伞运关键词书写笔记（四）：“伞落社区”，民主的后方还是前线？

【编者按】2019年是香港雨伞运动5周年，香港本地文化研究学者许宝强发起一场持续9个月的“伞运关键词计划”，希望用“关键词”的方式书写这段社会史，并将邀请关注伞运的学者、律师、社运人士与公众人士一起读书与讨论。端传媒纪录每月一场的讲座关键词、发言人的思考及与公众的对谈内容。我们邀请诸位读者一起，纪念和反思。本次是第4期，讲座笔记共持续9个月，敬请关注。

在雨伞运动后，不少人都认为需要“回到社区”，以深耕的方式延续民主运动。“伞落社区”产生于这个背景。

在香港，当我们提起“社区工作”，常常让人想起的是建制派的“蛇斋饼粽”——这是一种透过在地区上发放各种小恩小惠来换取选票的方式，在香港的社区工作中“经年不衰”。“伞落社区”会带来新的“社区工作”方式吗？“伞后组织”是否有与传统政党不一样的政治追求？

如果“社区工作”无法配合选举工程或进入主流政治，是否还有意义？进一步说，“社区工作”与民主运动的关系如何？衡量“社区工作”价值的标准是什么？当人们兴致勃勃地在社区里推动“民主价值”时，追求的是谁的民主？怎样的民主？是否会因为社区工作无法达到某种政治目标而失落？伞后若要重新思考基层如何发轫民主的力量，便需要回答这些问题。

伞运关键词第四次讲座，由台湾交通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的博士候选人文己翎主讲。她介绍了“维修香港”这个在“伞落社区”中颇有代表性的组织，并以此切入，回顾了香港民主运动和社区工作之间，如何发展出既互相依存，又矛盾丛生的关系。

这场讨论启发我们思考：“社区”既是民主运动的后方，也是它的前线。社区中的工作，既有助于为政治制度的“民主化”作准备，也有助于我们扩展“民主”的意涵、丰富民主实践的场域和想象。

维修香港：“伞落社区”的代表作

“维修香港”是在雨伞运动后成立的社区组织，最初的成员出现在雨伞运动尾声时的占领区。当时，他们讨论如何延续雨伞运动，于是计划成立“维修队”、将雨伞运动的精神“伞落社区”。现时“维修香港”与另一社区组织“社区文化关注”合租“土瓜湾故事馆”作为组织的据点。他们每周四都会“出队”，探访社区并提供维修服务，每次“出队”大概有20-30名义工帮忙，至今已服务超过200次。每一小队除了维修师傅外，还有其他义工，借著维修探访的机会，与居民聊天、跟他们讨论民主理念。维修香港并不旨在社区服务，更是借由探访，唤醒社区居民对社会事务的公民参与、串连居民参与民主运动。

维修香港通过上门维修服务，组织区内被边缘化的社群（如独居老人、基层家庭），意图让民主运动不只是停留在空泛地谈及政治理念、民主制度的层面，而是把民主与居民的日常生活及社会经济政策扣连。其实要用不同的议题扣连民主也不容易，居民多样、议题多元，讲民主的人也是要花时间研究的。这对义工来说，也是一种充权。在一个经济利益挂帅的城市，租一个地方做这样的义务家居维修和民主教育——维修香港其实很不“香港”。

此外他们也常常支援不同的民间团体。最近占中九子上庭、反引渡条例，都会见到他们的身影。在组织上，维修香港一直依靠成员对民主的热情，亦维持雨伞运动时横向、没有层级的扁平形态。这使成员们有更大的空间做自己想做的事。

不少“维修香港”的成员都表示，雨伞运动是他们参与的第一场社会运动。过往，他们并不关心政府政策，当时走上街头，是因为看到学生冲入公民广场抗议、警察施放催泪弹而感到“义愤”。对于他们来说，为不公义事件而不计较成本利益去帮忙，是占领区精神的延续：只要觉得是为了运动好，便不会那么计较地去做。

从居民运动到伞落社区：民主运动与社区政治的关系回顾

“维修香港”在伞后的意义值得放在其形成的脉络中去审视：一直以来，“社区与民主运动的关系”是怎样的？

香港居民运动出现于六十年代后期，到了七十年代，由于几乎每个月都有因为房屋问题而产生的社会冲突，所以“居民运动”开始形成为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香港学者吕大乐与龚启圣认为，这时期的居民运动在层次上已经有所提升。在传统的“社区工作”中，社会问题的根源被认为是个人对社会发展适应能力有所不逮，而以“社区组织”为核心内容的居民行动，则采纳了更结构性的视角，强调政治参与权力和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也即，人们开始由被动抗拒施政者，逐步演变为主动介入社会政策。 （注1）

80年代初，由区议会开始引入地区直选后，社区团体和选举政治之间的张力开始浮现。最初，压力团体普遍反对参与选举，例如在1983年市政局选举，泛民老将冯检基曾经游说致力于香港社区工作的慈善组织“社区组织协会”的一批人参选，但遭反对，理由是“担心进入议会后，居民的声音会被掩盖”。于是，冯提出“一加一大于二”的说法，提出如果既是压力团体，又是民选议员，一定更有影响力，鼓励压力团体参选。（注2）他最终选举告捷，也令不少人改变观点。很多居民运动的组织者开始加入选举活动，并成为90年代民主运动的领袖，比如较多香港人熟悉的杨森、李永达、张文光、刘千石等。

遗憾的是，虽然居民团体培养了不少民主运动领袖，90年代的民主运动却未能结合过往社区运动中浮现的丰富议题来进行民主讨论。彼时香港正逢主权移交过渡期，其政制发展由中英双方主导，本地领袖没有太多空间参与，一般民众更是不太关心这些技术性的安排。另一方面，殖民政府从90年代开始，就不再资助社区组织；政党政治的崛起，也逐渐收编了居民运动的财力与组织能力。社会整体沉浸在对香港的“前途问题”这样宏大题目的关注中，公共讨论完全抽空了地方议题，只关注立法会组成、特首等政治制度的设计和发展。（注3）对“民主化”的前景分析里，也很少涉及与民众生活相关的议题，“民主”变作只是讲选举。

政权对社区的管治方式也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总体来说，通过“行政吸纳政治”的管治手法，殖民政府设立咨询机关，把民间的政治力量（主要是政治精英）吸纳进入建制，让他们成为民众和政府之间的中介，减少二者之间的政治冲突。在70年代，殖民政府并没有大力打击社区运动，而是吸纳一些居民运动领袖进入这种咨询架构。到了1981年，政府颁布《香港地方行政白皮书》，成立区议会，而类似的管治思路得到沿用：区议会只是咨询架构，没有政策决定权；区议会也没有独立的财政，只有获得拨款时，才会负责区内的小工程。所以，在过渡期，殖民政府虽然因为政治压力而进行政制改革、开放政治空间，但也并不鼓励民众更全面地“参与”社区事务。相反，地区选举成为将民众支持的社区领袖“吸纳”进入体制、避免社会冲突的方式。

2003年七一游行后，泛民主派在随后的区议会选举中大胜，为这种僵局带来了一些转变。如在2006年利东街（囍帖街）重建项目中，湾仔区议会便支持民间团体提出的规划方案，并成立专责小组和民间团体合办论坛、收集居民意见。这件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们尝试重新定义区议员和“社区”的关系：区议员不再只是被动地争取社区设施、向政府反映居民意见与居住需要，而是主动参与到社区的规划中，甚至要求地方行政的民主化。

不过，这类由居民积极参与其中的力量很快被建制反扑。2007年区议会选举，建制政党成功透过大量资源，建立和拓展地区网络，大举收复失地。建制派大胜后，“蛇斎饼粽”逐渐成为区议会选举的主流。现时建制派已经适应如何透过区议会选举，维持他们的地区网络。无论2011年（政改出现超级区议会后）还是2015年（大型运动后），建制派在区选中都没有受到太大影响，没有出现2003年七一游行后选举失利的情况。

也就是说，社区工作又重回配合选举工程的境地。对于“伞落社区”来说，选举也是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因为若不加入选举，组织就无法在政治上有效发声。反过来说，不少伞后组织考虑参选，也正是希望改变“蛇斋饼粽”方式的社区工作，鼓励居民能够多参与社区事务、多关心不同议题。选举未必能直接衡量这些“落区”所期待的更深刻的政治文化改变，但投票结果仍是最清晰可见的指标。

此后，不少居民团体走向专业化 ，“民间团体”与“政治团体”逐渐区别开来。又因为不少团体为保持自主性，而选择与泛民主派政党保持距离。他们因此变得专注于特定范畴的议题，无法统合成为争取民主化的力量。

其实，由80年代有选举开始到现在，居民团体对要不要参与选举政治也一直有争论。1982年首次有区议会选举时，很多居民团体都积极参与，但不久他们对代议制感到失望——之前支持的候选人走入体制后，没有像他们期望一样，争取团体关心的议题。到了1991年，很多民间团体甚至不再参与，或是不再支持候选人。（注4）此后，不少居民团体走向专业化 （如透过政府资助提供社区服务，或是成为压力团体，倡议相关政策），“民间团体”与“政治团体”逐渐区别开来。又因为不少团体为保持自主性，而选择与泛民主派政党保持距离，防止被泛民主派政党吸纳。他们因此变得专注于特定范畴的议题，无法统合成为争取民主化的力量。

如何评价“伞落社区”的效果？

文己翎通过梳理社区组织和民主运动之间关系的流变，为我们理解以“维修香港”为代表的伞后落区实践，提供了一个长时段的视野。她著重介绍了“维修香港”的日常活动，以及他们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落区时，对民主教育寄托了何种特定的政治期待。然而，社会运动所承载的期冀，未必等同于社运实践产生的实际效果。比较二者的差异，往往能读出更多社会和政治运作的纹理。延伸讲座的内容，一个自然的问题便是：“维修香港”进入社区时想做的事，最后做到了多少？他们的介入，又具体改变了什么？

或许要等到文己翎的研究为我们提供更充分的素材之后，这些经验性的问题才可以得到充分回答。不过，讲座后的互动，则促使我们思考一个在伞后五年的当下就可以思考的问题：我们是否可以采取更多元的标准，去评价“伞落社区”对民主运动的推动？

我们是否可以采取更多元的标准，去评价“伞落社区”对民主运动的推动？

如前所述，虽然可以方便地用区议会乃至立法会选举的结果来反映落区效果，但是，评估有多少人因为伞后组织提高了“民主意识”——去投票——是很难做到的事。更重要的是，仅仅把投票当做落区成效的指标， 反而让选举局限了我们对民主的理解。

主持人许宝强就这个问题，再次回到历史脉络中，作了更细致的回应。他谈道，七十年代时，社区里的设施、生活水平还非常落后，政府也很少主动改造。这些在现在看来非常“日常”——因此似乎和民主选举等“政治议题”无关——的问题，在当时却把社区塑造成政治性最强的场域。如果居民运动可以让人从寮屋“上楼”（即搬入公屋），就已经是很大的胜利。

在这种的局面下，香港社区七八十年代社区运动的先锋——包括艇户事件先行者，冯检基、梁耀忠等——在进入社区后，就有将日常生活和政治意识结合起来的土壤，不至于太离地。反观当下，居住区内的基本设施齐全，围绕它们的行动，就很难再获得以往的成效。

许宝强进而说，彼时的动员虽然成功，但也在社区政治文化中留下了一些值得反思的惯常做法。找到政治-社会运动的先锋代表民众去抗争的做法，虽然很充权（empowering）、鼓舞人心，却也将“由别人为我们解决问题”这样一个被动的习惯带入了社区中。八十年代逐渐成型的地区选举，更是将这种习惯以温和的方式——而非激烈的抗争——吸纳进政治制度，这使得在社区中越来越难锻造出“自己事情自己做”的政治主体性。

在他看来，这种DIY—命运自主的精神，是雨伞运动对这种保守的社区政治意识短暂却也深刻的突破，也是“伞落社区”时最值得推广的政治实践、最应该再现的政治感觉。如果像占领区中曾经发生过的那样，普通人可以更多地走出来、为社区（彼时是占领区）做一些兼具创意和服务的行动，并且乐在其中，社区的民主基础才会更牢靠。当参与社区事务不是为了某种明天的“民主”而“牺牲”今天的自己时，民主也就不再是苦行。这样看的话，衡量落区成效的标准，除了选举结果/投票率，也应该包括是否有更多人践行、参与这种社区DIY文化。

当参与社区事务不是为了某种明天的“民主”而“牺牲”今天的自己时，民主也就不再是苦行。这样看的话，衡量落区成效的标准，除了选举结果/投票率，也应该包括是否有更多人践行、参与这种社区DIY文化。

因此，许宝强总结道，如果将重心摆在推广这种政治文化，那么评判落区成效的标准也可以改换。当普通居民自己走出来为社区做些事情，这样的时刻本身就已经是成功。这种精神、习惯，现时建制派的思路不可能吸纳。“建制派的操作是，我帮你申请许可，搞定整个setting，然后你出来做服务；他们最怕的就是自发、自决。这就是民主运动与社区运动的关联”。至于选举，这种落区方式可能短期内会输选举，甚至会输掉很多；但长远地看，说不定也有水滴石穿的可能——在习惯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以后，社区居民就不会那么稀罕蛇斋饼粽。

是谁在落区？落区又如何改变了他们？

文己翎的讲座除了带动人们讨论伞后民主运动成效，也引发现场观众分享对“维修香港”这个团体的印象和思考。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在以“维修”这种特定的方式参与落区？是什么让他们留在了运动中？带著改变社区的理想落区，这个过程是否也反过来改变了他们自己？

有位观众分享说，自己虽然不是“维修香港”的成员，但在接触中觉得，他们不是一个很有策略的组织，更像个义气/兄弟班。他们较少制定长远计划，只是按照自己觉得能够贡献社会的方式去做。也有人补充，“维修香港”是个“阳刚味”很重的团体，对他们来说，有时候“去做”甚至被认为比讨论更重要。

文己翎回应道，“维修香港”有意保持松散的组织，也没有特别细致的规则，不需要申请、填表之类的事。一般人参加过几次活动之后，自然可以参与决策。他们看起来说做就做，但也会讨论各种议题，只是不会长篇大论。作为一个团体，他们最擅长的还是维修家电、房屋等需要特定技能的事（他们因此发明了“流动电视”这样有创造力的实践）。共享技能，从这个角度上说，也是社区DIY文化的重要环节。

不止一位听众分享说，在他们的观感中，“维修香港”成员看起来是由一班街童、读书不好的人、不身光颈靓（体面）的人、普通维修师傅等组成的，在主流眼中他们甚至是“loser”。这些不是菁英的人，参与其他组织，可能会被视作“唔够班”（无资格），但却在“维修香港”这里找到伙伴。他们有争吵、讨论，但也在学习如何合作。因此，若要评价伞落社区带来了什么，这个团体的存在本身就是重要的成果。

那么，对于“维修香港”的参与者来说，如果改变不了民主运动的大势，他们会失望吗？有个听众谈了自己的理解：就算组队游行真的“推翻”不了什么，他们也不会失望，因为他们觉得这些行动本身，已经对得住自己的良心。

这几条分享，有助于我们从参与者自身的视角，去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走出来。人类学家Liisa Malkki 在研究人道主义的近作《The Need to Help》中（注5），分析了芬兰籍义工参与各种人道善举背后的原因。人们的印象中，对人道主义有兴趣、去世界各地“帮忙”的人，多半是某种国际主义者或者“全球公民”。和这种印象不同，Malkki认为，理解这些参与普世价值实践的人，需要去看他们是如何从自身环境的脉络中成为了行动者。她发现，远赴外国从事一些看起来关乎“全人类”议题的工作时，她的受访者其实也在回应芬兰社会生活给他们带来的人际疏离感和自我价值迷失。热血地去帮助别人，也是一种帮助自己的方式。

普通人以低限度的方式参与社区工作，往往带著一种对自我能动性的寄托。他们并非意识不到，所做的事情有可能完全改变不到“大局”；但是，通过日常的微小实践，他们想感觉到自己还能够做些什么。

回到香港的语境中，就像上述听众所说的那样，对于“维修香港”的参与者来说，“对得住良心”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另一方面，正如研究者黄修玮在一篇关于伞运后组织的论文中所观察到的（注6），普通人以低限度的方式参与社区工作，往往带著一种对自我能动性的寄托。他们并非意识不到，所做的事情有可能完全改变不到“大局”；但是，通过日常的微小实践，他们想感觉到自己还能够做些什么。这种“正在做”的感觉是很重要的道德——也是政治——体验，它带来一种微妙的能动性：我不能力挽狂澜，但我也不是咸鱼啊。在运动的低潮期，以一种低温存活的状态，保持复活的可能，本身就是一种有助益的实践。在这个意义上，伞落社区中“民主教育”的实际对象，也包括了参与者自身。

社区：民主的后方还是前线？

“维修香港”行动最明显的张力是，它希望通过“维修”这样一种看似“非政治”的方式落区服务，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支持民主运动这样一件在日常语境中非常“政治”的事。这种质性的转换不是不可能，但需要实践者想清楚其中的要义。如果社区服务本身只是为了拉近关系，以便制造机会，把那些“真正”重要的关于民主的道理——民主运动需要你的参与，投票才是好公民，等等——单向地“传授”给市民，那么落区社区实践的价值，就难免要打个折扣。我们要做的扣连（articulation），并不是把这样不可化约（incommensurable）的两件事硬拉在一起。相反，重要的工作是在“维修”等许多已经存在于日常生活中、但可以被创造性地再发明的事物中，挖掘、展示“民主”的丰富意涵，使“民主”并不外在于这些原本被去政治化的场域。

与“关键词计划”的主旨相呼应，这场讲座精彩的地方在于，它通过一个具体的例子，促使我们重新整理“落区”、“民主”、“选举”、“政治”等伞后政治文化中常见的语言。略有遗憾的是，“社区”的意涵并未在讲座中得到充分讨论。当我们说“落区”的时候，我们谈的是行政选区、居民的生活区、地方性经济活动发生的地区、网络社群，还是指什么别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在香港的政治文化中，“社区”这个词出现的频率可谓不低（社区经济、社区发展、生态社区），但往往缺少辨析。当谈论到社区的时候，它的存在形式和边界仿佛是不证自明的：区本来就在那里，伞兵们要做的，只是去“落”而已。但很显然，这种图式并不能反映社区工作的丰富性。这是后话。

前线则指的是更基进的一种思路：社区里的行动本身就是民主实践展开的场域、也是目的所在，而不是为了什么更“高级”的民主时刻所做的前期铺垫。

如果我们仅把“社区”最宽泛地理解为“社会生活发生的区域”，那么这次讲座给我们的启示或许可以这样概括：社区既是广义的民主运动的后方，也是它当仁不让的前线。后方的意思接近一种战备状态：倘若在社区中培养好群众基础，当大形势再次给出机会时，人们就更有可能靠拢那个“民主化运动”的大台。前线则指的是更基进的一种思路：社区里的行动本身就是民主实践展开的场域、也是目的所在，而不是为了什么更“高级”的民主时刻所做的前期铺垫。

（本文前两小节是文己翎在讲稿基础上整理的总结，余下部分则为马天池结合现场互动情况所做的补充和回应）

注1：吕大乐、龚启圣。1985。《城市纵横 香港居民运动及城市政治研究》。香港：广角镜出版社出版。页74。

注2：马岳编著。2012。《香港80年代民主运动口述历史》。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页36

注3：许锦成、吕大乐、江贵生、刘丽凝。2017。民协经验讲座。《思想香港》，第九期。

注4： Luk Tai Lok, 1993. “Two logics of Community Politics: Residents’ Organizations and the 1991 Elections”, in Lau Siu Kai and Louie Kin Sheun eds. Hong Kong Tried Democracy: The 1991 Election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注5：Malkki, Liisa H. 2015. The Need to Help: The Domestic Arts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ism. Duke University Press.

注6：Huang, Xiuwei 黄修玮. 2017. Arguing The Political, Enacting The Moral: Ordinary Citizens’ Struggle for Social Change in Contemporary Hong Kong. MPhil Thesi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