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选既不算意外又令不少人意外的特朗普2.0结果，在舆论场上引来了截然不同的分析，尤其是涉及中美关系和两个设想中阵营的全球竞争，就更是如此。
一些分析认为，北京和莫斯科将成为下一个四年里笑得最开心的人，并举出特朗普不支持乌克兰继续和俄罗斯长期作战，或是仅仅打算用关税来惩罚北京对台湾开战的言论为例; 另一些评论则举出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内对台湾加大军售、对中国全面开打贸易、关税和外交战等例子，指出他或许会用更“癫”的方式把中国逼入败局——何况是一旦他和普京修复关系，或许将实现“美俄中”地缘三角的重新组合，那会是北京的梦魇。
在变量日益增多、环境日益复杂、当事方更有可能采取出乎意料的行为的情况下，讨论未来的中美关系，几乎不可能追求准确。 但我们不妨冒着可能完全错误的风险试着提出一些大问题。 比如：北京乐见“特朗普2.0”吗？ “特朗普2.0”下，中美可能爆发世界大战吗？ 毕竟，宏大叙事的改变是在切实发生的事情，若拒绝预测，怕是有鸵鸟之嫌了。
我们或许可以从四个层面接近这些不太容易回答的问题：
其一，拜登时代的美国的全球体系留下了什么遗产或提醒？
其二，“特朗普2.0”可能把国际体系导向哪些方向？
其三，从拜登到“特朗普2.0”北京在面对美国时，是否存在一以贯之或者说“不变”的思考出发点？
最后，“战争”这件事情本身的型态变化，是否能借以预测未来出现的地缘政治中的武装冲突——包括中美关系中萦绕不散的台海战争的阴影？
“拜登主义”未能延续，是美国帝国体制“既要也要还要”的极限？
贺锦丽选举失败后，有很多分析将特朗普的胜利归为“经济问题”，指贺锦丽作为拜登路线的继承者，承担了美国普通民众对过去几年间高通货膨胀的不满。 特朗普因此不仅在摇摆州和选举人票上大获全胜，也大有机会拿下普选票的多数。 这些分析进而给出了一些很技术化的复盘，比如“如果贺锦丽能够在选战中多处理一些经济议题”，选情就不会那么难看。
但通货膨胀助推特朗普的此次胜利，与其说是拜登的经济路线不成功，为什么不理解为“拜登主义”试图挽救美国“自由世界-帝国”体制的奋力一搏失败了呢？
2021年拜登入主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后重新装饰了办公室。 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有两处：一是他在办公桌前左右对称的位置安置了两尊前总统铜像——亚伯拉罕·林肯（1861-1865）和哈里·杜鲁门（1945-1953）; 二是他在壁炉上方一口气挂了五幅名人画像——三幅是“开国元勋”，一幅是林肯，但最大的，居正中的一幅是富兰克林·罗斯福，1933年到1945年开启“新政”与经历二战的美国总统。
杜鲁门的铜像，或许象征了冷战在拜登身上留下的印迹。 冷战中美国获胜的信念或者说经验，是用缓慢的、温和的方式证明美国体制的超群，让对手最终以地区战争和“内爆”这样不会影响到美国的方式失败——就像苏联那样瓦解。
罗斯福的画像，也许可以说是映衬了拜登内心对如何实现“胜利”的宏大愿景。 连任四届，最后在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前夕死在任上的“新政总统”罗斯福，是美国史上极少有的、对美国政治版图和全球地位同时做出根本改变的总统。 在他任上，美国全面从孤立主义中脱身，加入二战并成为胜利国。 也是在他任上，美国的联邦政府力量加强到了“开国先贤”们无法想像的地步，在新政联盟的加持下成为真正的大政府。
我认为这就是拜登心中想要的历史地位——同时带来“新政”和新冷战的胜利基础，并且能够将任内对美国政治经济的调整延续至少一个世代。 我猜想，这也是拜登开始时执意以极高龄竞选连任的理由。
而他可以说是差一点就要成功。 拜登在任上启用沙利文提出的“为了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一面用“芯片法案”等方式加大对国内产业的补贴，另一面在国际上用各种手段限制中国的竞争对手。 四年下来，美国和中国等竞争对手的高精尖科技差距在拉大——尤其是AI等领域。 中国的经济和高科技产业，无不感受到了拜登的各种禁令、制裁组合拳的威力。
而四年中，中俄都遇到过几乎可以威胁政体存续的危机。 这多少说明了拜登的路线的威力。 2022年冬天，习近平的中国因为清零政策不可持续而面对“白纸运动”的大危机; 2023年普里戈任全面政变差一点让俄罗斯陷入崩盘。
拜登的路线，大体上可以说是温和而保守的“既要也要还要”——既要维持美国作为世界顶尖强国的地位，在科技、军工、航天等各个领域持续领先; 也要保证一整个自由民主制度和价值能够顶住国际局势的冲击而不倒; 还要重新壮大美国的中产阶级，让工业和就业机会回流美国; 又要在美国占全球经济比例缓步降低的过程中巩固一个具有共同价值观和全球利益的同盟⋯⋯
但这套战略是否真的能成功？ 毕竟，在拜登任上的最后一年，他的“既要也要还要”已经呈现出了颓势：俄乌战场上，乌克兰开始后继无力，俄军开始在东部更快速地推进战线; 中东危机中以色列吸引了和锁定了本应从中东撤出的美国部署，还导致一票发展中国家对美国的领导力产生了质疑——中东国家、印度、东南亚国家都没有在中美之间清晰选边，而是采取了“两边下注”的摇摆态势。
我们当然不能把复杂的通货膨胀问题归为单一因素。 但，设想如果拜登政府在一系列目标中做出一些牺牲——比如牺牲乌克兰战胜俄罗斯收复领土的目标（特朗普可能会这么做），又比如牺牲一部分追求低失业率的目标，或者牺牲一部分和中国竞争的强度，又或者把一部分温和保守的外交政策变得激进化——不惜为了美国利益得罪一些盟友——通胀会否不会严重到成为大选中极为“有感”的话题？
如果说特朗普的上台真的是美国选民拒绝通货膨胀的话，那完全可以说，美国选民用一种看起来毫不关心国际事务的方式作出了一个国际地缘政治上的选择：否决了用一个“自由世界-帝国”温和稳健地维系民主自由制度主导全球体系的目标。 民众牺牲这个目标，以换取国内经济上继续美国自列根以来人们最青睐的路线：减税、信贷宽松、低通胀。
新帝国主义？ “特朗普2.0”的不确定性
距离“特朗普2.0”就职还有两个多月，关于新内阁的消息已经满天流传。 鉴于拥护特朗普的人物，尤其是和外交政策有关的群体实际上派别众多，彼此立场各异，“特朗普2.0”下美国可能采取怎样的全球政策，还是要取决于胜利后各方“宫斗”的最终结果。
比如，对中国的政策上，尽管多数特朗普身边人都是鹰派，却也立场各异。 上届特朗普政府中，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Matthew Pottinger）和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就更接近民主自由战胜共产威权的旧目标，将北京视为问题核心。 而“特朗普2.0”除了主张对中国强硬贸易战的前贸易代表莱特希泽（O. James Lighthizer）可能回炉之外，也可能要纳入给予特朗普大力支持的科技大亨马斯克，马斯克又是“特朗普2.0”大帐篷下和中国最有生意往来和私人关系的一员。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11月10日，特朗普刚刚宣布有两名“新保守主义”共和党人不会得到新的内阁席位。 他们是“特朗普1.0”的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莉（Nikki Haley）和前国务卿蓬佩奥。
“新保守主义”简化而言是布殊时代主导的意识形态，主张向全球输出美国的核心价值，并不惜付诸强力手段，尤以最终发起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而为人所知。 在特朗普崛起的过程中，共和党内的新保守主义者作为建制派，一直被MAGA运动指责为“穷兵赎武拿纳税人的钱去外国打仗”。 在特朗普二次当选前后，已有许多特朗普支持者疾呼不要纳入蓬佩奥等人，因为他们“比拜登还极端，想在乌克兰打世界大战”。
“特朗普2.0”是否会全面排斥新保守主义？ 还是会保留其中某些元素？ 接下来的观察指标，大概是不那么坚定的新保守主义者马克·卢比欧（Marco Rubio）的职位和立场变化。 作为近年来转向特朗普的“忠诚跟随者”，他是否会获任国务卿，将反映出“特朗普2.0”的新保守主义密度。
既然拜登路线和新保守主义者的“帝国”路线都没有成功，那特朗普时代试图让新的美国去向哪里呢？
一种大胆假设见于一些对班农这样“新右翼革命”观点的总结：右翼的理论中，“特朗普2.0”可以导向一个更“帝国主义”的美国——这里说的不是现在的美国全球帝国体制，而是美国运用现有的军事、经济和政治优势，把美国和世界推向一个更不平等的关系里。
历史上，1945年到1950年代的美国，曾经是世界最大的商品生产者。 欧洲、亚洲都要接受美国产品源源不断涌入。 而到了1970年代，这一体系剧烈震荡，美国的全球控制力不再以制造业为代表，而是转换为了美元的全球货币地位和美国作为全球最大消费国的市场地位。 但在右翼看来，这种体制本身，是美国领导力衰落的原因之一。 因而他们愿意支持回到工业帝国的模式，这意味着理想状态下美国要回到制造业的中心，而世界则变成美国产品的庞大后院，服务于帝国的市场和原材料需求——如果这一过程遇到困难，那就用贸易战和关税战乃至其他强力手段扫清障碍。
外界最多讨论的是，美国的盟友未必会接受特朗普在贸易、市场等议题上颐指气使，从而削减“特朗普2.0”的全球力量。 但我们会不会在这里过高地估计了欧洲、日本等美国盟友的政治决心？ 尤其在欧洲，笔者倾向于认为，依赖美国已经是一种潜意识般、培养了超过半个世纪的普遍习惯。 在仍然对美国“四年之后回归正常”抱有幻想的前提下，向特朗普政府让渡更多利益，寻求维持和美国关系的”聪明窍门“，为什么不会成为许多国家短期内的共识呢？ 只有在未来，当让渡的部分已经严重影响到国民经济时，寻求再平衡，通过减少地缘政治威胁（比如和中国、俄罗斯修复关系）以减少美国所拥有的筹码的政治心态才有可能增强。 因而，相比一些预言”特朗普2.0“会让欧洲更快实现独立自主的分析，笔者更倾向于看低欧洲把握这个机会实现“德拉吉计划”的能力。
至于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紧张，在“特朗普2.0”时代恐怕不可避免。 尽管美国对中国进口的依存已经连年下降，但在全球市场上，美国依旧会发现要面对中国商品的激烈竞争。 面对中国的市场规模、供应链效率、劳动力价格、政府支持和内部竞争形成的优势。
很难想象，在推进一个美国新帝国体制的过程中，中美的经贸冲突不会外溢为任何地缘政治摩擦。 届时，新保守主义的美国对外政策，是有机会在“特朗普2.0”的体系下部分还魂的，但那时，看起来属于新保守主义的，价值为由的外交政策，归根到底将是隶属于新的帝国目标的具体手段。
不过，这些紧张关系，也源于“特朗普2.0”的意识形态大帐篷属性：既要讨好劳工阶级，也要强力维持右翼保守的社会秩序，既要恢复工业实力，也要“各人自扫门前雪”不打世界大战……特朗普2.0”仍然也是另一个版本的“既要也要还要”，它各个部分目标的矛盾中，到底哪些目标会脱颖而出？ 哪些会偃旗息鼓？ 四年后它对世界的影响，可能会随着路线上更为定型而愈加明显。 但在这四年中，不可避免会看到更多的冲突和对抗。
北京再次发现了“东升西降”吗？
美国多大程度上会和中国冲突？ 虽然美国自身调整全球帝国的目标是巨大的动力，但这也取决于北京如何看待此前一度流行的“东升西降”论。
“东升西降”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开始流行，到特朗普在2016年赢得大选达到顶峰。 当时的中国对移动互联网产业和“中国制造2025”充满自信。 认为世界规律将是领导地位大国的位置转换。 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历史神学般的自信感，参与推动了美国对中国的抵触、防备和政策上从合作接触转为遏制。
不过，经历了近10年的全球环境变化，北京是否会认为“特朗普2.0”也显现出了“东升西降”的迹象？ 恐怕是也不是。
一方面，在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和一般民众中，对“特朗普2.0”都带有某种“看热闹”的色彩——可见美国政治的变动在不少中国人看来是一件积极的、有机会的，或者至少是不那么有危机感的事情。
另一方面，如果观察近年来习近平治下中国对外的姿态，可以认为统治阶层对“东升西降”的信仰不再那么坚定，或者至少不再认为这一未来会在短时间内降临。 直观的例子是2023年11月习近平和拜登在旧金山的会晤，可以说是近年来未有的面对美国的低姿态。 在国内经济并不乐观、社会问题日积月累的当下，笔者倾向于认为北京当前的总体基础其实是谨慎悲观。 因而对“特朗普2.0”的态度，或许会更接近中国外交学者时殷弘此前总结的邓小平传统——“相对审慎、国内优先、遇险退避、不惮让步”。
一个可能性是，北京或许会在未来几年中，以一种混合的“中国全球化”和“堡垒主义”应对“特朗普2.0”带来的不稳定性。
“中国全球化”意味着对回到全球化时代不报指望，但极力维护当前中国在全球市场中的连结地位。 这一路线既包括了继续推动中国的制造业向外拓展市场，也包括了利用中国庞大的市场单边开放，吸引外资和外国贸易。 “堡垒主义”则可称为“中式孤立主义”倾向。 其代表便是COVID-19大流行时代中国试图坚持到底的“动态清零”——背后的逻辑是在世界更“混乱”的背景下，只要中国能够排除外界干扰和影响，维持某种程度的“不变”，便可以从中获利。
无论是哪种路线，北京都显得在“东升西降”之间时而自信时而怀疑，对建构一套替代美国秩序的新秩序，北京既有憧憬，又至今都没有显现出真心实意的支持。 无论是用“金砖币”替代美元，还是调解地区危机，这些年来北京方面的表态也总是大声过实际行动——毕竟参与全球秩序的建立，对大国来说也许也是不可承受之重。
不过，“特朗普2.0”时代的中美冲突下，中国的“国内因素”也有可能面临大规模的重组。 习近平是否会以国际局势升温为由而巩固下一个任期？ 又或是中美冲突会否将更多的中国中产阶级推向民族主义一边？ 对“特朗普2.0”会如何行事的预判，又是否会逼迫中国在消费市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上做出调整，又或是只会加强统治集团“堡垒化”以保守和顽固不变应对一切的心态？ 这些足以影响更长远未来的变量，也同样未有定数。
“世界大战”的可能与不可能
中美关系可能在未来走向世界大战吗？ 尤其是台海可能发生的、北京方面眼中的统一大业和台湾眼中的侵略战争，会否点燃中美的战火？
翻看这几天的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全面战争的讨论可以说是铺天盖地。 但是笔者反而认为，总体战式的、大国间的常规大战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可能，甚至其可能性已经低于全面的核战争。
究其原因，我们不妨看看俄乌战争提供的残酷例证——在这场人类二战后最大规模的地面战争中，双方出动了为了冷战而准备的上千部装甲车辆，投入的成本和造成的影响不低于一场小型世界大战。 但战场本身却异常僵持。 双方极力控制的，都是战争对后方生活的影响：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没有为战争进行总体动员，两国也尽量维持市民生活的有序，尤其是中产阶级生活的有序。
这或许预示着未来战争的烈度。 从这个角度来说，俄乌战争并没有改变1990年以后战争的性质：世界分为了要避免二战那样形势的“文明核心区”，和可以被牺牲、消灭、揉捏的“边缘缓冲区”——韩半岛、中东、巴尔干、拉美。 俄乌战争此次的变化，只是把欧洲的一小部分拿出来归入了“边缘缓冲区”，核心区在变小，缓冲区在扩大。 但区分“核心”和“缓冲”的基本逻辑是不变的。
考虑到特朗普时代的重要选民群体其实对1990年那个黄金往昔大有怀旧，又更重视“生活”的一切如常，以至于对种族权力关系和性别关系如此敏感，并且内心中又带有强烈的文明-种族的等级秩序，那么我们就很难相信特朗普时代的美国外交会仅仅因为价值就投入和中国或俄罗斯的直接军事冲突中。
但这却不意味着战争不会发生。 只是战争会“聪明地”选择其发生的场域——缓冲区就变得更重要了。 对台海或其他冲突可能性地带而言，问题将在于它们被视为“核心区”还是“缓冲区”？ 如果是后者，那么这些战争就不会是世界大战，只会是一场21世纪人们很快就要习以为常的新战争罢了。
或许可以认为，21世纪的冲突有一条全球都认可的底线，那就是“不要世界规模的总体战”。 但这句话或许也可以倒过来说，那就是“只要不打世界规模的总体战，别的战争打一打也没什么。”
前一句话意味着我们在未来会看到更多为了避免全面战争而推动的大规模战争准备，会日益有“大战就在眼前”的感受，但这种感受将和实际的全面战争风险并不同步。
而后一句话则意味着在那些会成为“缓冲区”的地方，发生一场“与其他人无关”的战争的风险，将真实地不断升高。 或许，未来最关键的国际角色并不是特朗普的美国和习近平的中国，而是中美之外的地缘政治主体。 世界会如何，关乎他们之间能够如何连结，并在地缘政治中显现出更不同的声音，以阻止更多地区沦入“缓冲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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