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赵澜标：贸易纠纷背后的战略冲突——美国朝野重新审视中美关系

自2018年3月美国白宫发表“总统第301条款调查备忘录”以来，中美贸易争端已经持续了近一年。在过去的一年中，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政府及国会不仅计划对从中国进口的各项商品加征巨额关税，禁止中国企业在美国进行相关投资活动，美国商务部、司法部还以窃取商业机密、违反美国对伊朗出口制裁为由，对中国中兴及华为公司采取惩罚性措施。2019年虽是中美建交四十周年，美国的政策精英们却开始质疑过去四十年对华的“参与”（engagement）政策，并且开始了对中美是否应该“脱钩”（decoupling）的热烈讨论。在此大背景下，美国对华政策圈子的口径渐渐变得一致，一些人甚至宣称中美进入了新的“冷战”。

2月中旬，中美新一轮高级别贸易磋商谈判劳而无功，双方仍未就知识产权保护、平等市场准入等结构性分歧达成共识。随后中方代表团会在华盛顿再度进行磋商。距离双方商定的谈判截止日期（3月1日）还有十余天，双方可能仍然不能达成有效共识。预计特朗普会因基于国内政治需求、急于达成贸易协议而决定延长谈判截止日期。

事到如今，中美关系的急剧下滑，在表面看来肇因只是美国单方面挑起的贸易及科技问题，但在更深层次上，是中美两国愈发不可调和的核心利益与各自在亚太地区长期战略的冲突。本文对中方的战略及核心利益做简单梳理，并分析美国朝野对中方战略的判断与应对。

中美关系的急剧下滑，在表面看来肇因只是美国单方面挑起的贸易及科技问题，但在更深层次上，是中美两国愈发不可调和的核心利益与各自在亚太地区长期战略的冲突。

中方的核心利益、战略目标及部署

就中方的核心利益而言，美国国防情报局在其最新的中国军事实力报告 （China Military Power: Modernising a Force to Fight and Win）中给出了一个简单明了的总结：1、永久保持党国体制；2、维护社会稳定；3、保持经济增长与发展；4、维护主权与领土的完整；5、确立大国地位。中方的长期战略目标及战略部署，均围绕以上五点基本原则展开：拒绝政治体制改革；确保没有重大群体性事件；继续全面深化经济改革；捍卫南海主权并在恰当的时候以恰当的方式统一台湾。未来中国大国地位的取得则是对前四点核心利益之实现的综合反映，换言之便是中国之崛起。

在中国外围保持相对的军事优势是确保中方核心利益最重要的手段。现代化的战争已将传统陆地力量的战略纵深所带来的优势减少到最小。解放军近几年在军事现代化上的成果确保了中国在亚太地区的优势：1、建立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协调跨军种作战；2、发展火箭军与海军密切配合的反介入/区域拒止攻击性防御战术来威慑美军对地区战争之干预；3、全力发展海军战备，从近海防御走向远海护卫，扩大战略防御纵深；4、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并掌控珍珠链国家的海港从而确保中国的能源安全及增大舰艇力量的投射范围。解放军在亚太地区的部署虽然总体上为防御性，但是大大增加了美军干预地区战争的风险成本，反而让在此地区有长期存在感的美国认为解放军是地区不稳定的一大要素。

“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对外输出基础建设资源与资金，首先意在解决中国国内产能过剩、外汇过剩的问题，并为中国经济的供给侧改革创造了条件。其次，一带一路增强了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与政治联系。中国资本与技术的走出去减缓了国内经济下行的压力，也增强了对沿线国家的影响，减轻了中国在西部地区的战略压力。由此，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部署，也被美国视为中国用“债务外交”来绑架、干预别国政治并输出中国影响的工具。

在网络空间的问题上，中国自2014年起即开始筹办“世界互联网大会”，并提出“网络主权”的概念来抗衡“网络自由”的原则。2016年底，全国人大通过《网络安全法》，旨在管辖中国国境内所产生、处理的网络信息。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上，中国还提出了“数字丝绸之路”的建设，以达成输出实体基础建设和软件基础建设的双管齐下。以华为为首的科技公司不仅在第五代无线通讯技术上处于业界领先地位，而且已经开始了在全球第五代无线通讯技术基础建设输出的布局。中国所搭建的北斗导航系统摆脱了中国对美俄卫星系统的依赖，并开始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卫星通讯输出服务。

中国还通过各种手段来追求对各类技术的边缘优势之掌握。在此方面，美国因应贸易纠纷而有详细的介绍与分析：1、强迫外资企业以技术转让来换取市场进入许可；2、国营企业对外国具有战略价值的企业进行收购；3、提出加速工业现代化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4、提出招收海外留学精英人才的“千人计划”等。

总体而言，中方的核心利益以及相关的战略部署都因为中国综合实力的增长而不可避免地有所外延。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是持续保障中方和平发展的第一道屏障；一带一路的西进战略将保障中国的能源安全、并带动中国经济进一步的增长与发展；网络主权概念、输出网络软件基础建设直接巩固了现有体制与社会稳定；对尖端科技的掌控让中方能够有力地占领大国博弈的战略制高点。

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战略的短视及应对

特朗普及其内阁对中国核心利益和大战略的审视，是盲人摸象、小商贩般地短视，缺乏大企业家的气度。特朗普当选后毫不犹豫地接通了蔡英文的贺电，由此可见他对中美建交的核心基础的中美联合公报缺乏基本认知。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卜睿哲（Richard Bush）在发生此次外交事故后，匆忙写了一封给特朗普的公开信来介绍美国对台基本政策。在另一次外交事故中，习近平给特朗普简述了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历史关系，而特朗普却错误地理解了该叙述，并在《华尔街日报》的个人采访中称“朝鲜其实曾是中国的一部分 （Korea actually used to be a part of China）”。

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的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被特朗普尊为“中国问题领导权威”。白邦瑞叙述中国秘密策划取代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百年马拉松 》（Hundread Year Marathon: 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经过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的推荐而在美国政府高层广泛流传。然而，细心的学者裘德·布兰切特（Jude Blanchette）在仔细查证白邦瑞书中的注脚后发现，其书中的某些重要资料来源不明，并且对重要论据有明显的夸张、误解、扭曲事实的尝试。不但支撑他论点的关键论据有事实性错误和扭曲，而且这种阴谋论书籍在决策高层广泛流传，错误的事实导致错误的论点，错误的论点导致有偏见的战略分析，最终导致不妥的决策。

特朗普政府中的另一位资深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则写过一本《致命中国》 (Death by China: Contending the Dragon – A Global Call for Action) 。在书中，纳瓦罗点出了中国经济获得成功的“低人权成本优势”。纳瓦罗的经济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他所代表的观点也是直接促成中美发生贸易争端的一个原因。白邦瑞用其有问题的研究方法以及阴谋论般的偏见，有意或无意地错判了中国的大战略，而纳瓦罗则仅仅发现了中美核心利益冲突中的冰山一角。而特朗普对资深中国问题专家的选择，也反映了他对处理问题的短视。

白邦瑞用其有问题的研究方法以及阴谋论般的偏见，有意或无意地错判了中国的大战略，而纳瓦罗则仅仅发现了中美核心利益冲突中的冰山一角。

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E. Lighthizer）有独特的一套贸易哲学，简单来讲，他认为国家机器可以作为解决贸易纠纷的手段。莱特希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单边主义者，他不喜欢多边贸易，更不喜欢世界贸易组织。举例来说，去年美国对加拿大及欧盟加征了钢铝进口关税，但其中莱特希泽所用的“贸易扩张法第232条款”相当于间接暗示加拿大和欧盟是美国国家安全的“敌人”，而无视事实上美国与加拿大、欧盟的政治军事上的亲密关系。莱特希泽主导下的贸易争端也同样道理，以单边行动来压制中国，从而让中国进行让步，而不是采取走国际组织或者联合多国的压力。

相比之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博明（Matt Pottinger）是一位有全局思维的顾问。中文流利的博明早年当过《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在中国的经历深刻地影响了博明的思考：他曾见证上访者在天安门广场被便衣疯狂殴打，他自己也被曾警察逮捕、被迫销毁采访记录、甚至在北京的星巴克被国安人员当众殴打。博明认为不民主的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他的战略想法被体现在了2017年年底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报告里。但总的来说，博明并不是一个宣扬为了竞争而处处与中国敌对的人：在2018年9月，在中国驻美大使馆的国庆节宴会中，博明在发言中指出当下的中美关系是相互竞争的，但在竞争的同时也不妨碍双方在某些方面的合作。

相比之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博明（Matt Pottinger）是一位有全局思维的顾问。

再次回到特朗普总统本人的思维方式上，可以说他发动贸易战是单纯地为了短期的美国经济利益，而团结在他身后的各个政治派别的势力，则是通过贸易战才找到了修正中美关系和更新应对中国战略的手段。在美国商务部准备制裁中兴时，特朗普为了谈贸易战的条件而干预了对中兴的制裁。在美国要求加拿大逮捕并引渡华为首席财政官孟晚舟时，特朗普也曾表示可以亲自干预对孟晚舟的引渡要求。在未来，特朗普很可能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而与中国达成解决贸易争端的妥协协议。这种短线操作风格，显示出美国缺乏总体、统合的对华战略的缺点。

在未来，特朗普很可能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而与中国达成解决贸易争端的妥协协议。

美国学界就对华关系的重新审视

美国关于贸易纠纷和中美关系的新闻和学术研究数不胜数，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两份智库报导，当属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于去年年底发布的《中国影响与美国利益：提升建设性警惕》（Chinese Influence & American Interests: Promoting Constructive Vigilance），与纽约亚洲协会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二十一世纪中国中心发布的《路径修正：面向一个有效且可持续的中国政策》（Course Correction: Toward An Effective and Sustainable China Policy）。

来自胡佛的前一份报告，被媒体广泛认为是美国学界集体从“拥抱熊猫者”转向“屠龙战士”的十字路口，因为其编委不但包括了葛来仪（Bonnie Glaser）、黎安友（Andrew Nathan）、裴敏欣、安妮-玛丽·布雷迪（Anne-Marie Brady）等对华强硬派，也包括了戴博（Robert Daly）、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傅高义（Ezra Vogel）、潘文（John Pomfret）等对华友善派。该报告着重研究并揭示了中方的统一战线战略的“锐实力”在美国的政府、校园、智库、媒体、科技产业等处所做的近乎于强制性的影响，由此来逐渐控制及修正西方社会对中国形象的叙述。

在胡佛报告出版前，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安妮-玛丽·布雷迪还发布研究报告，详细介绍了中方统一战线如何影响外部舆论的《法宝：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政治影响活动》（Magic Weapons: China’s political influence activities under Xi Jinping）。不久，威尔逊中心的另一位叫安娜斯塔莎（Anastasya Lloyd-Damnjanovic）的青年学者发表了介绍中方对美国校园言论自由与学术自由施加压力的报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美国高等院校的政治影响与干预活动的初步研究》（A Preliminary Study of PRC Political Influence and Interference Activities in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美国学界近期对中方隐秘的统一战线战略部署的深入研究，与中美贸易纠纷本身没有太大关联。然而，两件事情发生在同一时间线上。这也直接导致了贸易问题在公众舆论中进化出更严重的政治问题。贸易纠纷所导致的中美关系降温，促使了美国学者们集体对中国战略的再考量。同时，对统一战线战略的研究，也促使美国学者们对特朗普政府管理中美关系进行集体反思。在这次集体反思中，学界达成的共识是：中国企图改变世界对中国故事的叙述模式的同时，不仅伤害到了美国社会，也触及了美国的核心利益和价值观。

学界达成的共识是：中国企图改变世界对中国故事的叙述模式的同时，不仅伤害到了美国社会，也触及了美国的核心利益和价值观。

统一战线也好，锐实力也罢，胡佛研究所与威尔逊中心的报告仅仅是突出了中国众多战略部署中的一项，并没有给美国公众描绘出一个中国的战略全景。媒体所大量宣传的类似“亲中”或“反中”的标签，也是对这些报告的肤浅解释和扭曲。

亚洲协会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刊发的报告，相对客观地描述了中美核心利益的摩擦所造成的一系列问题，并对特朗普政府提出了务实的解决办法。该报告的编委会还亲自走访了国会、白宫、国家安全局等部门并与其所属之幕僚们做了简报。和博明的想法相似，亚洲协会的报告提出了美国应该与中国进行“巧竞争”(Smart Competition)，意即在触及利益冲突的地方进行强硬的竞争，而在共享利益的议题上进行尽可能的合作。“巧竞争”能够让中美关系在保持建设性发展的同时，不至于走向敌对的边缘。

比如，报告指出：美国应当促使中国放弃对知识产权的偷窃，但不应当在此过程中为竞争而竞争、为报复而报复，最后导致中美企业两败俱伤。在全球及地区性问题上，美国应该有气度地让中国承担其大国责任，尽最大限度地与中国展开务实合作。在贸易纠纷上，能让中国遵守贸易规则的办法是寻找更多的贸易盟友。美国应当重新商议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并在此基础上扩展此贸易协定并说服欧洲国家加入其中。在理想的状态下，如果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签约国家能占到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和的60%，那么就有可能逼迫中国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并协商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结论

正如战略家约瑟夫·奈尔（Joseph Nye）所说的，现代的国际关系是深刻的，国与国之间没有简单的关系，只有复杂、相互交织在一起的联系。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增长，中国的利益也随着全球化而全球化了。处理复杂的国际关系，不能用白邦瑞、纳瓦罗等人所代表的的单向思考的狭隘解决方式，如此做法只会激起双方的更多敌意与不信任。胡佛研究所的报告指出了中国尝试影响美国的锐实力，但公众很难去区别正当和非正当的中国影响，反而容易陷入“亲中”“反中”的二元思维。

胡佛研究所的报告指出了中国尝试影响美国的锐实力，但公众很难去区别正当和非正当的中国影响；亚洲协会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报告则展现了一个略为清晰的中国战略图景和系统性的应对政策。

亚洲协会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报告则展现了一个略为清晰的中国战略图景和系统性的应对政策：在不可调和利益的地方竞争、在共享的利益前合作、争取务实谈判、争取国际对中国谈判的联合力量。此报告虽然意识到中国在寻求与其大国实力相对称的国际影响力，但并不赞赏中国的战略部署。

未来，就各自的核心利益，中美仍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中美关系不是“结婚”与“离婚”这么简单。中美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只有务实、客观的外交谈判才能增强双方就核心问题的战略互信，从而减小因无意摩擦而造成的政治、经济、军事风险。

（赵澜标，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亚太政治安全实习研究员。作者观点不代表其所属机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