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為《我是記者—六四印記》一書節選，作者為《文匯報》原副總編輯程翔。該書為《我是記者—六四印記》編輯委員會合編。一班曾採訪八九民運的記者發起「我是記者－六四30」項目，將當日所見所聞、日後所思所感，再做一次紀錄，公諸於世，以為歷史見證。端傳媒經作者授權刊發本文，以饗讀者。
《我是記者—六四印記：六十名新聞工作者著述》
出品方：《我是記者—六四印記》編輯委員會
出版日期：2019/06
今年是「六四」天安門屠城30周年，也是「柏林圍牆倒塌」30周年。當年很多人的心情都經歷了從6月時對中國的傷感、沮喪和憤怒，轉到11月時對德國變天的歡呼、振奮和鼓舞。北京和柏林雖然相隔七千多公里，但直覺告訴我，這兩件大事必然有其內在的關聯（無論是直接或間接的）。所以我同當年的朋友互勉：不要悲傷，雖然天安門前的民主運動被鎮壓下去，但天安門的精神卻在遙遠的柏林開花結果。
雖然有這個直覺，但作為一個記者，我有必要去尋找相關的證據。所以我在2009年趁德國政府舉辦「慶祝柏林圍牆倒塌」20周年的盛大慶典時，走訪柏林及前蘇聯和前東歐等共產黨統治的國家，探索天安門屠殺和柏林牆倒塌的關係。
柏林圍牆的倒塌，其壓力的發源地不在柏林，而是遠在150公里以外的萊比錫。
在柏林，當我問德國朋友圍牆是如何倒下的？他們指我到萊比錫。原來，柏林圍牆的倒塌，其壓力的發源地不在柏林，而是遠在150公里以外的萊比錫。對我來說，萊比錫這個名字並不陌生。基督新教（Protestant）的誕生，就是源於1519年7月，馬丁·路德在萊比錫參加一次反對羅馬教廷的大辯論（即 Leipziger Disputation），質疑羅馬教廷一系列政策，包括煉獄、銷售贖罪券、告解的必要性和方法，以及教宗權威的合法性。
另一件同萊比錫有關的歷史事件，1842年12月，普魯士查禁《萊比錫總彙報》，馬克思針對這件事在《萊茵報》寫了七篇文章，抗議專制政府對新聞自由的壓制（偏偏今天中共嚴禁新聞言論自由，實在有辱師門）。無獨有偶，這兩件歷史事件都是同爭取意識形態領域中的自由有關。看來爭取自由成為萊比錫的歷史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