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废墟上跳舞：在Rave派对结束后，我体内的嗡嗡余震

【编者按】“不重磅记者自留地”是端传媒新开设的专栏，由来自不同地区的记者轮值书写。这些故事也许并不重磅、也非必要，却是记者生涯中，让我们心痒难耐、不吐不快的片刻。

台湾迎来锐舞（Rave）复兴三十年，记者章凯闳走访多场Rave party，这篇自留地，来自他参与派对后心灵被撼动的多个片刻，那些片刻，是关于分享、关于信任、也关于音乐、跳舞，以及如何告别。

派对当天，我听从老手的建议，出发前先去台北的行天宫拜拜。

这天的地下锐舞派对，地点在桃园南崁山头上的将军庙。那里是一处众说纷纭的所在，原为地方家族的宗祠，但兴建过程多舛，荒废闲置数十年，只留灰白荒凉的梁柱，被人说是阴庙、猛鬼胜地。平时除了白天有漆弹玩家嬉戏过的痕迹，这里想当然是杳无人烟。但无人的废墟，入夜后，一股神秘集会般的动能召唤出形形色色的人，携带帐篷、音响、香烟、酒精等。

这里不是夜店，不是音乐祭，也不是宗教仪式，但它似乎又全都是。

断壁残垣之中，升起了烟雾与霓虹。一波波的人潮来访，他们身著发亮的网纱、会反光的PVC材质，还有许多我叫不出名字的塑胶布料。背带在肩膀斜斜地吊著，一件外套好像随时会滑落，他们看起来不像在穿什么，而是刚刚从什么里面挣脱出来。色彩也不是单纯的色彩，而是一种在灯光下才会说话的颜色。走廊上，他们像一群会闪烁的暗号，借由品味辨识彼此。

初来访的我，起初像壁钩，摆在角落，不碍事也无声。派对总有它的语言，那时的我还不太会说。直到一个40多岁的嬉皮男子主动向我攀谈。他从旧旧的皮革侧背包里，掏出一只透明保鲜盒，“要不要来块大麻饼干？”

这是一个示好、也是一个邀约，像是入口指引般，他说，share things, especially drugs.——这是他在派对上跟陌生人破冰的方法。

我对rave的想像，脑海还停留在柏林地下派对的场景——神秘迷雾、钢筋水泥、速度感极强的techno音墙与不眠不休的身体，在黑暗中此起彼落。但当一块手作大麻饼干从对方手中掏出，这场派对的气氛，忽然比想像中更富有一种人情。

共享

这一晚，我学会的第一件事是：Rave party是一种共享的文化，物资、情感、空间、音乐，全都在这里交会。

日落之后，人潮渐多。将军庙的破瓦残墙，被人挂上LED灯条与泡泡机，舞台与DJ桌临时以铝架搭建，灯光像由内爆的电星燃出，音乐震得连空气都有了形体。我开始鼓起勇气与人攀谈，也学嬉皮白人那样分享我的物资——只是我的版本比较朴素：一条在便利商店买的白吐司，和一罐吉比花生酱。

我站在通道边，一边涂抹花生酱，一边递出三明治，换得的是香烟、酒水，还有一段段人与人的对话。这里的每一场交谈都无关职称、学历、背景，靠的更多是舞步与音乐频率的默契。

我认识了一对情侣，男生是一位年轻道士，长发披肩、身穿草帽与宽松白衫。他说，抵达将军庙的第一件事，是向这座废弃的庙宇上香致意。他点上两根香，放在供桌前，说是要告诉这里的“主人”：今晚造次，请多包涵。

敬鬼神的人都懂某种界限，也懂在错位的场合里怎么不被吞没。他在在舞池外摆起香案，也分送自己写的符咒，上头写著“玉虚师相”。我问道士与女友如何相识？他说是一场在苗栗的“民俗音乐节”，不过女生喜欢硬派techno，交往后便跟著入坑。

这种结合传统宗教与cyberpunk的混搭，在台湾锐舞场景中竟然显得自然。

一位30多岁的阿轩，曾在山里某间小庙后方的空地与“神明共舞”。派对从一个秘密Telegram帐号传讯开始，只说：“神明入梦，周末请入山共舞。”那天，到了集合点时，才知道派对在庙宇里、在神明的家中。

他们要先参加一场“过火仪式”，才算正式“进场”，进入派对的门票不是金钱，而是每人要贡献一样能带来共振的物品，有人带鼓、有人带线香、有人带母亲做的饭团。舞台场景也令他难忘，DJ台搭在一张八仙桌上，旁边摆著金纸、莲花灯与神像，灯光是用庙里的红色灯笼改造，闪烁的频率依照bpm设定。

有一位女DJ放的是混合道教科仪、台语sample、低频techno的set，名字叫做“Tāi-sîn-án”（台语：大神仔）。当晚凌晨一点，主庙乩童竟然也来了。不是来抗议，而是直接脱鞋站在舞池中央，带领一段结合跳舞与招魂的动作。所有人在techno节拍下同步旋转，像在跳某种电子八家将（编按：八家将为台湾庙会活动的阵头形式，负责护卫神明，以七星步、八卦阵为步伐）。

离场时，每个人都拿到一个小香包，里面写著：“有节奏的地方，就是有灵魂的地方。”

Rave容纳各个不安灵魂的临时聚所，空间里除了跳舞的人，还有人在摆塔罗、包润饼，像是一场同步进行的异界市集。

“音乐是主体，跳舞是原因”

然而，这种空间不是公共开放的乐园，它的边界其实更复杂。大多数户外Rave party都具有某种“非法占领”的特质——没有正式申请，占用公地或私人废墟，以及声响扰邻、药物不合法等。因此，派对的筹备方式与传播系统必须极为隐密。

有的资讯流通仰赖Telegram群组、熟人引荐、私讯邀请，或者仅存在于“那个圈子里”的口耳相传。派对地点往往在活动前一晚才发出，甚至要先至某个集合点，再由现场人员引导入场。

这样的形式造成一种“半隐秘会员制”的结构，既维系场地安全与法律避险，也导致一种高度的圈内认同感与排他性。你可能无法用钱买票进入，却能因为共舞过一次，被认出是“自己人”。而当你在这个结构中生根久了，会发现它像是一种地下网络，彼此透过共同记忆与身体共振建立纽带。

在这个封闭却流动的社群里，信任与共识比规则更重要。没有人强迫你分享，但你会自然而然地分享。没有人规定不能拍照，但大多数人会自觉不拍。这些不是条文，而是一种基于PLUR（Peace, Love, Unity, Respect）的微伦理系统。

舞池是这个微型社会的核心。那是一个乍看拥挤、又能获得身体自由的场域。你与身边的人只相隔半臂距离，但身体间却极少接触。每个人都热烈地摆动、翻腾、颤抖、呼啸、旋转，如同一群共游的鱼群，每一尾都保持自己的方向与节奏，但又不脱离整体流动。

这种舞动不求对称，而是一种原始的语言，像某种召唤，也像一次排毒。我想起那位说“夜店太复杂”的异男raver阿哲，他说：“夜店是猎艳、情欲流动的场所，那里的音乐只是背景。rave不一样，音乐是主体，跳舞是原因。”对他而言，跑到山郊野外来跳一场通宵达旦的舞，比去信义区夜店要来的单纯。

“真正让我上瘾的是跳舞时的心灵自由感。”阿哲说。

我们一边聊著，空气中同时飘来若有似无的麻味，raver彼此心照不宣。但更多natural high raver，借由身体与音乐带自己进入意识流，不靠药，以长时间舞动、冥想式跳舞、呼吸技巧来达到“类似药物”的感受状态。

从事法律工作的小山，是一位natural high raver。他不曾吃药，没必要。在rave时，即便音响震耳欲聋，但深沈、绵延的重低音，反而能把他杂乱的思绪净空，“我会在那里想很多人生最重要的决定。不一定是什么大转折，就是一些一直没处理、也没好好想的东西，像是对自己、对关系的看法，生活里那些你平常以为没什么，但其实一直都在的事。”

他说舞池总是很暗，所以不管是情绪还是肢体，在此地都被释放出来了。平常你不可能在路上那样“动”。可是在那个地方，好像所有人都允许你这样了，所以你就真的开始动，开始把东西丢出来、甩出去。

“我有时候会觉得，没有我自己了，我就是融进那一片黑里。”他这样说，语气很平，像在叙述一场雨过的安静街道。

告别的艺术

Raver懂得相遇的一期一会，也明了告别的艺术。

地下派对，总是一期一会。它像一场不写进日历、不通知明天的梦，一出现就已经在消失的路上。可能是在河堤边，或是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地，天还没黑，几个人搬著音响、搭著布棚，草地被踏出一条条隐约的路，人们只管跳舞、只管狂欢。可是等天亮，一切又会悄无声息地消失。帐棚拆掉、音响搬走、垃圾捡尽，连脚印都小心掩埋回去，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只剩你身体里的嗡嗡余震，留作证据。”阿哲说。

他曾在欧洲参加过一场毕生难忘的rave party，地图只圈出一个大略范围，上面画了山、河、树与一个太阳的符号，附上一句话：“日落时，在河边听见第一拍鼓声。”

他花了一整天用徒步、搭便车的方式前往，直到太阳下山时，终于听见森林深处传来低沉的鼓声。派对不大，只有约200人，但每个人都像从世界不同角落带来一种能量，有人是表演者、有人是厨师、有人负责冥想空间。

最奇幻的时刻，发生在午夜12点整。音乐突然停止，全场鸦雀无声。DJ在舞台上按下一个按钮，开始播放刚才那段set的“倒转版本”，音乐开始逆向方式流动——节奏、旋律都颠倒，连灯光也同步反转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