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黎蜗藤：北京粗暴清理“低端人口”背后，更复杂的本土主义视角

日前，北京大兴区西红门镇新建村的廉租屋聚福园火灾后，北京市政府勒令清空市郊“违章出租屋”，要求住户在一天到几天之内搬走，大批住在这些地方的所谓“低端人口”被赶出家门。来不及带走或贱卖的大批家具与生活用品被砸烂或者弃置街头，不少人在北京零下几度的严寒中露天熬过漫漫长夜，状况之凄惨震惊大众。此事件压过几乎同时曝光的“红黄蓝幼儿园事件”，成为社交媒体舆论风暴的中心，被一些网民称为“2017北京排华事件”。

我们至少可以从六个角度来看此事。

人权、法治、言论、阶级属性、执政思维

首先，也最触目惊心的，莫过于北京政府毫无人权意识与人道关怀的粗暴行政手段。高高在上的官僚与狐假虎威的打手眼中，行政命令大于山，群众的实际情况与最基本需要根本毋须理会，只要把那些必须“清理干净”的人当成垃圾一样扫地出门，就算完成了任务。

在这种低劣的施政意识主导下，执行者缺乏法治意识可想而知。从法律上看，虽然清理“违章建筑”有法理依据，但处理的对象应是房主而非租客。现在北京市却让租客去承受所有恶果，更不用提“补偿”租客财产与精神损失的问题，违反了“依法治国”的理念。

事发之后，北京一如既往地控制言论。然而惨况是如此之触目惊心，仅是社交媒体的曝光就足以令人们感同身受。一些团体自发地组织救护灾民，却在网络上被封杀，引发二次民意怒潮。事件引发上百名知识分子联名上书，境外媒体广泛报导，新华社、央视等中央媒体也有传一度拒绝替北京市背书，北京市委书记蔡奇这才表示：“要坚定有序推进”火灾后官方启动的大型清除安全隐患行动，同时“要体现人文关怀”，给分流群众留出时间。但事实上，驱赶行动几乎照旧。专事“洗地”的《环球时报》则出来混淆是非，称虽然有删帖，但“当一件事情成为焦点时，感兴趣的人很容易了解到各种意见。”。一旦有如此信号，意味着中国舆论对此的讨论大抵到此为止。果然，次天“低端人口”字眼便在微信微博被屏蔽。

北京政府驱赶“低端人口”，令人质疑共产党“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阶级属性。因为所谓“低端人口”，绝大部分都是低收入的“无产阶级”。虽然自从江泽民推出“三个代表”理论后，共产党已经转变为全民政党，但还一直声称代表底层人民的利益。2012年十八大后，总书记习近平到河北的贫困县与穷苦人家同坐炕上说：“对困难群众，我们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千方百计帮助他们排忧解难，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时刻放在心上，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北京政府的所作所为，实在背离了共产党的“初心”。

北京政府这种做法，反映的是一种粗暴傲慢的执政思维与方法。它糅合了中共的“暴风疾雨”运动模式与漠视公民权利的陋习，更承传了中国古代“官老爷”为所欲为的作风。历史上最著名的逼迁令，大概是满清初期的《迁界令》，从闽浙到广东的沿海居民通通被迫内迁到距离海岸线三十到五十里的地方。历史记载，在香港新界，绝大部分居民在一日之内就必须撤离，一夜之间失去土地与经济来源的居民为生存，不得不把自己的子女“贱价而沽”，很多人甚至全家服毒或投海而死，惨绝人寰。这次“北京排华事件”虽不至于惨烈如斯，但考虑到时代因素，仍恍若昨日重现。

近代中国人口控制史

除上述五个较容易理解的角度，对此事件还可以从第六个角度──本土主义，来仔细思量。

北京要赶走“低端人口”并非一时冲动。“低端人口”这个用语是对低收入人群的歧视，从进步主义与政治正确的角度来看是难以接受的。“低端人口”尽管从没有一个准确定义，但并不妨碍我们理解其所指的大致目标人群。这个名词早在2007年就已经出现在政府公文中，可见并非一个新冒出来的发明，而且在提及“低端人口”时也大都与“疏散”、“防止聚集”等词语并用。就连习近平本人在2015年《习近平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也用采用了“低端人口”一词，尽管他原话是“如果一个城市只要高素质人才，不要低端人口；只要白领，不要蓝领，城市社会结构就会失衡，有些城市功能就无法有效发挥，甚至导致城市无法正常运行。”

其实，中国大城市阻止外来人口进入在过去是常态。虽然《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第12条规定迁徙自由权，但中国宪法中没有这项权利。户籍制度、全民配给制与人事档案制度，堪称限制公民自由流动的三座大山。

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前，中国仍实行“计划经济”，买米买粮食需要粮票，没有粮票的农村人寸步难行，极难进入城市。直到1993年，粮票制度才被废除。

1996年之前，所有工作单位都必须严格管有本单位工作人员的档案。原工作单位若不发放出某人的档案，某人就不可能到其他单位工作。直到1996年《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暂行规定》出台，这才放宽了对人事档案的严格管有要求。这也成为中国城市化快速增长的起点。

然而，户籍制度才是防止人口自由流动 的“终极利器”。从1949年起，中国户籍制度就把民众分为拥有“城市户口”的城镇居民与拥有“农村户口”的乡下农民。户口除了是人口登记外，还附加了众多的行政与福利功能。没有户口，找工作、住房、教育、享受其他公共服务都受到极大限制。上文提到的粮票就是拥有本地户口的人才能在本地领取，以前甚至连银行开户与开通手机都必须有户口才能办理。

1982年，中国政府制定《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外来人口如果没有当地的“暂住证”即视为“盲流”，在大街上被抓住了就可以扣押并遣送回老家。2003年，广州发生孙志刚事件，一个有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不那么“低端”）在收容扣押期间被打死。在舆论压力下，中国各地才开始废除暂住证。不少大城市转而实行居住证制度，外来人口不至于没有暂住证就被遣返。可是，这些外来人口虽然被认可为当地的“常住人口”，在社会福利方面与当地的“户籍人口”仍有很大区别。这种附带社会福利的户口制度阻止着人口流动。比如，小孩上学难的问题就令外来“低端人口”一筹莫展，唯有把孩子留在农村老家，由祖父母抚养，大批不在父母身边长大的“留守儿童”因此产生 。

即便有这些不利，经济高速发展的城市仍吸引着大批农村人口不断涌入。在废除暂住证制度之后的十几年是“低端人口”进入城市的黄金时期，中国城市化继续提速。特大城市常住人口（户籍人口与非户籍常住人口之和，不包括“临时人口”）急速上升。北京与上海从2014年开始才大幅调控人口，广州与深圳的人口增长比它们更快。

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带来各种严重的城市病，例如北京“摊大饼”已经摊到“七环”。人口过多对资源的争夺又引发“本土主义”。前些年，上海多次有家长不满外来人口占用本土人口的教育资源，发起要“硬盘”（注一）滚回去的集会示威。控制城市规模成为中国城市未来发展的必然轨道。

城市不堪重负而必须控制城市规模和改变产业结构，是排挤“外地低端人士”的根本原因。2014年，习近平强调要“疏散”北京非首都功能，强化北京作为全国政治、文化、国际交往和科技创新中心的功能。于是城区批发市场、传统制造业等“低端产业”都在“正疏散”之列。其他大城市也纷纷提出控制城市人口的目标。虽然习近平上述讲话强调不能“只要高素质人才，不要低端人口”，但疏散“低端人口”几乎是各地的共同“药方”。

本土主义与人权的冲突

必须强调的是，无论哪个城市所驱赶的“低端人口”，都是指从外来的非本市户籍的“低端人口”，而不包括本地户籍的“低端人口”。因此，所谓“低端人口”问题，更准确地说是“外来低端人口”的问题。很多媒体没有强调“外来”，不经意地令人们过分强调问题的阶级属性，而掩盖了问题的本土主义属性。

控制城市人口的逻辑是：一个城市的容量毕竟有限，地理面积不可能无限扩大，人口更不可能无限增加。因而本地人与外来人之间由于资源冲突必然发生矛盾。经济扩张时，矛盾可能被掩盖，一旦经济停滞，矛盾必然激化。

虽然外来“低端人口”对城市经济起到巨大促进作用，使中国经济急速发展，包括近年繁荣的“互联网高科技”经济，很大程度建立在大量外来“低端人口”的低工资水平上。但几乎所有城市都希望“永久”地引入能为城市带来更多GDP与税收的“高端”人才，而把可替代性高的“低端人口”视为“临时”需要。这点并不难理解，比如香港有专门引入“优质人才”的“专才计划”，但对同样有需求但“低端”的地盘工人与家庭佣工只用“外劳”形式发放工作签证。北上广深等大城市长期都有户口准入的积分制度，以计分的形式鼓励外地“高端人口”进入，变相排斥低端人口。此举被很多本地人认为是合理的，这是本土主义的经济属性。

如果一个城市人太多，必须移出一些人，那么谁该移出就成为关键问题。世世代代居住在此的本土人口，与初来乍到甚至脚跟都没站稳的外来人口，谁更应该离开呢？这涉及本土主义的分配正义属性。说白了，就是这个城市属于谁，谁更有在这个城市居住的优先权。如果答案是本地人的话，那么外地人离开似乎是理所当然的选项。如上所述，城市因为经济和发展需要，不会主动赶走“外来高端人口”，因此被驱赶的只会是“外来低端人口”。上海这两年一直采用相对温和的手段来达到此目的。比如对浦东新区以环境综合治理的名义拆除违章厂房、创建“无违建村镇”、让工厂迁出，将依附于工厂的外来人口也一并移走。北京此前也一直提高教育壁垒，“用赶走孩子，来赶走家长”。这些排除“低端人口”的相对温和做法，并没有引发社会大规模的反感。

最后，中国的大城市虽然不是如香港一样的特别行政区，但也有自己特有的历史与传统。上海、广州这两个大城市，本土文化属性非常强，近年来也有本土焦虑，担心自己的文化（沪语与粤语）被外来人“沟淡”而最终消失。它们的处境与香港也有可比性。这方面是本土主义的文化属性。

在本土主义分配正义属性与文化属性上，北京与深圳比较特别。北京有其本土主义文化属性（担心北京文化消失）的一面，但因为首都之故，更有“确保政治安全”及长官意志的一面。比如这次风风火火的“排华事件”，据说与特朗普访华期间北京发生火灾，惹得领导人不愉快有关。而且北京受全国“输血太多，是“全国人民的北京”还是“北京人的北京”？一直有争议。深圳本来就是一个移民城市，无论分配正义属性还是文化属性都不强烈。

中国“城市本土主义”在官方传媒上肯定不受支持，但本土主义潜流一直存在。它与中国人歧视外国人（黑人穆斯林）一道，构成有中国特色的地域歧视链。中国的“城市本土主义”可以与香港本土派排斥“蝗虫”的本土主义，甚至欧美的右翼民粹主义相比较。

北京市以其粗暴的执政方式，没有把人当人看，引发群众的怒火，这是民众觉醒的进步。但如果北京市这次不是这么粗暴，而是像上海那样“温柔一刀”，社会舆论反应还会如此激烈吗？

因此，在否定与谴责了北京的粗暴之后，我们还须认识到：对大部分中国大城市来说，“外来低端人口”问题根本上还是是否认同本土主义的问题。而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的是：城市本土主义究竟有没有合理性？城市是否应该有自己的“边界墙”？是否应该对迁入何种“移民”有决定权？一个异质性极强的国家内的公民迁徙，是公民的权利吗？城市本土主义与人权（迁徙权）之间应该如何取得平衡？要回答这些问题，恐怕远非指责北京政府粗暴施政那样简单直接了。

虽然北京政府放软声调，否认驱赶“低端人口”，又称“需要五湖四海的建设者”，大兴区区长辞职，但“清拆群租房”的行动仍然继续。北京政府最低程度应该为自己粗暴行政的失误作出赔偿，也应该保障将受影响的租客的合法利益，以及考虑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政府最重要的任务还是应听取各方意见，全面审视规划中国的城市化与户籍政策，在各利益持份者之间找到最大共识，低收入基层人民的利益绝对不能漠视。

（黎蜗藤，旅美历史学者，哲学博士）

注一： “外地”的汉语拼音首字目为WD，WD又是西数硬盘的简称，于是上海本地的网络用语中，“硬盘”指外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