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下旬，天气转凉，胡安焉已在北京度过了两个完整的夏季。
关于那两年的记忆，胡安焉觉得自己与其说是一个人，倒更像一个时薪30元人民币的送货机器，麻木地穿梭在附近几个小区，最忙的时候平均一天要送200多个快件，达不到额定产出值就恼羞成怒、气急败坏。
这一天，胡安焉如往常般将载满货物的快递车停在居民楼下，上门送快件。等出来时发现，放在车顶的一箱当当网快件不见了。
他立刻去找小区里的其他快递员、保安和环卫工人打听，但没人看到事情的发生。等回到站点，排除了一切其他可能，确定快件真的被偷了之后，他像被一列火车迎头撞翻在地，精神上再也爬不起来。
此前二十年间，胡安焉还当过加油工、美术编辑、保安、女装店主、小摊摊贩、自行车销售员……最长的坚持了一两年，最短的则是一两个月。
丢失的快件，是一间幼儿园订的书，总值一千多元人民币。最后与对方协商，胡安焉照著书单，将三十多斤的书逐个买齐了。那是他快递工作中最惨痛的经历，也是最后一次，因为就在几个月后，快递公司业务调整，他被毫无预兆地遣散了，仓促地结束了第19份工作。
此前二十年间，胡安焉还当过加油工、美术编辑、保安、女装店主、小摊摊贩、自行车销售员……最长的坚持了一两年，最短的则是一两个月。他在自己的生活中生活，干必需的活，赚必需的钱，生活平静繁忙，但是他知道这平静和这繁忙之间深深忍抑着什么。胡安焉多数时候羞于为自己争取权益，不愿遵循虚伪的社会规则，也不想卷入复杂的人际关系，当负面情绪积攒到一定程度，他便选择“逃跑”。
疫情封控，打工暂停，胡安焉从北京移居成都，赋闲在家，有足够的时间去审视过往有限选择所指向的局促现实，打工和自由的对立，像铁栅栏一样困住他，左冲右突而不得出。他看到人们总在狭窄的独木桥上互相倾轧，他在被倾轧中变得急躁、冲动，那冲动就像一根钢缆崩断后疯狂的反弹，不顾一切地反噬身后的压力，发泄对世界的不满。
他将过往经历写下来，以胡安焉为笔名。在文言文里，“胡”是“为什么”的意思，“安”和“焉”均有反问含义，叠在一起，便是对“何以安心”的诘问。他在写作中找到了答案，也超越了那种对立，他越来越感觉到生活中许多平凡隽永的时刻，要比现实困扰的方方面面对人生更具决定意义。
文章在网上意外获得了公众关注，也获得编辑青睐。去年春天，胡安焉的首部非虚构作品《我在北京送快递》出版，新作《我比世界晚熟》和《生活在低处》也在今年接踵而至。
很多人被书名吸引来，细读后发现，这并不是一扇窥探底层的窗口，更不是一个快递小哥写作成名的励志故事。胡安焉用平实、质朴的语言，毫不遮掩地袒露心迹，他的倦怠、逃避，他被磨损。
胡安焉多数时候羞于为自己争取权益，不愿遵循虚伪的社会规则，也不想卷入复杂的人际关系，当负面情绪积攒到一定程度，他便选择“逃跑”。
今年8月，胡安焉从成都极端酷暑中推门走进来，套了件宽大的深色短袖，寸头，国字脸，眼睛小而亮。他依然没有习惯面对记者，面对外界好奇的目光，显得十分拘谨，一来便为将采访地点由他的家改至这间有些吵闹的咖啡厅而道歉，这是经历过度媒体曝光后与妻子商量出的折衷办法。
为照顾病重的母亲，胡安焉几乎从两本新书的宣传期隐身。母亲离开后，他与妻子去了几趟旅行，去了青城山、老君山，也沿着成都绕城绿道骑行，春天的风，浩荡，有力，他穿行其间，感受到自己正无限接近理想中的生活。
胡安焉曾有一个备忘录，记录了曾伤害过自己的人事，如今他全部删除了，因为他认识到，怀着怨恨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
不断的逃跑
胡安焉最后几份工作是在快递公司，其中就包括后来让他初次走进公众视野的《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
從2017年5月到2018年3月，胡安焉在德邦的貨運中轉站上了十個月夜班，負責倒包、打包等等，每天晚上七點上班，早上七點下班，每個月休息四天。
每晚被睡意折磨得走投无路时，他都会在心里赌咒：下班后一定要不顾一切地立即狠狠睡上一觉。可是等到早上下班后，睡意已经过去了，人又精神了起来。
“货运中转中心就像一个大埠头，我们在一米高的水泥工作台上干活，这台子我们叫它分拣场。分拣场有八到十个足球场那么大，上面盖着巨型的铁皮顶棚，四周是编了号的一个个装卸货口，一排排货车屁股朝工作台停靠着，打开车厢门装卸货物。”那些忙碌不休的夜晚，在胡安焉的记忆里被具象化了：充斥着延绵不绝的隆隆响声，低沉而浑厚，好像从远处传来的雷鸣，那是上百辆叉车碾轧地面时发出的声音；累得汗流浃背，每晚能喝掉三升的水；干了几个月，体重掉了十几斤。
睡眠是这份工作最磨人的部分，“每次到了淩晨四五点，我都困得不行，只要让我躺下，五秒内就可以睡着；即使不躺下，我也已经摇摇欲坠，经常眼前一黑就要失去知觉，可是随即又惊醒过来，重新撑起身体，那副模样就像一具行尸走肉——目光是迷离的，意识是模糊的，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前一秒做了什么。”每晚被睡意折磨得走投无路时，他都会在心里赌咒：下班后一定要不顾一切地立即狠狠睡上一觉。可是等到早上下班后，睡意已经过去了，人又精神了起来。
后来由于私人原因，胡安焉辞职北上，入职顺丰，改做快递员。送快递不用上夜班，收入也更高，但却要和客户打交道，以及应付主管提出的各类“优化服务”要求。比如派件时要主动向客户提出帮忙把垃圾带走，又比如每次送出快件后，要请客户帮忙打个五星好评。
站点的墙上贴着一张统计表，每天都会更新各快递员得到的好评数，排名靠后的会在开会时被揪出来，罚做俯卧撑。
胡安焉内心十分抵触这种制度，认为它本末倒置，太伤害人的尊严，但同时他又没有挣脱钳制的勇气，终日陷于焦灼不已的泥沼之中，既惊惧排名靠后遭受惩罚，面对客户又难以开口，只能在每天下班后，给那些对他特别客气、热情的年轻客户发短信求好评。
结果可想而知，跟其他很多份工作一样，这份快递员的工作同样没能长久。他作出了与以往相似的选择，以下意识地逃跑取代协商，躲避一切可能发生的冲突和复杂的人际关系。
他终日陷于焦灼不已的泥沼之中，既惊惧排名靠后遭受惩罚，面对客户又难以开口，只能在每天下班后，给那些对他特别客气、热情的年轻客户发短信求好评。
这种进退维谷的处境，让他想起中专刚毕业那年到酒店做服务生，当时他们要轮流上“两头班”，即早上上四个小时，晚上再上四个小时。大家都不喜欢这种两头班，因为这意味着要花费双倍的交通时间和费用。有一天，一个上“两头班”同事因家里有事跟胡安焉换“普通班”，他出于好意不想斤斤计较，便说不必再换回来了，“两头班”和“普通班”对他来说没什么区别。这不是真心话，这么说只是不想令同事心里不安。但几天后，同事又来找他换班，直截了当地说：“反正你觉得『两头班』 和『普通班』没什么区别，那我们再换一次吧，我不想上『两头班』”。胡安焉怔住，不懂该如何拒绝，很快事情传开，更多同事来找他换班。
将胡安焉前后三本自传性作品连起来读，会发现那其实袒露了一个始终对社会规则无所适从的人，一个自卑、敏感的人，始终找不到排解之法，只能不断地以更换环境的方式归零重来。他一以贯之的困惑与迷茫，实则关乎生存与自由，规训与逃离。他在人人疲于奔命追求更加稳妥可控的生活时，忽然跳出来问：一个人，能否靠着逃避度过一生？
短暂的停顿间，对面的胡安焉抬起头，目光里残留着迷惘，但对于自我的剖析却有着相反的犀利透彻：“实际上我从没在自己身上发现过什么过人的才华，无论方方面面我都只是中等之资。我的智力中等，体魄也中等，从小到大无论学什么，我都不是学得最快的，但也不是学得最慢的。而且，我没有那种坚持己见、克服自身落后和不足、去证明别人对我的看法是错的的动力，也不是一个好胜心强的人，甚至经常自暴自弃，对我来说，放弃总比坚持容易，所有困难都能克服我。”
在北京送快递的最后那段日子，胡安焉经常在下午一两点就送完了所有快件，坐到附近一个地下美食广场的员工就餐区打发时间，打量逛街的人流和店铺里的售货员，看不同的送餐员跑过来跑过去，或坐在那里聊天、打盹儿、刷视频。他尝试揣测他们的生活——和他一样，暂时地北漂，用所有时间来挣钱，以支撑这种暂时的漂泊，其间艰辛可想而知。那么是什么在他们生活的另一面吸引他们，令他们甘愿为此付出？
“我没有那种坚持己见、克服自身落后和不足、去证明别人对我的看法是错的的动力，也不是一个好胜心强的人，甚至经常自暴自弃，对我来说，放弃总比坚持容易，所有困难都能克服我。”
这么多年，在不断的逃跑中，胡安焉也一直在回答这个问题。
分水岭
在很多人看来，《我在北京送快递》的出版为胡安焉的人生带来了转折。但他自己知道，那道分水岭出现得更早——2009年他从勾心斗角的生意场落败。这也是促成他走向写作的最初契机。
当时他凑了4万元人民币作为启动资金，与合伙人在广西南宁老城区中心的一家商场里经营着两个女装门店，每层有将近170个铺位，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店和店之间有依存关系，比如换零钱，或者上厕所时帮忙照看一下；但同时，又要互相提防，互相算计。
“小商场不像品牌代理，有一定的规则，你不能侵权。大家卖的都是散货，那种竞争是混乱、丑陋的。谁家款式好卖，只要能找到货源，别家也会跟风卖。”在那种环境下，店主们对自家的爆款都藏着掖着，虚与委蛇地掩盖，连客人问价的时候，都是用计算器按出来而不能直接说，生怕被别人听去。
同时间，中伤、抹黑和流言在本就逼仄、压抑的小商场内不断蔓延。“很多时候，他们卖的是仿货，但是他们自称是正版，然后说我卖的是假的，我唯一的回击手段就是靠便宜跑量，加快周转速度。他们会造谣，你看他那么便宜，是从殡仪馆进的死人的衣服。”
胡安焉刚至而立之年，还没有建立起“自我”的世界，非常在意外界的评价。他每天两点一线来往于住处和商场之间，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日子过得单调、闭塞。一进商场，便不辨昼夜。
那时的胡安焉刚至而立之年，还没有建立起“自我”的世界，非常在意外界的评价。他每天两点一线来往于住处和商场之间，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日子过得单调、闭塞。一进商场，便不辨昼夜，时间成为只停留在手表指针上的模糊概念。时间久了，整个人被干耗得疲惫不堪。胡安焉说那种累不是搬货的累，而是感觉脱离了生活、脱离了社会，活在一种抽象的痛苦里。
“疯女人”的出现，像是一个隐喻，也最终推动了胡安焉决心作出改变。
“这个女人有精神问题，这点不仅是我知道，周围所有店主都知道。他们私底下都叫她『疯婆』，假如她走进了谁的店，其他人就一脸坏笑地看热闹。”那是她第一次走进胡安焉的店，她看起来很紧张，甚至有些害怕，脚步迟迟疑疑，但又竭力保持镇静，像一只夜晚出来觅食的啮齿类动物，任何风吹草动都会促使她立刻逃跑，逃回到自己安全但暗无天日的洞穴里。
那个女人穿了一条短裙，想试穿牛仔短裤，胡安焉点头同意了。不料她没进试衣间，而是撩起短裙，直接把短裤往腿上套。或许因为对试穿的第一条短裤不满意，她又拿起第二条短裤继续往上套。“在我反应过来之前，她已经往腿上套第三条短裤了。当时我已经无法思考，我难过得像窒息一样。但出于本能，我伸手按住了她的手，阻止她那徒劳的尝试。她立即抬头看向我，她的表情不是生气，也不是疑惑，而是一副混杂了惊恐和乞求的哭相。”胡安焉从没在成年人的脸上看到过这种表情。他马上松开手，不知道为什么，他的眼睛也湿了，眼泪几乎要夺眶而出，仿佛从那眼神里看到了自己。
多年以后，胡安焉逐渐理解了那一刻的百感交集。他的难过，不仅仅是同情，也许还因为在别人眼里他们是一样的：幼稚、不可理喻、有点神经质。他们都是边缘的，被排斥、被围观，也在异样的凝视里感到惊慌、恐惧、委屈。“只不过我还有力气遮掩，她却只能就这么袒露出来。”
没过多久，胡安焉与合伙人拆伙，离开了商场。而期待他能够凭藉这盘生意改善经济的女友，也选择听从父母的安排出国读书，与他分道扬镳。
那一年春节，他独自坐在麦当劳里百感交集地用完晚餐，步行走向返乡的火车站，雨雾似有若无，他把伞落在了麦当劳，却没有察觉。他感到万念具灰。
他在忽明忽暗的光线里摇摇晃晃地凝视往事的牵绊，凝视自己的疲乏扭曲。写作于那时垮掉的他而言，像最后一根稻草，他带着逃避心理将现实、幽暗的一切敲碎，重建起纯粹的精神世界。
回到出生地广州的几天后，胡安焉作出了一个疯狂的、根本不像他的决定——在几乎没做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带了本新华书店买的国道地图册，就骑上父亲的一辆二十四寸破单车，从广州出发了，历时25天、骑行约两千七百公里抵达了北京。
不难想像，这趟骑行充满磨砺与伤痛。他扛过了烈日下中暑、膝盖不可逆的损伤，以及在盘山公路突遇事故，连人带车摔进了一米多深的排水沟里。
没想过中途结束旅行回头吗？没有。他不假思索地摇头，“受伤就是我想要的，这样才爽。”
他憎恨在南宁经商的日子，憎恨那种生活状态，也憎恨自己投入的一切，所以他要选择以自我伤害的方式去报复这种憎恨，去宣泄这种憎恨。
他走在一个个完全陌生、全无瓜葛的城市，打量那些陌生的街道，想像居住在里面的人每天过的日子，以及生活在他们眼中是一种什么样子。他站在一间餐厅外，隔着玻璃看了他们一会儿，感觉就像在观赏水族箱，内心感到非常宁静。
从北京回广州的火车，胡安焉只买到了站票，挤在车厢连接部。火车穿梭于一个又一个隧道，他在忽明忽暗的光线里摇摇晃晃地凝视往事的牵绊，凝视自己的疲乏扭曲。写作于那时垮掉的他而言，像最后一根稻草，他带着逃避心理将现实、幽暗的一切敲碎，重建起纯粹的精神世界。
“对于今天的我来说，写作就像是一种自我精神的建设，或者说最终指向虚无的领悟。它解决不了生活中的实际困难，但可以帮助我超越生活、超越自身——因为写作，我同时投入在生活之中，又抽离于生活之外。”
下一刻，火车又短暂地钻出了隧道，他透过有些污渍的窗，看见天空的云霞正在向西流逝，拖出长长的、激动的流苏。那是他第一次感觉到“何以安心”的答案呼之欲出。
伟大的失意
2020年4月，《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一文在豆瓣爆火，完全出乎胡安焉意料。他在那篇文章获得的关注和评论，是他过往近十年在文学论坛创作小说所无法想像的。
少数人批评这本书缺少文学性，但在普照看来，正是这种看似不修边幅的平铺直叙，凸显出了社会真实、残酷的一面。它像一面镜，或许每一个打工人都能从中照映出一部分自我。
那段时间，手机只要打开，就一直有消息提醒，响个不停，评论不断刷屏。他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看评论，一条条地看，“一开始很懵，但还是高兴的。滑动页面的时候，手都会微微发抖，这种亢奋的状态持续了一周多。”
闻风而至的出版社很多，他们敏锐地嗅到了市场近年对于“素人写作”的青睐，并建议胡安焉将个人打工经历扩写，集结成书，这当中就包括后来负责出版《我在北京送快递》的浦睿文化责编普照。“在现在这样一个网购时代，在快递跟我们的日常生活联系如此紧密的时代，市面上还没有一本写快递员亲身经历的书，甚至连写这个行业的纪实作品都没有。”少数人批评这本书缺少文学性，但在普照看来，正是这种看似不修边幅的平铺直叙，凸显出了社会真实、残酷的一面。它像一面镜，或许每一个打工人都能从中照映出一部分自我。
不过，胡安焉没有过多地沉溺于作品意外获得市场成功的喜悦里，他甚至不认为自己拥有写作的天赋，“不仅文学基础差，写作也不是十分有悟性。”他将三本书的热卖归因为经历本身，人们抱着对快递员或其他职业的某种猎奇心而来。但胡安焉并无意代表某一群体发声，“我只是深入自己、面对自己、诚实地表达自己，这个过程可能触动别人，但这是一种被动的触动。”
而他真正想写的是具有艺术性的纯文学，也在不断尝试这样的创作。他不讳言最初促使他写作的念头里掺杂了些逃避的心态，但这并不影响他真正热爱写作，因为写作于他而言非常个人、纯粹，是他生活的另外部分，属于自由的那部分。尽管他写的并不算多，对于纯文学的尝试也颇多坎坷。
胡安焉对美国作家卡佛说过的一句话记忆深刻：作家要有为普通的事物，比如为落日或一只旧鞋子感到惊讶的禀赋。这正是他的瓶颈所在，“我是一个很简练的人，没什么丰富的、细腻的感受，当我在写小说的时候，我很难把这些内容不断地细化。”他耳边总有一个声音在说，你写的这些都是废话吧，这些内容没有人感兴趣吧。胡安焉知道，那是潜意识里的自卑作祟，他没有足够的勇气有力地去表达自己的生命感受。
一种幼稚的患得患失，一度滞碍了他的写作。同样的心态，其实也贯穿了他的成长过程，至今也没能完全摆脱。
胡安焉虽然出生在广州，但父母都不是本地人，在广州没有任何亲戚，属于移民家庭。胡安焉的母亲在“文革”期间曾因家人受过影响，因而内心有很深的孤独和不安，非常依赖意识形态上的安全感，后来在上山下乡时认识了在海南当兵的胡安焉父亲，两人组建家庭。胡安焉父亲一辈子在体制内工作，对市场经济完全陌生，不会打牌、打球，跟同事没有私交，每天最大的消遣是逛城中村、看《动物世界》，“他到去世都没学会说广东话，整天像个孤魂野鬼，孤孤零零的。”
在个人职业发展方面，父母对胡安焉只有一个要求——社会需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反正社会不会让一个勤劳的人饿死。他们对社会环境变化的惶恐，导致他们愈发施加对子女的道德约束。
在个人职业发展方面，父母对胡安焉只有一个要求——社会需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反正社会不会让一个勤劳的人饿死。“我看到其他同学的父母会为他们的人生规划作指引，为他们规避可能的风险，但我的父母不会这样做，他们也不懂这些。他们从不会鼓励我出人头地，或者发财，他们只要我做一个安分守己、遵纪守法的人。”他们对社会环境变化的惶恐，导致他们愈发施加对子女的道德约束，“我妈不断地对我说，要自律，要克制自己的欲望。”
近乎理想主义的塑造一直在胡安焉身上发挥作用，在年少最迷惘的那些年，胡安焉曾将自己性格负面的部分，比如缺乏安全感、服从性强、不会反思，而且在个人利益上容易放弃且不敢抗争，以至对人生规划的毫无概念等，迁怒于父母教育理念的“脱离现实”。
逐渐地，他觉得这样的迁怒并不公道。父母只是在自己的时代被灌输了很多理念，于是他们也按照那些理念来塑造他，“他们当时的经历造成了他们的局限，他们也是时代的受害者。”
胡安焉记得当年在上海，有次和文学论坛的两个朋友聚会。在餐厅里，他们各朗读了一篇自己喜欢的作品。那天他读了维吉尼亚·吴尔芙收录在《普通读者》里的一篇短文——《皮尔金顿夫人回忆录》的读后感。
皮尔金顿夫人是18世纪英国的一位没落贵族，她受过教育，但没能继承遗产，被丈夫抛弃后，独自抚养两个孩子，靠写作为生。她是伯爵的曾孙女，却和底层的仆役生活在一起，最后因拖欠房租被送进监狱。但吴尔芙却这么写道：无论是在她游荡的日子里，这种游荡是一种家常便饭，还是在她失意的岁月里，那些失意都很伟大。
反过来想，或许正是因为父母被困在时代的局限里，对子女前途采取“无为”态度，才让他拥有了一个宽松的自由空间，没有被什么既定的目标所捆绑、所鞭策。他固然经历了诸多曲折，吃了些苦头，但那些曲折也最终牵引着他走向今日的胡安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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