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 Facebook 版面，右邊廣告欄下有一項「你的專頁」，寫著「XXX政改關注組」——「XXX」是我中學英文名縮寫，專頁是我跟幾位同學在2014年9月初成立的。雨傘運動前夕，學民思潮醞釀中學生罷課，有來自逾百間中學的學生響應號召，成立校內關注組，我們是其中之一 。
十年前我唸初中，14歲，是女班長、老師眼中品學兼備的學生。那年代還有通識科，公民社會總是熱哄哄：反國教、香港電視（HKTV）爭取免費牌照，反對新界東北撥款示威⋯⋯參與政治很平常不過。2014年暑假，佔中如箭在弦，我和幾個同學去了學民的簡介會，之後一腔熱誠，即場留下了姓名跟校名，回校組織關注組。
之後一個學期，由夏到冬，我們派黃絲帶、寫有關罷課跟政改方案的文章、在學校放置貼了佔中資訊的壁報板。後來運動落幕，關注組動態愈來愈少，Whatsapp 群組內的討論靜止於2015年初，之後再沒有新訊息，連2019年時也沒有。期間我去了外國，同學間沒碰面了。
不捨得刪除，也不敢細讀，我一直讓這專頁晃著。直到第十年，回憶映入腦中，我突發奇想，想知大家是否安好，於是給當年的同學和負責老師傳訊息，單刀直入：「唔知你會有興趣 catch up 嗎？」四位同學中，一位在外國，答應了視像通話後沒下文、一位沒回覆。最後只有明詩和嘉琦赴約，我們相約在嘉琦工作的咖啡店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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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的咖啡店較繁忙。穿圍裙的嘉琦從廚房走出來，綁馬尾、留瀏海——跟中學時期一樣。我熱情地向她打招呼跟寒暄，想緩解多年沒見的尷尬。很快，明詩也來到，她正職也是記者，和我在一個採訪場合見過面，但沒聊幾句。
雖然我對她們的近況一無所知，但還是準備了問題，第一部分是「十年前」。她倆是我的師姐，早已是好友。我跟嘉琦在時事學會認識，她是主席；至於跟明詩為甚麼會熟絡，甚至一起搞關注組——她思前想後，原來跟我一樣，忘了。我又試圖聊起那次學民的簡介會，她笑了，「我真係唔記得咗。」
遭日月洗擦的記憶很脆弱。當年照片沒剩幾張，我有時也懷疑自己參加了多少。2014年9月26日，學民發起中學生罷課集會，我們在金鐘政府總部外坐了一個下午。大會派發一頁《黑紙》，黃底、兩隻大字置中：「開閘」——我們把它舉起喊道。那晚，學民號召群眾湧入「公民廣場」。兩天後，佔中啟動。我把這張《黑紙》保存至今，貼在房中牆上，是僅有的在場證明。另外的是，我上年終於把一部有關黃之鋒的紀錄片看了。之前一直遲疑，因為覺得很悲傷。誰料看的途中閃過兩個佔中的畫面，我看到了自己的身影，激動得哭了出來，原來我真的如此存在過。
忘記是常態，我的問題用不著，便讓她們自由發揮。嘉琦說，她對政治的關注源於反國教。那時剛升上中學，師兄姐告訴她為何要站出來，「就開始覺得，作為一個學生，其實都是社會的持份者。」至於明詩，她不覺得學民走得前，因為反國教成功了，看似容易，「自己也會覺得，我長大了，可以像他們一樣，可能會成功為社會爭取一些事。」
那時有希望，學生也可以聊政治。嘉琦想起校方很開放，會讓學生到領佔現場。有次，她參加一個活動，能進入帳幕訪問佔領人士，又會紀錄自修室的位置和大家的動靜。那領悟是認識了「和理非」作為抗爭手段。
雖然是呼應學民號召而成立的關注組，但我們並沒做多少。最深刻的反而是跟校長那一點的劍拔弩張。那發生在關注組成立初時，學民發 Facebook 帖文，列出了關注組的名單，我們校名出現了——很快，校長約見我們。我忘了會面的內容，只記得不開心收場。幸好當時我傳語音訊息向別人訴苦，現在可以鼓起勇氣聽一遍。
「校長說，我們很衝動，成立之前沒有跟他講⋯⋯」那時的我說道，校長覺得我們擅用校名，沒有諮詢其他人的意見。我們道歉，說關注組希望能保持中立，跟學民的聯繫只限於取物資如黃絲帶，但不拿他們自家的宣傳傳單。校長不相信中立的可能，我在錄音說道，這像「被淋了一盆冷水。」風波沒有結束，網上冒出帖文，有校友跟校名出現在列表上感到「痛心」、「羞恥」，人們紛紛在留言欄談民主的定義、違法佔中的合理性。我默默在看，但不敢參與討論。
最後，我們發道歉聲明，說關注組是討論跟交流的平台、不鼓吹罷課，又對以前發布的「偏頗」帖文致歉。此後關注組只發布有正反立場的評論、新聞和派發黃絲帶。
這事一直擱在我心頭，我相信我做了蠢事，魯莽且不懂事，成為了校長跟不少人眼中「被利用的年輕人」。整整隔了十年，待事件被沖淡後我聽回錄音，卻覺得那時的自己很有傻勁，對別人和校長的不理解而感到傷心，「少少 sad」，又擔心闖禍，但語氣冷靜，沒有謾罵，說話還有點結巴。
今天看來，那些爭論不重要，也不再成立了，但給我上了一課震撼的民主教育。
「我沒有覺得成立關注組是一個錯誤。」嘉琦語氣堅定，有點當年當主席的風範。她覺得這不叫煽動，而是在社會氛圍下，大人有大人做的事，學生也有身位，而罷課是一個手段。「你對這件事有感覺的話，你就去做。」關注組抹去立場，純粹為了鼓勵同學參與政治，她不認為做錯了，也沒後悔，「無論以前還是現在，多點關心身邊的事都是值得鼓勵。」
明詩也認同那是「情況使然」。校內，她不是會帶頭做事的人，但彼時覺得學生能做些事，便很順勢去行動了，她回望也覺得挺大膽的，「再年輕點我未必會這樣做，現在更加不會。」她笑道，「nice try 囉，我會話。」
罷課還是發生了，而且不只在我的學校。明詩和嘉琦有參加，當時禮堂放了桌椅，讓罷課的同學自習，但他們必須向學校交出家長同意的回條。「你沒有嗎？你沒有簽？」她們問。我說我那時不敢。
嘉琦追問：「作為政改關注組的人，但又沒有參與罷課，那是什麼心態呢？」
那其實不是甚麼心態，我坦白說，「是的，現在想起來會覺得很 shame。我頂著關注組這個名字，好像很involve，但其實好多事我都怯，我都不敢做。」我父親對佔中反感，我母親覺得危險。928那天，我在家中看著直播，躲進廁所哭，後來也只是偶爾到現場。還有一次在學校， 有人舉辦以佔中為題的辯論，邀請關注組的成員發表意見，我卻因為害怕出糗而留在台下。我們在專頁上沒有公開成員的身份，但老師和身邊同學知道我們是誰。我卻沒有要走出來面對的膽量。
不過，正正因為不在場， 我才萌生當記者的念頭，想著有了記者證，我就可以在前線了——當然我在後來學到這想法很不成熟，記者不該將立場帶進工作。而且，我入行之時，這類場面已在香港絕跡了。
我問嘉琦還記不記得我那時是怎樣的。她笑著說我很「直率」，我很能理解。我把以往在關注組發的訊息看了，那時氣燄高張，不會修飾語氣，甚至會責難同學，讓他們感到被針對。現在讀起來，我感到很難堪，也默默希望這十年有把這一面磨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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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覺得當時相信的東西，現在還相信嗎？」我拋下問題，切換到第二部分：「十年後」。
明詩無奈笑道，「人會悲觀少少。我當時覺得很有機會、很有力量。現在是少了，但不會說不做。」
先說明詩，她當記者的源由與雨傘運動的關係不大，而是在大學資訊日上看到主播的提詞機，覺得很 「amazed」。後來讀上去，她覺得自己對不同社群有共情，而每天發生的事林林總總，很需要有人為他們紀錄發聲。幸運的話，就能帶來改變。
2021年，明詩入行，進入主流媒體，感受到前輩跟老師所說的「黃金年代」已去。第一份工作，她特意不選政治 beat，去了港聞組，報導疫情、民生政策、房屋等等，因為「政治只剩一把聲音」，也不想「和那個範疇的人打交道」。
不過大環境逃不過，新聞環境很靜，其他事上也只有單一聲音，就算有不同聲音，主流媒體亦未必報導。明詩跑 daily，「不停聽到他們在 loop 他們的話，會開始很煩厭，甚至可以背出來。你要處理這些工作的時候，你已經沒有、或很少時間去想你想explore的議題。」
明詩常跟同事打趣道，那是在吸食「精神鴉片」——偶爾有一兩篇報導做出滿足感，她就覺得『唉，都ok啦，做住先。』她說從前很樂觀、有點天真，對社會跟職業有衝勁，而且所有事情必須是自己想做的。現在，被現實洗擦後，她不斷強調「妥協」。我回道，「生存就可以了，不要想這麼多。」
她接著說，她供職的公司有報導因為「政治不正確」和「有人不喜歡」而被抽起，也有同事因而離職。那她只能在那些議題之外找空間，或再努力點發掘報導的角度，這也是妥協的一種。「默默地做囉，找到有熱誠的事，然後默默在自己的崗位內努力做。我覺得很多人都是這樣。」
明詩的家人移民了，叫她一起走，但她在香港還有事想做，便獨個留下來。入行幾年，她有點焦急，「但我覺得沒有帶來甚麼改變」。她說，雖然工作有時有滿足感，但不足夠，她仍希望能做出有影響力的事——不一定是政治，可能是推動政策的改變、改善民生，「原來我這篇報導能監察到政府」。
她家人支持，但並不理解她在香港能有甚麼作為，也為她擔憂，問「這樣報導行不行的」。明詩想念他們，也想做出成續，而總有一天，她也要過去照顧他們。但進退兩難，一面是犧牲了跟家人相處的時間，另一面是未圓滿的理想。她有時在想，不知道為何要這麼辛苦，又覺得對不起他們。
「我好像經常被一些事追趕著，被一個不知道幾時的deadline追趕著。我就要好快好快去進步，去achieve那些東西。但要趕得上這個社會崩壞的速度。」
我印象中，中學時期的明詩隨和、好說話，別人提出的主意她多數支持。她說我當年應付校長，感覺比其他人成熟，但我卻認為現在的她很厲害。這些年來，我一直在追蹤她的 Instagram，看她分享漂亮的生活照、旅行照，過得好像不錯，殊不知她在背後想很多，也背負不少。她一直說著沉重的話，但面上保持笑意。
她說，現在人變得「沉穩」了，不能再隨心所欲，「每一個決定都承擔很多事情。」
「我純粹想留喺自己嘅屋企。」明詩說，要是去了外國，時事跟文化不同，也很難當記者了。她深知自己如果離開了這行，一定會有新人頂上，但別人未必有熱誠，或跟她關注的事不同，既然她仍有心，那就繼續燃燒。她會做到不想做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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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明詩不同，嘉琦已從原本的工作中抽身了。她修讀放射治療，那時知道將面對癌症病人，覺得幫人有意義，二來「很型」，能用科學讓患上絕症的人有希望。直到畢業後進入公營醫院，她才發覺看著病人 suffer，心理負擔有些重。同時移民潮帶走了一批人，工作更繁重。病人身體受苦導致情緒受困，「就算他告訴我們想死，我們也確實分不到很多時間可以關心他，因為下一個病人在等。」
她覺得，人手不足的根源問題未解決，自己頂多只盡到一個人的力，便決定辭工。放射治療師月薪高，有港幣四萬，嘉琦卻跳了出來，先在咖啡店工作，再獨個開店。她說咖啡店是休息的地方：吃東西、看書、做自己的事⋯⋯她很需要這樣一個地方，也希望提供這樣一個地方給別人。身邊人對她轉行不支持，但不阻撓。
不過，人們旅行、北上消費，香港消費力大跌，而且「這個經濟，對全香港所有business來說，都是一個挫折來的。」嘉琦覺得市場環境未必會好起來，便不等了。她心有個底，針對現在的經濟環境調整營運策略，現在租金雖然是貴，但還是比前早兩年便宜了。
我心裡暗暗佩服，但還是搞不懂那逆市創業的信心從何而來？嘉琦說是從前經營夜啡（深夜咖啡）的經歷。那段時間，她只開週末，後來轉至一周一天，卻意外地遇到一群願意抽空來捧場的客人。當中有朋友，也有在咖啡店認識的人，「全部都是留下來的人，支持香港還有夢想的人」。
至於移民，她短期內沒有打算，因為始終很喜歡「這城市某一些部分」，而且看著它經歷了不同的階段。「就是那種環境愈差，人愈掙扎，然後掙扎一下，又不知道為什麼又好像捱得住。」她說，那正是她跟身邊人所經歷的。
回到最初有關信念的問題，嘉琦說，當年與其說相信民主、真普選，她反而相信，可以用人的力量去改變社會某些部分。「現在，我只能說我們的影響力少了，但我依然相信每個人每個微小的決定，都會令社會有些微不同。」你過得好嗎，我問。嘉琦嘆口氣，笑道，「盡力了，只可以這樣說。再努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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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關注組，還有一個重要人物——劉老師。她教過我通識科，也是關注組的「負責老師」。當年見過校長後，學校沒有迫我們把關注組解散。我們改變定位，在老師的監督下繼續運作，所以找來了劉老師，加她入群組，讓她預看 Facebook 帖文；辦活動時，又請她作中間人跟校方溝通。在我印象中，她大大咧咧，說話直率，所以跟學生親近，但每當說起原則跟錯對她都會嚴肅起來。我得知她移民了。因著十年，我約她做一個遙距訪問。
影像傳送過來，隔著屏幕的人臉顯得有點模糊。我們開啟了對話，「你記得為什麼會答應做關注組的負責老師嗎?」我問。
「因為肯定沒有其他人肯做了。」她說。政治是麻煩的，但「作為一個通識老師，還是普通老師，鼓勵同學去關心跟改善社會，其實都很合理。」她又覺得，沒有老師加入，校方是不會讓關注組做甚麼。她這樣看我們：「一幫很關心社會的人；很想社會進步，很擁抱自由民主人權的學生。」
那也是信任，「我們學校的同學都有咁上下（差不多）的思考能力，所以我覺得大家是認真和理性地，想參與這件事。」
校外，我們一起到佔領區。沒做甚麼，只坐在地上。她自己在放學後，也不時到「遮打自修室」為學生義教。人們用充電器接駁小燈，提供光源，又找來帳篷避雨，是個共同建立的學習空間。遇到其他科目的提問，劉老師會傳訊息給其他老師請問。她對自己的政治立場不諱言，那時環境也開放。既然相信的事是對的，她認為不用遮掩。
後來在2019年，她擔心同學不顧自己安全，經常在週末問他們去哪、是否安全，又在現場拉走他們，一起坐車離開。
我還是第一次問她當老師的緣故。中學時代，她形容自己是只顧考試的模範生，沒批判思考。直到在大學資訊日聽到陳健民（前中文大學社會系教授、佔中發起人之一）主講，問道「為什麼壽司要轉，大家才喜歡吃呢? 」她沒想過，覺得很有趣，便修讀社會學，最大的衝擊是思考「一些規則本身是否應該存在?」畢業後，她在學術和教書之間選了後者。
像她這樣對教學跟香港有熱情的人移民，我感到有點意外。通識科沒了，被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取代，國民教育進場，她感覺空間會愈縮愈窄。
「我喜歡教書。在香港你不可以不講大話地教書。」她還是這樣實話實說，「老師是不可以講大話的。一個人本身就不應該講大話，老師講大話，還要教學生講大話。這件事無論我怎樣輕手，我都做不出。」
這性格放到現在的環境下，很是吃虧。疫情期間，學校透過視訊上課，有一位家長覺得劉老師在教國家象徵時講太快，向教育局投訴。最後投訴沒被受理，但學校跟同事都知道她成為了一個「target」。
「那現在學生要受這樣的教育，而你不在了⋯⋯」我有點不好意思，感覺在挑起無意義的愧疚感，所以放輕點，「你有什麼感覺、怎樣消化？」
「我覺得他們很慘，還有盡量不要去想這些。」她說，「因為你繼續去想這些，都只是會不開心的。」
自2015年電影《十年》上映後，每年中六最後一課通識，劉老師都會播出電影中兩個單元，分別是談國安法的〈浮瓜〉和談本土的〈本地蛋〉。而在歷史課，她著同學可以忘記 Renaissance （文藝復興）的內容，但不能忘記 Enlightenment （啟蒙時代）—— 她說，言論自由跟人權是生而為人應該有的東西，當時有很多人去爭取，所以當代的我們也應該重視這些 core value。
現在，她在小學當教學助理，也是教育，只是規模變少了；而且用英文已經很困難，她沒想過能跟學生再有像從前通識課的討論。我向她說我、嘉琦和明詩的近況，她耐心地聽著。對於這些在掙扎的學生，她輕輕說道，要我們「好好照顧自己」，還有「祝大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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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來說，2014年的經歷是尷尬的。那半年熾熱如火，我第一次感覺跟政治如此接近，而且成為社會運動的一部分，當中有對權威的憤怒跟失望，也有對運動的希望。我想，香港絕少會出現能牽動整座城市的運動，這是「now or never」時刻。不過運動失落得很快，我像不少人一樣陷入了懷疑。這可能是把社會運動想得太簡單，竟然覺得這樣就可以撼動大山；也是可能是太年輕，很多關注組的事沒有好好處理；也可能是關鍵時刻我沒在場，所以感到慚愧。
很快地，另一波更激烈的社會運動打過來，喚起了某些情感，也丟淡了後佔中的尷尬。現在一切被打散，被迫緩了下來。大是大非的討論不再，也變得不太重要，我們著眼在基本的、細微的生活事上。
本來想與關注組的人重新連繫，是為了排解中學時發生的事，以及看看大家的變化。對於前者，很多細節大家都忘記了，很難再重組；後者的話，我發現原來信念能這樣經得起歲月考驗，改變的反而是人對未來的想像跟心態。
十年間，香港翻天覆地，大大小小的選擇題擺在我們面前，延伸出一堆分岔路，通往不同的命途。所有經歷都是連貫的。看似最倔強的劉老師離港了，因為她對原則不可讓步，而我、明詩和嘉琦才剛踏進社會，還在努力找空間，證明所做的事仍有意義——我相信有很多年輕人也如此想著。我很感謝她們跟我分享，也敬佩那留下來的勇氣。聽到同齡人的糾結，我也感覺比較不太孤獨。訪問結尾，我問嘉琦跟明詩為何會願意跟我回顧十年。明詩感覺自己的經歷有點特別：家人移民，自己留港但不知在做甚麼。「大家看完也可能很沮喪，但我想讓人知道，有很多人在自己崗位默默努力。」而且作為主流媒體的記者，她清楚這種話跟題材已很少出現。嘉琦卻沒想很多，哈哈說道因為好友明詩當記者，所以知道記者找受訪者很難，她也無所謂。
我問，聊十年前關注組的事會尷尬嗎？嘉琦不明白，「有甚麼要尷尬的？」她不會特別跟別人聊起，但也不會避而不談，又不是「做了甚麼帶來改變。」明詩應道，「對啊，沒甚麼建設性。」我被她們逗笑，原來只是我尷尬。
（為保護受訪者，嘉琦、明詩和劉老師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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