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黎蝸藤：北京粗暴清理「低端人口」背後，更複雜的本土主義視角

日前，北京大興區西紅門鎮新建村的廉租屋聚福園火災後，北京市政府勒令清空市郊「違章出租屋」，要求住戶在一天到幾天之内搬走，大批住在這些地方的所謂「低端人口」被趕出家門。來不及帶走或賤賣的大批家具與生活用品被砸爛或者棄置街頭，不少人在北京零下幾度的嚴寒中露天熬過漫漫長夜，狀況之淒慘震驚大眾。此事件壓過幾乎同時曝光的「紅黃藍幼兒園事件」，成爲社交媒體輿論風暴的中心，被一些網民稱爲「2017北京排華事件」。

我們至少可以從六個角度來看此事。

人權、法治、言論、階級屬性、執政思維

首先，也最觸目驚心的，莫過於北京政府毫無人權意識與人道關懷的粗暴行政手段。高高在上的官僚與狐假虎威的打手眼中，行政命令大於山，群眾的實際情況與最基本需要根本毋須理會，只要把那些必須「清理乾淨」的人當成垃圾一樣掃地出門，就算完成了任務。

在這種低劣的施政意識主導下，執行者缺乏法治意識可想而知。從法律上看，雖然清理「違章建築」有法理依據，但處理的對象應是房主而非租客。現在北京市卻讓租客去承受所有惡果，更不用提「補償」租客財產與精神損失的問題，違反了「依法治國」的理念。

事發之後，北京一如既往地控制言論。然而慘況是如此之觸目驚心，僅是社交媒體的曝光就足以令人們感同身受。一些團體自發地組織救護災民，卻在網絡上被封殺，引發二次民意怒潮。事件引發上百名知識分子聯名上書，境外媒體廣泛報導，新華社、央視等中央媒體也有傳一度拒絕替北京市背書，北京市委書記蔡奇這才表示：「要堅定有序推進」火災後官方啟動的大型清除安全隱患行動，同時「要體現人文關懷」，給分流群眾留出時間。但事實上，驅趕行動幾乎照舊。專事「洗地」的《環球時報》則出來混淆是非，稱雖然有刪帖，但「當一件事情成為焦點時，感興趣的人很容易了解到各種意見。」。一旦有如此信號，意味着中國輿論對此的討論大抵到此爲止。果然，次天「低端人口」字眼便在微信微博被屏蔽。

北京政府驅趕「低端人口」，令人質疑共產黨「無產階級先鋒隊」的階級屬性。因爲所謂「低端人口」，絕大部分都是低收入的「無產階級」。雖然自從江澤民推出「三個代表」理論後，共產黨已經轉變為全民政黨，但還一直聲稱代表底層人民的利益。2012年十八大後，總書記習近平到河北的貧困縣與窮苦人家同坐炕上說：「對困難群眾，我們要格外關注、格外關愛、格外關心，千方百計幫助他們排憂解難，把群眾的安危冷暖時刻放在心上，把黨和政府的溫暖送到千家萬戶。」北京政府的所作所爲，實在背離了共產黨的「初心」。

北京政府這種做法，反映的是一種粗暴傲慢的執政思維與方法。它糅合了中共的「暴風疾雨」運動模式與漠視公民權利的陋習，更承傳了中國古代「官老爺」爲所欲爲的作風。歷史上最著名的逼遷令，大概是滿清初期的《遷界令》，從閩浙到廣東的沿海居民通通被迫內遷到距離海岸線三十到五十里的地方。歷史記載，在香港新界，絕大部分居民在一日之内就必須撤離，一夜之間失去土地與經濟來源的居民為生存，不得不把自己的子女「賤價而沽」，很多人甚至全家服毒或投海而死，慘絕人寰。這次「北京排華事件」雖不至於慘烈如斯，但考慮到時代因素，仍恍若昨日重現。

近代中國人口控制史

除上述五個較容易理解的角度，對此事件還可以從第六個角度──本土主義，來仔細思量。

北京要趕走「低端人口」並非一時衝動。「低端人口」這個用語是對低收入人群的歧視，從進步主義與政治正確的角度來看是難以接受的。「低端人口」儘管從沒有一個準確定義，但並不妨礙我們理解其所指的大致目標人群。這個名詞早在2007年就已經出現在政府公文中，可見並非一個新冒出來的發明，而且在提及「低端人口」時也大都與「疏散」、「防止聚集」等詞語並用。就連習近平本人在2015年《習近平在中央城市工作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也用採用了「低端人口」一詞，儘管他原話是「如果一個城市只要高素質人才，不要低端人口；只要白領，不要藍領，城市社會結構就會失衡，有些城市功能就無法有效發揮，甚至導致城市無法正常運行。」

其實，中國大城市阻止外來人口進入在過去是常態。雖然《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公約》第12條規定遷徙自由權，但中國憲法中沒有這項權利。戶籍制度、全民配給制與人事檔案制度，堪稱限制公民自由流動的三座大山。

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前，中國仍實行「計劃經濟」，買米買糧食需要糧票，沒有糧票的農村人寸步難行，極難進入城市。直到1993年，糧票制度才被廢除。

1996年之前，所有工作單位都必須嚴格管有本單位工作人員的檔案。原工作單位若不發放出某人的檔案，某人就不可能到其他單位工作。直到1996年《流動人員人事檔案管理暫行規定》出台，這才放寬了對人事檔案的嚴格管有要求。這也成為中國城市化快速增長的起點。

然而，戶籍制度才是防止人口自由流動 的「終極利器」。從1949年起，中國戶籍制度就把民衆分爲擁有「城市戶口」的城鎮居民與擁有「農村戶口」的鄉下農民。戶口除了是人口登記外，還附加了衆多的行政與福利功能。沒有戶口，找工作、住房、教育、享受其他公共服務都受到極大限制。上文提到的糧票就是擁有本地戶口的人才能在本地領取，以前甚至連銀行開戶與開通手機都必須有戶口才能辦理。

1982年，中國政府制定《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外來人口如果沒有當地的「暫住證」即視爲「盲流」，在大街上被抓住了就可以扣押並遣送回老家。2003年，廣州發生孫志剛事件，一個有工作的大學畢業生（不那麼「低端」）在收容扣押期間被打死。在輿論壓力下，中國各地才開始廢除暫住證。不少大城市轉而實行居住證制度，外來人口不至於沒有暫住證就被遣返。可是，這些外來人口雖然被認可為當地的「常住人口」，在社會福利方面與當地的「戶籍人口」仍有很大區別。這種附帶社會福利的戶口制度阻止着人口流動。比如，小孩上學難的問題就令外來「低端人口」一籌莫展，唯有把孩子留在農村老家，由祖父母撫養，大批不在父母身邊長大的「留守兒童」因此產生 。

即便有這些不利，經濟高速發展的城市仍吸引着大批農村人口不斷湧入。在廢除暫住證制度之後的十幾年是「低端人口」進入城市的黃金時期，中國城市化繼續提速。特大城市常住人口（戶籍人口與非戶籍常住人口之和，不包括「臨時人口」）急速上升。北京與上海從2014年開始才大幅調控人口，廣州與深圳的人口增長比它們更快。

城市人口快速增長帶來各種嚴重的城市病，例如北京「攤大餅」已經攤到「七環」。人口過多對資源的爭奪又引發「本土主義」。前些年，上海多次有家長不滿外來人口佔用本土人口的教育資源，發起要「硬盤」（註一）滾回去的集會示威。控制城市規模成為中國城市未來發展的必然軌道。

城市不堪重負而必須控制城市規模和改變產業結構，是排擠「外地低端人士」的根本原因。2014年，習近平強調要「疏散」北京非首都功能，強化北京作為全國政治、文化、國際交往和科技創新中心的功能。於是城區批發市場、傳統製造業等「低端產業」都在「正疏散」之列。其他大城市也紛紛提出控制城市人口的目標。雖然習近平上述講話強調不能「只要高素質人才，不要低端人口」，但疏散「低端人口」幾乎是各地的共同「藥方」。

本土主義與人權的衝突

必須強調的是，無論哪個城市所驅趕的「低端人口」，都是指從外來的非本市戶籍的「低端人口」，而不包括本地戶籍的「低端人口」。因此，所謂「低端人口」問題，更準確地說是「外來低端人口」的問題。很多媒體沒有強調「外來」，不經意地令人們過分強調問題的階級屬性，而掩蓋了問題的本土主義屬性。

控制城市人口的邏輯是：一個城市的容量畢竟有限，地理面積不可能無限擴大，人口更不可能無限增加。因而本地人與外來人之間由於資源衝突必然發生矛盾。經濟擴張時，矛盾可能被掩蓋，一旦經濟停滯，矛盾必然激化。

雖然外來「低端人口」對城市經濟起到巨大促進作用，使中國經濟急速發展，包括近年繁榮的「互聯網高科技」經濟，很大程度建立在大量外來「低端人口」的低工資水平上。但幾乎所有城市都希望「永久」地引入能為城市帶來更多GDP與稅收的「高端」人才，而把可替代性高的「低端人口」視爲「臨時」需要。這點並不難理解，比如香港有專門引入「優質人才」的「專才計劃」，但對同樣有需求但「低端」的地盤工人與家庭傭工只用「外勞」形式發放工作簽證。北上廣深等大城市長期都有戶口准入的積分制度，以計分的形式鼓勵外地「高端人口」進入，變相排斥低端人口。此舉被很多本地人認為是合理的，這是本土主義的經濟屬性。

如果一個城市人太多，必須移出一些人，那麼誰該移出就成為關鍵問題。世世代代居住在此的本土人口，與初來乍到甚至腳跟都沒站穩的外來人口，誰更應該離開呢？這涉及本土主義的分配正義屬性。說白了，就是這個城市屬於誰，誰更有在這個城市居住的優先權。如果答案是本地人的話，那麼外地人離開似乎是理所當然的選項。如上所述，城市因為經濟和發展需要，不會主動趕走「外來高端人口」，因此被驅趕的只會是「外來低端人口」。上海這兩年一直採用相對溫和的手段來達到此目的。比如對浦東新區以環境綜合治理的名義拆除違章廠房、創建「無違建村鎮」、讓工廠遷出，將依附於工廠的外來人口也一併移走。北京此前也一直提高教育壁壘，「用趕走孩子，來趕走家長」。這些排除「低端人口」的相對溫和做法，並沒有引發社會大規模的反感。

最後，中國的大城市雖然不是如香港一樣的特別行政區，但也有自己特有的歷史與傳統。上海、廣州這兩個大城市，本土文化屬性非常強，近年來也有本土焦慮，擔心自己的文化（滬語與粵語）被外來人「溝淡」而最終消失。它們的處境與香港也有可比性。這方面是本土主義的文化屬性。

在本土主義分配正義屬性與文化屬性上，北京與深圳比較特別。北京有其本土主義文化屬性（擔心北京文化消失）的一面，但因爲首都之故，更有「確保政治安全」及長官意志的一面。比如這次風風火火的「排華事件」，據説與特朗普（川普）訪華期間北京發生火災，惹得領導人不愉快有關。而且北京受全國「輸血太多，是「全國人民的北京」還是「北京人的北京」？一直有爭議。深圳本來就是一個移民城市，無論分配正義屬性還是文化屬性都不強烈。

中國「城市本土主義」在官方傳媒上肯定不受支持，但本土主義潛流一直存在。它與中國人歧視外國人（黑人穆斯林）一道，構成有中國特色的地域歧視鏈。中國的「城市本土主義」可以與香港本土派排斥「蝗蟲」的本土主義，甚至歐美的右翼民粹主義相比較。

北京市以其粗暴的執政方式，沒有把人當人看，引發群衆的怒火，這是民眾覺醒的進步。但如果北京市這次不是這麼粗暴，而是像上海那樣「溫柔一刀」，社會輿論反應還會如此激烈嗎？

因此，在否定與譴責了北京的粗暴之後，我們還須認識到：對大部分中國大城市來說，「外來低端人口」問題根本上還是是否認同本土主義的問題。而值得我們進一步深思的是：城市本土主義究竟有沒有合理性？城市是否應該有自己的「邊界牆」？是否應該對遷入何種「移民」有決定權？一個異質性極強的國家內的公民遷徙，是公民的權利嗎？城市本土主義與人權（遷徙權）之間應該如何取得平衡？要回答這些問題，恐怕遠非指責北京政府粗暴施政那樣簡單直接了。

雖然北京政府放軟聲調，否認驅趕「低端人口」，又稱「需要五湖四海的建設者」，大興區區長辭職，但「清拆群租房」的行動仍然繼續。北京政府最低程度應該為自己粗暴行政的失誤作出賠償，也應該保障將受影響的租客的合法利益，以及考慮幫助他們解決實際困難。政府最重要的任務還是應聽取各方意見，全面審視規劃中國的城市化與戶籍政策，在各利益持份者之間找到最大共識，低收入基層人民的利益絕對不能漠視。

（黎蝸藤，旅美歷史學者，哲學博士）

註一： 「外地」的漢語拼音首字目為WD，WD又是西數硬盤的簡稱，於是上海本地的網絡用語中，「硬盤」指外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