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6日星期五，早上近10点，香港西九龙法院大楼3号法庭，《壹传媒》、《苹果日报》（下称《苹果》）创办人黎智英，在三名狱警的陪同下进入法庭。这是他及《苹果》相关3间公司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名案中，他作供的第12日。案件自2023年12月18日开审，已是近一年前。
听众席上包括黎太、女儿、亲友、前员工等一排人，甫见他，便站起来一叠声喊：“生日快乐！”这是黎智英在狱中度过的第4个生日。12月8日才是正日，但星期日休庭，因此亲友提前来送祝福。
他这天换上紫色西装夹克、卡其色裤子和同色豆豆鞋，夹克口袋上夹一支蓝色圆珠笔，手持透明圆口水杯，向亲友微笑、点头示意。关押至今已4年1个月，黎瘦了一些，招牌圆脸被两颊和额头的皱纹取代。
本案3位国安法指定法官是杜丽冰、李运腾、李素兰，不设陪审团。审期原定80日，控方于第90日完成举证，至2024年11月20日，黎智英始以英文出庭作供。主问作供27日，隔了一个圣诞和新年假期，至2025年1月16日完结。控方盘问亦从即日开始。
引导黎智英自辩的是辩方大律师关文渭，辩方其余代表为资深大律师彭耀鸿，有香港执业资格的新西兰御用大律师 Marc Corlett。
黎智英被控两项“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及一项“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即以传媒为平台，与《苹果》公司、高层及“重光团队”串谋煽动仇恨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央，勾结外国势力。根据《国安法》，勾结外国势力罪的最高刑判为终身监禁。
其中《苹果》于2019年4月1日至2021年6月24日期间发布的161篇刊物被指煽动，数十篇涉及制裁；黎被指“激进政治人物”，假借自由民主之名，要求美国制裁中港；黎亦被指“重光团队”主脑，垫支510万港元登报费，并组织行动请求外国向中国施压。
黎智英不认罪。
在他作供之前，成为从犯证人的《苹果》高层张剑虹、陈沛敏、杨清奇、“重光团队”李宇轩及陈梓华等5人，已经向法庭提供证词。
作供首日，黎便供称，1989年六四是他首次参与的政治事件，之所以投身传媒，也是因为六四后认知到“当拥有的资讯越多，知道得越多，就越自由”。在不只一个被捕前的采访中，他曾表示若一切重来，还会选择一样的路（path）。“什么路？”辩方在庭上问。“自六四开始的路”，他回答。
干涉采编还是提建议？
现年77岁的黎智英，1980年代创立服饰品牌佐丹奴，六四时在佐丹奴 T 恤上印上“下来！我们愤怒了！” “每个人都应在民主的平原上奔驰”等标语义卖，有的分店门口还张贴六四照片及横幅。他1990年3月创办《壹周刊》，1994年7月在上面发表《给王八蛋李鹏的公开信》。他形容自己对八九的态度激怒中央。1990-1996年，黎逐渐沽出佐丹奴。
《苹果》创立于1995年6月，黎指该报的核心价值包括法治、民主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宗教自由等，“与港人的核心价值一致”。2003年5月台湾《苹果日报》成立。
《苹果》前社长张剑虹、副社长陈沛敏、主笔杨清奇等，曾就该报的报导路线是否存在政治转向作供。张剑虹指，2014年占中运动发生之前，《苹果》主要生产娱乐、狗仔队新闻，之后报导更多政治事件；陈沛敏指2014年后黎智英在社会运动中站得前了；杨清奇指黎在2018年10月听过时任美国副总统彭斯发表对华演讲，认为美国“反枱”，自此变得“激进（radical）”，反修例运动后有的报导角度激进，国安法后更不追求平衡。
就此，黎认为自己和报章立场一以贯之，否认有明显的激进化。他认为2014年之后政治报导变多是因为社会运动变多；他承认2014年因“参与非法公众集会”首次被捕；他不明白为何杨清奇对他有激进化的印象，“我很少和他说话”。
“如果我是激进，我一直以来都是激进（If I was radical, I was radical all along.）”黎智英说。
他指自己与张剑虹、杨清奇分别是信任（trusted colleague）和疏离的（remoted relationship）同事关系，很少吃饭、不讨论私事；与陈沛敏则既是同事也是朋友（a friend and colleague）。辩方律师曾就他和这三位高层的多项聊天记录，如推荐写手、文章角度、标题、人事任命等，询问他是否对高层下达采编指示（editorial instructions），黎智英大多数予以否认，强调自己只是给建议（suggestions）。
比如2019年《苹果》报导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离港，是黎建议当时人在台湾的张剑虹做访问，但换作他人、黎也会提出同样要求；该篇报导的头版照片，经摄影师通过黎向陈沛敏提出建议，最终由陈决定设为头图。
陈沛敏曾供称，黎智英作风强势，她不认为自己有权说不。黎智英回应：“我不明白为什么她没有权说不，我从没有告诉她不能拒绝”。黎承认自己个性要强，但否认会在管理中强迫他人，他认为自己与下属对话礼貌，尊重对方决策。
2014年黎智英曾退出壹传媒所有职位，2018年因壹传媒出现亏损而返回。2020年5月、盛传《国安法》到来之前，他担任起壹传媒集团主席（executive chairman），“希望承担整间公司的责任”。2018年11月起，《苹果》设立“饭盒会”讨论员工提出的问题，由不同部门的中基层员工参加，而第六名控方证人、壹传媒集团营运总裁兼时任财务总裁周达权供称，2019年至2020年间，有的“饭盒会”主题与反政府运动和“黑暴”有关，而黎智英会下指示。
黎智英供称，“饭盒会”用作讨论业务发展，他会给建议、说明，有时表达支持或同意，但坚称没有给予采编指示。
不过，黎智英确认曾有过一则“非常强的建议（a very strong suggestion）。2020年3月，他曾传送“香港监察”（HK Watch）负责人 Benedict Rogers （罗杰斯）、“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IPAC）创办人裴伦德（Luke de Pulford）共撰的一则声明给陈沛敏，请她看看能做些什么“来帮助 Ben”。
另外，主笔杨清奇供称《苹果》的采编自由是“鸟笼自主”，由黎设定基本立场。黎对此反驳，指所有媒体都按代表的价值观行事，文章在读者的头脑及心中产生共鸣，而心的共鸣即价值观的共鸣（...the audience or readers can not only be related in the mind but in the heart, heart is where the value contained）。他同意“反人权”的价值观在“鸟笼”之外，亦曾邀请被视为建制派的作者，不过并非所有人都接受了邀请。
黎亦称《苹果》不支持港独和台独，比如他曾觉得桑普文章写得好，建议评论版邀请合作，但张剑虹告知桑普主张港独而作罢。他又指，不容许员工与台独、港独有关联。
“港独本身是个阴谋，不现实，是疯狂的主意（independece of hk is conspiracy, not realistic）”，黎向法庭表示，“is crazy idea!”他声线上扬。
“我是老板”、“不要反对特朗普”
不过，黎智英向法庭确认做过两个采编指示。
一是2019年3月他要求《苹果》做大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与彭斯会面的新闻；二是2020年5月，以《苹果》为平台发起“一人一信救香港”。
2019年3月，香港议会和民间压力团体中已存在反对《逃犯条例》修订的声音。该月下旬，陈方安生与两名民主派议员郭荣铿、莫乃光，应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邀请，抵达华盛顿会晤委员会官员；期间美国国务院发布《香港政策法案报告》；随后陈方安生临时获安排和彭斯短暂会面，谈及香港的人权自由状况、及香港与美国的特殊贸易关系。这些动作于政治及新闻都重磅且“敏感”。
黎智英曾将前美国驻港领事郭明瀚（James Cunningham）的讯息转发张剑虹，内容是郭明瀚建议陈方安生赴美讨论时，应以否决《逃犯条例》修订为主轴。黎智英确认，又曾将陈方安生与彭斯会晤的照片转发给张，嘱他“做到最大效果（to maximum effect）”。张供称，他理解为在新闻上要“做到最尽”，因此与《苹果》时任总编辑罗伟光商量采访陈方安生及其随行人员，又将指示发予陈沛敏。该新闻后来出现在《苹果》头条。
“一人一信救香港”则推行于《国安法》前一个月。2020年5月24日，《苹果》封面出现一封致特朗普的英文信范本，信中指“中国正在取消香港的高度自治并将中共统治引入香港。他们的意图很明确，就是要摧毁香港的宝贵资产，法治。”“请总统先生（特朗普）帮帮我们。”5月25日《苹果》二度出信，5月27日进一步印上“三大方法 （Twitter、现称 X，Facebook 及白宫联署）向特朗普表达诉求”。
黎智英称原计划是收集香港读者信件转交给特朗普，但因寄送邮件需时，决定改为收到信件后拍照发布在 Twitter 上并标签（tag）特朗普。不过实际上，拍照、推文和标签都没有实现。黎称不知道原因，但总之计划没有成功（failed to materialize），也不清楚收到多少读者邮件。
他确认，事前，张剑虹、陈沛敏都不同意该行动，24日登报当日，香港政治人物黄之锋、李柱铭等也对此举表达批评。关问：“他们都不同意，你为什么还要推行？”黎答：“因为我是老板（because i was the boss）。”
《国安法》实施前夕，特朗普曾指若中国通过《国安法》将有“严重后果”（serious consequences）。黎几次在公开表达中提及，并称特朗普应做“言出必行的人（a man of words）”。
在律师提问下，黎表示自己不可能对特朗普指手画脚，但对特朗普将会做些什么有所期待。“你期待什么呢？（what were you hoping for）？”关追问。“（或许）打电话给习近平，打电话给中国（to call Xi Jinping, call China）。”黎回答。
控方早前展示证据指，2020年6月，黎智英给《台苹》前社长陈裕鑫发信息：“请国际组不要跟《纽约时报》及 CNN 针对川普，我们《苹果》却要靠川普政府支持保命，这样做不太好。”
黎供称，“一人一信救香港”喊话特朗普，若同时发布反对他的新闻，会显得不一致（it’s not coherent）。“为什么《台苹》的中文报导会影响美国政府？”关问。“我们向他寻求帮助却又反对他，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黎回答。
以《苹果》为平台，荼毒港人、煽动仇恨？
“你本人有引发仇恨中央和香港政府的意图吗？”“你有激起香港居民企图不循合法途径促致改变其他在香港的依法制定的事项的意图吗？”“你在怂使他人不守法或不服从合法命令吗？”“（你写的）文章有这些意图吗？”
关大律师身著黑袍，戴白色波浪假发，从粗黑的圆框眼镜后望著黎智英，在20多天内就黎撰写的不同文章、节目观点，反复询问。
控方指，《苹果》在《国安法》生效前后共发布161篇煽动刊物，包括新闻报导、至少22篇黎智英专栏“成败乐一笑”文章、黎节目《Live Chat with Jimmy Lai》等。如2019年专栏文章《请站出来保住最后防线》、《谂移⺠定谂游行》呼吁公众参与示威；2020年初专栏文章《武汉瘟疫 中共丧钟》批评中央封锁资讯，又称疫情可为中国民众带来反抗和推翻政权的希望。控方指内容涉及左右公众舆论、鼓励街头抗争、“荼毒易受影响人士的思想”。
黎智英一概否认文章具有煽动仇恨的意图，不过承担全部文责。
他承认某些言论低俗（bad taste），如2020年1月5日刊出的《2020和勇继续一起撑下去》中，赞扬元旦见到的一名14、5岁少女，在游行中大叫“黑警死全家”、“香港差佬，X 你老母”。黎庭上指自己受当时气氛影响及具有攻击性（offensive）。
至于其他文章，他称香港市民具有示威抗议、表达意见的权利，他也只是描述正在社会上发生的事。他指自己明确反对暴力，希望香港的社会运动维持正面形象，以争取国际公众支持；他期望国际保持对香港的注意力，若民众对政客施压，就能转化为国际政治上的压力。
美国、欧盟会如何施压中国？黎智英强调这不在他的思考和能力范围之内：“我怎么能？（How could I？）”他数次带著狐疑语调反问。在他看来，他进行的是“道德呼吁”：2019年7月1日他在《纽约时报》发表评论《What the hk protest is really about》形容道德权威（moral authority）是有力武器（powerful weapon），指港人和平示威、争取国际同情，能占据道德高地；2019年9月13日他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评论《There’s hope for freedom, even in china》，则提到北京道德失败（Beijing’s moral failing）。
他向法庭陈述：“我不同意（香港人）不懂思考、没有自己的价值观而要《苹果》来灌输给他们……我没有能力、也没有意图荼毒港人。”
黎智英一度和法庭争议何为“国际游说”（lobby）。他惯用“争取国际支持”（international support）形容，指自己理解的“国际游说”即通过争取国际同情来获得对香港人的支持（ask support for us）。法庭则质疑他是否在争取制裁（support for sanction）。
时值中美贸易战升级，中美互相提高关税、美国管制“华为”等中国科技公司。黎智英称自己支持（support）中美冷战，建议在对付（deal with）中国时联系人权问题，但否认提倡（advocate）贸易战。
控方指85篇涉案刊物在《国安法》生效后发布，有31篇涉及寻求外国制裁，例如专栏文章《天下围中 拜登骑虎难下》，形容中共是“自由世界面对的最大威胁”。故除了“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另涉及“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
回应《国安法》前后对港府、中共和习近平的种种批评，黎的理由总是“陈述事实”。
与此同时，黎智英个人节目《Live Chat with Jimmy Lai》，从2020年7月9日起一连播放24集，首集节目就形容《国安法》在港生效等同香港“死亡”。节目邀请多位主持，包括前《南华早报》总编辑 Mark Clifford、学者林培瑞（Perry Link）、以色列前副总理 Natan Sharansky、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薄瑞光（Raymond Burghardt）等。其中几位是他二、三十年的故交。
节目中提及不少观点，包括认为《国安法》凌驾《基本法》、香港是对抗中国价值观的杠杆、美国增加南海军事存在将减缓区域冲突、台湾晶片在中美贸易战中作用关键、如果世界不能改变中国将被中国改变等。
关大律师询问黎是否呼吁美国及国际组织、个人，对中国及香港采取制裁、敌对、封锁，黎一概否认，指制作节目是让海外观众继续关注香港，而非要求外国制裁和敌对。
他曾在节目中称习近平是毛泽东二号，被问及是否煽动仇恨，他反问“那代表毛泽东是最被憎恨的人吗？”
他向法庭陈述：《苹果》公司、高层、节目嘉宾等，与他的个人专栏、个人节目 Live Chat 无关；他也一向谨慎，以免触法。
国际联系图，勾结外国势力？
对于两项“串谋勾结”罪名，重点之一在于黎智英和“外部势力”的人际、金钱关系。
黎智英被指在2019年7月的“美国行”中呼吁制裁，此外他亦被指与英国和台湾政客多有联系。
控方曾制作黎的“国际联系图”，涵盖英美台三线，涉及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台湾总统蔡英文、前港督彭定康等人。多名外国政要被指是黎的“代理人”或“中间人”。
黎智英一一回应。
需要留意的是，据黎智英供述，“美国行”由助手 Mark Simon 安排协调。Mark Simon 在黎的私人公司“力高顾问”任总经理， 几乎全权代理黎的个人业务，而“力高顾问”是空壳公司（Paper Company），仅用作处理汇款等。黎指曾于2013年至2020年间向 Mark Simon 转帐1.18亿港元，因对方为黎处理其他买卖及个人业务。《国安法》生效后，Mark Simon 仍向黎报告外国情况。
Mark Simon 在《国安法》公布前两个月离开香港，目前被香港警方通缉，建制报章多次指他有 CIA（美国中情局）背景，一直在幕后策划“占中”及“黑暴”。Mark Simon 今年4月通过《华尔街日报》William McGurn（即 Bill McGurn，前任白宫首席撰稿人、黎智英的教父）的文章反驳，指父亲曾在中情局工作，他本人曾在海军情报部门担任初级职位、1991年离职。“破坏香港，港府自己做得很好，不需要CIA。”他说。
黎智英在律师提问下确认，他曾透过 Mark Simon 捐款予香港的泛民派政党，包括民主党、公民党及“长毛梁国雄”，但他从没有捐款予海外政党，只曾向美国智库和宗教组织捐款，且金额相当小，一年约15000-20000美金。“你曾要求对方回报吗？”关问，黎智英大笑，指这么“少钱”哪里好意思：“太自以为是（presumptuous）”。
黎强调，“从来没有（never）”透过图中人物影响外国对香港及对华政策；也否认曾要求这些人对香港或中国采取敌对行动。
英文网站、Twitter 与“外部势力”互动？
控方指，黎智英在串谋多国政客之余，还在2020年5月指示《苹果》推出英文版，并指示“不要针对特朗普”、“多发表黄观点”、“不要平衡”，及要求外国对中港实施制裁；又提及黎在 Twitter 开设帐户（@JimmyLaiApple），追踪及标签包括美国、英国、日本、台湾的政界人物，与“外部势力”互动。
《苹果》增设英文版的提议，最初来自时任美国国务院资深顾问惠顿（Christian Whiton），但让黎提起心肝要做，是在香港专栏作家冯睎干撰文《撑苹果的100万人》后。冯提到可把本地新闻翻译成英文内容放到免费网站上予外媒及外国受众，黎认为这是好主意。5月31日，《苹果》英文版上线，6月2日在报纸宣传“开拓媒体国际线”。
黎智英认为“公信力（credibility）来自报导真相、并非平衡报导”，承认英文网站“考虑保护香港人的观点”，而“香港人的观点”就是“黄”观点。法官追问下，他指“黄观点”是“对政府和中国持批判态度（critical）”，不只是“反政府（anti-government）”。
他也声称，英文网站想要打破《南华早报》（SCMP）垄断，报导“不被报导”的中国负面新闻。他曾希望开发大数据产品，以更“客观、细致了解中国社会”。不过直到他入狱前，数据产品都未能上线。
黎常常向下属指出英文网站“不够内容”，需资源整合。他建议在政治新闻外报导中国社会日常新闻，“通过日常生活人们也可了解中国”，还有台湾新闻，“未来台湾及台海会变成重要的、高冲突的地方。”
“经济支持是指读者订阅、赚钱”，他回应指控，“政治支持是希望读者为香港发声，使外国政客可以关注到香港。”
黎的首条 Twitter 则在2020年5月22日发布，提到“中共完全无视我们的法治”。但他指自己不懂使用 Twitter，推文都是由李兆富（Simon Lee）代为发布。李兆富笔名“利世民”，是政治评论员，也是《苹果》专栏作者，曾任《苹果》社群资讯网行政总裁。黎形容李是他的门生（Mentee），两人相识早于2014年，因在自由市场经济议题上相投、多有讨论，渐渐变成老板/助手关系。
黎指非常信任李兆富，他一般通过 WhatsApp 向李兆富拟定想要在 Twitter 上发布的信息，然后李帮他修订、编辑和发布；而包括标签、hashtag、转发（retweet）等操作，也由李决定和进行。到后来，李兆富也会自己揣测黎智英的意思写推文，黎指二人不必要时时沟通，也无需事事批准。黎相信李的判断，“发布他认为应该发布的”。
该帐户追踪共53个外国政要及政治团体，黎亦指是由李操作，称不知道追踪对象包括特朗普、IPAC、重光团队（SWHK，Stand with Hong Kong）等。
20多天的主问作供期间，庭上不完全检阅了约800条 @JimmyLaiApple 推文，它们曾谈及如制裁（sanction）、警察国家（police state）、#SWHK（重光团队），或使用 hashtag 如 #MagnitskyAct （马格尼茨基人权法案）等字眼。关大律师多次在证据萤幕上比对黎发给李的 WhatsApp 讯息及相应推文，询问由谁授意、黎是否知情、某些字眼代表的意思及背后的意图（intention）等。
三位法官也曾以不同方式质疑——黎为何任由他人以自己名义发表内容？发文前后真的不交流或检查吗？他会否对推文提到的组织或个人好奇？又是否同意推文用语和内容？
黎智英表示，“（推特）只是个名字而已”，他指李兆富与自己关系紧密，完全理解自己，推文发出后，他也不一定会看。他指此帐户与《苹果》无关，也断然否认开设 Twitter 是想要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我不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人（I am not a presumptuous person）。”
他也进一步表明个人责任：无论推特内容为何、是否有“疏忽和错误”，即便是他人如李兆富的错误，都由黎自己“负责（take responsibility）”。
《国安法》前后，倡议制裁？
“美国行”后，《苹果》发布报导，提及黎智英返港后在何俊仁的《细说中南海》节目上讲到与蓬佩奥谈及美国可“制裁”镇压示威的香港及内地官员。黎向法庭确认，与蓬佩奥是单独会面，若《苹果》报导提到他认为美国应该制裁，“相信报导真确”。
至于张剑虹曾称访美前两个月黎已谈及制裁，黎否认，指“敌对行动”不是自己会用的字眼，也因与张不熟而不会谈及这些事情。
2020年5月盛传《国安法》立法，黎智英多了举动。
除了开设英文网站、推特、发起“一人一信救香港”，他还在5月26日接受《霍士财经网》访问提出“制裁”中国官员、冻结贪污中国官员的银行户口，以及停止向中国输出科技——但他表示，只是呼吁制裁而不是敌对行动（hostility activity）。同日他和张剑虹的 WhatsApp 讯息显示，他期望更严厉的“制裁”。5月27日黎回复美军前副参谋长基恩 (Jack Keane) 的电邮，提及应冻结大陆贪污官员银行户口，同日在 Twitter 呼吁特朗普重提上述主张；5月28日黎接受彭博社和 BBC 访问，也表示“我们唯一的救赎是特朗普实施制裁”，而最有效的制裁是针对大陆贪污官员。
《国安法》生效前一天，张剑虹给黎智英转发了一篇新闻连结，题为《【港区国安法】 叶国谦称“金盘洗手”不会追究 陈智思警告市民勿越红线》，并称“老板加油、苹果加油、香港加油”。黎智英回应，“但愿如此，但手（金）盘洗手不再抗争无可能，煮到嚟就食，无所谓，谢谢。”
他指自己的意思是“香港人的抗争”还没有结束，那时既不知道《国安法》的细节，也不知道第二天《国安法》就会实施。他继续和张剑虹讨论与香港时评人刘细良做节目的筹备。“我应该意识到的”，他表现出后知后觉。
6月30日晚上，他称自己如常9点睡觉，并不再阅读和回复信息，对《国安法》的到来毫无感知。
两个小时后，港区《国安法》自当天晚上11点起生效。
第二天早上7点前黎智英醒来，手机上先收到李兆富发来的讯息。李兆富为黎智英管理 Twitter 的身分曝光了，他道歉并感到不安。当日晚些李向黎表达退出管理 Twitter 的意愿。
黎指自己七一当日应已阅读过《国安法》的条文，因为他在给苹果高层、助手 Mark Simon、泛民朋友发的讯息中，都提到《国安法》严苛（draconian and severe）。早前，他与《华尔街日报》编辑 Bill McGurn（William McGurn） 协定撰写《香港狱中信》，一旦入狱就发布，七一当天也向 McGurn 表达了对香港的忧心。不过他后来要求不要发表这篇文章。
《国安法》生效前，黎原计划到泛民的七一街站帮忙筹款，并派发3000张以上海报（海报虽与《苹果》无关但由苹果的印刷厂印制）。和《苹果》高层商量后，他决定不派发海报，只是到现场筹款。
而美国确实采取了行动。7月14日，特朗普正式签署行政令，发布《香港自治法案》（Hong Kong Autonomy Act），授权华府制裁“损害香港自治权”的中国及香港官员。蓬佩奥7月23日发表演讲，出现欲联合不同国家“应对中国挑战”、“制裁……中国领导人和企业……”的表述。黎向李兆富形容“冷战帷幕正在升起（Cold War curtain raising）” ，Twitter 随后转发并评论：“很棒！蓬佩奥说得好！自由国家一定要打败这个暴政。”
黎在庭上认为，蓬佩奥是在提倡敌对中国，但否认自己在 Twitter 中提倡敌对行动。他小心与法庭厘清《国安法》后的推文或观点是否由他亲自表述/撰写、是否引述他人、是否直接提及“制裁”。
他多次指自己避免触法。2020年7月9日，黎智英、郭明瀚、李柱铭、Mark Simon 之间曾有对话：郭明瀚提出要找方法创造一个国际为本的示威运动，经政府或大众施压港府及国安机关，以制衡中国政府、时任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及其伙伴；黎智英即刻回应“海外运动”的风险是被指控勾结外国势力，直言这是《国安法》严重罪行，“我们在这里不能被联系”；李柱铭和议“Absolutely!”。李柱铭随后退群，黎则称因顾及与郭明瀚为好友而留在群组中。
但有一个“错误”。辩方展示——2020年7月30日其推文在转发新闻后评论：“蓝韬文，是时候将林郑月娥、香港、中国官员列入马格尼茨基法案制裁名单”——黎称此推是 Simon Lee 所写，自己没有留意，亦对英国政治不熟悉，甚至不知道蓝韬文是谁（Dominic Raab，时任英国外相）。但他承认，《国安法》后仍呼吁“制裁”是错的。
陈沛敏曾供称，特朗普发布行政令后，黎智英曾以文字讯息建议《苹果》制作“制裁名单（Shit List）”，但她感到难以从新闻层面执行而未果。黎智英则否认做出此要求，他称传送给陈的 WhatsApp 讯息“I’d say we should work up a shit list on those involved in censorship, which can include intimidation.（我想说，我们应该列出一份狗屎/制裁名单，牵涉审查及恐吓我们的人）”不是他本人撰写，而是从 Signal 上转发了一条相信来自美国官方人士的机密讯息。他指自己其实没有阅读讯息，只是觉得重要，所以转发给陈，由陈来做采编判断。
“讯息字眼不是我常用的语言（It’s not the kind of language that I would use）。”他指在庭上才首次阅读。辩方展示，他也曾将同样讯息转发给前民主党主席李永达、工党李卓人。
无论如何，国际政治持续博弈。美国在《国安法》生效后累计制裁42人，包括林郑月娥，现任香港特首李家超，时任警务处处长、现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现已免职的港澳办主任张晓明，现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现已免职的中联办主任骆惠宁，时任香港国安公署署长、现中联办主任郑雁雄等。
而2021年特朗普卸任次日，中国外交部立即宣布对“在涉华问题上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28名官员实施制裁，包括蓬佩奥（Mike Pompeo）、前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Matt Pottinger）以及时任议员、2025年特朗普新班子成员鲁比奥（Marco Rubio）。
被问及提议联系人权问题应对中国是否“干涉中国内政”，黎指人权问题属于“国际问题”。但他承认2020年8月23日12港人被捕事件后的呼吁：“我希望国际社会为他们发声（voice out），（施压）政客、政府……某程度（in a way）你也可以说这是干预。”
他一概否认控方所指2020年7月1日前后曾与《苹果》高层串谋请求外国机构、组织或人员对香港或中国实施制裁，或与重光团队等人串谋请求外国制裁。
“重光团队”主脑？
串谋勾结的重点之二，在于黎与被指支持揽炒的团体“重光团队”（SWHK）的关系，该组织被指以实质行动游说外国政府制裁中国及香港。控方指控黎是幕后主脑，还欲培养“揽炒巴”刘祖廸成为政治明星。
结合多方供称，在和黎智英取得联系之前，李宇轩、陈梓华在 Telegram 互相认识并筹备以全球“登报”作为抗争方式。因所费不赀，陈辗转找到李柱铭、向黎智英寻求贷款协助，获 Mark Simon 告知黎认可他们的政治理念，愿意垫支2019年6月第一次 G20 登报的500万元港币。
第一次登报后，李等人了解到有的报馆不接受匿名广告，所以在第二次登报时统一组织名称，同时陈介绍李与刘祖廸认识，SWHK 就此成立，创办人包括李宇轩、刘祖廸。
李形容 SWHK 是“草根众筹倡议组织”，无大台、结构松散，非所有人支持“制裁”。三次登报行动后，组织路线出现分歧，最终人员重组，转型做国际游说（lobby）。李负责后方“游说”，陈负责“前线”。陈有自己的勇武小队，而“揽炒巴”刘祖廸是激进及勇武年轻人中具有号召力的“精神领袖”。
黎智英供称自己“和平理性非暴力”，否认有任何政治议程，否认联系过“重光团队”（SWHK），直到上庭才知道它是一个组织。在他的描述中，跟“重光团队”的唯一接触是给予过渡性贷款垫支登报费用。
和理非，“勇武派怎么会接受我领导？”
黎智英指，2019年7.1冲击立法会事件后，他担心运动形象受损，一直想要劝阻年轻人减少采用街头暴力。故一方面著《苹果》采访年轻示威者心声、寻求外界理解同情，多次提倡“和勇不分”；另一方面冀找到接近“勇武派”的人。
黎认为陈是“前线保守派”，对勇武派有领导力，也因此接触对方。对于陈拥有一支勇武小队，则称毫不知情。
2019年11月，反修例运动中来自抗争者和警察的暴力都在升级。黎在11月12日向陈梓华发讯息，谈及“马鞍山烧人事件”令他害怕。该月紧接发生中大（11.11-12）和理大（11.13-28）事件，黎对勇武的走向更显担忧。他曾在11月16日通过 WhatsApp 向陈询问：“你知道这些黑衣人到底是谁吗？”认为有些黑衣人在“捣乱”（quite mischievous）。
12月初，黎在与陈的对话中谈及“揽炒巴”，因认为“揽炒巴”对激进年轻人有影响力、被勇武派追随，而请陈接触刘。2020年1月11日，黎智英、陈梓华、刘祖廸在台北见面，他与刘面谈约1.5小时，询问过对方真名但不获告知。
黎称见面只为平息街头暴力，并无谈及推翻中共，“我没有那么疯”。
他介绍陈与台湾民进党老牌人物施明德相识，认为若陈需要一些意见，“真正的革命家”施明德可以提供。陈、刘共同见过施，黎不在场。陈曾供称，施明德向刘指出不要心怀做匿名抗争者的侥幸，也劝刘要懂得牺牲。
陈曾指，黎智英欲结合街头、议会、海外组织、国际线及商人并主导“国际线”，欲成为勇武派领导，欲将刘祖廸培养为政治明星。对此黎智英一概否认，“通过制裁和封锁就能推翻中共？太荒谬了”。
他指陈把话塞到他的嘴里（put it in my mouth）、编造（make it up）。“国际线”、“文宣”从来不是他的语言，“国际线”属于“国际游说”，和站在道德高地上争取“国际支持”不一样；他承认希望借助“揽炒巴”的影响力，提议组建多于一个人的“勇武派”领导小组（leadership group），但“勇武派怎会接受我做领导？”；至于“培养政治明星”，黎则连用几个词表达态度：farcical（蠢得可笑），presumptuous（自以为是），ridiculous（可笑），arrogant（傲慢），stupid（愚蠢）。
问及如何理解“揽炒”，黎形容就像殉难（martyrdom），牺牲自己来破坏对方（sacrifice yourself to destroy the opposition）；对于揽炒论述中常提到、令中国政治和经济崩溃以达到“支爆”，他指是在和“揽炒巴”的对话中才第一次听说，对方指“支爆”是“中国内爆（China implosion）。
黎指中国花了很多钱在监控上、可能会耗尽资源，但否认与“揽炒巴”讨论如何才能达至“支爆”。
2020年4月28日，戴耀廷在《苹果》发布文章《真揽炒十步 这是香港宿命》，指若民主派在选举中成功取得35席，中国政权可能因恐惧民主而将香港揽炒。《国安法》生效后，61万市民参与投票“初选”，“初选”后遭港府指违反《国安法》、涉颠覆国家政权（即日后的“47人案”）。
《苹果》曾有大量关于初选的报导，并协办初选论坛。但黎智英形容自己只是“知道”初选，由始至终不涉及初选，亦对参选人没有认知。
“雷声大雨点小”，黎智英确认曾向陈梓华评价《国安法》的实施效果。陈称黎意指该法只在制造寒蝉效应，应该继续进行国际游说，又指对方要求他继续呼吁各界进行文宣、国际游说及参加初选。
黎智英对此激气而笑：“我已经开始劝人们要小心了，我怎么说服一个不那么亲近的人去做什么事情呢……我需要他做什么？我从来不需要他做任何事。”
“我不是政治人物（political figure）”。他仅定位自己为社运人士（social activist）和生意人。
相信“西方价值观”
黎智英有一个经典的从穷苦偷渡客成为传媒大亨，白手起家的“香港故事”。
他在多个采访中表示，12岁的自己拿著1蚊，60年代跟随偷渡潮、从中国经澳门来香港。虽然家境贫困要做童工，但香港于他仍像天堂。
“香港是我的家”——自由、机遇、教育，是香港的“天堂”之处；法治、集会及言论自由，是香港成功的原因。黎爱读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从自身受惠中确信哈耶克关于“自由市场”（free market）的理论。他爱此书的程度到反复阅读15年，亦把书买来四处送人。
黎指自己回报香港的方式，即保护这些空间和价值。
黎认同英国殖民给香港留有正面遗产，也几乎绝对相信西方及新自由主义价值观主导下的国际秩序和自由经贸体系，他亦主张言论自由、倡议人权。
Value war——他在庭上表述，独裁中国和西方自由世界之间持续有一场关于“价值观”的战争，香港夹在两个世界之间，也是这场价值战争中的杠杆（leverage of different values）。
他区分中国价值观和中共价值观（CCP values），认为中西方之间的矛盾即中国政权不尊重国际事务和贸易规则（international rules of conduct）。他矛头明确指向习近平，认为习上台前中国三十年的繁荣发展有目共睹，只有习下台才能解决中国现在的问题。
除了政治及法律影响外，黎智英也一直担忧《国安法》会令香港失去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反对美国取消香港的特殊贸易地位（special status）。不过“香港仍然是 IPO 中心”的他人意见促黎再思考“取消”是否可能是对的，因香港是中国的出口窗口，取消或起施压作用。
台积电掌握晶片的世界供应，黎指在美中科技战中台湾亦成为杠杆。他指特朗普对华强硬（play hard ball），若台美在包括军事层面进行关系升级，将改变地区面貌；也评价特朗普对华单边政策（unilateralism）比多边政策（multilateralism）“有效”，欧亚可能跟随，拜登亦应沿用。
这些理念在法庭上引起不少争持。
法官曾就“同化”（assimilation）问题质疑黎智英的用心。因黎智英形容，中国是独裁政权，如果世界不是采取敌对而是帮助中国同化到自由体系中，二者都将有更好未来；相反如果世界不能改变中国（change），就会被中国改变。
法官质疑，“同化”与“改变”是不一样的意思，前者互相迁就（give and take situation），接受不同价值观的存在就好像接受穆斯林为社区中的一分子，“改变”则是另一回事。黎智英则表示，接受同化也就将会被改变（when you are assimilated you are changed）。
一直声称反对港独、台独的他曾指：如果台湾敢于跟足美国政策、美国亦升级台美关系甚至增强对台湾的军事支持，那么台湾可以通过这种关系创造出一个新的国家、独特的国家（new country, unique country）。
法庭质疑是否意指“台独”，黎智英指意思是台湾可以变成更强的地方（place），自己已两次表达“台湾不是一个主权国家”。黎又曾指台湾应加入“四方安全对话”，法庭质疑非独立国家不能加入，又以父子关系喻中台关系，黎指若美国支持就可行，而“因孩子不承认这父亲，他也无法宣称自己是别人的儿子，这不是孩子想要的”。
法官也曾与黎智英争议“言论自由”（freedom of speech）。
言论自由是任何人可以说任何话吗？法官举例，如果法律反对造谣诽谤（slandering or libeling），并惩罚此等行为，难道就是没有言论自由吗？黎智英回应，造谣诽谤不是他认为的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即允许说错话（say something wrong）。说错话和谎言之间（wrong and lie），前者是可接受的。他又指《苹果》多次被起诉诽谤，但每一次都胜诉。
法庭也认为黎的某些观点仅属推测或没有事实根据。
比如他曾形容《国安法》后香港掌权的官员将变得如同中国般贪腐，会受贿及向生意人收取“保护费”。法庭询问他从何得知有关事实，黎回应这是正在中国发生的事。法官指这是置换中国情况推测香港，黎强调虽然尚未发生，但他是根据事实推论。“这不是事实（it’s not a fact）”，法庭指。黎回应：“这是事实，这是我的意见（It’s a fact. It’s my opinion）”。
又如黎曾在专栏文章中引述刘细良，指陈冠中介绍的一位“仁兄”一直为中共做事，《国安法》后更当上中共打手。“你从何得知他为中共工作？”律师询问。“从他的行为”，黎智英回答。“这只是你的推测（deduction）”，法庭强调。文章发表后，陈冠中曾严正澄清事实有误，而黎智英并没有把澄清信息转发予刘，因为“我相信他告诉我的事”。
法庭亦关注，黎智英表述的真实含义。
虽然黎智英否认仇恨、敌对、封锁中国，但他持有想法如要持续反抗（resist, fight on, persist）、需透过国际支持（support）持续给中国施压（pressure）、世界要处理中国（deal with）、美国对中国的禁运法令（embargo）引致其他国家跟随、加入联盟（alliance）、镇压香港的恶行（evil deeds）将要面临后果（consequences）等。法庭试图厘清每个用字的意思，也曾质疑他是否实际在推动国际游说、呼吁制裁和倡议他国结盟围堵中国。
法庭一度表示不想再听黎智英的“自由哲学”，也在黎智英谈及自由及人权价值来自于文艺复兴和天主教道德观的演化时，质疑律师提问在导向抽象和困惑。
“我追求的不是抽象，而是帮助法庭了解黎先生是一个怎样的人。”关律师停顿了一下，继续发问。
身为天主教徒的黎智英曾试图为被指控的所有文章提供“统一答案”：文章都是我对我认知的现实的真实反映，也是我心中的真实想法……如果有人有不同的解读，他们有权利犯错。真理在天主的国度里是美好的，这对我来说就够好了。
2020年6月10日自由亚洲电台（RFA）访问他：“你愿意（为香港）牺牲到几尽？”“到最后无论系坐监嘅牺牲，甚至乎冇咗条命都好，我都愿意。”
wishful thinking
黎智英坚定留港，指身陷囹圄是面对后果。在庭上他说：“我不认为我做了任何违法的事，但我已经入狱4年。（I don’t think I’ve done anything illegal, but I’ve been in jail for 4 years.）”
他否认自己在《国安法》后仍推同事、下属照之前的方法做事，“等同叫人自杀”，但确认曾用“继续战斗”的字眼安慰和鼓励同事；他相信亦曾自勉“不要失去初心或不要害怕”。
虽然曾指“活在共产政权下可怕”，他还是强调“我的内心没有恨意”。他爱中国的人和文化，但不爱中国的政府，无法理解一个由共产党统治的国家。
他向法庭解释，“免于独裁的自由”不是港独，而是“法治下的自由”。
连续多个星期的作供，对上了年纪的黎智英是一个挑战。他背对记者席而坐，情绪和精神状态只能从语音语调中感知。精神好的时候，他思维敏捷；疲惫时，他会犹豫地对法庭问题回应以“啊？”，或者把同样的话说上好几次。
他剖析《国安法》后的心情：“抗争已经不可能……无药可救（beyond redemption）。我不会再抗争了（I will not be fighting anymore, because it is useless）。”
《苹果》及黎智英案于2023年底开审。2024年1月，施明德83岁高龄逝世。
2024年底至2025年初，特朗普二度胜选美国总统，拜登政府则在下台前分次祭出对华先进技术出口限制。过去四年中美在高精尖科技领域的差距拉大。大批美国用户却在 TikTok 可能被禁之际涌入“小红书”，并称自己为“TikTok 难民”。
2024年底，黎智英传记《Trouble maker》出版，《纽约时报》书评指：“在 （Mark）Clifford 笔下，黎智英是资本主义和西方路线的殉道者……黎所信奉的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会导致不平等……眼下的西方世界领袖，正是一个开始利用诉讼和恐吓来压制新闻界的人……Clifford 的故事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受害者，其中就包括黎智英为之付出巨大牺牲的‘西方价值观’。”
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习近平派出特使参加他的就职典礼。
作供期间，黎智英几度忆述被捕前的一些想法，比如以为美国会有更严厉的制裁，以为中国会有所忌惮，以为《国安法》只是制订而不会实施、或实施后应会弱化（water down），以为抗争能换一种方式继续进行。
“It was my wishful thinking.（是我的一厢情愿。）”他多次总结。
读者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