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田收地倒数:他们用一生养鱼,看香港塘鱼业高低

香港塘鱼养殖早已由盛转衰。收地在即,有人坚持有塘便继续养,有人心灰意冷欲退场。
远方的深圳高楼林立,元朗新田的工人在鱼塘中刮鱼。摄:林振东/端传媒

下午两时多,烈日洒满,一河之隔,深圳高楼林立,元朗新田没有遮荫处,片片鱼塘波光闪动——又到收鱼之时。工人拉起百多米长的鱼网,往鱼塘另一边推进,将鱼迫到岸边,再一网打尽,即行内所称的“刮鱼”。鱼吓得活蹦乱跳,唰唰拍打他们的背。一斤一条,一千斤乌头被迅速冷藏,由货车运走。

“无啰,收埋呢度无得养,一路少鱼塘。”年届80岁的黎来就顶著日晒,站在塘壆观鱼。他人称就哥,是新田养鱼户、行内的老行专,小时随父亲养基围,之后养鱼,现时在元朗的新田、甩洲和南生围管有40多个鱼塘。新田科技城启动在即,就哥估计有五个鱼塘将被收回,每年少收20万斤鱼获。为了弥补出产量,他需要寻觅其他鱼塘。

2021年,时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提出将河套区港深创科园与落马洲、新田一带地方,整合为“新田科技城”,呼应大陆“十四五”规划支持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科技城原本不涉及填塘,但政府在上年更新图则,将发展区扩大近一倍,牵涉共248公顷的“湿地保育区”和“湿地缓冲区”,面积相等于13个维园,当中将填平90公顷的鱼塘作创科用地。香港观鸟会估计逾30个养鱼户受新田科技城影响。

不过收地与否,塘鱼养殖业早已萎缩。1986年全盛期,全港鱼塘面积达约2130公顷,现缩减约1129公顷;而淡水鱼的产量亦从每年近6000公吨的顶峰,跌至2023年的1052公吨。曾担任新界养鱼协进会(鱼会)会长20年的就哥说,鱼会一度有六七百个会员,“现在真正养鱼的还没过一百人”,而且是花甲老人。

与以往农村的抗争不同,这次新田收塘未见大规模抗议。就哥管理多个鱼塘,建立了生产线,又有盈余,所以不想收塘。但他知道,其他小型养鱼户利润更少,养鱼既吃力又无法维生,而且年纪大了,因此情愿让路予政府发展。耕耘一生的事业要步向夕阳,养鱼户纷纷指向一个原因——政府未有重视本地渔农业。

这个夏天,趁鱼塘未被填平、人面和风景仍旧,我们到访三位养鱼户在鱼塘边的小屋。

刮过鱼后,工人迅即用吊臂将一箱箱乌头鱼运到货车上。摄:林振东/端传媒

养鱼是生计和乐趣,也是大半生牵绊

几年前,就哥仍会下水刮鱼,但脚愈不灵活,现在以监督为多。清晨吃过早茶,他先驾车巡一遍鱼塘。下午,他有时在鱼会打麻雀,有时回鱼塘看工人刮鱼。一个月有25天,就哥都吃自己的鱼。“一时吃福寿鱼、罗非鱼,一时吃乌头,呢样𠮶样,唔停地食。像我养塘看塘,看来看去都不厌。”他在联兴围的家也是在鱼塘边,露台外望一片碧水。

养鱼的嗜好很难说清。多年来,就哥有钱便买下鱼塘,专心想著养得靓、养得多有成功感、“威啲嘅”:“如果我不养鱼,如果我的钱用来买砖头,分分钟我现在有亿几身家了!”

养鱼是生计和乐趣,也是大半生的牵绊。就哥出生在40年代,兄弟姊妹跟他共12人,父亲从大陆来港,落脚天水围,后来在50年代和别人凑份,向政府申请租用南生围和旁边联兴围饲养基围。新界西北毗邻后海湾,水涨时,村民把基围的闸口打开,让鱼虾蟹随水冲过来。就哥自小帮忙开关闸口,没有想过打其他工,一家人“饿不死、饱不食、睇𩠌食饭”过日子。

六七十​​年代,随著香港的农场增加和元朗发展,加上及后深圳工业起步,后海湾水质转差,从海游来的鱼虾苗减少,基围被改建成鱼塘,就哥一家也改为养鱼维生。当时大批大陆移民来港,当中有人熟练养殖塘鱼,在新界养鱼,就哥便照著学,在60年代自立门户在甩洲买地养鱼。同时因大陆移民激增,吃鱼的需求上升,成就养鱼的全盛时期。

1969年至80年代,全港鱼塘面积由750公顷急升至2千多公顷。天水围在70年代亦几乎被全面开发成鱼塘,直到80年代被发展成新市镇,养鱼户才把鱼塘迁往新田。就哥回想,新田初时以放基围和种禾为主,一片平地,他们从头开垦,用铲泥机挖出鱼塘。

80岁的就哥几年前仍会下水刮鱼,但脚愈不灵活,现在以监督为多。摄:林振东/端传媒

养鱼是劳力活。就哥的手掌厚实,比一般人大。从前他在小艇头,追著鱼抛网,鱼网重20斤,挂上铜坠,一捞是百多斤,又容易失平衡跌下水。那时他未有车子,骑单车把鱼送出去,送鱼、卖鱼、喂鱼,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睡很少,“自己衰格,死都要认叻,就做到死为止。”

养鱼要听天由命。五六十年前未有增氧机,塘里氧氧不足,鱼不能养太大,不然整个塘的鱼可在一夜间翻肚,一下子可能损失20万,这在当年差不多能买到一个锦绣花园的单位(现值大概1000万港币上下)。现在虽有机器帮忙,但不免失灵,上年增氧器就曾经没电,翻了塘。

近年天气严峻,台风山竹和天鸽袭港时,甩舟近海,几塘鱼走光,就哥掉了200万。日常天气变化亦会影响水的酸碱度,又要监察阿摩利亚的含量和病菌,所以他坚持天天巡塘。守业难,就哥习惯了走鱼死鱼,“死一塘半塘就算了。”

好光景时,养鱼户靠养鱼和鸭,可以风生水起。八九十年代,就哥送四千斤鱼到元朗鲜鱼批发市场,能卖清光,得到五六万。同期大陆改革开放,土地多又便宜,香港鱼价贵,由大陆供鱼到港的易手利润大,港人于是北上投资开鱼塘。就哥没这本钱,便留在香港。

但是不久后,本地养鱼业由盛转衰。据人类学学者张展鸿在《渔翁移山 :香港本土渔业民俗志》指出,1997年后香港市场开放予大陆,入口配额制度取消,大陆输港鱼类成本仅为500元的报关费。当年本地养鱼的成本为28元一斤,但大陆输港的鱼售港币24元一斤,比本地的成本价还要低。

工人顶著日晒在就哥的鱼塘中刮鱼。摄:林振东/端传媒

养到政府收地为止

价低之外,大陆淡水鱼来货稳定,而且供应商会将鱼直送至店家,节省运输成本。“整个广东省都有货来,湖南湖北也有,你要多少就给多少,但本地的不行,我要一千斤:没有,今天没有货。”本地鱼塘太少,“不够人争”,就哥估计现时大陆淡水鱼来货量已占市场九成。渐渐地,到元朗鱼市场卖鱼的批发档口愈来愈少,养鱼户拿鱼过来,“鱼便宜也没有人要,多过头也不要。”

养鱼要赚钱,重点还是得把鱼卖出去。为了求生,就哥把生意做大,和儿子开设公司,聘请工人,又为其他小型养鱼户收鱼,一来帮忙他们把鱼卖出,两来壮大自己的货量,并包办运输和零售,一并送往超市和食肆,以及自家的零售店和鱼类统营处等。辛苦做下来,每日交鱼三千斤,也仅占淡水鱼每日逾百公吨供应量的约1至2%。

就哥说,一个养鱼户至少要管理五个塘,才能勉强支撑开支。他计算,若小型养鱼户聘请批发,工资和运费约三千元一天,加上塘租、饲料费、电费等,但捉一次鱼的收入约一万,还要需时一年多才能把鱼养大。“你话点样揾食?”

每当有人向就哥找鱼塘时,他都应道,“买来玩就可以了,如果养鱼我就不介绍,费时你蚀钱。”随著鱼塘面积愈缩愈小,他觉得“没可能搞得翻生”。

未来,就哥的五个鱼塘被政府收回后,他会寻觅其他鱼塘,或是为其他养鱼户收鱼,以填补损失的鱼量。他不舍得,“但都没有办法,无法抗议”。说到底,“我们都想自给自足,真的不用求别人,自己出货卖得多少就多少。”

刚从就哥鱼塘捕获上来的乌头鱼。摄:林振东/端传媒

就哥出产的乌头一条一斤售港币40多元,比外面的市场贵。但他说,“味道肯定是本地好很多,大陆那些鱼不好吃。真的,我不是夸自己。”曾有新闻传出大陆淡水鱼可能被喂饲激素,就哥说这会令鱼失去味道,口感“烟烟靭靭”,“我们的吃面包、吃公仔面、吃粟粉。那些特别好吃,就是香口。”

上午,就哥驾车经过鱼塘,浮在水面的白方包逐点减少,周遭泛起涟漪,代表鱼儿游过来吃了。“你见到便好开心。鱼不吃便弊了。”养鱼户以面包喂鱼的原因之一,是因为面包不像饲料会沉底,方便观察鱼吃粮的动态。

鱼苗长大需时一年。待眼前的鱼塘完成收鱼后,就哥便会放新种。他不知道几时收地,但不管了,只希望政府延迟,不然便把未养大的苗挪到其他塘,“养到他收地为止,应该还有几个月的。”

以为挨一下就过了,但挨极都不过

早上10时,日头愈渐猛烈,泥土微暖。71岁的泰哥跟69岁的太太泰嫂喂完鱼,泰哥在屋内看电视,泰嫂在屋外收割给鲩鱼吃的毛草。他们管理三个鱼塘、养三只猫。

5月的时候,发展局在社交平台上载宣传片,泰哥是片中主角,笑说最年轻的养鱼户“都已经搭‘两蚊车’了”(编按:60岁或以上香港长者可以两元搭乘指定公共交通工具),没年轻人入行,而自80年代中大陆输入淡水鱼后,养鱼业一直走下坡。他估计多过10至15年后,香港再没淡水鱼养鱼业,“希望政府收回鱼塘,留下一些做保育”。

回想那次访问,他说发展局经渔农署联络他,派人到访。他没所谓,便让他们拍摄,没有预先想好回答内容,便完成了访问,谈养鱼业的艰辛、难维持生计等。

悲观的他淡淡然,“反正都是这么难做,揾唔到食,政府早点收(地)更好,收了我们不用再飘风飘雨。”新田一带为水浸黑点,夫妇多年来死守鱼塘:暴雨时他们怕鱼塘水浸,会走鱼;台风时又怕东西被吹走。2018年山竹袭港,货柜被吹到鱼塘去,要找吊车把东西吊回来,他们也不敢离开。

泰叔自1983年起在新田养鱼,由高峰时期管有十个鱼塘跌至现时的三个。他说养鱼已“揾唔到食”,宁愿政府收地。摄:林振东/端传媒

“你觉得呢?如果让你一个在这里,还是外面好呢?”泰嫂问,“做了这么久,其实什么都牺牲掉。如果在外面工作,放工可以坐坐、跟人聊天、有几个朋友,在这里没有,

子女长大了,都出去了。”外人觉得新田偏僻恬静,她却不喜欢这种生活。

跟就哥一样,泰哥也是养鱼户二代。他父亲于60年代在米埔做基围,后来因政府收地兴建加州花园,以及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在米埔设立自然保护区,父亲转为WWF工作,在基围养虾,泰哥从小就随他养鱼、种蚝。泰哥结婚后自立,做回老本行,在1983年来到新田养鱼。

乘著高峰期,泰哥泰嫂由初时几个塘,愈养愈多直到千禧年代管有十个塘。虽然工作辛苦,要亲手亲为运送面包和喂鱼,但两人总算“一人赚一份薪水”。但后来,随著大陆鱼流入本地,他们的鱼也失据。

十多年前,他们送二千斤鱼到元朗的批发市场也卖得完,所以可以一次花10天,把一个鱼塘的鱼收获完;现在买家上门收鱼,只收几百斤鱼,他们便只能逐少慢慢收鱼,收鱼工人的工作日多了,要多付工资,再加上鱼苗和鱼粮成本上涨,但鱼价跌,养鱼最终难以维生。泰嫂看著情况转坏,“以为挨一下就过了,(怎料)挨极都不过。”现时,大陆的淡水鱼已霸占了香港市场。二人道,“是很努力,但我们也很灰心。”

捉鱼苗技艺要失传了

“你说完全没钱赚,又不是;你有得赚,也不多。赚不到餐饭,都希望赚餐粥。”泰哥说,本想著收入足够两人生活就完满了,但一年只赚几万,还是不够。

“我们淡水养鱼业是没得搞的,因为政府不支持我们。淡水养鱼业是自生自灭的。”他说自己养鱼几十年,政府没有帮助他们,也觉得“政府不会帮我们养淡水鱼这帮人的”。

翻查资料,近年政府对淡水鱼养殖业的支援寥寥。其中,2014年由时任特首梁振英设立的5亿港元“渔业持续发展基金”较具针对性,旨在“协助渔民采用可持续而高增值的运作模式,提高行业竞争力”。不过,申请时间冗长、文件繁复等为人诟病,基金审批门槛亦高。据香港01在2019年报导,截至2018年底,有41%申请不获批,渔护署解释拒绝原因包括项目不符合基金目标、申请者没有提供有关项目可行性的证明、项目效益不明显等等。

工人在货车上把乌头鱼分批放进胶篮。摄:林振东/端传媒

2017年,政府在基金下成立“渔业设备提升项目”,资助养鱼户添置器材。每户资助上限5万元。泰嫂说他们上年买了水泵和艇,后来渔农署派人来为器材拍照,但到现在还没有拿回钱。

2022年,始有立法会议员重新提出,“渔业持续发展基金”和“农业持续发展基金”自成立以来,仅向36宗个案批出6.2亿元。官员回应表示,会透过举行讲座,印制宣传单张、简化程序等吸引申请。上年,渔农署宣布已落实优化措施,并扩大基金适用范围。

今年年头,泰哥动了换膝盖手术,不敢操劳,便让儿子和泰嫂到西贡捉乌头鱼苗。那鱼网长三米,密密麻麻,待鱼苗到岸边吃微生物时,他们便张开网放在水中。鱼苗细小如指甲,游过来“像风吹过浪花”,外行人看不出。再加上乌头跟鲚鱼外型相似,要靠经验分辨——泰哥说,鲚鱼呈青色、圆身,乌头扁身、银色亮眼点。他10岁起跟父亲捉鱼苗,至今60年,是仅有懂得捉鱼苗的养鱼户。多年来坚持亲自捉鱼苗,就是为了节省购买鱼苗的成本。

术业有专攻,捉鱼苗要抛网得宜,又要小心走动,避免影子盖著鱼群,吓走牠们。最近有人向泰哥请教捉鱼苗,但掌握不到技巧。收地在即,他们说捉鱼苗要失传了。泰哥有三个孩子,都不愿入行。“出去工作,我赚一万多元一个月,星期日还可以休息,但养鱼业呢,年初一至到年三十都没得休息,都是要做。”泰嫂说养鱼凄凉,“假如有后生想入行,也不准他做。”

“没有舍不舍得。政府做事,我们一般市民是反对不了。他说要收,我们就要让他收。”泰哥说,“我现在更加想他收,迟了五、六年才收,我这个年纪也不知道能否看到了。”

不过这些年来,孩子见他们赚不到钱,也著泰哥退休,但几十年的感情拖著了他。他留下来,将养鱼当做运动,也有收入。现在虽要放开,但他说:“一走开,你就舍不得了,每一个人都是这样。”

泰叔和泰嫂望向屋外的鱼塘。摄:林振东/端传媒

鱼塘和候鸟的平衡被打破

香港走上发展道路,生态环境要改头换面,泰哥泰嫂一早洞悉。小时,泰哥和父亲在沙头角和大埔的浅水处捕捉鱼苗。但几十年来,香港密集填海造地,现时岸边水位变高,一踏进去便是海,捉不到鱼苗,而且海愈缩愈窄。“将军澳和坑口的沙滩从前是拆烂船的,现在起(楼)起到出大海,出鲤鱼门,快要到东龙岛了。”他笑道。

“没办法,政府始终要发展这些地方......如果不发展,政府很难做的,因为香港市民都要有工作,都要有地方住。”对于发展,泰哥“完全不反对”。他续说,牺牲了农业是很可惜,但是渔农业出产量愈来愈少,“我们现在本地养鱼业,如果大陆外地没有鱼过来,香港所有鱼塘的鱼也维持不到一个月的食用。一个月也维持不到,那香港的渔农业已经没甚么作为。”

行业式微,他觉得已没有回头路。“大概60年代那时,香港可以自供自给,但现在是没可能的事。‘两无’——香港没甚么呢?没有工业、没有农业。”

养鱼户视鱼塘为负担,想著放弃。但另一边厢,鱼塘一直是迁飞候鸟的的栖息之所和大型觅食场。

每年秋季至翌年4月,后海湾湿地能吸引逾160多种、5万只水鸟。在鱼塘,饲料和排泄物会令鱼塘老化、水质变差,渔民因而定期抽干塘水,“晒塘”杀菌,雀鸟在此时可在泥地觅食。刮鱼时,渔民将水位降低,亦能吸引水鸟捕鱼;长满植物的塘壆亦是雀鸟藏身之所。而自1995年,新田鱼塘毗邻的米埔和内后海湾湿地获《拉姆萨尔公约》列为“国际重要湿地”。

鱼塘经营困难,候鸟到访成了坏事。一到年尾,一群群飞来过冬的鸬鹚把鱼叼走,泰哥跟众多养鱼户有不少怨言。“靠我们养鱼养牠(候鸟),不是靠政府养。”为了推动人雀共处,观鸟会自2012年起获政府资助,开展“香港鱼塘生态保育计划”。若然养鱼户符合降水位和干塘后修复塘壆等要求,又不驱赶候鸟塘内觅食等,可获发放“生境管理费用”。

不过,是次新田科技城发展范围中,有近56个鱼塘正是保育计划的参加者,平衡养鱼户和候鸟以至生态环境利益的那道桥,即将崩塌。渔民参与计划多年,但鱼塘最终被收回,观鸟会高级保育主任黄雪媚认为是白费了政府过去的保育政策。

从保育而言,环团反对填塘的立场鲜明——他们强调,新田科技城是继开发天水围后、30年来香港最大规模的湿地发展项目,对生态的破坏深远而不可逆转。

新田科技城涉及248公顷的“湿地保育区”和“湿地缓冲区”,当中填平90公顷的鱼塘,据估计将影响逾30个养鱼户。摄:林振东/端传媒

愈缩愈窄的海和湿地,无法弥补的生境

在发展主调下,新田能保持原貌,这与多年的保育政策有关。黄雪媚解释,60年代未有《环评条例》之时,地产商买地填塘,兴建私人屋苑和货柜场。有见及此,规划署委托顾问进行研究,并在1997年发表“后海湾地区鱼塘生态价值研究”。研究指,鱼塘是“湿地和属于后海湾湿地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政府应采取“不会有湿地净减少”的概念,“替代鱼塘的用途亦必须是湿地”。随后,城规会划分“湿地保育区”及“湿地缓冲区”,在一般情况下拒绝区内发展。

自此,政府著手把关保育湿地。本土研究社整理过往十年、共50项涉及填塘的私人发展工程申请,当中涉及约32公顷的鱼塘面积,除去7项处理中的个案,有8成被城规会拒绝及限制,同意填塘的面积仅约7公顷。

不过,是次的发展范围一反多年原则,瞄准151公顷的“湿地保育区”及97公顷的“湿地缓冲区”,并填塘90公顷。黄雪媚忧虑将埋下隐患:“(政府)做了一个很坏的示范,给其他潜在的发展商知道:你可以这样做,为甚么私人发展商过去不可以这样做、将来不可以这样做?”

另外有官员表示填塘范围“有一半已经荒废,甚至不怎样用”,黄雪媚认为“荒废”这词误导,令人以为“不活跃的鱼塘”没有生态价值。她举例,2023年,观鸟会在新田的闲置鱼塘录得青头潜鸭的出现纪录,是近10年来首次。青头潜鸭在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被评为“极度濒危”,全球仅余150至700只。

她补充说,这或因为鱼塘的设计、地理位置,或没渔业操作,少人类干扰,所以吸引鸟类栖息。而大型猛禽需要极大空间,如新田有一半湿地消失,“我们都不肯定它将来会不会回来。”

为“补偿”生态影响,政府将在发展范围外的鱼塘区域设立三宝树湿地保育公园,但比起2021年初提出时,公园计划面积大减35%至338公顷。政府表示计划提升鱼塘的生态功能,包括扩大鱼塘、移除驱鸟装置,以及必要时放置喂饲的杂鱼,估计雀鸟密度可提升45%,同时亦会推广生态旅游和教育等。政府又承诺,会在保育公园2026至27年工程开展后才开始填塘。

今年5月,在环保团体的反对声中,环保署在落实生态缓解措施、成立环境监察小组等“条件”下有条件批准新田/落马洲发展枢纽的环评报告。10月19日,政府向立法会申请拨款300亿元,用作首期第一阶段的工地平整和基础设施,当中涉及43公顷的创科用地。项目须收回约54公顷私人土地,迁出各二百多个住户和经营者,而受影响常耕农地约3公顷。11月25日,立法会工务小组同意科技城和三宝树湿地保育公园项目,共272.6亿元拨款申请,将交由财委会审议。

如拨款获批,工程将在今年年底展开,目标在2026年年底前完成平整首批创科用地。

至于三宝树湿地保育公园,政府表示正进行多项技术评估,包括交通、生态、排污、景观等,并计划在2025年下半年聘请顾问,展开第一期详细设计。而根据在10月24日公布的《建立湿地保育公园系统策略可行性研究》报告,公园预计要2039年才全面落成。

对于保育公园的细节,黄雪媚仍有很多疑惑:保育区会有甚么生境?将如何营造?建造时间表和长期预算是甚么?工程对环境的影响等?她说,以往南生围发展计划或发展商项目中,会包含生境管理计划的报告,列出目标保育物种和补偿方案、财政安排等。她担心是次政府会拖延,令公众无法给予意见,“凌驾了本身的游戏规则。”

地政总署人员来过泰哥的家,在地图上画出收地范围,“但是做什么,做保育还是起楼,我们又不知道。”无论是甚么,终究也是收地,泰哥没气力做下去,“做哪样我都不紧要了。”泰嫂应道,“日后做的时候,我们便知道。看到就是,我们未必看到。”

74岁的陈国新养鱼40多年。他从前为铲泥机补链板,经常烧焊,又晒太阳,动过白内障手术后常戴墨镜,以保护双眼。摄:林振东/端传媒

天水围至新田,两次收地,拒绝至顺从

7月阳光普照,陈国新领记者到他鱼塘上的小屋。74岁的他精神奕奕,一身浅牛仔恤衫和长裤、戴草帽、挂墨镜——他年轻时为铲泥机补链板,经常烧焊,又晒太阳,动过白内障手术后要保护双眼。

门前两棵高耸的棕榈树是他家的标志。经过小桥,进入小屋,年复年的日晒令铁皮鼓起小泡;内里闷热,客厅中一幅幅夫妻合照和全家福整齐排列,旁边有挂了蚊帐的床。走向面朝鱼塘的露台,地上铺满铁丝网。从前陈家养鸭,排泄物从洞子跌进鱼塘,成为饲料。

今年曾有地政人员到访,为他的屋子和鱼塘登记,但未知详情。现在陈国新管有三个塘,两个塘有鱼,另一个小塘放了鱼苗。刮完两个大塘的鱼后,他会把水抽走“干塘”。待冬天候鸟飞走,便把鱼苗过塘养大。未及收地,“那些鱼苗,下年八月我想都刮得完。刮埋佢,唔落本养住,实在太辛苦了。”

“我经常都说我跟我老婆说:(政府)早收了,我就早放弃不做。心灰意冷。我说明了我在这里当过日子而已。我年纪太大了。”——这是他留下的唯一原因。像他这样的小户,养鱼已赚不到钱,陈国新为养鱼户和保育区的鱼塘铲塘,赚几千元帮补。

他养鱼40多年了。60年代大陆闹饥荒,陈国新和家人坐渔船偷渡来港,父亲当扎铁工人,他到玻璃厂当学徒。后来父亲租了天水围的鱼塘,出市区工作时让家人打理。陈国新认识了渔民出身的黎金弟,二人结婚。老人说“一份生意十份工”,他便在天水围租鱼塘当做生意,又扎铁帮补生计。

第一次收地是在80年代,天水围要发展新市镇,陈国新无奈又不舍得,“那时养鱼养鸭都是很好,和现在是两回事来。”他和其他养鱼户去港英政府的布政司署和港督府“拉旗仔、担横横额”抗议。反抗没成功,陈国新迁往新田继续养鱼。

七八十年代,鸭跟鹅的价格高,是养鱼户的重要收入来源。最蓬勃之时,陈国新的棚聚满800只小鸭,牠们初来时会怕黑乱跑,把同伴压死,所以晚上要点火水灯,又要分批放进箱子,怕会焗死。鸭子没大碍,陈国新又起床刮鱼,送到批发市场。

直至近90年代,为了阻止禽畜废物污染,环保署划定禁制区,又鼓励禽畜农场持牌人退还牌照;再后来,禽流感频发,政府禁止散养家禽,渔民家禽养殖走进历史。陈国新不忿,跟渔农署争辩,说天空的雀鸟也会排便,为何要赶绝他们的家禽。

自那时起,他失去养鸭的收入;同时大陆进口鱼冲击市场,本地鱼送到批发市场也卖不出去,所以现在让就哥的工人为他收鱼,“你说我养鱼还有什么用,卖鱼卖得这么失败也有。”他续说,“市场卖鱼不是萎缩了,而是国内运了太多来香港”。

“根本政府可以说是将来取缔了我们,不准我们养鱼。”

陈国新在鱼塘前建了一个亭子乘凉。摄:林振东/端传媒

数算政府这些年对他的援助,陈国新说初到新田之时,鱼塘有死鱼或走鱼,他曾获补助。但之后的申请不成功。近年,他拿到资助买了水泵和电线,但听说要收地,怕用不著便没再申请。他觉得,渔农署和政府未有尽力去维护香港的农业。

陈国新想过在新田养老,因为这里无拘无束。他回想天水围收地时,很多50多岁的养鱼户索性退休,过几年便过世了。“困住佢无得行啊嘛,我们这些周围行、去晨运,没有人理你,(新田)好在呢度。”新田于他眼中,胜在环境好、空气好。

很久之后在天水围,他修塘壆时电锯漏电,往他的大腿辗过,所幸没伤及神经线和骨骼,但留下疤痕。另一次,他回广州采访堂姊,她望见陈国新的手因扎铁弯掉,说他在香港熬得辛苦,若当年没有偷渡的话,留在大陆便可有车有楼。

“我觉得来了香港,虽然不是大富大贵,总之过这个生活,都觉得挺好。”他说那时饥荒,当然要走,而且大陆改革开放前,亲戚生活也苦,现在他没打算回大陆定居。

夫妻二人养鱼,把几个孩子养大。一到假期,他们抛下书包到鱼塘玩耍,骑上铲泥机、蹲下看鸭子。十多年前,陈国新想过把鱼塘转让,孩子却不舍得。现在最小的孩子快将40岁,孙子也长大。但他不想子女接手,因为养鱼要看天气,又不能完全依赖机器,甚是困身,就像无时无刻背著一个大包袱,他不要连累他们。

从他的家遥望深圳,天秤悬挂半空,高楼堆砌的天际线无限延伸。几十年间,北边由荒芜原野发展成大城市,新田仍保留著鱼塘和山景。随港深融合,大型工程在边界频繁起动:2007年通车的落马洲支线、2015年通车的广深港高铁福田站、在北部都会区声势下兴建中的河套港深创新及科技园,以及即将动工的北环线。四方八面都在收地造地,这次版图扩展至新田的鱼塘。

“将来再迟一点,应该签证(回乡证)什么都不用了。可以打张卡好像入闸,检查都不用。”陈国新说。

陈国新建在鱼塘上的小屋。摄:林振东/端传媒

陈国新从新闻上看到新田收地是为了创科。他觉得,香港搞科技城是为了招揽人才,和大陆竞争,方向正确。不过,若土地没好好被利用,岂不会浪费?“我地谂唔到呢一层。”他说,“搞得到就好叻,搞不到就没办法,照做了……你收(地)到来我就走,收不到来就照做。”

“收了,最不舍得是在这太久。”陈国新手机储了许多新田的风景照。日落时分,红橙色晚霞浸染在天空和水面上,如“火烧天”;夕阳挂在山坡和水面之间,他的屋子、鱼塘和棕榈树都入了镜。他看见便拍下,当珍藏分享给记者。

本地鱼游到哪?

下午酷热,黎金弟在屋外的亭子下坐著,棚上的火龙果成熟变红,串串香茅长高,但今年收成的大树菠萝有黑斑,陈国新说树老了。

鱼塘又过一个循环。每隔一段时间,鱼塘积聚有害的微生物,渔民便抽干鱼塘,“晒塘”消毒,又会铲塘——将泥推回到塘的周围,修复塘壆,保持其斜度;不然,塘壆的泥会随时间而垮,变垂直后鱼民很难走上去刮鱼。

陈国新最近才铲好一个塘。他走上小型黄车钩机,推动手掣,乘著机械的唧唧声倒后下塘。塘中有淤泥和积水,他驾钩机将泥土翻开待晒干,又细心将泥分布至塘的四周。

收地后,塘少了,“完全唔做啦,我们无啊嘛”。

在就哥的鱼塘那边,工人今天有大收获,抬了条大鱼到车上作晚餐。一箱箱乌头则随货车到达联兴围,逐一被套上“优质养鱼场计划”标签——那是渔农署计划,透过养鱼场、鱼苗登记及品质保证制度,确保鱼产品是“本地”和“优质”等。就哥说登记后,鱼能买贵点,“有少少用”。

就哥的乌头鱼随货车到达联兴围,被逐一套上“优质养鱼场计划”标签。摄:林振东/端传媒

就哥家中墙上挂著一幅照片——2018年,就哥获政府授勋,表扬他在促进水产养殖业方面贡献良多,联兴围花炮会为他摆盆菜宴庆祝。他穿西装、在鱼塘为醒狮点睛。就哥记得在礼宾府从林郑月娥手上接过勋章,但没有聊天,那时新田科技城未出台。

工程在即,“一路没得做了,一路要依靠大陆,你想说吃本地鱼也挺难。”不过他说香港人愈来愈不爱吃鱼,只有老一辈还在吃,“喜欢吃那些煎煎炸炸的,又说腥又说多骨。以前的人不是,越腥越好吃。”

日落将至,就哥背对鱼塘坐在著,狗陪伴在侧。他多年以鱼塘为家,蚊不叮他。他道,虽然和儿子建立了渔业公司,但儿子是生意人,不喜欢也不太会养鱼,而伙记跟他十多年,也算是徒弟,但不是人人愿意学,他已有后继无人的打算。

就哥看得很开,他说若有鱼塘,还可以养,但笑道,“不过我养到尾咁际,我仲有几多年命呢?你话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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