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天：艾可和他的文化人智能操作系统

一代大师学人、畅销小说家翁巴托 ‧ 艾可（Umberto Eco）于意大利时间2016年2月19日去世。他涉猎广博，在哲学、符号学、历史、神学、文学理论与批评、文学创作上均起到极高的影响力。有学者评价，艾可在欧洲已成为知识和教养的像征。而在华文世界，艾可的影响力亦如他笔下玫瑰层层绽放，我们就邀请不同地域的作家来谈谈艾可，今天是香港作家朗天，他说，艾可是九十年代香港文化人的显学……（编者）

星期六一早醒来，惊闻翁巴托 ‧ 艾可（Umberto Eco）逝世，脑海升起的第一句话就是：“艾可已逝琴弦断”，没戏唱了。不敢自称知音者，但艾可的读者从此只可抚琴追忆，而仍不能确定自己失去的究竟有多大。

很多人都晓得艾可是踪横论述和创作两界，而且全都表现出色的文化奇才。作为学者，他知识广博，几乎无所不知，是一部会走路的百科全书；作为小说家，他开拓了知性创作的一条道路，完美把冒险、惊栗、奇情的叙事结构和符号学理论结合。他是文化人的偶像，因为他本人便是 intelligence 的化身、intelligence 的体现。

什么是“文化人”？“文化人”就是不能归类的符号操作者。懂得运用符号，包括理性思考、进行创作、传情达意、交流、发明概念、累积知识，正是人作为人的“本质”定义。科学家、艺术家、银行家、政治家等，均可根据其（符号）工作性质、活动场域及操作对象来介定他们的身份，文化人则是那些没有独特和固定操作对象因而无法轻易介定身份的（符号）人。他们可能是跨界的，也可能是兼界的，他们未必不专业，只是每每难以，或情愿不定于一专（尊）。

艾可的厉害之处就在于，他本人就构成了一个 intelligence，他一个人就可展开了一系列智能操作（intellectual operation）。

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很多时便是这种“周身刀”的文化人，他们就叫 intellectuals。intelligence 是他们最擅长运用的机能。这时 intelligence 便可译作智能，指向逻辑思考、学习、记忆处理、创作、解难等能力。有时 intelligence 也指知识分子汇聚互动的结果。例如当弗洛伊德、尼采、李奥和莎乐美走在一起，一个局面出现了，他们互动产生了一个文化旋涡。更明显的 intelligence 是欧洲电影新浪潮，又或者七十年代的结构主义风潮，而近期的例子则是当巴迪欧遇上齐泽克，新左翼和占领华尔街式抗争开拓了整整一代人的视野。

艾可的厉害之处就在于，他本人就构成了一个 intelligence，他一个人就可展开了一系列智能操作（intellectual operation）。

“《玫瑰的名字》八十年代初出来时，读的虽然只是中文节译本，已令我惊为天人。”作者读到的版本是1988年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简体译本，1989年在如今已结业的香港文星书店购得。根据后记，这个版本得到作者艾可的支持：“参加译书的是三位年轻的翻译工作者，是北京外国语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刘斌、王军和顾骞，全部译稿由刘新民校订。在译校过程中，我们曾得到王佐良先生的指教和帮助。作者埃科先生也来信表示赞赏和支持我们的工作。书中拉丁语的译校由周世勋教授和高杰担任，在此，我们一并深表谢意。为免受篇幅肌长之嫌，我们冒昧对全书略加删削，在此，向作者表示歉意。 ”

我很庆幸自己认识艾可不是从他的小说处女作《玫瑰的名字》，而是从他的扛鼎之作《符号学理论》开始。起初，寻找电影另类解读的我听闻电影符号学是当时的显学，于是去读梅兹（Christian Metz）却不尽满意。罗兰巴特和艾可是当代符号学者名单上紧接的名字，罗兰巴特给我的感觉是太才子，因而也太随意，艾可的《符号学理论》却令人耳目一新。首先，它好像是一本教科书，但读了十数页，便接触到那些超级创新的概念“符号－功能”（sign-function）、符号的表达式和内容式、对符码的新规定等。书里面有一个交通灯的例子，一下子开拓了我对符号的理解，里面那句“符号无他，就是让人可以用来说谎的东西”，至今我仍爱引用不已。

为了找更多例子，我陆续找到艾可六十至八十年代在意大利报章杂志发表的流行文化评论结集（《带着鲑鱼去旅行》、《过度现实旅行》、《延搁启示》等），更加确定他是很会写文章的人，每能深入浅出，雅俗共赏。当然，《玫瑰的名字》八十年代初出来时，读的虽然只是中文节译本，已令我惊为天人。那个什么《诗学第二卷》、图书馆迷宫，太初有道的开头，把查案、寻找符码、悬疑解谜共冶一炉，后来辛康纳利主演的电影《魔宫传奇》，大规模简化原作的趣味和可读性，只会增加观众返／翻看原作的动力。

艾可戏言自己是周末小说家，周一至周五搞哲学工作，周末创作示范他的理论如何实践和操作，文字在他笔下，烹成令无数知性读者大快朵颐的精神美食。

后来的事更耳熟能详了：《傅柯摆》的圣殿骑士（后来丹布朗的《达文西密码》难望其项背）、《昨日之岛》的格林威治子午线，都令读者惊异一个概念居然可以如此展开成为故事。艾可戏言自己是周末小说家，周一至周五搞哲学工作，周末创作示范他的理论如何实践和操作，文字在他笔下，烹成令无数知性读者大快朵颐的精神美食。

当然，要理解艾可的思想深度不能只看他的小说（他的遗作《Numero zero》还未看，但去到《布拉格墓园》，资深读者可能已觉得这部乌有史有点重复艾可之前的操作），郑重推荐《康德与鸭嘴兽》此书，书的开头便问“康德和鸭嘴兽有什么关系”，答案当然是什么关系也没有。很符号学，很艾可。

最后要说的是，艾可是九十年代香港文化人的显学，跟德勒兹、米兰昆德拉、王家卫、奇斯洛夫斯基一起，构成了一代知识青年的文化内涵。要研究那一时期的香港文化“外来影响”，他是不可或缺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