趣的鸡淘。根据老乐迷口耳相传，信义三越、新竹三越、台中三越与天母高岛屋也都开过大卖场式的分部，却在极短的时间内撤点了，现在网路上几乎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神秘得很。
1997年9月我上台北不到几天，大一上学期都还没开始，就迫不及待从木栅骑着摩托车到东淘去应征了。我从楼梯走上二楼的店面，那是生平第一次踏进淘儿唱片行，我连顾客的身分都尚未建立起来，就凭着一股冲动跑去应征店员，回想起来实在年少轻狂，但也许淘儿就喜欢这种热血和傻劲。
想成为店员除了口试还得通过笔试，西洋流行部的音乐测验要你对应十多组艺人与单曲，譬如：
Beastie Boys → (You Gotta) Fight For Your Right (To Party!)
Daft Punk → Da Funk
Massive Attack → Unfinished Sympathy
Neil Young → Needle & The Damage Done
Smashing Pumpkins → Today
The Verve → Bitter Sweet Symphony
上述这些是我有把握的，其他有的只能凭印象乱猜，不知道最终的答中率是多少，店长似乎还算满意，她是一位干练的女士，留着有型的短发，她问我：“好，你什么时候可以来上班？”
“我一三五早上有课，二四下午有课，一四晚上还有社课，所以大概只剩……”
店长眉头一皱，“可我们目前只缺正职的啊，以后缺Part Time的再通知你好吗？同学。”
也只能如此了。我留下寝室的电话与Call机号码，然后第一次好好逛了这座憧憬许久的音乐宫殿。直到大学毕业，我都没等到那通电话。
2003年淘儿退出台湾市场，清仓大拍卖时所有品项打五折出清，售价忽然比市面便宜了，乐迷络绎不绝前去“补货”，恨不得将过去十年买不下手的全搬回家。我的第一张黑胶唱片，Radiohead的《The Bends》，便在那时的西淘下手。
隔年，敌不过数位洪流的冲击，美国总公司向联邦法院申请破产，2006年正式走入历史。而已独立分家的日本分公司幸未遭受波及，像一朵在异乡盛开的奇花，至今仍存活得好好的，那句最能体现淘儿精神的“No Music, No Life”标语，最初便是由日本分店想到的。
散场后我在人来人往的西门町穿行，突然想回以前的西淘看看，它的位置就在捷运入口附近，是一栋三层的建筑，几经转手，现在开了一家国产成衣店。我跟着逛街的人群走了进去，脑中依稀记得从前的配置：一楼是国语东洋、二楼是爵士古典、三楼是电子和摇滚乐，试听机和杂志架的方位约略也能想得起来。
三楼有一扇窗户，被衣架遮住了大半，站在那里往下看，西门町繁华如昔，倒是中华路上的天桥不见了。正在尽情享受夜生活的学生们结伴走过斑马线，用口袋里的手机听着我倍感陌生的音乐。这里曾经矗立着一栋金黄色的唱片行，这个事实和他们是一点关联都没有了。
生命原本就是一代推着一代前进，all things must 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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