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大師學人、暢銷小說家翁巴托 ‧ 艾可（Umberto Eco）於意大利時間2016年2月19日去世。他涉獵廣博，在哲學、符號學、歷史、神學、文學理論與批評、文學創作上均起到極高的影響力。有學者評價，艾可在歐洲已成為知識和教養的像征。而在華文世界，艾可的影響力亦如他筆下玫瑰層層綻放，我們就邀請不同地域的作家來談談艾可，今天是香港作家朗天，他說，艾可是九十年代香港文化人的顯學……（編者）
星期六一早醒來，驚聞翁巴托 ‧ 艾可（Umberto Eco）逝世，腦海升起的第一句話就是：「艾可已逝琴弦斷」，沒戲唱了。不敢自稱知音者，但艾可的讀者從此只可撫琴追憶，而仍不能確定自己失去的究竟有多大。
很多人都曉得艾可是蹤橫論述和創作兩界，而且全都表現出色的文化奇才。作為學者，他知識廣博，幾乎無所不知，是一部會走路的百科全書；作為小說家，他開拓了知性創作的一條道路，完美把冒險、驚慄、奇情的敘事結構和符號學理論結合。他是文化人的偶像，因為他本人便是 intelligence 的化身、intelligence 的體現。
什麼是「文化人」？「文化人」就是不能歸類的符號操作者。懂得運用符號，包括理性思考、進行創作、傳情達意、交流、發明概念、累積知識，正是人作為人的「本質」定義。科學家、藝術家、銀行家、政治家等，均可根據其（符號）工作性質、活動場域及操作對象來介定他們的身份，文化人則是那些沒有獨特和固定操作對象因而無法輕易介定身份的（符號）人。他們可能是跨界的，也可能是兼界的，他們未必不專業，只是每每難以，或情願不定於一專（尊）。
艾可的厲害之處就在於，他本人就構成了一個 intelligence，他一個人就可展開了一系列智能操作（intellectual operation）。
社會上的知識份子很多時便是這種「周身刀」的文化人，他們就叫 intellectuals。intelligence 是他們最擅長運用的機能。這時 intelligence 便可譯作智能，指向邏輯思考、學習、記憶處理、創作、解難等能力。有時 intelligence 也指知識份子匯聚互動的結果。例如當弗洛伊德、尼采、李奧和莎樂美走在一起，一個局面出現了，他們互動產生了一個文化旋渦。更明顯的 intelligence 是歐洲電影新浪潮，又或者七十年代的結構主義風潮，而近期的例子則是當巴迪歐遇上齊澤克，新左翼和佔領華爾街式抗爭開拓了整整一代人的視野。
艾可的厲害之處就在於，他本人就構成了一個 intelligence，他一個人就可展開了一系列智能操作（intellectual operation）。
「《玫瑰的名字》八十年代初出來時，讀的雖然只是中文節譯本，已令我驚為天人。」作者讀到的版本是1988年由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的簡體譯本，1989年在如今已結業的香港文星書店購得。根據後記，這個版本得到作者艾可的支持：「參加譯書的是三位年輕的翻譯工作者，是北京外國語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的劉斌、王軍和顧騫，全部譯稿由劉新民校訂。在譯校過程中，我們曾得到王佐良先生的指教和幫助。作者埃科先生也來信表示贊賞和支持我們的工作。書中拉丁語的譯校由周世勛教授和高傑擔任，在此，我們一併深表謝意。爲免受篇幅肌長之嫌，我們冒昧對全書略加刪削，在此，向作者表示歉意。 」
我很慶幸自己認識艾可不是從他的小說處女作《玫瑰的名字》，而是從他的扛鼎之作《符號學理論》開始。起初，尋找電影另類解讀的我聽聞電影符號學是當時的顯學，於是去讀梅茲（Christian Metz）卻不盡滿意。羅蘭巴特和艾可是當代符號學者名單上緊接的名字，羅蘭巴特給我的感覺是太才子，因而也太隨意，艾可的《符號學理論》卻令人耳目一新。首先，它好像是一本教科書，但讀了十數頁，便接觸到那些超級創新的概念「符號－功能」（sign-function）、符號的表達式和內容式、對符碼的新規定等。書裏面有一個交通燈的例子，一下子開拓了我對符號的理解，裏面那句「符號無他，就是讓人可以用來說謊的東西」，至今我仍愛引用不已。
為了找更多例子，我陸續找到艾可六十至八十年代在意大利報章雜誌發表的流行文化評論結集（《帶着鮭魚去旅行》、《過度現實旅行》、《延擱啟示》等），更加確定他是很會寫文章的人，每能深入淺出，雅俗共賞。當然，《玫瑰的名字》八十年代初出來時，讀的雖然只是中文節譯本，已令我驚為天人。那個什麼《詩學第二卷》、圖書館迷宮，太初有道的開頭，把查案、尋找符碼、懸疑解謎共冶一爐，後來辛康納利主演的電影《魔宮傳奇》，大規模簡化原作的趣味和可讀性，只會增加觀眾返／翻看原作的動力。
艾可戲言自己是周末小說家，周一至周五搞哲學工作，周末創作示範他的理論如何實踐和操作，文字在他筆下，烹成令無數知性讀者大快朵頤的精神美食。
後來的事更耳熟能詳了：《傅柯擺》的聖殿騎士（後來丹布朗的《達文西密碼》難望其項背）、《昨日之島》的格林威治子午線，都令讀者驚異一個概念居然可以如此展開成為故事。艾可戲言自己是周末小說家，周一至周五搞哲學工作，周末創作示範他的理論如何實踐和操作，文字在他筆下，烹成令無數知性讀者大快朵頤的精神美食。
當然，要理解艾可的思想深度不能只看他的小說（他的遺作《Numero zero》還未看，但去到《布拉格墓園》，資深讀者可能已覺得這部烏有史有點重複艾可之前的操作），鄭重推薦《康德與鴨嘴獸》此書，書的開頭便問「康德和鴨嘴獸有什麼關係」，答案當然是什麼關係也沒有。很符號學，很艾可。
最後要說的是，艾可是九十年代香港文化人的顯學，跟德勒茲、米蘭昆德拉、王家衛、奇斯洛夫斯基一起，構成了一代知識青年的文化內涵。要研究那一時期的香港文化「外來影響」，他是不可或缺的一環。
聽聞過他的名字，但大多是和其著作 «玫瑰的名字» 相掛鉤，直到看到端的這篇文章才知道原來也是一位斜槓式學者 / 文化人 / intellectuals：）
（ 奇怪，當我搜刮關於一些符號學理論介紹的閱讀記憶時，卻還是只能撈到對他的陌生感。大概是被「捷足先登」了：即作者提到的，「太才子」的巴特占據了我當時的大部分注意力吧～）
已經看到不少來自於「風物」欄目的有趣文章，更加好奇這個過往的活躍欄目了。
最後的一段，艾可和一代香港知識青年文化的連結有點意思，之後再開讀「HK·好奇心」的時候，可以從這裡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