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異常炎熱的9月，我走在人聲雜沓的西門町，一路上不斷碰到一些特定的人：誠品音樂的資深店員、獨立廠牌的負責人、搖滾樂團的主唱、演唱會的Promoter，還有炙手可熱的唱片封套設計師。妙的是，這群人沒事應該是不太會來西門町的。
眾人即將前往一場別開生面的播映會，有一家頗具勇氣的新興獨立片商將舉辦一個「品牌之夜」，為了打響知名度，不惜血本向國外購買了兩部非主流電影的版權，一併做單一場次的放映。
理論上，錯過這場，那兩部電影你再無機會透過大銀幕欣賞了，不過更有吸引力的應該是，錯過這場，你便再無機會「與同好們」一起欣賞了。無論人們的收視習慣如何被科技改變，因為共同熱愛的事物關在一個黑暗的密閉空間，一坐個把鐘頭，一同歡笑與流淚，那種帶有溫度與體感的結社經驗仍舊根深蒂固在我們體內。
別忘了，人類最早的藝術，便是在黑漆漆的洞穴裏創造出來。
這晚率先上映的是《致我們終將逝去的實體唱片：淘兒唱片興衰史》（All Things Must Pass: The Rise And Fall Of Tower Records），導演是好萊塢男星湯姆漢克斯的兒子柯林漢克斯，他與淘兒唱片行皆誕生於加州的沙加緬度，由他拍攝恰如其分。
影迷等待進場的空檔，電影院的大廳同時拉了幾張桌子，辦起小型的淘兒文物展。桌上那一整片黃澄澄的物件，想必都是和以前的店員蒐羅來的，有塑膠提袋、樂訊、員工識別證和拍立得照片，少不了台灣分公司自製的免費刊物《Pass》雜誌，從封面上年輕的瑪丹娜與R.E.M.，你會清楚察覺那是90年代的產物。
驚喜的是，CD架上讓人懷念的曲風分類牌竟然也陳列出來：Break Beat、Drum & Bass、House、Trance、Chill Out、Progressive。可想而知，當初將這些分類牌帶回家當紀念品的，肯定是負責電子音樂區的員工。
而林林總總的物件和史料中，有樣東西我特別多看了幾眼，是那件曾讓多少愛樂青年渴望穿上的圍裙，對他們而言，成為淘兒的店員是全宇宙最夢幻的差事──那恰是我這輩子第一份應徵的工作，18歲那年，我北上讀書，走入淘兒的面談室以前，我連以後上班時圍裙要別上哪些樂團徽章都偷偷想好了。
此時入場的動線將我的思緒拉回當下，人潮開始向放映廳內移動，我們將仿效音樂祭的入場手環舉高，好讓工作人員檢查，彷彿即將走進某座喧鬧的Live House。待全場坐定，片頭在銀幕上亮起，不同方位都有人「卡滋！」一聲拉響了啤酒罐，時間回到影片開頭的1940年代。
尚未成年的淘兒創辦人羅素索羅門，在父親經營的雜貨店架了一個簡單的櫃子，販售黑膠唱片給識路的熟客。隨着戰後嬰兒潮步入求新求變且消費力旺盛的青春期，幾個貨架已無法滿足客人對新音樂的需求了，1960年，索羅門在沙加緬度開設了首家淘兒唱片行，店名的由來是因為父親的雜貨店當初開在一棟名為Tower的大樓底下。
淘兒的名氣與規模跟着叛逆的60年代一同狂飆，它不只賣唱片，也賣雜誌、海報、錄影帶甚至模型玩具，凡愛樂者可能感興趣的名堂店裏都找得到，堪稱次文化的迪士尼樂園。此外，它更販賣一種看不見卻更值錢的東西：店員身上渾然天成的酷感，以及他們包山包海的音樂知識。
深具冒險家性格的索羅門賦予店員極大的揮灑空間，讓他們有權決定進貨的品項、主打的專輯與店內的陳設風格等等。許多店員從基層幹起，後來被拔擢成位高權重的管理階層；試想，在倉庫裏點貨的嬉皮，後來成了倉儲物流經理，在櫃檯後面結帳的小妞，有一天成了營運總監。
這種事在台灣恐怕是難以想像的，國人的普遍認知裏，唱片行店員不過是個臨時性的工作，只能暫時糊口，沒有前途可言。老外卻一幹可以幹個幾十年，最終的頭銜甚至頗符合主流社會對於所謂「生涯規劃」的期待。
令人難以想像的還包括60年代那種極度自由的工作環境，據說，淘兒的員工休息室裏隨時飄着大麻菸的氣味，而誰和誰一時興起在裏面來場辦公室性愛也不是不可能。瘋狂嗎？劇中人是這麼津津有味地告訴我們。
1971年淘兒跨出重要的一步，在洛杉磯的日落大道打造了一間旗艦店，號稱是當時全世界最大的唱片行（廣告標語為：the largest record store in the universe）。即便它不是最大的，必定也是最出名的，由於地利之便，好萊塢巨星與巡迴樂手時常光顧此地，當地的年輕人也習慣約在店內碰頭，戀人更將這裏當成約會的第一站。
從此，淘兒這塊黃底紅字的醒目招牌，代表的不再是一間唱片行而已，更是一處時髦並享有文化光環的社交場所。
來到另類音樂爆發的90年代，淘兒進入全盛期，在全球開設了超過兩百家分店，索羅門的事業版圖從父親雜貨店的一隅，擴張成資本雄厚的跨國企業，這樣的發展無疑是很美國夢的。那些奇異的音樂種子飄洋過海到達許多意想不到的地方，在那裏扎根、茁壯，滋潤了愛樂者的青春，其中也包括一座在地圖上毫不起眼的海島。
1992年，淘兒西門店開張營運，地點位在成都路與漢中街口，是亞洲區日本之外第一家分店。曾因歷史淵源駐紮台灣的美國大兵，將西洋音樂帶了進來，而美軍撤離的幾十年後，輪到淘兒引入專業的唱片行模式：新潮的裝潢、明亮的購物空間、系統性的唱片分類與排序方式、五花八門的類型，還有最齊全的進口CD。
「別家找不到的，淘兒一定有。」成了樂迷間的共識。
坐擁與海外同步的優勢，再冷門的專輯皆可向總公司調得到貨，而彼時網購仍不普及，這種優勢是本土唱片行難以抗衡的。不過，本土唱片行並未因此消失，它們的存在反而變得更加必須，因為淘兒的售價往往讓人高攀不起。
一般說來，一張台灣唱片公司代理的專輯，淘兒的定價硬是比別人貴了一成有餘，若是它獨家進口的CD就更不只了。不曉得曾有多少青年學子興奮地從架上取下一張從未見過「本人」的經典名盤，看到貼在上面的售價，伸手摸摸口袋裏的鈔票，只能長嘆一聲，悻悻地將它擺回架上，久而久之，「淘錢莊」這個別號不脛而走。
即便如此，三不五時走進店裏沾染沾染文化氣息是必要的，聽聽那猶如神物的試聽機、翻翻每一張封面都漂亮到不行的進口唱片、逛逛精采紛呈的曲風分區，臨走前再取一本《Pass》雜誌，接着繞去附近的佳佳唱片行買下比較便宜的版本，回家前再去吃碗成都楊桃冰。啊，一個愛樂青年的一天就完整了，爽快了。
台灣究竟開過幾家淘兒，如今似不可考。西門店開業隔年，忠孝東路的Sogo旁邊開了東區門市，樂迷將它們暱稱為西淘與東淘；後來士林的金雞廣場三樓也開了一家，暱稱是頗為逗趣的雞淘。根據老樂迷口耳相傳，信義三越、新竹三越、台中三越與天母高島屋也都開過大賣場式的分部，卻在極短的時間內撤點了，現在網路上幾乎找不到任何蛛絲馬跡，神祕得很。
1997年9月我上台北不到幾天，大一上學期都還沒開始，就迫不及待從木柵騎着摩托車到東淘去應徵了。我從樓梯走上二樓的店面，那是生平第一次踏進淘兒唱片行，我連顧客的身分都尚未建立起來，就憑着一股衝動跑去應徵店員，回想起來實在年少輕狂，但也許淘兒就喜歡這種熱血和傻勁。
想成為店員除了口試還得通過筆試，西洋流行部的音樂測驗要你對應十多組藝人與單曲，譬如：
Beastie Boys → (You Gotta) Fight For Your Right (To Party!)
Daft Punk → Da Funk
Massive Attack → Unfinished Sympathy
Neil Young → Needle & The Damage Done
Smashing Pumpkins → Today
The Verve → Bitter Sweet Symphony
上述這些是我有把握的，其他有的只能憑印象亂猜，不知道最終的答中率是多少，店長似乎還算滿意，她是一位幹練的女士，留着有型的短髮，她問我：「好，你什麼時候可以來上班？」
「我一三五早上有課，二四下午有課，一四晚上還有社課，所以大概只剩……」
店長眉頭一皺，「可我們目前只缺正職的啊，以後缺Part Time的再通知你好嗎？同學。」
也只能如此了。我留下寢室的電話與Call機號碼，然後第一次好好逛了這座憧憬許久的音樂宮殿。直到大學畢業，我都沒等到那通電話。
2003年淘兒退出台灣市場，清倉大拍賣時所有品項打五折出清，售價忽然比市面便宜了，樂迷絡繹不絕前去「補貨」，恨不得將過去十年買不下手的全搬回家。我的第一張黑膠唱片，Radiohead的《The Bends》，便在那時的西淘下手。
隔年，敵不過數位洪流的衝擊，美國總公司向聯邦法院申請破產，2006年正式走入歷史。而已獨立分家的日本分公司幸未遭受波及，像一朵在異鄉盛開的奇花，至今仍存活得好好的，那句最能體現淘兒精神的「No Music, No Life」標語，最初便是由日本分店想到的。
散場後我在人來人往的西門町穿行，突然想回以前的西淘看看，它的位置就在捷運入口附近，是一棟三層的建築，幾經轉手，現在開了一家國產成衣店。我跟着逛街的人群走了進去，腦中依稀記得從前的配置：一樓是國語東洋、二樓是爵士古典、三樓是電子和搖滾樂，試聽機和雜誌架的方位約略也能想得起來。
三樓有一扇窗戶，被衣架遮住了大半，站在那裏往下看，西門町繁華如昔，倒是中華路上的天橋不見了。正在盡情享受夜生活的學生們結伴走過斑馬線，用口袋裏的手機聽着我倍感陌生的音樂。這裏曾經矗立着一棟金黃色的唱片行，這個事實和他們是一點關聯都沒有了。
生命原本就是一代推着一代前進，all things must 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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