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 Facebook 版面，右边广告栏下有一项“你的专页”，写着“XXX政改关注组”——“XXX”是我中学英文名缩写，专页是我跟几位同学在2014年9月初成立的。 雨伞运动前夕，学民思潮酝酿中学生罢课，有来自逾百间中学的学生响应号召，成立校内关注组，我们是其中之一 。
十年前我念初中，14岁，是女班长、老师眼中品学兼备的学生。 那年代还有通识科，公民社会总是热哄哄：反国教、香港电视（HKTV）争取免费牌照，反对新界东北拨款示威⋯⋯参与政治很平常不过。 2014年暑假，占中如箭在弦，我和几个同学去了学民的简介会，之后一腔热诚，即场留下了姓名跟校名，回校组织关注组。
之后一个学期，由夏到冬，我们派黄丝带、写有关罢课跟政改方案的文章、在学校放置贴了占中资讯的壁报板。 后来运动落幕，关注组动态愈来愈少，Whatsapp 群组内的讨论静止于2015年初，之后再没有新讯息，连2019年时也没有。 期间我去了外国，同学间没碰面了。
不舍得删除，也不敢细读，我一直让这专页晃着。 直到第十年，回忆映入脑中，我突发奇想，想知大家是否安好，于是给当年的同学和负责老师传讯息，单刀直入：“唔知你会有兴趣 catch up 吗？”四位同学中，一位在外国，答应了视像通话后没下文、一位没回复。 最后只有明诗和嘉琦赴约，我们相约在嘉琦工作的咖啡店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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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的咖啡店较繁忙。 穿围裙的嘉琦从厨房走出来，绑马尾、留浏海——跟中学时期一样。 我热情地向她打招呼跟寒暄，想缓解多年没见的尴尬。 很快，明诗也来到，她正职也是记者，和我在一个采访场合见过面，但没聊几句。
虽然我对她们的近况一无所知，但还是准备了问题，第一部分是十年前。 她俩是我的师姐，早已是好友。 我跟嘉琦在时事学会认识，她是主席；至于跟明诗什么会熟络，甚至一起搞关注组——她思前想后，原来跟我一样，忘了。 我又试图聊起那次学民的简介会，她笑了，“我真系唔记得咗。”
遭日月洗擦的记忆很脆弱。 当年照片没剩几张，我有时也怀疑自己参加了多少。 2014年9月26日，学民发起中学生罢课集会，我们在金钟政府总部外坐了一个下午。 大会派发一页《黑纸》，黄底、两只大字置中：“开闸”——我们把它举起喊道。 那晚，学民号召群众涌入公民广场。 两天后，占中启动。 我把这张《黑纸》保存至今，贴在房中墙上，是仅有的在场证明。 另外的是，我上年终于把一部有关黄之锋的纪录片看了。 之前一直迟疑，因为觉得很悲伤。 谁料看的途中闪过两个占中的画面，我看到了自己的身影，激动得哭了出来，原来我真的如此存在过。
忘记是常态，我的问题用不着，便让她们自由发挥。 嘉琦说，她对政治的关注源于反国教。 那时刚升上中学，师兄姐告诉她为何要站出来，“就开始觉得，作为一个学生，其实都是社会的持份者。“至于明诗，她不觉得学民走得前，因为反国教成功了，看似容易，”自己也会觉得，我长大了，可以像他们一样，可能会成功为社会争取一些事。”
那时有希望，学生也可以聊政治。 嘉琦想起校方很开放，会让学生到领占现场。 有次，她参加一个活动，能进入帐幕访问占领人士，又会纪录自修室的位置和大家的动静。 那领悟是认识了“和理非”作为抗争手段。
虽然是呼应学民号召而成立的关注组，但我们并没做多少。 最深刻的反而是跟校长那一点的剑拔弩张。 那发生在关注组成立初时，学民发 Facebook 帖文，列出了关注组的名单，我们校名出现了——很快，校长约见我们。 我忘了会面的内容，只记得不开心收场。 幸好当时我传语音讯息向别人诉苦，现在可以鼓起勇气听一遍。
“校长说，我们很冲动，成立之前没有跟他讲⋯⋯”那时的我说道，校长觉得我们擅用校名，没有咨询其他人的意见。 我们道歉，说关注组希望能保持中立，跟学民的联系只限于取物资如黄丝带，但不拿他们自家的宣传传单。 校长不相信中立的可能，我在录音说道，这像“被淋了一盆冷水。”风波没有结束，网上冒出帖文，有校友跟校名出现在列表上感到“痛心”、“羞耻”，人们纷纷在留言栏谈民主的定义、违法占中的合理性。 我默默在看，但不敢参与讨论。
最后，我们发道歉声明，说关注组是讨论跟交流的平台、不鼓吹罢课，又对以前发布的“偏颇”帖文致歉。 此后关注组只发布有正反立场的评论、新闻和派发黄丝带。
这事一直搁在我心头，我相信我做了蠢事，鲁莽且不懂事，成为了校长跟不少人眼中“被利用的年轻人”。 整整隔了十年，待事件被冲淡后我听回录音，却觉得那时的自己很有傻劲，对别人和校长的不理解而感到伤心，“少少 sad”，又担心闯祸，但语气冷静，没有谩骂，说话还有点结巴。
今天看来，那些争论不重要，也不再成立了，但给我上了一课震撼的民主教育。
“我没有觉得成立关注组是一个错误。”嘉琦语气坚定，有点当年当主席的风范。 她觉得这不叫煽动，而是在社会氛围下，大人有大人做的事，学生也有身位，而罢课是一个手段。 “你对这件事有感觉的话，你就去做。”关注组抹去立场，纯粹为了鼓励同学参与政治，她不认为做错了，也没后悔，“无论以前还是现在，多点关心身边的事都是值得鼓励。”
明诗也认同那是“情况使然”。 校内，她不是会带头做事的人，但彼时觉得学生能做些事，便很顺势去行动了，她回望也觉得挺大胆的，“再年轻点我未必会这样做，现在更加不会。”她笑道，“nice try 啰，我会话。”
罢课还是发生了，而且不只在我的学校。 明诗和嘉琦有参加，当时礼堂放了桌椅，让罢课的同学自习，但他们必须向学校交出家长同意的回条。 “你没有吗？ 你没有签？”她们问。 我说我那时不敢。
嘉琦追问：“作为政改关注组的人，但又没有参与罢课，那是什么心态呢？”
那其实不是什么心态，我坦白说，“是的，现在想起来会觉得很 shame。 我顶着关注组这个名字，好像很involve，但其实好多事我都怯，我都不敢做。”我父亲对占中反感，我母亲觉得危险。 928那天，我在家中看着直播，躲进厕所哭，后来也只是偶尔到现场。 还有一次在学校， 有人举办以占中为题的辩论，邀请关注组的成员发表意见，我却因为害怕出糗而留在台下。 我们在专页上没有公开成员的身份，但老师和身边同学知道我们是谁。 我却没有要走出来面对的胆量。
不过，正正因为不在场， 我才萌生当记者的念头，想着有了记者证，我就可以在前线了——当然我在后来学到这想法很不成熟，记者不该将立场带进工作。 而且，我入行之时，这类场面已在香港绝迹了。
我问嘉琦还记不记得我那时是怎样的。 她笑着说我很“直率”，我很能理解。 我把以往在关注组发的讯息看了，那时气燄高张，不会修饰语气，甚至会责难同学，让他们感到被针对。 现在读起来，我感到很难堪，也默默希望这十年有把这一面磨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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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觉得当时相信的东西，现在还相信吗？”我抛下问题，切换到第二部分：十年后。
明诗无奈笑道，“人会悲观少少。 我当时觉得很有机会、很有力量。 现在是少了，但不会说不做。”
先说明诗，她当记者的源由与雨伞运动的关系不大，而是在大学资讯日上看到主播的提词机，觉得很amazed。 后来读上去，她觉得自己对不同社群有共情，而每天发生的事林林总总，很需要有人为他们纪录发声。 幸运的话，就能带来改变。
2021年，明诗入行，进入主流媒体，感受到前辈跟老师所说的“黄金年代”已去。 第一份工作，她特意不选政治 beat，去了港闻组，报导疫情、民生政策、房屋等等，因为“政治只剩一把声音”，也不想“和那个范畴的人打交道”。
不过大环境逃不过，新闻环境很静，其他事上也只有单一声音，就算有不同声音，主流媒体亦未必报道。 明诗跑 daily，“不停听到他们在 loop 他们的话，会开始很烦厌，甚至可以背出来。 你要处理这些工作的时候，你已经没有、或很少时间去想你想explore的议题。”
明诗常跟同事打趣道，那是在吸食“精神鸦片”——偶尔有一两篇报导做出满足感，她就觉得‘唉，都ok啦，做住先。’她说从前很乐观、有点天真，对社会跟职业有冲劲，而且所有事情必须是自己想做的。 现在，被现实洗擦后，她不断强调“妥协”。 我回道，“生存就可以了，不要想这么多。”
她接着说，她供职的公司有报导因为“政治不正确”和“有人不喜欢”而被抽起，也有同事因而离职。 那她只能在那些议题之外找空间，或再努力点发掘报道的角度，这也是妥协的一种。 “默默地做啰，找到有热诚的事，然后默默在自己的岗位内努力做。 我觉得很多人都是这样。”
明诗的家人移民了，叫她一起走，但她在香港还有事想做，便独个留下来。 入行几年，她有点焦急，“但我觉得没有带来什么改变”。 她说，虽然工作有时有满足感，但不足够，她仍希望能做出有影响力的事——不一定是政治，可能是推动政策的改变、改善民生，“原来我这篇报导能监察到政府”。
她家人支持，但并不理解她在香港什么作为，也为她担忧，问“这样报导行不行的”。 明诗想念他们，也想做出成续，而总有一天，她也要过去照顾他们。 但进退两难，一面是牺牲了跟家人相处的时间，另一面是未圆满的理想。 她有时在想，不知道为何要这么辛苦，又觉得对不起他们。
“我好像经常被一些事追赶着，被一个不知道几时的deadline追赶着。 我就要好快好快去进步，去achieve那些东西。 但要赶得上这个社会崩坏的速度。”
我印象中，中学时期的明诗随和、好说话，别人提出的主意她多数支持。 她说我当年应付校长，感觉比其他人成熟，但我却认为现在的她很厉害。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追踪她的 Instagram，看她分享漂亮的生活照、旅行照，过得好像不错，殊不知她在背后想很多，也背负不少。 她一直说着沉重的话，但面上保持笑意。
她说，现在人变得“沉稳”了，不能再随心所欲，“每一个决定都承担很多事情。”
“我纯粹想留喺自己嘅屋企。”明诗说，要是去了外国，时事跟文化不同，也很难当记者了。 她深知自己如果离开了这行，一定会有新人顶上，但别人未必有热诚，或跟她关注的事不同，既然她仍有心，那就继续燃烧。 她会做到不想做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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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明诗不同，嘉琦已从原本的工作中抽身了。 她修读放射治疗，那时知道将面对癌症病人，觉得帮人有意义，二来“很型”，能用科学让患上绝症的人有希望。 直到毕业后进入公营医院，她才发觉看着病人suffer，心理负担有些重。 同时移民潮带走了一批人，工作更繁重。 病人身体受苦导致情绪受困，“就算他告诉我们想死，我们也确实分不到很多时间可以关心他，因为下一个病人在等。”
她觉得，人手不足的根源问题未解决，自己顶多只尽到一个人的力，便决定辞工。 放射治疗师月薪高，有港币四万，嘉琦却跳了出来，先在咖啡店工作，再独个开店。 她说咖啡店是休息的地方：吃东西、看书、做自己的事⋯⋯她很需要这样一个地方，也希望提供这样一个地方给别人。 身边人对她转行不支持，但不阻挠。
不过，人们旅行、北上消费，香港消费力大跌，而且“这个经济，对全香港所有business来说，都是一个挫折来的。”嘉琦觉得市场环境未必会好起来，便不等了。 她心有个底，针对现在的经济环境调整营运策略，现在租金虽然是贵，但还是比前早两年便宜了。
我心里暗暗佩服，但还是搞不懂那逆市创业的信心从何而来？ 嘉琦说是从前经营夜啡（深夜咖啡）的经历。 那段时间，她只开周末，后来转至一周一天，却意外地遇到一群愿意抽空来捧场的客人。 当中有朋友，也有在咖啡店认识的人，“全部都是留下来的人，支持香港还有梦想的人”。
至于移民，她短期内没有打算，因为始终很喜欢“这城市某一些部分”，而且看着它经历了不同的阶段。 “就是那种环境愈差，人愈挣扎，然后挣扎一下，又不知道为什么又好像捱得住。”她说，那正是她跟身边人所经历的。
回到最初有关信念的问题，嘉琦说，当年与其说相信民主、真普选，她反而相信，可以用人的力量去改变社会某些部分。 “现在，我只能说我们的影响力少了，但我依然相信每个人每个微小的决定，都会令社会有些微不同。”你过得好吗，我问。 嘉琦叹口气，笑道，“尽力了，只可以这样说。 再努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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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关注组，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刘老师。 她教过我通识科，也是关注组的“负责老师”。 当年见过校长后，学校没有迫我们把关注组解散。 我们改变定位，在老师的监督下继续运作，所以找来了刘老师，加她入群组，让她预看 Facebook 帖文; 办活动时，又请她作中间人跟校方沟通。 在我印象中，她大大咧咧，说话直率，所以跟学生亲近，但每当说起原则跟错对她都会严肃起来。 我得知她移民了。 因着十年，我约她做一个遥距访问。
影像传送过来，隔着屏幕的人脸显得有点模糊。 我们开启了对话，“你记得为什么会答应做关注组的负责老师吗？”我问。
“因为肯定没有其他人肯做了。”她说。 政治是麻烦的，但“作为一个通识老师，还是普通老师，鼓励同学去关心跟改善社会，其实都很合理。”她又觉得，没有老师加入，校方是不会让关注组什么。 她这样看我们：“一帮很关心社会的人; 很想社会进步，很拥抱自由民主人权的学生。”
那也是信任，“我们学校的同学都有咁上下（差不多）的思考能力，所以我觉得大家是认真和理性地，想参与这件事。”
校外，我们一起到占领区。 没做什么只坐在地上。 她自己在放学后，也不时到“遮打自修室”为学生义教。 人们用充电器接驳小灯，提供光源，又找来帐篷避雨，是个共同建立的学习空间。 遇到其他科目的提问，刘老师会传讯息给其他老师请问。 她对自己的政治立场不讳言，那时环境也开放。 既然相信的事是对的，她认为不用遮掩。
后来在2019年，她担心同学不顾自己安全，经常在周末问他们去哪、是否安全，又在现场拉走他们，一起坐车离开。
我还是第一次问她当老师的缘故。 中学时代，她形容自己是只顾考试的模范生，没批判思考。 直到在大学资讯日听到陈健民（前中文大学社会系教授、占中发起人之一）主讲，问道“为什么寿司要转，大家才喜欢吃呢？ ”她没想过，觉得很有趣，便修读社会学，最大的冲击是思考“一些规则本身是否应该存在？”毕业后，她在学术和教书之间选了后者。
像她这样对教学跟香港有热情的人移民，我感到有点意外。 通识科没了，被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取代，国民教育进场，她感觉空间会愈缩愈窄。
“我喜欢教书。 在香港你不可以不讲大话地教书。”她还是这样实话实说，老师是不可以讲大话的。 一个人本身就不应该讲大话，老师讲大话，还要教学生讲大话。 这件事无论我怎样轻手，我都做不出。”
这性格放到现在的环境下，很是吃亏。 疫情期间，学校透过视讯上课，有一位家长觉得刘老师在教国家象征时讲太快，向教育局投诉。 最后投诉没被受理，但学校跟同事都知道她成为了一个“target”。
“那现在学生要受这样的教育，而你不在了⋯⋯”我有点不好意思，感觉在挑起无意义的愧疚感，所以放轻点，“你有什么感觉、怎样消化？”
“我觉得他们很惨，还有尽量不要去想这些。”她说，“因为你继续去想这些，都只是会不开心的。”
自2015年电影《十年》上映后，每年中六最后一课通识，刘老师都会播出电影中两个单元，分别是谈国安法的《浮瓜》和谈本土的《本地蛋》。 而在历史课，她着同学可以忘记Reenaissance（文艺复兴）的内容，但不能忘记Enlightenment（启蒙时代）——她说，言论自由跟人权是生而为人应该有的东西，当时有很多人去争取，所以当代的我们也应该重视这些core value。
现在，她在小学当教学助理，也是教育，只是规模变少了; 而且用英文已经很困难，她没想过能跟学生再有像从前通识课的讨论。 我向她说我、嘉琦和明诗的近况，她耐心地听着。 对于这些在挣扎的学生，她轻轻说道，要我们“好好照顾自己”，还有“祝大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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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2014年的经历是尴尬的。 那半年炽热如火，我第一次感觉跟政治如此接近，而且成为社会运动的一部分，当中有对权威的愤怒跟失望，也有对运动的希望。 我想，香港绝少会出现能牵动整座城市的运动，这是“now or never“时刻。 不过运动失落得很快，我像不少人一样陷入了怀疑。 这可能是把社会运动想得太简单，竟然觉得这样就可以撼动大山; 也是可能是太年轻，很多关注组的事没有好好处理; 也可能是关键时刻我没在场，所以感到惭愧。
很快地，另一波更激烈的社会运动打过来，唤起了某些情感，也丢淡了后占中的尴尬。 现在一切被打散，被迫缓了下来。 大是大非的讨论不再，也变得不太重要，我们着眼在基本的、细微的生活事上。
本来想与关注组的人重新连系，是为了排解中学时发生的事，以及看看大家的变化。 对于前者，很多细节大家都忘记了，很难再重组; 后者的话，我发现原来信念能这样经得起岁月考验，改变的反而是人对未来的想象跟心态。
十年间，香港翻天覆地，大大小小的选择题摆在我们面前，延伸出一堆分岔路，通往不同的命途。 所有经历都是连贯的。 看似最倔强的刘老师离港了，因为她对原则不可让步，而我、明诗和嘉琦才刚踏进社会，还在努力找空间，证明所做的事仍有意义——我相信有很多年轻人也如此想着。 我很感谢她们跟我分享，也敬佩那留下来的勇气。 听到同龄人的纠结，我也感觉比较不太孤独。 访问结尾，我问嘉琦跟明诗为何会愿意跟我回顾十年。 明诗感觉自己的经历有点特别：家人移民，自己留港但不知在什么。 「大家看完也可能很沮丧，但我想让人知道，有很多人在自己岗位默默努力。」而且作为主流媒体的记者，她清楚这种话跟题材已很少出现。 嘉琦却没想很多，哈哈说道因为好友明诗当记者，所以知道记者找受访者很难，她也无所谓。
我问，聊十年前关注组的事会尴尬吗？ 嘉琦不明白，”什么要尴尬的？“她不会特别跟别人聊起，但也不会避而不谈，又不是”做了什么带来改变。“明诗应道，”对啊，什么建设性。“我被她们逗笑，原来只是我尴尬。
（为保护受访者，嘉琦、明诗和刘老师均为化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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