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位《苹果》记者的剖白︰一年过去了，变得犬儒吗？心还郁结吗？初衷还在吗？

在香港将军澳工业区的《苹果日报》大楼，人去楼空，一年的烈日和雨水，替墙上偌大的苹果图案增添了斑驳痕迹。2022年6月23日晚，几个前《苹果》记者赶赴昔日的编采部门前，对大楼亮起零星的电话闪灯。他们离开不久，警车在大楼外响号驶过。

《苹果》落下，出走的记者，着地于一片贫瘠的土壤。有人放下再无影响力的新闻工作，放逐自己感受“钱的世界”；有人开设新平台无偿报导；有人因为彻底的疲累，离开新闻界，却无法忘记报导曾经带来的灵光；有人专注自处，尝试在混沌当下寻找新的路径。一些人仍被锁在高墙内。

“很多人以为6月23日后，《苹果》记者便离开了。其实有些人仍然在受苦。我们可以抽离，但他们的事还没完结。”一位受访者这样说。“忘记或move on，在我的世界是不可能的。”

随着创办人黎智英和多名编采部高层因国安法被捕，去年6月24日凌晨，具有26年历史的《苹果日报》刊出最后一份报纸。时值《苹果日报》结业一周年，端传媒采访了6名前《苹果》记者，其中有4位，在2020年8月10日《苹果》遭大搜捕、2021年6月23日《苹果》宣布停运时，曾经接受我们的访问。一年过去，他们的生活和心态有变吗？他们怎样重新理解“新闻”、“记者”，以及在当中经历一切的自己？

向湖里投石，涟漪比你写新闻的影响更大

阿水，前港闻记者

6月24日凌晨，最后一份《苹果日报》面世，阿水把体内的水份都哭干榨尽了。他和同事不断更新页面，迎接《苹果》网页关闭的一刻，“像参与自己的丧礼。”他在《苹果》大楼里喝醉，吐出肚里的食物残渣和胃酸过后，在中庭沉沉睡去。

醒来的时候，他只想回家洗澡，然后再睡一觉。“睡醒之后，我要放低这件事。我觉得，不move on的话，我会很痛苦。”

他觉得自己说到做到。几天后，他跟旧同事开玩笑般，打赌敢不敢一起到报纸档，看看没有卖《苹果日报》的光景？“结果我同事爆喊，我没有。《苹果》没有报纸的第一天，我很平静，我知道自己把它内化了——这就是现实。”

阿水很快找到了新工作。他曾经卖过楼盘，现从事教育相关的公司。每天对着学校和老师，心态却大不同，“返工唯一要做的就是讲钱。”这些日子，他只需想着一层楼能卖多少钱，“以往你做记者会考虑很多，你怎样呈现一件事......你会期待第二日报纸出来的回响是怎样的。”

他说话的尾音，常常带着几声干笑，“但你今时今日不会的嘛。原来讲钱的世界是这样的，你放工后，世界真的与你无关。”

阿水工作的地方，能够望见奔往将军澳工业区的观塘绕道。一度猛烈的风把他带来的《苹果日报》明信片吹起，飘落地上。明信片上写着：“别让新闻找不到自由”。

他读新闻系时在《苹果》实习，至《苹果》结业时，他在这里已工作数年。最初，他只是想做一份可以接触不同事情的工作，却在行业的竞速中逐渐感受到报导的重量。虽然《苹果》有时被批评报导偏颇，但阿水经年学习到的是，并不是政府不作回应，记者就只写政府不回应，“《苹果》Newsroom（编采部）的做法，是想方法令你回应为止。”

但他觉得现在传媒的影响力正逐渐消退，“《明报》可能抵住（未知的红线）压力写‘饭聚宴’（洪为民生日派对事件），但没有任何结果。”他并不是说当下的报导毫无意义，但重磅新闻外，“李家超见记者，你一日Push（推播）10几次。10单得一单（是重要的），你要抵住压力去做，其余9单都是你不想写的。点搞？”

他很佩服留下来做记者的人。但他未能说服自己，“你写新闻是想为社会带来改变，但今时今日在香港写的报导⋯⋯你把一块石头丢进湖里泛起的涟漪，比你写的影响要更大。”

阿水惊觉新闻界的面貌不同了。他举例，“有段时间，新闻都是写‘传什么什么’、‘消息指什么什么’。”他又觉得钻研社会议题背后问题的新闻角度少了，“东铁线过海段通车，那天有多少间媒体提过沉降问题、超支问题？”

离开《苹果》后的一星期，他取消了所有新闻Apps的即时通知。他不断问：“看新闻还有什么意思？”他觉得现实中有很多法例框架，每个人心里有条界线，就算是民生议题也会受到影响。

阿水相信报导要监察社会，为无声者发声，无法监督而只能记录，不是他理想中的媒体功能。“你去为这个历史长河留纪录是有意义的事，但是，当初做《苹果》，是想监察社会、监察政府吧？”他说，“很武断和主观，但这的确是我的感受。”

“当这个地方不是你地头的时候，是不是就代表消沉过日子？又不是。保持愤怒，保持理智，都一样困难。”他说自己是保持理智的那种人。社会的空间坍塌，他自觉无力改变，但照顾自己和身边的人，是他能做到的。“珍惜和所有旧同事的关系，就是我去处理这一年、这几年经历的最好方式。”

《苹果》消失的头半年，记者靠着密集的玩笑，试图延续一切仍未毁坏的时光。去年黑雨天，香港到处水浸，《苹果》旧同事群组里弹出讯息，“这位同事还未落楼做直播？打大浪，小心被风吹走！”“你也不比他好，你要去尖沙咀做live啊。”随住时间过去，一些人找到新工作，忙得无法回复讯息。

生活行进，但法庭的巨大阴影一直搁在脚边。去年6月的国安法法庭上，《苹果》记者挤满旁听席，待了会又离开，把手上的筹号交给另一位同事。法庭的大门前前后后地晃动。

阿水不只一次提到，自己复原得比较快。访问的时候，他反复攫紧手里的餐巾，把它对折了好多遍。“老实说，我不知道去到6月17日（《苹果》高层被捕的日子），会不会有这种情绪？伤口结了焦，这块焦有多厚、伤口好了多少，每个人也不同。”他想要尽快好起来，“我还有其他的人生想要去做，我20多岁而已。但对于40、50岁的同事，从创报做到现在的人，难道我可以问他们，为何仍然不move on？”

他觉得，他们的某部分像存档在《苹果》结业一天，无法继续前进。“可能是你想改变或尝试为社会贡献的动力？没有了。”他比喻，把球丢往墙上，球没有反弹回来。“你想圆满自己，跟朋友办读书会，看看书更好吧？”

阿水对香港再谈不上归属感。“怎样说呢？你很讨厌这个地方，很想移民，是你喜欢这个地方，你接受不到，想要抽离。我现在（对香港变成怎样）反而没所谓吧。”但他仍反复地问自己：“我算不算投降主义呢？算是吧。妥协？或者懦弱。我觉得自己是犬儒的。算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不折不扣地变成现实主义者......”

他思考良久后说，“我想是一种放逐（Exile）吧。”

要是正常问题都容纳不了，我未必会再做记者

洛鸣，前港闻记者

入行十几年后，今年六四，是洛鸣第一次以个人身份去维园悼念。以往，六四是《苹果》总动员的大事，“我们觉得保存这些历史对香港人很重要，是构成香港人身份很重要的部分。”

2003年，50万港人在七一走上街头，反对二十三条立法。当时，洛鸣还在上大学，“民意压力给到政府的时候，可以有些改动，可能令这个地方变得好些。”洛鸣觉得记者可以帮香港记录重要的事件，他原本对新闻兴趣寥寥，毕业后毅然入行。

没想到，十几年后，他失去热爱的工作，彻底转行，从事和新闻完全无关的工作。老同事和上司关在铁窗内。

烙上“前《苹果》记者”的身份，找工作并不顺利。曾有一间公司，临到面试才告知，碍于他的身份，公司担心惹上国安法，将他拒之门外。有同事接触电视台行家，对方明确表示，《苹果》记者就不用求职了。

现在，洛鸣过着朝九晚五的打工仔生活，很难抽时间去法庭旁听。长年混迹政圈和公民社会，不少政治人物是洛鸣的受访者，众人如今也身处牢狱。“那些是以前日日见、打个电话就可以联络到的人。现在要着隔胶板才能倾15分钟。”他去探监，最担心的是那些人的健康，上了年纪的人，在冰冷铁窗里并不好过。

第五波疫情期间，在一场政府记者会上，NOW新闻台记者提出一条关于投诉内地医护的问题，引起网络批评，NOW很快发道歉声明。洛鸣觉得很离谱，“要是正常的问题都容纳不到，我都未必会再做记者。都不知道要怎么提问，可能很快会被炒。”他还保持着日日看报、汲取新闻资讯的习惯，“一日还在这里生活，要知道收到几窄......现在肯定还有一些有心记者想监察政府，但碍于社会的低气压和白色恐怖，你不知道几时会踩到红线。”

入行后洛鸣主要关注时事和政治新闻，平日总往政府总部跑记者会。他观察到，这些年传媒和官方的关系日益紧绷。他入行的年代，政府官员或立法会议员开记者会，记者可以自由喊出问题，“早点到，占一个好位置就好。”

几年前，提问规则摇身一变，须由新闻官点名，记者才能提问，还须先讲出所属机构。在洛鸣的印象中，有的新闻官会注重平衡，例如点名《苹果》记者后，下一个到亲建制媒体；要是问出有批判力度的问题，可能得隔三四个星期才能再次获得发问的机会，“还要看它那时有没有发生争议性的事，否则怎么举手都不会让你问。”

洛鸣回忆，往届政府和异见传媒的关系也大有不同。“曾荫权那时是Okay的，会尝试了解前线记者的困难。林郑上任之前约了记协和一班记者，会听记者的声音。梁振英就少一些。”他认为，在反修例运动爆发后，政府和传媒关系急转直下。

反修例运动给洛鸣刻下郁结。他回忆雨伞运动期间，时任警司朱经纬挥棍打路人，被判入狱3个月。2019年爆发大型社运，“警察又没编号，打示威者打得厉害，拿胡椒喷雾喷你......”洛鸣的语气焦急起来，“可能有时是做得对的，但有很多不对的时候，要问责，警方就说已口头训斥了。这种处理是令人心有郁结，这是不公平啊。”他看到公权力越发没有边界，“可能肥佬（黎智英）真的会被人拘捕”这想法浮上心头。

拘捕终在2020年8月发生，警员进入报社大楼搜查，同事们互相打气，不要因这事乱了阵脚。不到一年，警方再次搜查报社，这次被捕的是编采部高层，同事叮嘱大家不要回公司。洛鸣则花了大半天检视过往报导。

恐惧笼罩“苹果人”。那段时间，洛鸣的家人十分担心，会哭泣、睡不好觉。同事凌晨5点起床，担心6点就会听到警察按下的门铃声，连律师电话都准备好了。洛鸣则在《苹果》停运前递上辞职信，“同事都理解的，知道辞职后几日报纸就会结束。”他说，“好似一个末期病人，你有心理准备他随时会离开。”

“可以做记者这么久，几‘自私’。”洛鸣认为，人工不高、难以看到升迁的机会，记者这份职业并不吸引。“我过去可以做这么久，是有屋企人的包容和支持，这是‘不正常’的。现在他们担心了，我是否可以如此自私继续冒风险（做记者），亦无法保证究竟会否出事。”

洛鸣觉得香港十分陌生，他想过离开，许多朋友和同事也不在这片土地上了。若离开，最舍不得的还是狱中人，“但我觉得，他们是想我们再找各自合适的方法生活下去。”

《苹果》停刊后几天，有店铺出售25周年特刊。洛鸣对《苹果》舍不得，一早去排队，等候的市民排起长龙，“还是很多人支持。”他珍惜这本厚实的特刊。封底贴上一张红蓝《苹果》贴纸。他回忆这张贴纸的来龙去脉——在反修例运动期间，因示威者在七一进入立法会，大楼设施损坏，有段时间无法使用，议员只能在大楼外召开记招。为方便采访，不同媒体行家会准备折凳等工具，开记者会时使用，并用贴纸区分不同工具。《苹果》落下后，洛鸣特意撕下那张贴纸，贴在《苹果》特刊。

记者不只是职业，是一个身份

Ryan，前摄影记者

《苹果》谢幕后，摄影记者Ryan曾在另一间媒体继续工作。不同于在《苹果》做平面拍摄的工作，他在新公司主力录影，每天带着一捆电线、收音器材和脚架跑记者会。但身体不胜负荷，让他意识到自己年纪不小，“回到家里马上就能入睡的那种累。”

对Ryan来说，如果很喜欢做一件事，也许是不怕累的。但他开始对很多事情充满怀疑。

灰沉的不只是他。那两个月，他观察到记者会上的同行，“好像没有什么人有斗心，好似大家想收工。”立法会选举，不用再早一晚凌晨去霸位，“慢慢来也可以，大把位。”“可能没有一些令人觉得刺激、很需要记者去问尖锐问题，去逼官员或议员回应的议题。但为什么没有？到底是国安法后很多事不能做、不能说，抑或社会和谐了，我不知道。”

“以前很有生气，现在没有令你肾上腺素上升的工作经历。”他说，“直到2019年运动，摄影的工作都是很有意思的。”

受访时，Ryan在咖啡店不喝咖啡，连续喝光两杯冰冻啤酒。他入行多年，曾报导香港各大新闻，也曾赴外地追访国际大事。他已经离开摄影记者的行列，正适应新的教育工作。

2019年，他在冲突的前线重新了解到，自己并不是想像中的冷静、无惧。“面对水炮车、海绵弹、催泪弹，摄影当刻觉得自己好型，不怕的，但那亦非一种最冷静的状态。只有前是不够的。”他觉得新闻摄影还有很多他不知道的事，也开始怀疑自己，“有几义无反顾想去做摄影记者？”

这份决心在行业职缺的现实面前很明显。他上一份就职的媒体今年亦告关闭，摄影记者岗位不多，像Ryan这种资深记者，除非降职、减人工，否则在媒体机构很难找到新工作。他并没有决心从头开始，但也知道那种聘请条件，“生活不到的，我都觉得不应该。”

他暂且转换跑道，“从正选球员改为领队，可以吗？是不是一定要做记者？”在教育工作里，他面对的是一群年轻的学生。“从记者转去教书，最终的本质没有变，就是教导人有明辩是非的能力。”如何告诉年轻人，不要只相信某一个新闻名牌、或者权威的说话？怎样可以引发学生思考社会议题？新工作跟新闻工作相似，他甚至觉得可以推得更远。

不过年轻人刚刚从中学毕业，跟他年纪相差甚远，课堂上的反应亦不多，“你不会期望影响所有人。几个？很好了。”他曾经看见学生在摄影练习中，从遭被摄者骂到喊，到慢慢练好胆量，对社会理解更多，“这是一个成长，你认同有价值，那么你就承受一些事，表达一些事。”

从到处跑新闻变为定点工作，Ryan已经适应新工作不少，他一直逃避潜藏内心的情绪，避开法庭审讯，但冷不防被突袭。一次他在车上听电台，前立场新闻署任总编辑林绍桐被捕后，他的太太打上电台分享，他想到跟二人曾在同一机构短暂共事，不算熟稔，多年后却以这种形式得知对方近况，“你听电台无端端（忽然）听到，这不是突袭吗？你睇push（新闻推送），不是突袭吗？这样被撩开伤口。”

新闻界的创伤连成一体。他把手放在心口前，“伤口仍在，你没有为意，也没有检查。”

在《苹果》结业前半年，Ryan常常要回到大楼工作。开会后，很少吸烟的他会跟着港闻同事，躲在一角吞云吐雾，一边倒数日子。

“讲真，我从来对《苹果》没有什么归属感。”在他眼中，《苹果》并不完美，报馆文化有不少制肘，尤其在摄影方面，“不是说摄记能力，而是由下而上的、摄记服从文字记者的文化，年轻记者和上司的代沟等等。”

“但同时有好的一面——很多同事想做好新闻，团队的工作精神就是《苹果》的招牌。”

事隔一年，Ryan的记忆开始模糊，剩下一枚“苹果人”的徽章作为记忆的锱。“一个logo一定并不全面，但它是一种符号，帮你召回记忆。”他不喜欢戴饰物，但是在最后一夜，他看见同事在派发最后的“苹果人”徽章，想了想，还是把徽章别上衣领。

那天他拿着相机，拍下在版房印刷的最后一份报纸、《苹果》大楼外聚集的市民。“那个街口很隔涉（偏僻），正在下雨，那里从来都很静，没有人来的。”他沉思一会，说出当时的复杂感受：“他们来到这里，是因为你快要死了。”

这名长年没有固定工作桌、对《苹果》很多意见的摄影记者，“最后一天忽然有了（归属感）。”

失去机构记者的身份、转换跑道，Ryan手上只有一份合约工，未来没什么能够把握。他想一边做好教育，一边开展长期的摄影计划。他觉得现在冒出的新平台可以做得更好，会更贴合这个时代。

“记者有更多事情可以做。在公共空间，记忆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以前每年六四头版，看《苹果》、立场，太过唾手可得。人的记忆很脆弱，你不实实在在记录，传播给他人，记忆就会消失。”他说，“对于整个人类社会，城市、国家、社群的发展，没有记忆，你建立什么呢？从哪里开始建立？你都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

访问当天，他依旧带来相机，背着因报导前线冲突而穿了一个洞的行山背囊。他说，无论如何不会放下相机。“现在的社会，似乎很多事不再明刀明枪。影像隐晦又真实，有它暧昧的性质，你就好好运用。”他说，“记者不只是工作或职业，那是一个身份。你受了很多年训练，你有一种能力去看东西。”

日子是难的，我们就一起行

陈珏明，前港闻记者

350多天前，《苹果》宣布停刊。陈珏明准备了一个胶箱回大楼执拾物品。他提起一部名为《遗物整理师》的韩剧，剧中有专人为亡者收拾最重要的遗物。对陈珏明来说，需要整理的或许不只是入职《苹果》的两年光阴，更包括入行近20年的积沉。

2003年，陈珏明大专毕业，他读社科，不想做刻板工作，踏入新闻业。十几年来，他辗转不同媒体，做过港闻时事，也到大陆采访两会、SARS、禽流感和水灾。陈珏明自认职业技能熟络，更重要的是有感情，“我真系好钟意做记者。”

2021年6月23日，停运的决定砸到眼前，同事的稿件无法出街，他就拉上同事埋首赶工。书写完《苹果》的历史，最后一份头版落墨，报纸印刷出来，他捧着厚厚的报纸，递给山长水远赶来送别的市民。

停运后，有同事翌日就开设个人专页，承载未赶及刊发的故事。陈珏明没想清楚之后的路要怎么走，看到同事行出一步，他也索性跟随，“我又很想继续做记者，不应该令她一个人继续做这件事。”

一开始，陈珏明没想好要在专页放些什么内容。大楼不再运作，思绪还在涌动，他写下“最后一天的十件事”，陆续上载。时间很快滑到七一，他和友人徒步行走71公里，这段个人经历也出现在专页上。“不想再行落去的想法？黐线，当然有啦。你知道行得完的，只是要‘挨’。‘挨’好辛苦的。”

挨，是很多人这一年来的状态。陈珏明和电台合作，讲解新闻时事；在立场新闻开设时评节目“继续报道”，每星期露面一晚；成为韩国媒体的自由撰稿人，每月总结香港社会时事。他也去旁听和报导法庭的审讯进展，“会见到朋友同事，你当半个聚会啦。”

在“如常”记录中，一切早已不同。陈珏明从2021年8月开始为韩国媒体撰文，在Facebook上载相关文章总会加上标注︰“新闻报道非专栏及个人意见”。“我全部写事实，没有做评论。”

“我要承认，我都会恐惧，但我不会让不理性的恐惧包围住自己。”陈珏明清楚知道红线的存在，又不禁幽默起来，“我好尊重这呢条红线，所以要保持距离。如果可以，我愿意不只1.5米，我愿意保持150米、1500米。”

新闻自由的空间急遽紧缩，陈珏明说，要接受做新闻的限制，“我觉得核心是，做报导是要令社会更好，要紧扣我们相信的一些价值和原则。”许多大事难再报导，就去书写小事。他忆起以前做天气新闻，气候议题也可扣连城市规划，填海会影响当地气候。失去全职记者的工作，他尝试不同项目，例如参与过去就饶有兴趣的社区报。

“失去新闻自由，是不是后面那些事即刻不理了？我们的城市，仍然有很多人在生活。如果我原本做记者的初心，是想令社会、世界变好，我是继续想方法令到件事发生。”

陈珏明说自己曾“天真”，“（出版25周年特刊）《不是最终章》之前，我们真的以为不是最终章。”不到一年，《苹果》枝叶散落一地。“人生去到40岁，突然一事无成，工作都没了。”他说，“令你心安的事越来越少，本身人去到这个时候可能都有‘中年危机’，现在是有‘中年危险’，你好难在这个状态里好释怀的。”

情绪难以陡然消失。《苹果》多名编采部高层被捕，包括他的上司林文宗。他还会想起，大家在露台吸烟、聊天，突然迸出选题思路的好时光。他坦白道，觉得自己“未ready”，无法观看反修例运动、《苹果》或社运相关的影片，情绪也曾有很大反弹。

《苹果》大楼地处偏僻工业区，栏杆上的黄丝带还在飘扬。告别报社后近一年，陈珏明没有再回去，“我会给自己一些理由，没有穿梭巴士交通好不方便，无谓专门去，我又好忙。”

与情绪共存将成为人生修行，“过去几年积累的创伤，是无法拿走。”陈珏明语气平静，“你就只能学习共存。”他形容自己像在太空飘浮——脚下无着力点，透不到气，无法施力，只得无力地挣扎，“是很奇怪的感受，而且越来越强烈。”

这一年，他收入锐减到过去十分之一，本计划去年底寻找全职工作，最后也没成事。他还是想把时间花在自己想写的内容上。

个人专页开设1年，追踪人数累计2.6万。陈珏明心中有团火，但烧着烧着，疲倦多次现身，“这团火烧尽了，就很靠你自己。要思考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他向太太求救，“不如放弃啦”，甚至希望太太阻止他再做下去，以寻求解脱，“但她又对我好好，没有给压力，那我继续做。”他的儿子不到两岁，可爱活泼，提起儿子他总是很开心。在喂奶和写稿之间，他毫不犹豫，前者是首选。

除了家人是他的后援，香港人也让那团火延烧。出入法庭，有市民认出陈珏明，为他打气。要过新年了，陌生市民疼惜他的儿子，往他手里塞一封利是。

“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不代表完结。”陈珏明说，“句号之后是新一句开始，甚至是新段落的开始。”在新段落中，他没想过离开，“我真的好钟意香港。呢度我屋企喔大佬（这里是我的家啊老兄）。路是难行的，但人生从来不是遇上难行的路你就不去走，我们就一起行啰。”

Voice for the voiceless

郑子聪，前法庭记者

郑子聪年纪很轻，是《苹果》新手法庭记者。《苹果》案首次提堂，他首次以市民身份进入法院。审讯期间，同事轮流进入内庭，揪住短暂机会，与坐在被告席的同事、上司打招呼。郑子聪顾不上其他，一如既往地，全神贯注听审。直到走上街头，发现自己也成为送囚车的一员，他才回过神来，“觉得自己从法庭记者变回一个人。”

想成为一名记者的想法在中学埋下，老师带来独立思考的启发，他也想成为抱持怀疑和批判思维看待社会的人。大学就读传理系，后段撞上反修例运动爆发，他觉得有责任去记录，带上相机跑到前线，为学生刊物撰文、影相。毕业后，已是2020年夏天，壹传媒老板黎智英被捕，香港有报社首次被警察搜查，他称那是传媒寒冬，“以前只是觉得这行人工低，没想到会这么痛苦。”“不做会很遗憾。”

街头示威渐渐沉寂后，社运和政治案件如狂暴雨点落下。揾工两三个月后，终于遇到《苹果》的工作机会。他对法庭新闻没什么概念，从头学习法庭用语和审讯程序，理解法律诠释的变化。法庭回放画面，一帧帧爬梳证据，他得按捺社运遗留的创伤，一两个月后才慢慢上手。

“Voice for the voiceless” ，郑子聪常提起这句话，这是他做记者的原则之一。一场涉及听障青年被告的审讯，被告跟不上审讯，口供辞不达意、出现矛盾，原审法官认为被告说谎，判罪成。郑子聪在审讯后做出跟进报导，引起回响，法庭而后在另一单涉及听障被告的案件中，安排即时文字转录服务。这单案件上诉后，高等法院指原审控辩双方和法官均有出错。

法庭组的足迹几乎踏遍每日的法庭，旁听市民看在眼里。在《苹果》最后一夜，不少市民冒雨守在《苹果》大楼外送别。那时法庭记者大楼门外合影，旁听师们在闸外向他们大喊，“谢谢法庭记者。”这天结束的最后一分钟，专门刊载法庭进程的Telegram Channel，上载了一篇旁听市民向法庭记者表达谢意的文章，“成日着马拉松T-shirt的高苹、笔记只记录部首的苹果大佬、非常用心的肥苹......”郑子聪对文章印象深刻，提起时笑得开怀。

2021年6月，《苹果》编采部高层被捕，离职潮掀起，郑子聪没多想，决定工作到最后一刻。6月23日上午，他如常踏入法院，审讯期间，手机上弹出停运消息，他第一次在法庭上哭了起来。散庭后，有市民走过来安慰他，问他有没有事。眼泪止住了，他决定回报社。

专供员工搭乘的穿梭巴士，一程约十几二十分钟，他只希望车子能开久一点。回到编辑部，修改稿件，和同事聊天，走上天台打开手机灯，送印报纸，派发给市民，同事合照，时间很快过去了。

《苹果》停运后，郑子聪心里攒了一股劲儿，希望继续做记者，“同份工还在热恋期啊，就被逼分手了。”两个月后，他和一些同事加入众新闻，继续出入法庭。但离散没有停下。先是年末立场新闻高层被捕、被控串谋发布煽动文章。往日在记者席工作的同行，一夜之间变成受访者。跨年不消两日，传来众新闻选择停运的消息。

这是郑子聪经历的第二次斩断与告别。在《苹果》关停后，他没有时间咀嚼、消化情绪。第二次离散，他意识到自己无法继续做记者。“情绪好复杂，”郑子聪说，“做记者应是有使命、责任，公众是有期望的，但你不可能继续‘做记者’了。某程度（记者）已经变‘抗争者’了，那条红线压到那么低。”

当时有资深同事不愿《苹果》停运，希望坚持到最后。几个月后，探监、出入法庭，消解了那种执念。同事在他面前流泪，他心头震颤。“现在是要找一个犯罪者背负所有（责任），但记者会觉得新闻是teamwork，为什么我们有份做，他要承担所有呢？”郑子聪觉得，若把《苹果》最后一夜的市民送别，视为希望，那看到被告席站着同事，便是绝望。后者是他最常会想起的画面。

做记者的心不会直接消散，他们也想过再继续。有传媒涉嫌煽动案件，大家找来业界资深前辈分析何谓“煽动”，讨论了半天，发现红线摸不着边界。他以新闻特写为例，“‘警察枪口对着黄头盔’，是修辞。但法官可能会问，哪个画面显示枪口对着黄头盔？”郑子聪说，这样的修辞放在整篇文章里面，可能会成为佐证煽动的例子，记者书写也会变得缩手缩脚。

“你可以讨论红线和细节，但最终只是一个画面嘛——见到囚车走了。同事在车上，你连他们的样子都看不到。”郑子聪大多时候平静语气，事实上，他在受访中突然哭了几次，例如讲到teamwork，讲到集体的苦难。

“以前觉得热血就是信念，你可以承受代价的，人工低而已。但现在不同了，你有恐惧，你用热血对恐惧没什么用。”他说，“你怎么免于恐惧、继续做事，你要去找寻（方法）。”

郑子聪决定花时间自处。他现在在媒体机构做兼职记者，继续报导法庭新闻。他一直喜欢戏剧，便去上戏剧课，剧本创作主题是在绝望中寻找希望。他说创作灵感与前几年移民后在外国自杀的同学有关，也与自己当下的状态有关。他也做了自由工作者，替NGO策划展览。总之，他想在这动荡时势，尝试不同路径。

他的通讯软体头像，是路边的橙色垃圾桶，上面画了一个大大的笑脸。“觉得垃圾桶好似我的状态，我是不是好废？”他笑道。“走出那种悲伤都需要勇气。我需要一些时间休息......好像躺在一条河上，水带我去哪就去哪。去到一个位，这里正喔，那就继续向那个方向探索。”

日本漫画《排球少年》是郑子聪的心头好。他在最后讲起一个桥段：主角热爱打排球，但太逼自己，不休息不睡觉，最后身体不舒服，无法参加重要比赛，教练对主角说，“行远自迩，登高自卑”。 “你好有热诚做一件事，但你不可以一路冲，你要找个位让自己停下。休息是为下一次努力做准备。”

我不去对抗情绪了，想念便想念

苏澄，前港闻记者

刚开口答第一个问题，苏澄就红着眼眶哭起来。“离开《苹果》时，我们形容这是失恋或失婚。被另一半赶出家门……而且是连夜逃走。”一年过后，她也惊讶于自己的激动。“临近6月，感觉自己愈来愈不Okay。返新工感觉像在平行时空生活，但一年了，你又会看到同事写想念旧公司的事。”

她暗忖，“我有点恐惧23日的来临。我不要在公司OT（加班），我要找人陪自己……”

去年的6月23日，是《苹果》最后一天的工作日，她留守至最后。“好想做好最后一分钟，即使文稿只能出5分钟，那些文字起码存在过。”市民远道而来用手机燃点的灯海，同事在大楼写稿至半夜，这些画面她仍然记得。

《苹果》倒闭后，她的恶梦持续了一个月。梦里，她在公司逃命，或跟同事如常工作。现实里，她旁听高层被告的案件，“听审是二次伤害。”

苏澄失业约大半年。当时有媒体向她招手，但她自2021年5月就开始挣扎，要不要继续做记者？当时传言《苹果》员工也会被捕，公司开员工大会，中高层陆续离开。“大家思索是否提早离开，不要等到最后一天，仿佛留低就是多一分危险。”她最后因不舍得留旧同事孤军作战而留下来，“他不丢低我，我也不会丢低他。”

苏澄承认自己很害怕，也做好被捕准备。那几个月大家如常做新闻，但她下笔写财团新闻时竟生出恐惧。“最后的日子做涉及权贵的新闻，明明做好fact checking（事实查核），公司也会支援你，也不相关国安法，我都有担忧。再做媒体，是不是可以无顾虑地做？不能。”加上政治低气压，报导主角换成自己上司，她逐渐不想再接触新闻。

“以前《苹果》不怕得罪财团。”她决定不再做记者，“我不想回去有制肘的地方了。”

苏澄曾经在不同的传统媒体工作，试过有读者投诉连锁集团，上司怕得罪财团不让她写。在《苹果》很不同，“如果是事实，你就写。”纵然它屡被批评不够严谨、耸动，苏澄最珍惜的仍是这股自由风气，以及它愿意对新闻投放的资源。“查册无上限，我们从来不知道查了多少钱。出差也是，一定会去乌克兰。”她数着如果《苹果》仍在，“六四头版、反修例3周年，我们一定会铺天盖地做。菲律宾人质事件、南丫海难周年……”

“我都算见证过媒体有影响力的时代。”2012年，新闻界追访正参选特首的唐英年，揭发他在大宅下僭建地库，“那时你见到高官会认错的，现在要高官道歉是天方夜谭。”而整体的调查新闻“也少了，或少了回响。”

这一年，她看着其他行家匍匐而行，官员愈来愈少回应传媒，无视咪兜（传媒集体采访时架设的咪高峰架）径自离开，甚至“有些部门不能闹了”。“有只故仔（新闻）某些内容会爆的，不是应该标出来写吗？却放在内文。我不知道他们是受压抑或自己害怕。”

她点出行业的困境：“以前全行一起写，你爆完这些、我接力爆这些，现在是独力难支。”

苏澄少时喜欢读《壹周刊》，想写出好的人物专访，于是报读新闻系。入职《苹果》，偶有机会写人物访问，她都珍而重之，“最初我有些戆居（天真）想法，觉得新闻可以感动人、帮助别人。后来当然发觉很多事写完没有回响。”

“其实又不完全是的。”回想起来，她说那几年很幸运。“带出不同看法也好，有丁点改变也好，你喜欢做又有意义，还要赚到钱。”

她相信《苹果》不是唯一能实践新闻理想的地方。不少记者开设新平台继续报导，她觉得风险很大，亦怕影响还柙中的人。“但如果每个人都不做，我还可以看什么新闻？我很开心仍然有人尝试界线在哪里。但我没有这个勇气去试……”

对她个人而言，“我应该余生都遇不到《苹果》这样的一份工作了。”她感觉到这种失去的情绪会跟随一段很长的时间，“我就不去对抗它了，记住便记住，想念便想念，哭便哭，想说便说。”甚至可以说，她并不想摆脱这些感受，这才得以证明一些人事曾经存在，“我接受我就是放不下这个地方，这份工作。”

近来苏澄转行，告诉自己“不如勇敢点吧。”她现在过OL生活，早睡早起，不太适应办公室的繁文缛节，“说什么都要传电邮。”保留了一些记者的习惯，遇到难缠的客人，她起底、找对方来历；也执着文字。但同时，她也知道旧同事转工艰难，丢出许多求职信，却得不到面试机会，“你也无法证实自己的CV是否被抽走。”

未来的时光，她猜自己会找一份过到活的工作。有心力的话，会尝试填补精神缺口，“还是想写的，或者写香港的文化吧。”

坐在新办公室，苏澄曾经收过一通电话。她忘记来电者是谁，开口才知道是多年前曾找《苹果》伸冤的受访者。他致电向她道谢：“多谢你，我成功追讨了。我知道你们已经结业，但好想特意打给你。”她当时嘴边说着恭喜，心里却忍不住想，“很唏嘘，想不到你苦苦追寻到，但我们已经不在了。”

过后有种感动慢慢涌现，“这个地方结业了，原来它某程度上仍然在帮人，还他们的愿。很个人，很微小的愿。”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郑子聪、阿水、Ryan、洛鸣、苏澄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