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麼孩子失學，要麼離婚。
這個夏天，北京忽然給外地人林謙（化名）出了一道家庭倫理題。林謙是個「70後」，到北京16年，成家立業，而今已在北京四環外有房、開奧迪車、人脈廣泛，稱得上典型中產。家裏的小兒子要上小學了，和大多數焦慮的家長相比，他是一位淡定的父親，既不擠破頭去搶名校聚集的西城東城海淀等區動輒十幾萬元一平方米的學區房，也不送紅包走關係找領導誓要將孩子塞進名校，他覺得，兒子在家附近，上一所普通的公立學校，快快樂樂就好。
提前半年，林謙開始籌備兒子的入學事宜。他找出結婚證、流動人口婚育證和兒子的出生證，備齊每一期的物業費、燃氣費、水電繳費單。他拿上了他和妻子的暫住證和社保繳納證明。他去街道居委會，那裏的辦事員還是他「哥們兒的朋友」。他以為自己勝券在握。
結果他提交的文件未能通過審核──材料一大摞，問題出在了一張小小的暫住證上。
中國戶籍制度森嚴，北京尤甚。「凡年滿16週歲，在本市暫住時間擬超過1個月或擬在本市從事務工、經商等活動的外地來京人員，應申領《暫住證》」，這是每一個「北漂」漂在北京的身份憑證。林謙居住在朝陽區，掌管學生入學權的朝陽區教委規定：父母雙方的暫住證有效期需在半年以上，孩子方可入學。林謙檢查了半天，意識到前段時間，妻子的暫住證補辦過一次，誤了半年。
別無他法，除非林謙成為一名單親家長。保全一紙婚書，還是保全孩子？
說到離婚，妻子有些猶豫，岳父岳母也都反對。但又沒有別的辦法。決策後，夫妻倆風風火火飛回老家，去民政局以「感情不和」協議離婚，孩子歸男方監管。第三天，再飛回北京，這才順利進入給兒子入學報名的下一道工序。
9月1日開學在即，兒子終於趕上了時間。而林謙，感覺自己被活剝了一層皮。
「五證」：千變萬化的28重濾網
幾個月前，正當朝陽區的林謙為暫住證糾結時，一則消息在北京的非京籍父母圈中炸開。
5月20日上午9時許，一名外地家長在北京市昌平區政府門口自焚，被安保人員制止。家長倖存，身體大面積3到4級燒傷。這一天，是昌平區入學信息採集的最後一天。
這則新聞傳播開時，已被刪得七零八落、語焉不詳。一位稱認識這位家長的母親表示：「他因為租房税的日期滯後不符合五證的入學要求，兩口子在昌平區街道、小學招生辦、區政府，來回折騰兩週了，腿都跑斷了，孩子仍舊無法入學。」
「按我的理解，學籍應該屬於維護每個孩子教育權利的服務項目，教委的任務應該是不要讓孩子上不了學，」一位離開體制、創辦了一所私立學校的校長說。
「五證」，身在北京、但沒有北京戶籍的家長們如果想要送孩子正常接受教育，這是他們務必掌握的入門詞彙。「五證」包括家長的「在京務工就業證明」、「在京實際住所居住證明」、全家的戶口簿、在京暫住證、和家長的戶籍所在地街道辦事處或鄉鎮人民政府出具的在當地沒有監護條件的證明。
說是五證，但每項證件統領之下，又有若干的拆解項。比如一對租房的外地夫婦，單就「確實居住在北京」這一項，就需要提供租房合同、房租完税證明、房租完税發票、居住期間的電費單據、水費單據、房東夫妻的身份證、房產證等等。如果完整細數，「五證」至少包括了28證。
集齊五證，絕非易事。一項「在京務工就業證明」，就輕易把大部分從事低端行業──比如廢品回收的家長拒之門外。不少家長還需要不停論證「這個孩子真的是我的孩子」、「我們真的交過二胎罰款」、「老家真的沒人來監管孩子了」。他們還很可能因為換了一次工作，跨區搬了一次家，缺繳了一個月的社保金，就立即喪失孩子在北京的入學資格。
況且「五證」千變萬化。政策並不透明，它非得像奧斯卡獎一樣直到入學信息採集的最後一刻才揭曉答案。每年四月，相關政策公布時，它會根據北京每個區教育資源和外來人口的實際情況，設置一些細小的「陷阱」，比如原本只需要半年的社保證明忽然變成了三年，或者改變約束條件──比如2014年，通州教委忽然規定，家長們必須在通州區交納社保──而通州至今還是一個「睡城」，住宅遍地，企業稀無，大部分家長都是跨區上班，少有人在本區繳納社保金。
林謙們憤怒而又無奈，只能跟着「五證」疲於奔命，以此獲得孩子入學的「學籍」。
「按我的理解，學籍應該屬於維護每個孩子教育權利的服務項目，教委的任務應該是不要讓孩子上不了學，」一位離開體制、創辦了一所私立學校的校長告訴端傳媒記者。
但現實是，教委卻通過層層關卡的設置，讓「五證」成了一張經過28道關卡的天羅地網。
通過阻攔教育逼走非本地人口
媒體人馮蘇（化名）曾經諮詢教委系統內部人士，為什麼提高而不是降低孩子的入學門檻？
對方答：教委沒有動力去降低門檻，因為政府在控制外來人口。
2010年，北京總人口接近2000萬人，並保持着平均每年增加50萬常住人口的增速，嚴重超出官方規劃預期。作為官方智囊的專家們，反覆發布着滿布警示字眼的論據：水資源匱乏，交通擁堵，霧霾天越來越多，「北京城市綜合承載力處危機狀態」。2014年，北京政府工作報告在經濟社會發展主要預期目標中，除了既有的GDP、CPI目標外，首次提出常住人口增長速度明顯下降的目標。
正是從人口突破2000萬大關的2010年起，北京開始政策積極調控人口──「以證管人、以房管人、以業控人」，簡單說，就是在用居住證制度管理外來人口，同時用「高精尖」產業逐步取代勞動密集型的「低端產業」。還有一個官方從未明文宣示的手段是：「教育控人」。
2010年，北京市政府猛然下閘關停所有的打工子弟學校，在一時譁然的輿論中，北京市教委表態「保證不讓一個就讀的學生失學」，逾萬名打工子弟學校的在讀學生於是被分流到各個公立學校之內。然而到了第二年之後，新一批打工者的孩子們就再沒有這樣的運氣。越來越多的孩子到了上學的年紀，卻無處可去。
「教育控人」──通過控制子女教育的入學門檻來控制北京的人口數量，成為這些年北京市政府最行之有效的宏觀調控手段之一。
「從關停學校，以證逼人，到最嚴公立學校招生政策，再到北京人口減少，這長長的因果鏈背後，隱藏着的暴力本質不言而喻。」
王明珍，浙江温州人，初中畢業，現年四十多歲。十幾年來，一家人在北京東二環建國門一帶做小生意，沒有在北京上社保，不符合「五證」要求。她有兩個孩子：大孩子今年初三，卻因為外地戶籍，沒有資格參加中考；小孩子甚至不能上幼兒園。
公立學校的入學資格持續收緊，擠不進去。而打工子弟學校被大批量關停，市場中為孩子們提供的學習機會也消失殆盡。私立的國際學校又實在太貴。
一家人想了很多辦法，乾着急，最後一家四口決定，只得轉回老家。數據顯示，2015年，北京東城區成功疏解人口34604人，他們是微不足道的4個分子。
1993年，籍貫山東的格先生（網名）考到北京科技大學讀書，一路奮鬥到中央企業的管理層。他曾有很多機會拿北京戶口，但都沒在意。生了孩子，也沒在意。他以為自己有房，又是央企的管理層，拿了北京的工作居住證，是個「綠卡族」（根據北京規定，工作居住證可視同北京戶口使用，除了子女不能在當地參加高考），肯定不屬於會被北京排斥的那類人。結果女兒讀到初二，「咔嚓，問題來了」──班主任開始跟女兒講：你們是外地戶口，不能在北京上高中，成績好也不行。
對於「教育控人」，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劉遠舉在媒體撰文寫道：「關停學校、緊縮入學僅僅是一道道行政命令，温文爾雅，冠冕堂皇，絕不會碰家長一個手指頭，但根本上看，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從關停學校，以證逼人，到最嚴公立學校招生政策，再到北京人口減少，這長長的因果鏈背後，隱藏着的暴力本質不言而喻。」
「回去告訴你媽媽不要再鬧了」
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第二章第十二條明文規定，「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監護人在非戶籍所在地工作或者居住的適齡兒童、少年，在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監護人工作或者居住地接受義務教育的，當地人民政府應當為其提供平等接受義務教育的條件。」
國法如此，自然不是所有的家長都願意認慫離去。
「你的朋友圈，你的生活圈，你生活的根基都在這兒，像一棵樹紮根了，你說走就走？沒那麼簡單。」格先生說。
「這麼多人在北京，繳全國最高的社保，最高的養老保險，這些錢都到政府腰包裏了，」馮蘇對端傳媒記者表示，「不管戶不戶籍，我在哪個地方納税，就應該享受哪裏的公共福利和資源。」他也是一位堅守北京的非京籍父親。
到底是否應該讓外來者的子女在北京就讀？是否取消異地高考（指外地戶籍考生不能在父母流入地參加高考）？這兩個問題日漸成為教育公平領域爭鋒的焦點。
互聯網上，北京本地人把支持開放異地高考的家長稱之為「異鬧」，並表示，北京包括教育在內的公共資源本來十分充裕，正是因為不斷湧入的外地人口，嚴重影響了本地居民的正當權益，而如果開放異地高考，則會使情況更加糟糕。
「非京籍家長」則認為，北京的發展離不開外地人口的貢獻，異地高考集中體現了這座城市對自己的歧視。在教育公平的大前提下，自己的孩子不應該因為戶口而喪失更好的升學機會。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張千帆曾數次向國務院、教育部提交「異地高考」建議書。2010年之前，人們還懷抱希望，「學者上書」和「民間方案」或許能倒逼高考制度甚至戶籍制度的變革。當時教育部回應：正在調研，尚無時間表。
女兒回家哭着問媽媽：我們天天說北京精神，我怎麼一點體會不到「包容」、「厚德」？
2010年前後，一些行動力強的家長，以北京郵電學院講師、律師許志永的「公盟」為依託，組成「教育平等公民聯合行動志願者」的NGO組織。家長們身份各異：外企高管、IT工程師、個體商戶、工廠職工、農民工……短短三年，由幾個人發展到十幾萬人。
家長們期待通過「理性、公開、合法、堅持」的原則，盡力宣傳教育公平的理念。他們在酷暑寒冬上街發傳單，在繁華鬧市舉着「教育公平」的橫幅徵集簽名支持，也通過訴訟、上訪，向北京市教委抗議。還向3300多名人大代表快遞建議書和資料，希望這一議題直通兩會。
孟凡玲是最早期的志願者之一。因為活躍，她隔三差五會因「尋釁滋事」的罪名被帶去派出所。每當警察審她，想找出一些有關許志永的把柄，孟凡玲無話可說時，就大聲讀《聖經》。
由於長期推動官員財產公開、教育平權，2013年7月16日，維權律師許志永被以「涉嫌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的罪名刑事拘留。
這年秋的學季，孟凡玲在重點初中讀書的女兒小雨被老師叫到了辦公室。老師對她說：回去告訴你媽媽，不要為了異地高考的事情再鬧了。女兒回家哭着問媽媽：我們天天說北京精神，我怎麼一點體會不到「包容」、「厚德」？她第一次想離開這個城市。
那些「被出國」、「被問題」的少年
教育控人還是教育平權？政府用行動作出了選擇：許志永被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外地家長們等來了「五證」。
逼走人口的成效顯著。據北京市教委數據顯示，以幼兒園升小學為例，2014年獲得入學資格的非京籍兒童僅有58274人，不到總採集人數的38%，比上一年下降超過7%。
呼籲教育平權的志願者們元氣大傷，也就慢慢失散了。
此後每年的四五月，都有家長靜坐、拉橫幅，警察來了，帶走幾位領頭羊。家長上訴，從來沒有贏過。畫面重複再重複。
而同時，「五證」越箍越緊。家長們一面維權，一面各謀各的出路。
有人花重金送孩子去讀公立學校的國際班，這也意味着，孩子不能參加中國體制內的高考，畢業只能申請國外的高校。人們孩子是被「出國」。
有人把孩子送去了北京附近的河北。河北香河縣、大廠縣、三河縣並稱「北三縣」，它們位於北京周邊，與天安門的直線距離僅30-60公里，並且房價低、讀書不需要「五證」，這裏於是承接了大量北京外溢人口。燕郊，三河縣的一個鎮，如今已容納了至少70萬北漂，這裏公立學校正在面臨人滿為患的問題，平均每個班80多個孩子，最後一排的學生幾乎貼着牆壁，有時教師講課，腰間還必須戴着擴音器。
「這是徹頭徹尾的『政策性』問題少年，」格先生對此感歎道。
有人把孩子送去了北京隔壁的直轄市，天津。格先生就是此例，他在天津買房取得了戶口，為女兒取得當地學籍。代價是事業正蒸蒸日上的妻子不得不辭職去了天津，全程護航女兒讀書，他則成了一位北京的「留守父親」，掙錢的壓力山大。
也有人把孩子送回了老家。格先生的小外甥即是如此。他的父母仍然在北京賣水果養家餬口，小外甥回去山東老家，成了留守兒童，打架、抽煙、成了小社團頭頭。後來被學校開除。15歲的小外甥跑回北京，告訴他爸說不上學了，要娶妻生子「過平常日子」。他爸打了他一頓，又花每年四五萬的學費，把孩子送進了北京一所強制性管教的培訓學校。
「這是徹頭徹尾的『政策性』問題少年，」格先生對此感歎道，如果不是制度因素導致小外甥留守，他相信：「至少他不會成為一個壞孩子」。
又是一年開學季。到了9月1日，蹦蹦跳跳的小兒子就該背上書包，到家門口唸書去了。林謙鬆了一口氣，這個離異家庭眼看就要回歸寧和的生活。但他和妻子還不能復婚──明年，大兒子就該小學升初中了。幼兒園升小學，小學升初中，初中完了要異地高考。他需要時刻準備着，所有的麻煩從頭再來。
「現在復了，說不定到時還得離，」林謙說着，汗如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