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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裴敏欣:習近平終結了「後天安門秩序」,然後呢?

習近平上台後,告別了菁英分贓聯盟的規則,從集體領導轉向個人領導,終結了持續20年的「後天安門秩序」。破之後是否立?明年七月見分曉。


裴敏欣是一位美籍華人,美國政治學家,專長是中國政治經濟、中美關係及開發中國家的民主化,目前擔任美國加州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政府學教授、凱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主任。 攝:林振東/端傳媒
裴敏欣是一位美籍華人,美國政治學家,專長是中國政治經濟、中美關係及開發中國家的民主化,目前擔任美國加州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政府學教授、凱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主任。 攝:林振東/端傳媒

在政治學者裴敏欣看來,2012年是中國政治走向的一個強勢拐點——它不僅拉開了中共領導人換屆的帷幕,習近平的上台,更直接終結了此前兩屆中共領導人所延續了20年的「後天安門秩序」。然而,新秩序是什麼?習究竟憑什麼能夠展開新秩序?眼下人們感受到的反腐敗、高官落馬、富豪自危、政治高壓是新秩序的一部分嗎?它又會將中國牽引向什麼樣的未來?

端傳媒日前在香港專訪了這位師承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的著名中國問題專家,並邀請他評點中國當下的政治現象與走勢。

59歲的裴敏欣是中國恢復高考後的第一屆大學生,1980年代赴美留學,取得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專長研究中國政治、中美關係以及民主化。他曾著有研究中蘇改革比較的專著 From Reform to Revolution: The Demise of Communism i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1994);研究中國轉型陷阱的專著 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2006)。而去年底,他關於中國的最新研究引起不少關注,包括2016年10月在《民主期刊》(Journal of Democracy)發表的論文 Transition in China? More Likely Than You Think (《中國轉型?比你所想的更可能》),以及同一時間,在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新著 China's Crony Capitalism: The Dynamics of Regime Decay。這本新著,也是裴敏欣的書作首次推出中文版,譯為《出賣中國:權貴資本主義的起源與共產黨政權的潰敗》,2017年7月在台灣八旗出版社面世。

《出賣中國》

作者:裴敏欣
譯者:梁文傑
出版時間:2017年7月
出版社:八旗文化

在評點當下政治局勢之前,不妨回顧一下,裴敏欣在專著與演講中不斷闡釋過的,他對中國的幾個基本判斷:

  • 中國的專制體制已經進入衰落期。衰落期可以很長,衰落可以觀察,崩潰無法預測。對衰落期的判斷,裴敏欣個人認為是10年左右。

  • 從社會經濟現狀和全球比較來看,中國已經進入亨廷頓所定義的「轉型區」,也即已成為中等收入國家,具備政權轉型的客觀條件,發生轉型的可能性高。但仍缺少主觀條件。

  • 中國的專制是後極權體制,不是威權體制,前者比後者對政黨、經濟、國家機器和社會的控制要嚴密得多。中國已經錯過了從後極權向威權轉型的改革時機。以世界經驗來看,後極權國家的轉型幾乎都是以革命告終。

  • 如今中國轉型的最可能模式是改革和革命的混合(「Refolution」),裴將之命名為「改良式革命」。

  • 政權可以選擇不主動改革,但不改有不改的成本,客觀上難以長期持續。

  • 在裴敏欣發表於《民主期刊》的論文中,他舉例證:根據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目前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高於台灣1988年到1989年的水平,也高於韓國1987年的水平,在適合比較的35個國家之中,中國高於30個國家,不光進入了「轉型區」,而且進入了其中比較高的水位。另一方面,他又研究了全世界比中國人均 GDP 收入更高、但仍保留專制政體的國家,幾乎全是產油國。裴敏欣認為,政治學研究發現,產油國可以通過自然資源開發獲取暴利,養活專制,而不需要從民間攝取財富,因此可以不必民主轉型,但中國則非常困難。若經濟持續發展,能維持專制政體的可能性不大。

    在這樣的框架中,如何看待習近平上台後的中國政治走向?對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危機,習顯然深有所感,在他當政後的數次黨內談話都可見其憂慮。但他求諸的種種藥方,能扭轉局勢,改變衰敗期的本質嗎?十九大臨近,怎樣判斷中國會不會主動轉型?

    以下是端傳媒專訪裴敏欣的摘要:

    端傳媒(以下簡稱端):您最近提出,習近平終結了「後天安門秩序」,究竟什麼是「後天安門秩序」?

    裴敏欣(以下簡稱裴):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後,共產黨實際形成了一套內部運作的新型規則,一方面菁英利益共享,一方集體領導(分權),兩者加起來,其實就是分贓,禮貌點叫權、利共享。而習近平的上台,終結了這種秩序,告別了菁英抱團、分贓聯盟規則,從集體領導,轉向個人領導,他個人確立了領導權威。這是很重大的發展。

    端:為什麼習近平可以打破後天安門秩序?

    裴:天時、地利、人和。「天時地利」就是說,有偶然因素。第一個偶然因素就是,他碰到的兩個前任領導人江澤民和胡錦濤都活着,且兩人不合。在中國,一般前任領導人活着,你要鞏固權力就很困難,但習碰上的情況恰好是,前兩任領導人對他的害怕遠遠低於他們互相之間的怨恨。如果你是胡錦濤,下台之後,最大的問題就是如何保存自己的政治實力,如果聰明一點,你要和江澤民抱成一團來防止一個新威脅。從政治常理上講,一個新領導人上來,胡跟江的派系應該成為一個聯盟,但是由於他們之間的分歧,他們無法抱團,這就給習近平創造了一個逐個擊破的有利條件。所以他在人事上的調動總體很順,這就是所謂的天時。他碰上了相對弱的對手,而且不團結。

    第二個因素更偶然,就是薄熙來倒台,現在看來後果的確很嚴重。因為薄是唯一一個可以和習近平叫板的人,但因為王立軍事件,這個人很偶然倒台了,改變了中共高層內部的格局:沒有一個強勢政治人物可以跟習抗衡,令他可以在短時間內,在沒有強有力對手的情況下迅速鞏固權力。

    而「人和」則是,他抓住了公眾對腐敗深惡痛絕的心理,強勢反腐。這也是不同陣營的最大公約數——人們在其他事件上有分歧,但憎恨政府官員腐敗,要求整治,是一個共同需求。這也是在政治上迅速獲得回報的一個舉動。

    端:我們稍稍回退一點,這樣看,2012年是近年中國政治發展的重要拐點。但此前一直有人認為,2008年是重要的拐點。您怎麼看?

    裴:2008年的確是拐點。有幾層含義:

    第一是全球金融危機,讓中國領導層一下子對中國模式有信心了。你如果去查2008年之前,中國模式這個詞用的頻率很少,08年之後,中國模式、北京共識都常常出現了。那一年奧運,中國一黨專政下的盛世景象似乎出現了。

    第二,從政治層面來講,就是08之後,到了胡錦濤執政的第二屆,「九龍治水」的現象更加明顯,又出現一些政策上的失誤,中央的權威極度弱化。08年之後,國內的經濟政策開始有錯誤,四萬億、中國的信貸泡沫是從那時候開始的。同時,國內開始面臨少數民族和自由主義反對派的挑戰,拉薩、新疆、零八憲章,都是那一年。薄熙來在重慶搞得「唱紅打黑」運動,也是08年開始。

    08年這一個拐點,放開了許多可能性,但也已經感覺,「後天安門體制」快要走到盡頭。到了12年又是一個拐點,強勢一拐。

    端:那下一個問題就是,2012年習上台,打破了舊秩序,穩固了權力,之後要幹什麼?

    裴:對,之後看他要幹嗎,是決定今後五年、十年中國政治走向如何發展的一個關鍵。破之後是否立,今年年底十九大落定,明年3月國務院人大的班子落定,基本上明年7月就見分曉了,到時候,習第二任往哪個方向走,會明確得不能再明確。為什麼這麼說?這是一個基本政治學的分析。你沒辦法揣測一個人的動機,你只能做一些政治學分析。所謂改革,就是打破均衡。因為均衡狀態下你什麼都不能幹。打破只有兩種辦法,一種是在均衡內部,打破力量平衡,進行各方力量的重組。在中國,鄧小平92年南巡之後共產黨的改革就是這一種,在內部打破平衡,一下子保守派失去了發言權,技術派、改革派贏得絕對統治地位;第二種就是引入外力,比如毛澤東的文革,內部死板他沒辦法,於是引入外部的群眾力量來打破。現在要看習在今後一年內,如何打破這種均衡。只有兩種破法,沒有第三種破法。過去五年,習打破的只是權力菁英的遊戲規則,但還沒有打破力量平衡。就算是反腐,中國的官僚體制有幾百萬人在那裏,中央不到五千人,他根本還沒有真動。

    裴敏欣。

    裴敏欣。攝:林振東/端傳媒

    端:但他也可以什麼都不動,不是嗎?

    裴:他什麼都不做也可以,這就是所謂的自保的生存戰略。基本判斷就是,均衡我打破不了,風險太大,那就考慮在不打破均衡的情況下,我如何自我生存。先是自己個人的領導地位鞏固,然後通過政治體制本身的自我保護能力去鞏固權力,加強控制。一個是對社會的控制,一個是對菁英的控制。

    但不動也有不動的成本。對習來說,最大的危機就是他的表現、政績能否持續。很簡單,你能否提供實惠?現在是後意識形態時代,共產黨幹部沒人願意去延安住窯洞。不管是普通民眾也好,政權菁英也好,都是實惠人,吃煙火食的人,如果你能把門面撐下去,能賺錢我就跟你走,這個任務完不成,指標達不到,那就麻煩了。社會會有直接反應,菁英接著會分化。但實證角度還是要量化,能撐五年、十年還是十五年?這個很不確定,因為這裏涉及到一個群眾和菁英的心理承受能力,但最終是有限的。舉個例子,為什麼76年「四人幫」一下子就被推倒了,因為發生了綜合性危機,該發生的問題都發生了,人們的承受能力到極限了。

    端:您新出版的《出賣中國》一書裏,非常細緻地剖析了腐敗的內在結構,給「官商勾結」、「權貴資本主義」這些已經陳詞濫調的說法,配上兩百多個案例的實證分析,指出是什麼因素導致90年代以來勾結式腐敗大規模出現,這些因素又如何導致整個體制走向衰敗。我想問的是,習近平顯然也看到了這種衰敗,似乎為了不觸碰一黨專政的天花板,他在用各種各樣的藥方緩解症狀。比如轟轟烈烈的反腐運動。你覺得,奏效嗎?

    裴:反腐有幾種類型,運動式反腐是其中一種。但國際經驗和中國歷史經驗都說明,運動反腐是無效的。很簡單,你不可能永遠保持高壓。有效的反腐一定要是制度反腐。所謂制度反腐是多方面的,不僅僅是要設立什麼規章制度,那沒用,而是一個全面的體系:政府對資源的支配、政府對自身權力的約束、反腐措施本身的透明度、還有自下而上的制約,包括輿論跟民間團體等。你如果看中國的反腐,形式非常單一,根本看不見其他的措施。理論上說,運動式反腐肯定失敗。

    但為什麼還要這樣搞呢?首先,從中共本身歷史來講,運動式反腐是共產黨的慣用手段。從「三反」、「五反」到現在,劉青山、張子善到現在薄熙來、周永康,有很長的連續性;第二,運動反腐往往可以實現短期的政治考慮。如果你去看數字,中共領導人剛上台時——新任領導人第一任第一屆第一年,每年送進監獄的人肯定要比以往多,江澤民、胡錦濤都是這樣。去檢索一下中央紀委資料裏「移送司法」的數字就知道了。利用運動式反腐來鞏固權力,這也是慣例;第三,它能短期滿足公眾對政府的期望。因為真正要解決腐敗問題,是要做長期的制度建設,但制度建設是看不見的,時間很長,沒有政治回報,而運動式反腐的政治回報很明顯:貪官送進監獄電視上一報導,大家就會覺得你幹了事。所以運動式反腐一點都不奇怪。習近平和以往不同的是,以往一般持續一年,但他起碼持續了四年。以往一般都是刑不上大夫,一年最多動七、八個高官,而習一年要動三十幾個。我認為這說明他想要改變八九之後的政治秩序。

    端:您認為習的反腐運動真誠嗎?您的書中也提到,反腐運動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權力布局,可能引發精英階層更加大的互相不信任和敵意。但您覺得它和習的政治理念究竟有無聯繫?

    裴:不談動機,只看結果的話,從運動式反腐中看不到習的政治理念。只能看見改變政治秩序:以前權威不清晰,現在權威很清晰。政治理念就是說到底靠什麼價值來治國,官員清廉是一個價值,但這不是完全價值,還有其他比如政府權力限制、個人尊嚴、個人產權人權得到保護等等,這些價值至少在這個運動之中沒有得到任何體現。

    端:習求諸的另一個解方似乎是道德,從整治家風,到從嚴治黨,推崇賢能政治。道德有用嗎?

    裴:道德的約束力太小了。我一直都把道德說成是最後一道防線。現在上上下下推道德反腐,其實是逢場作戲。這是成本最低的,就是他願意說假話,一個說謊的成本而已,沒有時間精力。但真反腐的話,成本就厲害了,監督政府的成本、輿論自由的成本,那才是真的。

    端:全球秩序出現很多新變化,中國正在積極參與全球治理。您覺得這會給中國發展和維繫體制,帶來新的空間嗎?

    裴:國際環境對中國有利也有弊。有利的部分,主要是意識形態。因為民主本身在衰落,至少是短期如此,對中共來講,它的意識形態沒有強抵抗,沒有生存的威脅了,所以這對它有利。但總體來說,我認為國際環境對中國體制的維持是不利的。第一,共產黨生存的法寶之一是經濟發展帶來的政績合法性。如果全球化倒退,那中國作為外向型經濟首當其衝受衝擊,貿易保護主義的最大受害者,毫無疑問是中國。如果出口垮了,或者半垮,中國的經濟增長也會打折扣,這是第一點不利之處;第二,現在美國講「美國優先」,你說是保護主義也好、孤立主義也好,總之不做老大了。但我一點都不認為,中國現在可以打開香檳慶祝美國霸權沒了,輪到我做老大了;首先,中國不可能做老大;其次,在一個沒有警察管的社區,治安可能更糟糕。無霸主無序,許多以前由美國承擔的隱形成本馬上會變成顯性成本。戰國時代不一定對中國好,過去幾十年裏中國是搭了便車享受了無數好處的,而在戰國時代,你會遇到各種各樣現在無法預測的風險、危機。很簡單,北韓,美國不管誰管?另外,特朗普政府雖然在全球上宣稱美國第一、美國優先,但它肯定認為中國是一個對手。以前美國政府的化解方法是令中國融入西方秩序主導的世界,若這個秩序沒了,美國唯一能做的就是和中國對着幹,對抗風險很大。

    端:您怎麼評價中國近年來越來越積極的外交策略,比如「一帶一路」?

    裴:我覺得中國的外交政策,一方面是有意識地感到西方不行了、美國不行了,是時候抓住機遇、有所作為。但另外一部分是本能的,無意識的。要知道許多政權在國際社會的行為並不是深思熟慮的,它是體制本來的慣性,它在國內就做慣了,不考慮換了環境事情影響會怎麼樣,不是理性不理性的問題,根本是習慣性的本能。比如「一帶一路」,我認為這個政策的提出,反映了新領導上來要有所作為,想要抓住表面上的商機,以及戰略互補性。但是對「一帶一路」的風險、長期考慮、可行性都沒有真正看到。但是由於中國的體制,如果上面有指令,整個體制會被動員起來來實施這個指令。沒有人會說皇帝沒有穿衣服。「一帶一路」可能是中國的陷阱。不只是中國,很多國家領導人都會犯這樣的錯誤,以為很多難題只要一個政策出去就會迎勢而解,不可能的。

    裴敏欣教授於香港城市大學出席香港回歸二十年研討會。

    裴敏欣於香港城市大學出席香港回歸二十年研討會。攝:陳焯煇/端傳媒

    端:您怎麼看郭文貴和肖建華?這兩個富商,一個流亡國外,以自媒體方式廣傳資訊,一個從香港被帶回大陸控制,銷聲匿跡。他們對中國當下的政治局面會有影響嗎?

    裴:郭文貴很簡單,三個字:沒影響。他是有很大娛樂作用,本來中國政治是沒有什麼戲劇性的,現在有這麼一個戲劇性的人物添油加醋,現在有故事了。當然他說的話你沒有辦法證實,誰都可以猜。他的出現應該是個偶然,一般有錢人都比較低調。反過來說,如果他這樣說的話都會有影響,那說明這個政治體制出大問題了。所謂裏應外合,他根本就沒有「裏應」。

    肖建華比他有意思多了。要看可以分幾層。第一層,在後天安門秩序下的富豪生存戰略已經失效了。在後天安門時期(1992年到2012年),富豪的生存方式是給所有官員好處,擺平所有人我就安全。想不到高壓反腐之下,所有人的秘密你都知道,一下子從最安全變成最不安全。以前一本萬利的策略,變成有百害而無一利,這說明時代變了。肖建華牽涉很多政治局委員、常委、前朝元老,你可以想像,他被綁架之後,基本上想要反對習近平布局的人都完蛋了,所有把柄都在他手裏。不需要具體做什麼,他的存在就是一個證人、一個武器,好像核彈頭製造的威懾平衡。

    第二層,中國式的權貴資本主義涉及到所有經濟層面,最深的是國有資產和金融,因為這裏面可以一下子產生暴富。但肖建華揭示的更大問題是,權貴裏面,權比貴更重要。中國的叢林法則裏,有錢人只是很肥的豬,它不是老虎、獅子、狼,掌握政治權力的才是後者。豬再肥,在短期內他們只能跟虎狼暫時聯盟,但到最終他們還是獵物,不是猛獸。雖說在世界上,除非有法治把權給限制了,否則永遠是權比貴更厲害。但在其他威權國家,貴還是貴,它雖然比權弱,但它還是貴;中國的貴,可以一夜之間一錢不值,這是一個很獨特的現象,因為共產黨權太大,可以在物理上消滅對手,根本就毫無制約。

    端:您怎麼看中國近年來對港台的政策,這種政策,能否達到執政者想要的目的?

    裴:我認為,北京對港台政策很難達到它的目的。這還是一個人心向背的問題:你如何贏得人家的心。你強硬,可以阻止人家做你不想做的事情,但是你沒有能力讓人家做你想讓他做的事情。這是一個強力的權限。比如香港,人家不可能搞獨,但是同理,也不可能跟你統,統跟獨之間的空間太大,他可以成天做一些事情讓你不高興、讓你頭疼,最終成了一個無效的政策。

    端:您在美國教書多年,怎麼看學生這個世代的中國年輕人?

    裴:我覺得要理解,中國年輕世代的成長,是沒有經歷過極黑暗的壓迫的。像我們這一輩是見過的,親身體驗過那種荒謬是怎麼回事,所以反彈比較強烈。畢竟作為一代人他們還是比較順。但只要是人,基本的需求他們一定都有,一定的自主權,一定的自由,一定的尊重,一定的安全感,哪個制度能提供他,他就會對哪個制度忠誠。中國現在這個體制能提供大部分,不是全部。我對年輕人還是寄希望的。也有人說,出國更愛國,這是沒錯。但那是在國外愛國,沒用的,他回國就是兩碼事了。在美國他是愛國者,在中國他就是叛逆者,這種案例太多了,一點都不奇怪。他在國外感到自己是少數群體,西方洋人是「他們」,但到了回到中國,誰是「他們」?強權威權是他們,就成了他的對立面。

    (實習生張竟禕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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