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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分上中下三篇，本篇为终篇。

历史在基辅汹汹降临

一

对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来说，基辅都是其文明的摇篮。还记得俄语系一年级课本上就教过一句格言：“基辅是俄罗斯诸城之母”。可如今，除非你想在最短时间内惹怒一个基辅人，不然在这座乌克兰的都城，千万不要对人说这句话。

从1917年二月革命沙皇退位，到1920年红军最终获胜，根据不同的统计口径，在基辅共发生了十二，十四或十八次政权更迭。俄国人、乌克兰人、德国人、波兰人，红军、白军、乌克兰人民军，亲历其中十次政变的基辅作家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Mikhail Bulgakov）曾调侃说：“没占领过基辅的只有希腊人。”

革命、战争、饥荒、劫匪、反犹骚乱在城里肆虐，但市中心安德烈斜坡13号的小屋就像是惊涛骇浪中的方舟，庇护着布尔加科夫一家。1919年8月，布尔加科夫离开基辅，1921年搬去莫斯科。几年后，他把在基辅发生的这段历史和这座小屋写进了长篇小说《白卫军》，而主人公就是以他自己家族为原型的图尔宾一家。

无论基辅城里发生了多么骇人听闻的事，“奶油色窗帘”都将其与这座“暖和、舒适”的小屋，“带红色天鹅绒的旧家具”和“世界上最好的书橱”隔开。旧帝国的军官们在这里弹钢琴、唱歌剧，在瓷砖炉子上题字画画。但这座旧时代知识分子最后的避风港最终仍要被新时代的风暴吞噬。有人选择逃跑，有人选择光荣地战斗到最后，有人选择投敌。主人公和他们的那个熟悉而美好的旧世界永远消失在时代的熔炉中。

布尔加科夫在小说中复刻了基辅的种种地理细节，但回避了它的名字，始终用大写的“城”来称呼它，从而不仅把基辅本身升格为一座像耶路撒冷、罗马、君士坦丁堡那样的永恒之城，也把这个在具体时代、具体地点发生的故事变成了一个讲述新旧世界对抗的普世神话。

小说当时没能在苏联完整出版，1925年，作家将其改编成剧本《图尔宾一家的日子》。虽然也强调了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是历史注定，但当时这部剧最让人震惊的是其中对白军军官的正面刻画。受到评论界猛批的作家有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伯乐——斯大林。《图尔宾一家的日子》成了领袖最爱看的话剧之一。根据一个很不可靠，但坊间始终乐于传播的神话，这部剧他一共去莫斯科艺术剧院看了十五次。

1989年，布尔加科夫文学纪念博物馆在安德烈斜坡13号创立。展览围绕着布尔加科夫与图尔宾两个家庭在这里的生活展开，并通过灯光和展品的色调变化，在这个不大的空间中同时呈现了现实与文学的双重世界。与文学世界有关的物件都呈乳白色的，而彩色的物件则属于真实世界。一位著名布尔加科夫研究者曾将其称为“全欧洲最好的文学博物馆”。

然而，对于那些民族自尊心强烈的乌克兰人而言，布尔加科夫和他的这部小说却一直有令人不快的另一面。布尔加科夫是基辅俄罗斯知识阶层的一员，在世界观上也更倾向君主制和旧秩序，一切革命对他而言都可谓格格不入，无论是布尔什维克发起的阶级革命，还是彼得留拉（Symon Petliura）领导乌克兰农民进行的民族革命。此外，他对乌克兰语言和文化也抱持一种怀疑态度。这一切都在《白卫军》和他的一些其他作品中得到鲜明体现，乃至放大。

一百年后，乌克兰社会对这段历史的认知也发生了转变。这三年里发生的事不再只是政变和内战，而是“第一次解放斗争”。布尔加科夫笔下的大反派彼得留拉不再是内战舞台上的一个普通玩家，而是乌克兰民族英雄。《白卫军》逐渐变成了一本政治不正确的小说。

不过，在全面战争爆发前，基辅人对这位闻名世界的大师仍持一种“瑕不掩瑜”的宽容态度，博物馆也依旧被视为城市的骄傲，少数几个积极发声要求关闭它的知识分子则属于舆论场中非常边缘的激进分子。可是，当俄罗斯的导弹落在基辅，基辅郊外布查的平民惨遭屠杀，曾经的骄傲在一夜间变成耻辱。安德烈耶夫斜坡13号的小屋不再是一座避风港，反而成了这场文化战争的风暴中心。

二

安德烈斜坡有“基辅蒙马特”的美誉，战前曾是游客云集的艺术家一条街。如今这里冷冷清清，难得有几个国内游客和外国记者经过。一些不死心的商家依然摆出了纪念品摊，想要碰碰运气。在斜坡中段，一个穿着破烂迷彩服、眼睛蒙上胶带的假人被“吊死”在一扇铁门上，身上挂着两块牌子：“俄罗斯占领者”、“免费战利品展”。

离假人不远处，一只青铜肥猫翘着二郎腿，揣着煤油炉坐在临街露台上，煤油炉上写着“烧吧，莫斯科”。这尊2024年新装上的雕塑，是在致敬布尔加科夫的名著《大师与玛格丽特》——在小说的结尾，正是这只撒旦的随从猫，把整个莫斯科闹了个天翻地覆。

从青铜猫的位置再往上走四十步，就来到了布尔加科夫文学纪念博物馆。这里曾是基辅最受欢迎的景点之一，可如今博物馆的外观却有些古怪。

门口的布尔加科夫青铜坐像被堆成金字塔形的沙袋埋了起来。在大战刚爆发时，为了防止轰炸损伤，基辅的雕像都被采取了类似保护措施，但随着乌克兰防空实力加强，基辅市中心被轰炸的频率大大降低，这些雕像大多已重见天日，但布尔加科夫却依然深藏不露。

博物馆的外墙一半是黄色，另一半则是突兀的褐色，有些地方能看到些许红色油漆的残迹。在正门的左上方，悬挂着一块布尔加科夫青铜纪念牌。

2023年5月，这块纪念牌被送去重新加工，牌匾上的俄语替换成了乌语，对布尔加科夫的描述从“著名俄苏作家”变成了“杰出的基辅人、医生、作家”。不过，此事经媒体报道后，似乎反而给不怀好意者提供了灵感。

两周后，博物馆遭到了第一次破坏，有人朝这块纪念碑泼了红油漆。馆方决定保留纪念牌被泼漆后的效果，把它作为一件战争时期的展品和历史的留存，并想借此向乌克兰社会传达一个信息：“历史应该被研究，而非单纯抛弃。”

但是2024年6月，又有人趁着夜色把牌子刷回了青铜色。尽管这可能是善意之举，但在博物馆看来，这仍是种自说自话的破坏行径。

一个月后，一群青年男子在凌晨再次用红色油漆大面积涂污了博物馆的正立面。博物馆的社交账号以难得的愤怒口吻谴责破坏者无视法律、拒绝对话，选择了“暴力与毁坏的语言，恰如俄罗斯帝国如今在乌克兰的所作所为”。

讽刺的是，这些红漆还殃及了同样挂在建筑正立面上的另一块纪念牌，那是一位也曾在此居住的乌克兰作曲家。此前，曾一度有活动人士要求将布尔加科夫博物馆关闭，改建成这位“真正乌克兰爱国者”的博物馆。博物馆只能临时用手头有的褐色颜料凑合着将红漆盖起来，于是就出现了一种突兀的双色外立面。

反对博物馆如今成了主流声音。越来越多的知识界人士转而批判布尔加科夫，反对博物馆继续存在。但许多类似言论都缺乏严肃的分析，只有纯粹的情绪和立场展示。最积极发声要求关闭博物馆的，是乌克兰文学研究者薇拉·阿赫耶娃（Vira Aheieva），她在访谈中骄傲地承认：“我从未去过布尔加科夫博物馆，反正不需要。”

2024年4月，乌克兰负责转型正义的官方机构“国族记忆研究所”发布了一份为布尔加科夫定性的报告。这份报告可以说是此类文本中的佼佼者，其中给出的许多例证和文本分析都让人怀疑，撰写者要么根本没读过布尔加科夫的原著，要么就是在故意歪曲文本。报告的文风则让人不由联想到苏联时代御用文人们对布尔加科夫展开大批判时所使用的修辞：

布尔加科夫是一个世界观上的帝国主义者，一个狂热的仇乌分子。[…]他鄙视乌克兰人和他们的文化，憎恨乌克兰人对独立的渴望，对乌克兰国及其领导人持消极态度。在当时所有的俄罗斯作家中，他最接近当今普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克里姆林宫为种族灭绝乌克兰正名的说辞。[…]他赞成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扩张。[…]在公共场所为纪念他而竖立的纪念碑和纪念标志都是在宣传俄罗斯帝国政策。

三

布尔加科夫博物馆馆长柳德米拉·古比阿努里（Liudmila Gubianuri）毕业于爱沙尼亚的俄罗斯文学研究重镇塔尔图大学，而她外表和姓氏中的格鲁吉亚特征又讲述了她丰富的家族背景。毕业后她回到家乡基辅，随后便开始在布尔加科夫博物馆工作，迄今也已有三十年。

如今，每当有官方机构或知识界名人发布类似批评博物馆的文本，她都会在官网上认真地逐条反驳，有时还会辛辣地讽刺某些借此进行政治投机的人士。而在阿赫耶娃眼里，这成了她“狂热捍卫亲俄立场”的罪证。

作为乌克兰爱国者，古比阿努里感到愤怒。她成功让媒体删除了报道中对自己的不实指控，但没能达成另一项诉求：让阿赫耶娃道歉。“她显然不是那种会道歉的人。”馆长说。

另一方面，媒体依然更愿意放大博物馆反对者的声音，而对为博物馆辩护的言论则态度冷淡。于是民众突然发现，过去他们引以为傲的布尔加科夫家竟然是个“狂热的仇乌分子”，而他的博物馆就一直堂而皇之地开在基辅市中心。

古比阿努里承认，同时生活在战争威胁和舆论压力的腹背夹击之下，包括她在内的博物馆的员工都感到疲惫不堪。但这位馆长并不责怪民众。她用“新皈依狂热”来解释他们的愤怒：战争开始后，很多人第一次开始思考自己的身份认同问题，当他们决定自己是乌克兰人后，就想要尽可能抛弃与俄罗斯有关的东西，尽快实现这种认同。

她说：“人会犯错，这很正常。情绪很强烈，但都会过去。最终人们还是会明白，历史的任何部分都是无法抛弃的。”

但布尔加科夫博物馆并不只是消极防御。恢复开放后不久，博物馆决定撤下过去的那个“欧洲最好的”展览，取而代之以一个叫“历史突然汹汹降临”的临时展。在此前的展览中，时代只是背景，布尔加科夫和《白卫军》则处在前景。如今背景与前景发生了对换：每个展厅的讲解虽然依旧与布尔加科夫和他的文学人物有关，但更多则是在介绍那个时代的乌克兰英杰。例如，在布尔加科夫家女眷的房间，对居住在其中的作家三个妹妹的介绍迅速过渡到20世纪初几位乌克兰女性知识分子和女权主义者的故事，又通过作家对女权主义运动的不解，折射出当时男性和女性世界发生的冲突。根据博物馆网站上的介绍，展览的最终目的是分析、研究“第一次解放斗争”为什么没能成功，并鼓励如今的乌克兰人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

在视觉上，新展部分沿袭了旧常设展的设计思路，基于色调变化并置作家世界与文学世界，但如今闯入那个乳白色文学世界的已是更直接的迷彩色——来自眼下这场战争前线的武器部件，军人的肩章、臂章；打开衣橱，一百年前的女装和高跟鞋旁是乌军战士的军装和军靴。而在最后展厅的中央，布尔加科夫一家和小说中图尔宾一家的餐桌上，盖着博物馆员工为前线编制的迷彩伪装网；墙上贴着1908年作家与家人在基辅郊外消夏的照片，拍摄地点正是布查。

每个细节都在提醒参观者，一百年前的历史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与乌克兰人如今正在经历的战争与苦难息息相关。

四

基辅是一个几乎感受不到战争的地方，在城里时不时就遇上堵车，士绅化的酒吧街区热闹得堪比2022年前的上海，酒吧外停满了天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豪车。基辅也是一个处处能感受到战争的地方。城市中心独立广场的草坪上插满了小国旗，每面旗上都写着一个为国捐躯者的姓名，粗粗估算，大概也有几万了。大街上和地铁站里，目之所及全都是不同部队的招募广告，用最酷的口号吸引越来越少的自愿参军者——“展现你的怒火”，“一起做强者”，“保卫你的一切”。即使在市中心的热闹酒吧里，也贴满了为部队募集资金购买装备的海报。

后勤永远跟不上战场的实际需求，许多军人的装备都是通过亲友众筹得来。乌克兰的军队能坚持抵抗至今，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其强大的公民社会。2014年俄罗斯入侵顿巴斯后，乌克兰社会就涌现出了大量志愿者组织，成为连接军队和社会的桥梁。志愿者或名人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见缝插针地为部队募款。咖啡馆、书店、教堂、博物馆里往往都能见到募捐海报或捐款箱。

在布尔加科夫博物馆展览中陈列的一枚臂章上，画着一张神情严肃的猫脸，上书“汉努霞的猫猫”。“汉努霞”是博物馆研究员汉娜·普托娃（Hanna Putova）的昵称，而“猫猫”则是乌克兰人对前线军人的爱称。

自2014年起，汉娜就投身帮助军队的志愿者工作。全面战争爆发后，她的很多知识界朋友奔赴战场，她利用自己和博物馆的影响力为猫猫们募款，而猫猫们则为她设计徽章、标志，“汉努霞的猫猫”逐渐成了一个固定的志愿者项目。

就和存在于乌克兰的无数类似募捐平台一样，“汉努霞的猫猫”的Facebook页面上有为某支部队募集特定物资的通告，有收到募捐的猫猫感谢帮助的视频，也有猫猫前往布尔加科夫博物馆举办晚会的海报。虽然“汉努霞的猫猫”并非注册慈善组织，但每个月仍能募集到至少几百美元的资金，捐款者有时甚至还包括她的反战俄罗斯友人。2024年3月，普托娃获颁“乌克兰志愿者”奖章。

而让她格外骄傲的还有猫猫们送给她的一面签满名字的红黑旗。这面旗如今就挂在她办公桌后的墙上。汉娜以红黑旗为背景，为我录制了采访视频，她的黑色长发和黑框眼镜与旗帜中的黑色自然地融为一体。

红黑旗曾是乌克兰西部抵抗苏联占领的游击队的旗帜，过去常被视为激进民族主义的象征。但在2014年后，它越来越进入社会主流，并成为坚定爱国主义的标志。汉娜向我讲述了两种关于红黑旗起源的民间解释。一种说法是，每当俄罗斯人入侵，乌克兰的蓝黄国旗就会因人民的愤怒而涨成红黑色。事实上，汉娜的猫猫们把一面蓝黄旗送给她的志愿者同侪，而把红黑旗留给了她，“因为我性格更火爆、激进”。另一种说法则认为，当鲜血染红了乌克兰的蓝黄国旗，它就会变成红黑色。这并非夸张的修辞。汉娜说，光在大战爆发的第一年，她就失去了大约十个自己的猫猫。

和许多乌克兰人一样，汉娜不再用俄语写作、交流。但与他们不同的是，她并不支持一刀切地取消俄罗斯文化。十年前，她还曾在自己的YouTube频道上发布不少朗诵俄罗斯诗人作品的视频，现在她并不为此感到后悔，依然认为他们是天才诗人，尽管并不认同他们的一些政治观点。就如同普希金忠于沙皇政权的事实并不妨碍她喜爱普希金，至今她都记得，普希金是自己“童年时第一个能通过节奏识别出来的诗人”。但除了普希金之外，乌克兰人还可以阅读自己的文学和波兰文学，“而俄罗斯人呢，除了普希金，他们还有什么？”

作为职业档案工作者，汉娜过去就和布尔加科夫博物馆有过合作关系，却在2023年才正式加入博物馆，尽管当时围绕它的争议已甚嚣尘上。此时加入博物馆，汉娜做出的是一个深思熟虑的选择，她既是要向自己的同胞，也是要向俄罗斯人证明，她热爱的布尔加科夫是乌克兰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因为乌克兰文化应该是多元、多民族的，其中也包括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俄罗斯人的文化。“我加入这个博物馆，是为了拯救我们的文化遗产，并将其保留给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后代。”

在古比阿努里看来，布尔加科夫博物馆可以，也应该成为一个讨论创伤历史的场所。但为此需要获得民众的信任，然而在战争状态下，社会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和压力，人们更愿意选择不去讨论，而是径直取消、禁止、抛弃。但并非没有过成功的例子。这位馆长回忆说，有过一些情绪非常激烈的爱国者来到博物馆，但在交谈、解释，并带他们参观后，这些人就改变了自己的态度。

2024年8月，民族记忆研究所更新了对布尔加科夫的鉴定意见。使用的措辞温和了不少，改正了原先报告中一些明显的硬伤，但依然保留得出的结论。

但博物馆正在撰写新的反驳文。古比阿努里并不认同研究所的这种工作方式——他们在出具报告时没有邀请博物馆参与，把自己当成法官，“而布尔加科夫则成了罪犯”。而事实上，去殖民化本应是一个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进程。

研究所得出最终结论后，还需经过一系列行政手续，最终经由基辅市议会表决。在最坏情况下，这也只会涉及博物馆是否需要改名，以及作家的雕像、纪念牌能否继续存在，而博物馆本身不会被勒令关闭。

馆长说，即使被迫改名，博物馆仍将继续以布尔加科夫作为布展的核心，毕竟现有馆藏也都是围绕他建立的。但在战争结束前，博物馆不会布置新的常设展。“新的布尔加科夫博物馆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还不知道，我们需要和乌克兰社会一起研究、思考并决定。”

古比阿努里说完这些，把我送到楼下，然后走进一间空展厅，加入了正在为前线编织伪装网的同事们。

布尔加科夫博物馆馆长柳德米拉·古比阿努里正与员工一起编制迷彩伪装网。摄影：糜绪洋

五

在乌克兰，也有一些坚持为布尔加科夫博物馆发声的学者，基辅大学语文学院的副教授梅海洛·纳扎连科（Mykhailo Nazarenko）就是其中一位。

在许多讲座和采访中，纳扎连科常提醒观众“乌克兰[民族]文化史”（istoria ukrainskoi kultury）和“乌克兰[国家]文化史”（istoria kultury Ukrainy）的区别。诸如布尔加科夫这样的作家，尽管不属于前者的范畴，但仍是后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布尔加科夫确实是帝国文化的产物，但帝国文化也是基辅文化的一个篇章。尽管如今乌克兰人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的历史更为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忽略基辅历史的帝国篇章。可以批评、谴责布尔加科夫的观点，但不能一扔了之。更何况，仅仅因为他是最有才华的基辅书写者这一点，我们就不应该否定他。

2021年，纳扎连科编了一套1000多页的两卷本文集，名叫《〈科布扎尔〉之外》。《科布扎尔》是乌克兰民族诗人塔拉斯·谢甫琴科（Taras Shevchenko）最著名的诗集，但遗憾的是，这也是不少乌克兰人唯一读过的乌克兰古典文学作品。

编纂这本书缘起于几年前，他读了一位被遗忘的19世纪乌克兰女作家的短篇小说。那时他开始思考，有多少像她这样才华横溢却不为人知晓的乌克兰作家理应被后人阅读、铭记？他用了数年时间，深入挖掘、搜集乌克兰古典文学中的冷门佳作。最后用139件作品拼成一幅马赛克图像，展现了“乌克兰文化从小俄罗斯走向乌克兰的自我意识运动”。

2023年，经泽连斯基总统确认，纳扎连科因这套文集获颁乌克兰文化界最高奖项——塔拉斯·谢甫琴科奖。

然而，消息传出没多久，舆论又炸开了锅：有人发现纳扎连科在基辅大学俄语系任教，本行研究的是俄罗斯文学。“乌克兰最的高文化奖怎么能颁给一个博士论文写俄罗斯作家谢德林（Mikhail Saltykov-Shchedrin）的人？”更不走运的是，他很久以前曾和人把约翰·克劳利（John Crowley）的《他方世界》合译成俄语——恰好在战前，俄罗斯的一家出版社再版了这个译本。如今在网上检索纳扎连科的名字，排名靠前的新闻往往是这样的标题：“谢甫琴科奖陷丑闻：获奖者与俄罗斯有联系”。

其实，俄罗斯全面入侵后，纳扎连科所在的俄语系就低调地更名为“东斯拉夫语言文学及信息应用研究系”。这个名称冗长、晦涩到了近乎有些滑稽的地步。不过在该系的发展大纲中，“信息应用”的所指非常清楚，就是与乌克兰安全和国防部门合作，“对抗信息侵略，保护乌克兰的信息空间”。

这个系的很多毕业生如今在前线作战，或是在国防、安全领域工作。纳扎连科自己则在教学中加入更多关于俄罗斯文学帝国特征的讨论。目前，他正在写一本这方面的科普书，但他不想和许多评论者一样简化这个问题，而是要在解释俄罗斯文化复杂性的同时，分析俄罗斯为何不愿反思、克服自己文化中的帝国情结，而这又如何导致了如今的局面。

尽管如此，乌克兰社会中有很多人仍然不能理解纳扎连科及其同事们的工作。

2022年10月，在俄罗斯的一次大规模空袭中，基辅大学的许多院系都遭到波及，而原俄语系的教研室因为离导弹落点较近，受到了最严重的损伤。现场图片显示，教研室里一片狼藉，窗玻璃全部被震碎，灯和天花板材掉落。当这张照片出现在媒体上，许多人的关注点却在于：基辅大学为何还存在着俄语系？部分媒体幸灾乐祸地称，俄罗斯人将基辅大学“去纳粹化”，反讽背后的言下之意大概是将俄罗斯文学与纳粹画上等号。随后，学院发布声明，否认俄语系的存在，而媒体继续挖出种种蛛丝马迹，证明“俄语系仍在继续运作并教授学生。”

我和纳扎连科约在线上见面。他四十多岁，圆润的脸上架着一副金属框矩形眼镜，基辅傍晚的斜阳从背后把他蓬松、随性的银发映照成金色。他非常健谈，但也相当严谨、缜密。

谈及自己和同事们的遭遇，这位学者有些无奈：“我希望这些人至少能读一下我的书，了解一下我们系的工作，再来判断我们是否够格。”不过，他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在夹缝中的处境。不久前他还看到一位同行要求对乌克兰所有的俄罗斯文学研究者进行“除垢行动”（lustration），以肃清后方的“第五纵队”。他自嘲说，自己此前曾在一天之内先被某位素来激烈反对俄罗斯文化的乌克兰当代著名作家拉黑，又被某位俄罗斯极端民族主义者辱骂——“如果不是发生在同一天，这事还没那么好笑。”

但是，他并不责怪社会中那些激进的声音。虽然其中也有为政治利益而跟风者，但在他看来，多数人之所以会变成这样，是因为十年战争所受的创伤，抑或是在突然转变身份认同后急于捍卫自己的选择，“摧毁曾经崇拜的东西，崇拜曾经摧毁的东西”。

纳扎连科坚信，作为有影响力的学者，与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对话是自己的社会责任。他引用了乌克兰大作家伊万·弗兰科（Ivan Franko）的一句诗：“我时不时要吠一下，好让她别睡着。”

学者必须质疑在社会意识中根深蒂固的事物，并且保持理性，不把复杂的文化问题扁平化。毕竟他和对话者都有着共同的目的：为乌克兰的文化环境建立起一个可以接受的观点体系，从而探讨自我身份、被殖民的历史和眼下的战争。

六

基辅大学语文学院占据了基辅市中心一座宏伟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在民间常被称为“黄楼”。黄楼外墙上曾有一块布尔加科夫的纪念牌，纪念作家在这座建筑内度过的八年寒窗岁月。2022年8月，这块纪念牌被拆除。

对于这场拆雕像、改路名的运动，纳扎连科给出了自己复杂而又全面的看法。

他介绍说，从历史上来看，苏联为各个加盟共和国设定“民族诗人”，但普希金却必须是苏联所有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在苏联的每一座城市，都必须竖立一座他的纪念碑，无论他是否到过那个地方。因此，普希金纪念碑和以他命名的街道都是帝国的象征标记。

他支持把基辅的普希金街改用叶夫亨·奇卡连科（Yevhen Chykalenko）的名字命名。大部分基辅人都不知道他是谁，但这恰恰表明了改名的重要性，因为在纳扎连科看来，没有奇卡连科，20世纪初基辅的乌克兰文化就不可能存在。“这并不意味着我反对作为作家的普希金，但对乌克兰人来说，有一些乌克兰文化人物比普希金更重要。”

不过仍需要区分纪念碑竖立的具体情景。他举例说，基辅有三座普希金像，其中两座完全是多余的，但有一座是19世纪末基辅社会各界捐资建造，应被视为城市历史的一部分，而敖德萨滨海林荫道的普希金像也属于同样情况。他也非常不赞同在敖德萨抹去伊里夫、彼得罗夫和巴别尔痕迹的做法，因为这“非常接近于改写历史”。

纳扎连科的看法与我之前在敖德萨听到的埋怨遥相呼应。不过，在敖德萨，我也曾听到对于普希金像的不同看法。

泰佳娜·雷布尼科娃（Tetyana Rybnikova）是敖德萨一家人文书店的店主，也是敖德萨文学博物馆的研究员。

她认为，这场纷争之所以让敖德萨人痛苦，与其说因为普希金，毋宁说它牵扯了所有人的回忆。

“我们的童年和青春在这些纪念碑的荫蔽下度过，许多人生事件都与其直接相关”。可此时此刻，俄罗斯人却在残忍地杀戮乌克兰人，他们丝毫不掩饰自己灭绝乌克兰民族、文化和身份认同的意图。而他们又如此热爱普希金，无论走到哪里，都要给他立像。既然如此，她觉得，何不“休息一下”，先暂时摆脱普希金，等战争胜利后，乌克兰人可以再回来思考，生活中到底有没有留给这位诗人的位置。

在敖德萨市中心，雷布尼科娃的书店开在一条不那么热闹的街道上。它并不起眼，没有花花绿绿的店名招牌，只是低调地贴了一个“书”字。去过了足够多的乌克兰书店，我自觉对什么店里卖什么书已经有了预判。然而走进这家店，却发现其与众不同之处：书架上摆放着大量俄语书籍，尤其是关于俄罗斯文史的批判性研究丛书。要不是因为店里同样有很多乌克兰语书和关于敖德萨的书，我会以为回到了自己从前在彼得堡最爱逛的那几家自由派人文书店。

雷布尼科娃一头简洁的浅灰色短发，穿一件随和的深色连衣裙，总是笑眯眯的。她静静坐在门口，一边看书，一边观察每个进店顾客的阅读兴趣。通常过上大概一分钟，她就会对顾客的趣味有了大致的了解，然后开始询问对方的需求。如果话说得投机，就会多聊上一会儿。

和我在乌克兰见到的很多知识分子一样，雷布尼科娃也毕业于大学俄语系。之所以当初没有选择学乌克兰文学，也是因为在中学里，乌克兰文学课的教学质量不如俄罗斯文学课。

她回忆了自己的中学文学老师。这是一位非凡的女性，热爱自由，追求真理。赫鲁晓夫解冻时期，她读到了斯大林时代被禁的文学作品，随后把自己对苏联政权的疑惑和思考告诉学生，最终导致被学校开除。她热爱俄罗斯文学，视之如生命。就像哈尔科夫的文学老师布莱顿一样，她最爱的作家也是叶赛宁。然而，当她终于有机会前往叶赛宁的故乡进行朝圣之旅，看到破败不堪的俄罗斯乡村，看到那里荒废、腐烂的生活，她突然意识到，真正让她感到亲近的是乌克兰农村精心粉刷的白色小屋，而不是俄罗斯半腐烂的木房子。“通过俄罗斯文学，我彻底明白了自己是乌克兰人。”

这位老师名叫汉娜·赫卢姆比耶夫斯卡（Hanna Holumbiievska）。如今，可以在历史文献中检索到这位老师的各种事迹：她如何因坚持真理被卑鄙文人举报，面对当局的恐吓如何拒不认错，克格勃如何企图将其送进精神病院，以及失去工作后，她如何因贫病交加含恨而终。但最吸引我注意的是档案中的这么一段话：

1976年10月5日，十一名敖德萨持不同政见者……来到滨海林荫道上的普希金纪念碑前，举行了一次无声示威，抗议苏联侵犯人权的行径。泰佳娜·雷布尼科娃……等赫氏的四名学生……参加了示威。航海学校的士官生被派去对付他们。当时女性站在最前面，她们被轻微抓伤，但示威者们没有屈服于挑衅，默默站了一个半小时。……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赫氏，敖德萨反抗苏共政权的沉闷声响才变得有组织起来。

我这才知道，当雷布尼科娃说“许多人生事件”都与那座雕像“直接相关”，她指的是什么样的事件。而要赞同“休息一下”、“摆脱普希金”，对她而言又是一个多么痛苦的抉择。

纳扎连科也经历了类似的身份认同转变。他是俄语母语者，乌克兰语直到后来才进入他的生活。在写作俄罗斯文学博士论文的同时，他已经开始研究乌克兰文学。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乌克兰文学的兴趣逐渐超过对俄罗斯文学的兴趣。他知道关于俄罗斯文学还有很多有趣的题目可写，但他经常自问，在当下的乌克兰，“我研究俄罗斯文学的意义是什么？”

我问纳扎连科，作为同时研究两种文学的学者，乌克兰文学里究竟有什么俄罗斯文学所缺少的东西？他说，乌克兰文化有非常强大的自我批判能力，善于在历史中寻找与现实的深层联系，而不局限缅怀历史上的伟大，这使得乌克兰作家常能在诗歌的相邻句子中把崇高与自嘲结合起来。俄罗斯文学总体上缺乏这种反思传统，而曾经为俄语文学在这方面输送新鲜血液的，恰恰是乌克兰作家或来自敖德萨的犹太作家。

此外，由于经常审视殖民和后殖民经验，乌克兰文化已经逐渐解决了“我们是谁”的问题，形成了一种政治民族身份认同：乌克兰人就是那些自认为是乌克兰人的人，与血统来源无关。而俄罗斯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却始终只关乎帝国欧洲核心区的俄族居民，西伯利亚或高加索人则不会被包括在这个答案里，因此他预言，俄罗斯文化将会面临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

和努力与异见者交流的纳扎连科一样，雷布尼科娃也强调了对话的重要性。她提醒我，虽然处在战争状态，但乌克兰仍是一个多元民主国家，每个人都有权表达自己的观点。问题的关键在于不应该彼此争斗，而是寻找共识。而这也正是她为书店选书的宗旨。虽然其中许多是俄罗斯出版的书，但它们培养人的批判思维和独立思想。她相信，人只有掌握足够的知识和信息，才能形成自己的观点，不然就只是在重复别人的看法。

过去，乌克兰的出版业还不成熟，类似的好书主要都靠俄罗斯出版。而如今，俄罗斯不再能出这样的批判性书籍，而乌克兰的出版业则迅速崛起。雷布尼科娃书架上的俄语书越来越少，不是因为被抵制，而是因为它们正逐渐被人买走。

她说：“那些买俄语书的人并非不爱乌克兰，相反，他们希望乌克兰成为一个民主、自由、智慧，充满阅读和思考者的国家。”

这也契合了这家书店的正式名称——“后天之岛”，它发源于翁贝托·埃科的迷宫小说《昨日之岛》。埃科的主人公想要回到过去，而我们则应该看向鲜活的未来。我们来书店是为寻找“后天的自己”，而书将会帮我们看到它、理解它，并带领我们进入“后天的世界”。

纳扎连科和雷布尼科娃都坚定地相信文学在战争年代有自己的意义。全面战争爆发时，纳扎连科一边把父母从被围困的基辅疏散到郊外，一边通过写论文来排解焦虑。他研究了苏联末期一位著名乌克兰作家如何在一部通常被认为正统的历史小说中埋设隐喻语言。最终，他的研究既满足了自己的好奇心，也解决了乌克兰文学史中一个至今未被充分了解的谜团。

雷布尼科娃也说了一个故事。不久前，她的店里来了一个顾客。经过观察，她发现这是一个善良、聪明，却无暇读书的人。但大战爆发后，她开始读书了。她在店里买了几本乌克兰历史小说。临走时，她停下脚步，叹了口气说：“我有这么多书，如果不得不逃难，我该怎么办？”
雷布尼科娃对她说：“您用不着逃。”

她说：“你们在敖德萨不用逃，但我来自第聂伯罗，离前线很近，经常被轰炸。”

她离开后，雷布尼科娃意识到，当战争的恐怖降临，这个过去不读书的人在文学和艺术中找到了力量。“作为书店从业者，我常常告诉人们，文学在困难时刻能给人带来支持。而现在，我亲眼见证了这一点。”

七

距离基辅大学语文学院的黄楼不远处，是一座雄伟的黄色拜占庭式建筑——圣弗拉基米尔大教堂。这座教堂历时30年建设完成，工程汇集了19世纪下半叶帝国最优秀的建筑师、画家、匠人。旅游手册上把它称为基辅最美的教堂。

8月13日，蜂蜜救主节的前一天，按照习俗，人们将干花、干草、丰收的蔬果装在篮子里，带入教堂祝圣。教堂门口各种出售干花草艺术品的摊位拍成一长列，空气中飘着浓郁的野花香。

节日的晚祷尤为盛大、漫长，95岁的基辅牧首身着全套节日法袍主持仪式。时不时有看起来从不上教堂的年轻人光顾，穿着明显不合宜的吊带衫或短裤，面对盛大的仪式，和我一样四下张望，手足无措。他们似乎只是想来点一根蜡烛，为自己身在前线的亲友祈福。

仪式进行到某个时刻，恼人的防空警报再度响起，但整个教堂里没人因此挪动半步。合唱越来越响，仿佛是要盖过这不祥的死亡之声。在合唱的间歇，牧首用苍老而坚定的声音念着祈祷文。不知所措的年轻人眼里含着泪，透出刚点上的蜡烛光芒。在信众的正前方，踏着青云、身着紫袍的圣母显现在后殿祭坛的金色背景之上，用庄严而悲伤的神情望着教堂里的众人。她的双手紧紧抱着怀中的圣婴，像是作为一个母亲，最后一次无谓地抵抗爱子不可避免的殉难。

一位教堂的侍者发现了徘徊许久的我。她看起来四十多岁，脸上永远挂着灿烂而真诚的笑容。她没有问我身份、来意，就直接让我跟她上楼。

穿过一重又一重的旋转楼梯，终于来到了一个穹顶上方，这里是教堂的钟楼。她是教堂的敲钟人，名叫泰佳娜。泰佳娜让我看她敲钟，又带我参观访客通常无法到达的教堂二楼，为我一一讲解壁画，指给我看敖德萨的护栏，乌拉尔山的矿石与金属，意大利和比利时的大理石。

我们聊到这场战争对人命运的改变，泰佳娜跟我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位女子的女婿被俄军杀害，留下了孩子，她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便来教堂寻求慰藉。泰佳娜告诉她：要祈祷，为那些杀死他的俄罗斯士兵的健康祈祷，只有这样，没有别的办法。因为基督的真理就是爱，基督是通过爱，而不是通过恨复活的。归根结底，“只有好人，没有坏人，所谓的坏人只不过是走了歧途的好人”。

我不是教徒，也不是乌克兰人，我没有道德权利替别人选择是否去原谅。泰佳娜的话给我以极大的震撼。但是，在乌克兰的这二十几天，听闻了太多关于死亡和丧失的故事，我不确定那些失去了亲人和至交的人，是否已准备好践行福音书上的教诲。和解与宽恕的时刻，什么时候才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