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卞中佩：六四是中国与台湾巨大的分界线

2019年6月4日，六四天安门事件三十周年，在国际局势混沌、中美关系急转直下、两岸面临巨大分歧的这个当下，从来没有一个六四周年，能像现在这样能感受到六四是这样造成中国及台湾在历史进程上的根本差异。

六四造成的每一个大历史变动，让两岸在政治经济制度、精英建构及阶级组成做出不同的历史选择，就像1949年最后一艘中国开往台湾的客轮驶离后，时代的巨斧对中国及台湾所划下的截然不同历史命运。

从表面上来看，六四之后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巡确立了经济上继续改革开放，两岸关系延续著天安门事件前经济、政治、文化及民众等层次上既交流又摩擦的互动模式，但30年过去，这些已经都可以视作是琐碎的配角，六四造成的每一个大历史变动，让两岸在政治经济制度、精英建构及阶级组成做出不同的历史选择，就像1949年最后一艘中国开往台湾的客轮驶离后，时代的巨斧对中国及台湾所划下的截然不同历史命运。

六四之所以震撼全球，并造成之后短短几年内苏联解体、东欧瓦解，主要就是从中国学生在1989年4月15日开始的天安门静坐游行，演变成百万人的示威，都透过当时兴起的卫星电视全球播放，不论欧美阵营长期对于苏联阵营的反共宣传，以及苏联阵营强调的以人民为天，都面临有如实境秀式的考验。当六月四日北京屠城的画面传遍全球，苏联阵营的合法性也成为解放军坦克车下的人肉饼。

六四的震撼也深刻影响台湾，共产党在1989年六四屠城，证明了国民党在戒严时期长期宣传的共产党残酷统治，这产生了两个巨大的效应，第一，当时台湾民主运动、社会运动中统独还算势均力敌或者仍是模糊懵懂，六四使得整个天平朝向独立的一方。第二，国民党谴责中共屠城，等于变相限缩了自己的国家暴力，当1990年爆发的野百合学运，当时紧绷的政治社会情势、广场上豪情壮志、搞出野百合进场、唱《国际歌》及〈血染的风采〉，虽然当年这些元素都被指为山寨版的天安门学运、面对的也是恶名昭彰的威权政府，台湾却有截然不同的发展。

先不论之后台湾蹒跚学步的民主制度是否完善，当中国六四的一代，坐牢的坐牢、流亡的流亡，30年过后台湾的野百合这一代，已经是上从政务官、百里侯，下到基层的民间组织、工会、NGO的中坚及领袖，对于台湾社会的政治及制度翻转冲撞上冲下洗了30年，两岸一整代的政治精英，因为六四而有完全不同的政治实践体验。

对于国民党来说，当绿营延续了反共论述香火并且一定程度将反共嫁接为反中，国民党为了进行市场区隔，除了党产及过去经济奇迹神话的优势，最大的变革就是靠著六四带来的后冷战红利存续。

后冷战红利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是政治层次，美苏间的制度对抗远飏、中国继续改革开放等于承认西方经济制度优越，冷战结束所带来的两岸和解，的确就是一种“转型”，对于中国民族主义者来说，里面自然就有“正义”的性质。第二个是经济层次，中共政权在六四之狠在中国形成每个抗争者无边无际的恶梦，它让不满难以纵向横向集结，这使得台湾六四事件的直接受益者，也就是台商，重新找到旧国民党时代威权发展的熟悉温床，更大规模扮演起全球分工位置下的中间角色，虽然产业外移造成台湾的失业、转业问题，国民党则以两岸经贸合作的格局下台湾经济才能持续扩张以继续吸引经济选民。

30年前的六四终结了冷战，但30年的沧海桑田，世界可能又走往新冷战的当下，仍然是中国巨大空白与黑洞的六四，是中国与自己、中国与台湾、中国与世界之间难以弥合的裂缝。

所以六四对于这30年来台湾的蓝绿政局、两岸发展来说都有关键性的影响。但对于两岸来说，最大的问题在于，六四在中国是完全谈不得的，中国自己受到六四决定性的影响，走向了一条道路，尤其是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走向内政及外交相互强化的战备体制，也就是透过南海、钓鱼台、香港、台湾等事务的冲突，让国内进行扫贪、疆藏军管、清肃自由派等取得正当性，反之亦然，这一定程度是中国对于文革“不争论”或是禁绝述说六四累积出来的业力。台湾也因为六四，走往另一条路。不论台湾或中国，没有对六四进行全面性的探讨，是无法对自己、对对方为什么有这些巨大的异同有丝毫的理解，更无从沟通。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对于台湾，除了单薄的让利及民族主义的召唤之外，只剩下武力统一这种极端的铁血恫吓，中间太多的细节自己难以谈清、也不能谈清。

30年前的六四终结了冷战，但30年的沧海桑田，世界可能又走往新冷战的当下，仍然是中国巨大空白与黑洞的六四，是中国与自己、中国与台湾、中国与世界之间难以弥合的裂缝。

（卞中佩，台湾大学风险社会与政策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专精政治社会学、组织理论、企业研究、环境社会学、大数据分析、中国研究等领域。本文转载自作者Facebook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