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中國輿情觀察：民族主義如何翻新，如何盡在政權掌控？

整个8月，除却“无法言说”的北戴河会议，中国大陆的网络舆论，基本上都围绕着几部电影打转：主旋律贺礼大片《建军大业》、民族主义主题的《战狼2》，还有少有的慰安妇题材纪录片《二十二》。

这些影片卷入舆论风波，一方面是必然：围绕社会热点、政策的话题控制愈发严格，难以“形成舆论”（或者说宣传部门试图做的，就是阻止任何社会问题变成“舆论”），话语只好围绕着最“公共”的影视娱乐展开；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些影片多多少少都反映出这个时代里中国意识形态的典型特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变得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空洞，曾经组织起社会甚至危及“执政合法性”的民族主义，如今已经变成当局控制社会的绝佳法宝。

主旋律叙事的迭代

8月份接连上映的《建军大业》和《战狼2》，都瞄准了青睐民族主义叙事的消费者。两片一出，自由派知识分子便努力批判其中的民族主义意淫与官方党国叙事。针对前者的攻击，往往倒向中共建军的“内幕”，揭露历史叙事“虚伪”；针对后者的批评，则强调《战狼2》剧情夸张，充满了“意淫”情节，显得像“神剧”。

无论批评如何，这两部电影在票房上暴露出了惊人的差距：《建军大业》尽管有种种官方支持乃至买断，也有海量主流演员与“小鲜肉”加盟，但在票房上却惨不忍睹，反观《战狼2》，一路杀入全球年度票房榜单，势不可挡。

这样的结局，一方面令官方迅速改变宣传强调，力捧《战狼2》，将这部官民合拍的大片包装成官方认可的民族主义样本；另一方面，则是《建军大业》被迅速抛弃，丢给了叶挺家族后人和网民群起而攻之的口水阵仗。

在《建军大业》和《战狼2》的一起一伏背后，不仅仅是有论者所述的小鲜肉和“男子气概”的“阳刚力”对决，也是主旋律叙事的新旧迭代。

传统主旋律叙事建基于中共的正统史学，建党、建军、建国，三部《大业》是关于如何夺取国家政权的故事。这套故事放在今天的问题在于：中共已经是一个需要巩固统治的政权，革命叙事固然为它带来正当性，但也意味着肯定暴力革命夺权的道路。因此，这一主旋律放在今天就必须经过“消毒”，减弱革命叙事的杀伤力，比如不显得那么“颠覆”，小鲜肉演员和主流明星正是扮演了这种角色——让观众的注意力聚焦到演员而非剧情上，让剧情（也就是历史）本身变成空洞的说辞。

而《建军大业》的票房折戟则说明：空洞的剧情固然不再吸引观众，明星的集合也已经被看腻了。

《战狼2》则是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挑动了观众的神经：在片中，吴京扮演的主角是彻彻底底的美式个人英雄，国家形象和个人魅力结合在了一体。主人公的怒火和威力，主要来源是个人的仇恨（女友被敌人所杀），而政治原则（如不侵犯他国内政而不派地面部队支援）成为了“拖主人公后腿”式的累赘。

从这些角度来说，《战狼2》是相当逆反于强调革命纪律、牺牲精神的中共主流政治叙事的。但是在市场的选择面前，国家机器毫不犹豫地拥抱了《战狼2》，将之捧成了新的政治主旋律。

矛盾却一体的新民族情怀

《战狼2》之后意料之外走红的，是一部纪录片——讲述慰安妇故事的《二十二》。

不同于从前将慰安妇视作中日之间的仇恨遗留，直接上升到家国仇恨，票房表现出色的《二十二》，采取了更加“人道主义”的视角。在片中，导演有意试着避免传统的叙事模式，不再刻意去上升到国家、民族层面展现慰安妇的问题，而是把活到今天的这些受害者当成“普通的老人”，去记录她们的生活，留下影像资料，把她们“人性化”。

这种视角在中国的中产阶级中获得了极大的共鸣。在豆瓣上，《二十二》目前的评分高达8.9，主流媒体的论述也几乎是一边倒地赞扬这部充满了“人性关怀”的影片。当然，无论影片是否拒绝将慰安妇问题民族主义化，国家宣传机器都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比如《人民日报》便在8月20日刊登文章，借《二十二》的走红质疑日本政府“为什么不道歉”。

前后不到一个月，弘扬民族自豪感的《战狼2》和消解中日对抗叙事，回归“人道”的《二十二》在中国主流舆论中先后大放异彩，这么不同的两种视角为何能够并行不悖呢？

在人们的常见理解中，民族主义是一套强调集体身份胜过个人身份，强调忠诚于国家民族胜于个人理想的思维。“民族主义”更像是一种集体主义而非个人主义，更像是一种“洗脑术”，而拒绝独立思考与个人选择。但是在《战狼2》中，民族主义恰恰没有表现为这种形式。

《战狼2》是一个孤胆英雄的故事，主角的形象模板绝非来自中共的传统文宣。《建军大业》里的人物形象是传统的：一个个个体为国家站出来，很多都牺牲了，死了，消失了，活着的人把死去的人的遗志传承下去——这是中共革命叙事的重要内核，从小学生加入“少先队”在革命烈士纪念碑面前宣誓，到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提出要给死去的人开追悼会，强调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都是这样的集体主义思考。

但《战狼2》恰恰相反，主角是不可以死的，他像是史泰龙《第一滴血》系列中的兰博，孤身一人深入敌境全身而退（就算是致命病毒也无法击垮他），反而是他要解救的那些人——从医疗队的博士到工厂里的中国员工，有不少都没能活下去，而他们的死，被作为背景抛置在银幕之外，影片的意义绝不会和他们的生命发生关系。

从这个角度来看，《战狼2》完全是一部美式英雄主义大片，它在票房上的横空出世，也足以标志着中国民族主义的彻底“美国化”。

“美国化”恰恰可以解释为什么《二十二》的温情可以走红。在中国国力尚不及外国的年代，屈辱记忆和受难者话语对民族主义尤为重要，国家需要在人民心中以忍辱负重的形象扎根，鸦片战争、日本侵略，都是民族主义最直接的催化剂。但在国力不断膨胀的今天，这种“东亚病夫”或者“受难者”的道德形象反而成为了某种负担。“自信”的，比肩美国的大国为什么还需要用受难者形象来强调自己的道德位置呢？在很多坚信真理“在大炮射程之内”的人眼里，道德不过是技术性的擦脚布罢了。

反而是《二十二》当中有这样一种和《战狼2》相通的气质可以紧紧抓住观众——家庭与个人生活。在《二十二》中，人的生活意义不再来自抗争与政治，而是来自享受、接受、承认生活本身，平平淡淡，回到“普通人”的“日子”里去；在《战狼2》中，主角的焦虑和爱国情怀，也恰恰来自敌人剥夺了自己和女友“过日子”，做普通人的可能性——如果不是那一系列变故，他本来就不必漂泊非洲卷入片中的冲突。

这个时代的理想中国人主体，便在这两部影片之间呼之欲出：不去考虑生死与死后的宏大问题（这正是《建军》的意识形态仍然无法放弃的中共传统叙事遗存），而是考虑如何在“这一世”上建立个人的生活意义：它可以是好好过日子，也可以是用国家的成就荣耀自己。

而这种意义，并不需要“他人”的存在，换言之，这样一种新民族情怀中，中国人只能是一个个奋斗的个体。而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民族主义在中国走到今天，已经可以被国家轻松掌握在手掌之中。

民族主义尽在政权掌握

中国民族主义的浪潮，从1990年代走到今天，经历了不少变化，也不断被自由主义者和左派两面夹攻、批评。但很多论者没有注意到的一点是，曾经差点就“控制不住”的民族主义，今天已经在官方的宣传系统下规规矩矩服服贴贴地为政权服务了。

这一点在近期中印之间的冲突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尽管印军仍然“留在中国境内”，民间也有不少人渲染“打印度”的声音，但是两国仍然“该干啥干啥”，莫迪参加金砖国家会议的日程没有受到丝毫影响。看中国媒体，一方面是每天例行更新印度的“黑材料”，放出“硬气”的军方消息，另一方面则是严管评论区、严格控制“渲染战争”的网民言论。

如此看来，只要民族主义停留在表演而非实际冲突阶段，中国政府对民族主义声音的控制就可以轻松而收放自如——如此一来，它更不需要冒险在诸如印度的问题上将民族主义转化成实际行动。

议论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常常把民族主义等同于法国人笔下的“乌合之众”，却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人之所以加入集体行动，不是原子化个体的简单叠加，而是有组织，有动员者、有精英平民之间的社会网络连接，有不断实践的社会经验，才可能出现“集体”这个东西。一个人与人之间没有政治、没有组织、没有公民社会的“社会”中，是很难出现真正“集体主义”的民族主义的。

这样的思路能给我们大致以两点启发：其一，曾经中国街头的种种民族主义动员、集会、游行，背后是什么样的网络？会不会的确如很多人所猜测的那样，是有非常成熟的政治力量（比如国家机器中的某个派系）参与其中？从打击韩国企业到这次的人造对印强硬，政府操控民族主义声音的方式都极其成熟，也越来越和中产阶级的个人生活紧密结合。其二，在内部派系、外部公民社会都噤若寒蝉的今天， 民族主义除了是国家控制下的人造网络声浪，还能以任何街头、实际空间中的方式呈现吗？

也许，在民族主义的问题上，那最让我们感到恐怖的东西，早就不是曾经的恐怖本身了。

（杨山，媒体人，中国政治观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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