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新疆的“再教育”:从“多元帝国”到“民族同化”

再教育营的存在是一个悲剧,意味着中国政府已经摒弃了中国传统,并开始采纳西方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来治理其多民族社会。
越来越多来源于亲属证词,卫星照片和内部文件的证据表明,在经历过一系列再教育灌输之后,被拘禁者会被强制安排在再教育营内或附近的工厂工作。

编按:自2018年开始,有关中国政府在新疆建立大量“教育培训中心”的信息就不断在媒体上出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中国外交部等机构称这些培训中心是“去极端化”与打击恐怖主义的必要措施;而批评方则认为这是一种新的无人权的“集中营”模式,旨在打击当地文化与传统,且实质上针对伊斯兰教。两种论述水火不容。然而,如今的局面是如何造成的?在此之间是否还存在任何讨论的余地?历史与现实的脉络要如何梳理,才能帮助理解当下的问题?自由撰稿人普村从新疆近年来民族关系的变迁视角分析这一议题,而历史学者米华健在《纽约书评》发表的文章则认为要把问题追溯到“多元帝国”和“民族同化”的不同国家模式。两篇文章观点各异,希望为读者提供更深入理解这一问题的不同角度。

本文作者米华健(James A. Millward)是乔治城大学的历史学教授,著有《嘉峪关外:1759-1864年新疆的经济、民族和清帝国》。本文原文题为《被再教育的新疆穆斯林》,刊发于2019年2月19日的《纽约书评》,完整英文原文也刊于Chinafile。《端传媒》受权转载的版本基于已有的中文译文,并已按照英文原文再次校对并编辑,题目有改动。

2018年7月,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札尔肯特镇,一位名叫萨依拉古丽·萨吾提拜(Sayragul Sauytbay ) 的前幼儿园院长,正在冷静地向法庭描述着一个被中国官方持续否认的事实。那就是,一座座全新的巨型 “古拉格” 已在中国西部,一个和阿拉斯加一般大小的地区建成。其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给新疆突厥穆斯林进行去极端化的教育和培训。萨吾提拜是哈萨克族,当时已经逃离新疆,并在向哈萨克斯坦政府寻求政治庇护。她的丈夫和儿子是哈萨克斯坦公民。她向法庭陈述道,2017年11月她从原单位被调离到一个新的工作场所。在那里,她被告知要给同是哈萨克族的被拘禁人员教课。她说道 “他们称那个地方为政治营 ⋯⋯但事实上那是一个建在深山里的监狱。” 萨吾提拜在该机构里工作了四个月,据她估算那里关押着2500余名囚犯,她知道与之类似的机构还有很多。最新统计(2018年2月)显示,新疆大约有1200多个这样的再教育营,其共关押着多达一百万名少数民族人员。其中数维吾尔人被拘禁最多,他们占新疆总人口的46%左右,其次是哈萨克人,柯尔克孜人以及其他民族人群。

萨吾提拜的公开证词是首个由中国公民提供的关于新疆古拉格的存在和扩建的证据。自2017年以来,已有不少记者和研究人员就相关事件进行过报导。他们分别是美联社的记者Gerry Shih (现就职华盛顿邮报), Josh Chin (李肇华), Clément Bürge,以及华尔街日报的记者Giulia March。其他提供早期出色报导的研究人员和通讯员包括Maya Wang (王松莲,就职人权观察组织),Rob Schmitz ( 史明智)(就职NPR)和Megha Rajagopalan (就职BuzzFeed新闻)。在这里,需要着重强调一下自由亚洲电台维吾尔语部对新疆报导的贡献。尽管有关新疆的信息控制日益严重,该部门多年来仍在坚持提供准确详细的当地报导,值得称赞。

最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官员的态度是坚决否认有任何再教育营的存在。随后,央视短期宣传了一个关于46万名维吾尔人从南疆调离到另一处就职的事件。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任何关于类似就业计划的公告,官方也没有对此作任何解释。2018年8月,在联合国听证会上,中方代表面对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成员Gay McDougal的质问,再次否认了有任何形式的再教育营的存在。但他们承认新疆近期的确建了多所“职业教育和就业培训中心”,并采取了其他一些对抗“极端主义”的措施。同年11月,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中,面对各方再次施压,中方代表指责了 “少数几个国家” 的“带有政治倾向的指控”,并重申道现存的再教育营只是为了提供职业培训以打击极端主义。

居住在新疆之外的人们最先了解再教育营的存在是在2017年。国外的维吾尔人震惊道自己正逐渐失去与家乡亲人和朋友的联系,首先是电话打不通,然后是社交媒体上被删除,最后是完全失去家乡的消息。在国外学习后返回或被迫返回中国的维吾尔族学生也开始在抵达后音信全无。等境外的维吾尔人能够探出一些风声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的亲戚朋友已经被警方带去了再教育营:“去学习了” 是他们从被密切监视着的微信上得到的委婉说法。

到2017年的秋天,各种关于再教育营的照片和新闻开始流传。那是一座座建造在沙漠中颇具惩戒性质的建筑:四周是高墙和铁丝网的环绕,两侧是警卫塔和监视岗。关于再教育营内部的情况,外界所掌握的信息大部分来源于再教育营前囚犯们的证词。最早的证词来源于一篇匿名发表在《外交政策》杂志上的文章,还有一些是由Gerry Shih和Emily Rauhala在哈萨克斯坦采访并撰写并发表在《华盛顿邮报》。据这些亲历者描述,再教育营内他们必须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污名化伊斯兰教,批评自己和家人的信仰,观看官方宣传片,学习国文和中国历史。被拘禁者被告知他们的文化是“落后”的。有些人被要求背诵《三字经》,一个已经被中国其他地方遗弃了一个多世纪的儿童教学文本。再教育营内部空间很拥挤,提供的伙食很差。那些抱怨住宿饮食的被拘禁者据传会被单独监禁,挨饿,被迫长时间面壁思过,被拷在墙上,或将其手脚用螺栓固定在老虎凳上,甚至有被水刑或被电击的风险。

现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主席的雪克来提·扎克尔 (Shohrat Zakir)在2018年10月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道拘禁于再教育营的人员必须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接受现代科学知识,增强对中国历史、文化、国情等的认识⋯⋯学习法律知识⋯⋯包括宪法、刑法⋯⋯和新疆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等法律法规…根据当地社会需求和就业条件⋯⋯确保学员结业后能够熟练掌握1-2门职业技能。”

我们知道截至目前,几乎没有人被新疆教育集中营拘禁后释放出来,鉴于其课程安排的强制性,这样的结果并不让人感到意外。我们也无法确定他们何时会被释放,以及即使他们被再教育营释放之后还会面临什么。越来越多来源于亲属证词,卫星照片和内部文件的证据表明,在经历过一系列再教育灌输之后,被拘禁者会被强制安排在再教育营内或附近的工厂工作。

所有这些都是再教育营存在的确凿证据。近期去过新疆的游客也指出许多维吾尔商店关了门,街道上也明显少了很多人。
所有这些都是再教育营存在的确凿证据。近期去过新疆的游客也指出许多维吾尔商店关了门,街道上也明显少了很多人。

就职于欧洲文化与神学学院的Adrian Zenz(郑国恩)已研究证实了再教育营惊人的扩建速度,并估计出了其拘禁者的大概人数。Zenz (郑国恩)多年来一直关注着中国媒体和党政期刊上关于新疆“去极端化”和“教育转型”的讨论。他识别出了承包商提出的78项有关于再教育营建造,扩建或升级的投标案。其中一些建筑的计划面积超过10万平方英尺,甚至有一所再教育营总面积达到90万平方英尺。得益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学生Shawn Zhang的不懈努力,越来越多关于再教育营的仓促建设和扩建的文案证据正由谷歌地球采集到的再教育营卫星照片所证实。随后也出现了不少专业远程影像公司与BBC及其他媒体合作而采集到的照片。所有这些都是再教育营存在的确凿证据。近期去过新疆的游客也指出许多维吾尔商店关了门,街道上也明显少了很多人,尤其是15–45岁之间的维吾尔人。

Zenz和多名研究者通过比较从泄露的文件中得到的数据以及当地官员关于人口数据的陈述,估算出现正关押于再教育营的总人数最少有数十万,多则超过一百万人。2018年2月,位于土耳其的一家维吾尔社会运动媒体在网络上发布了一份文件,并称其由新疆一名 “当地安全部门的可信成员” 泄露。该文件数据始于2017年年底或2018年年初。其中列出的拘禁于新疆县级再教育营中人员的总数为892329(该数字不包括乌鲁木齐,和田和伊宁等大城市内建造的再教育营拘禁人数)。虽然该文件的出处无法得到确认,但若能证明其真实性,它可强有力地支持之前研究者给出的再教育营拘禁者总数为一百多万的估测。(美国国务院估计,大约有80万到200万的新疆穆斯林被拘禁于再教育营中)。所有这些估测都不包括一般监狱中监押人数近期的剧增:据中国政府官方数据显示,2016至2017年间新疆的刑事拘捕人数增加了20万人,占全国2017年总拘捕人数的21%。要注意,新疆总人口数当时才占全国总人数的1.5%左右。人们相信,截至目前中国政府已经拘禁了新疆成年穆斯林人口的10%以上。

中国政府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呢?我想到了两个理由:一是中国共产党官方误解了伊斯兰教对于多数维吾尔人以及其他穆斯林人群的意义;二是当今共产党选择支持以汉族为中心的族群同化,即使这一观念是与中国传统的多元主义模式背道而驰。(汉族数量在中国总人口数中占最多,但在新疆和西藏等曾经的殖民地区汉族数量不占最多数)

长居于塔里木盆地的现代维吾尔人的祖先,以及草原和山脉上的突厥部落(哈萨克人和柯尔克孜人的祖先)是在公元1000年左右开始的几次浪潮中皈依了伊斯兰教。值得一提的是,在中亚盛行的伊斯兰教和中东的伊斯兰教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和沙特家族资助的瓦哈比(Wahhabi)和萨拉菲(Salafi) 团体提倡的伊斯兰教有着天壤之别。比如说,维吾尔人祈祷时可以参与诵经,舞蹈和音乐也不是禁忌。正如历史学家和长期研究维吾尔人的学者Rian Thum在其颇具独创性的著作,《维吾尔历史的圣路》(The Sacred Routes of Uighur History) 中所呈现的:参拜受人崇敬的圣人们的圣陵并将他们的故事传授于世人不仅构成了维吾尔人的宗教活动,而且在地域上也塑造了他们的身份认同。Thum 写道,苏菲圣人在维吾尔伊斯兰教里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一个在新疆境内的圣陵间的巡回朝圣之旅就已经是与去麦加朝觐相媲美的可接受的替代品。

The Sacred Routes of Uyghur History

Rian Thu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自1949年以来,中国的政策倾向于削弱本土的维吾尔伊斯兰教,并通过由共产党控制的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强制执行一种掺杂着沙特阿拉伯逊尼派作风的理想化的伊斯兰教版本。除了反映北京与利雅德的外交联系外,这些政策可能与中国传统观念相呼应。这种观念源于历年来佛教千禧年主义的影响,即认为宗教具有安全的“正统”和危险的“非正统”表达。

虽然共产党在那之后尝试逆转新疆伊斯兰教被“阿拉伯化”的风险,但它并没有修正其对维吾尔伊斯兰教中苏菲派实践的不容忍。通过压抑维吾尔文化的表达,歧视维吾尔人,并在无意中推广一种更符合沙特实践的伊斯兰教版本,中国政府从外部增加了萨拉菲思想对维吾尔人的吸引力,同时又削弱了对这种意识的本土抵御。就职于新疆大学的国际知名维吾尔文化与宗教学者和民族志学者热依拉·达吾提(Rahile Dawut)本可以向中国当局解释这一切,但她也成为了当前再教育营大规模拘禁的受害者。达吾提在2017年底失踪,至今了无音讯。(注一)

新疆变成当今中国政府的领土只是因为满族统治的前清朝帝国(1636–1912)在18世纪征服了这片土地。其在向西扩张的过程中也吞并了今天的蒙古和西藏。清朝在轻度军事管理下通过当地精英治理维吾尔人,同时也促进了贸易和农业发展。它禁止外来华人在维吾尔人口密集的地区定居,以免破坏当地的稳定。清朝也没有干涉维吾尔人的宗教,食物或衣着。这种允许文化多元化的帝国主义治理在很长一段时间运作良好。尽管在新疆西南部发生过一系列来自中亚的小规模入侵,但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期该地区总体上是和平的,维吾尔人口也得以增加了五倍, 经济也得到扩张。新疆之后出现的骚乱始于清朝因为忙于镇压其他地区的叛乱而切断了为其新疆官员和士兵提供的资金。随之而来的是腐败,叛乱和入侵。

在北京试图重新掌握和维持对新疆控制的同时,一场辩论开始展开:到底该怎么治理新疆?
在北京试图重新掌握和维持对新疆控制的同时,一场辩论开始展开:到底该怎么治理新疆?

在北京试图重新掌握和维持对新疆控制的同时,一场辩论开始展开:到底该怎么治理新疆?是采用清朝式的帝国民族多元主义,还是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同化主义。19世纪的政治思想家龚自珍和左宗棠将军都主张安置汉族民众在新疆殖民定居并由汉族官员(而非满族或本土民族官员)管制新疆。左宗棠的继任者在有限的程度上曾实践过这一想法,直到1912年清朝灭亡。此后,直到1949年共产党掌权,新疆经历了近四十年的动荡起伏,变得分崩离析。期间大多数在新疆掌权过的统治者,无论是汉族军阀,穆斯林反叛军还是苏联傀儡,都围绕民族多元的想法对各个民族聚集地采取了分开治理:即让维吾尔族治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治理哈萨克族,蒙古族治理蒙古族,汉族治理汉族等。

共产党接管政权后,将这种已在新疆根深蒂固的民族多元化治理方式推广到了全国。当汉族占绝大多数的共产党重新占领在中亚的前清朝帝国领土时,它也面临了与以俄罗斯人为中心的苏联共产党同样的问题:如何治理一个帝国而又看起来不像个殖民者?中国政府大致效仿了苏联的例子,即官方认可了55个非汉族群体为少数民族,赋予其特殊权利并载入中国宪法。一些名义上自治的行政区域重新以民族名称命名:如像新疆和西藏等省级地区被改名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

《嘉峪关外:1759-1864年新疆的经济、民族和清帝国》

米华健 (James A. Millward) 著 ‧ 贾建飞译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17年

中国政府的民族制度也与清朝帝国多元化治理的个别方面相呼应:在共产党最高权力之下,56个民族(包括汉族)本应当平等。从理论上讲,汉文明并不优越于其他文明。实践上我们看到了各异的情况,但在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共产党的确有两次摆出了捍卫少数民族群体以反对大汉主义的架势,就像苏联当年谴责 “伟大的俄罗斯沙文主义” 一样。不包括文化大革命期间,民族制度大体上歌颂了中国的文化多样性,鼓励以非汉语言出版,将少数民族头像印在钞票上,并让他们穿着鲜艳的 “传统” 服饰现身在公众活动中。虽然在西方观察者眼里,在俗气的游行中唱歌跳舞的少数民族更像是被刻意异域风情化,但只要这一切推崇他们的文化,中国的非汉民族在整体上是支持这种自上而下的中国多元文化主义的。维吾尔族经济学家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在2014年因 “分裂主义” 被判无期徒刑,但其最强烈的批判也不过是敦促实践已成文的对少数民族友好的法律和宪法规定。

然而,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许多中国政治理论家将苏联的瓦解归咎于其民族政策,并开始对中国的多元主义民族制度进行重新评估。尽管经济快速增长,曾为前清朝帝国领域的新疆和西藏仍然是动荡不安的。尤其在2008和2009年西藏和新疆发生的两次大规模暴力骚动之后,北京一些与中共领导关系密切的民族研究学者建议中国政府的民族制度是骚乱根源的一部分,并开始讨论如何修改现有民族政策。

作为激进版“第二代民族政策”的最强支持者,胡鞍钢(清华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和胡联合(当时是反恐研究员,现就任于中共统战部领导层 ),争辩说只有同化少数民族,使其融入到中华民族文化,中国才能实现稳定。两位胡姓领导人实际上提出的是放弃借鉴于传统帝国多元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政策,并提倡用单一民族认同的概念取而代之。这不禁让人想起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的欧洲民族主义。

诸如“交融”,“融合”和“一体化”等术语开始频繁出现在讨论里。2015年期间有不少学者们就“中国化”(汉化,即经年累月之后中华文明会自发和平地同化周边民族)这一概念是否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得到实践过的议题进行过激烈的讨论。汉化地迷思早就被西方学者和许多中国历史学家破除过。他们认为相邻群体之间的文化同化是可以发生,但这个过程既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单向的。然而,将汉化视作中华文明的神奇力量这一想法对中共的民族主义者来说是十分具有吸引力的,与之伴随的是那个中国自古以来都是和平扩张的寓言。

中共领导人越来越多地认为宗教信仰本身与其所希望的统一的泛中国人认同相矛盾,并希望能够尽快治愈维吾尔人所谓的离经叛道的思想。
中共领导人越来越多地认为宗教信仰本身与其所希望的统一的泛中国人认同相矛盾,并希望能够尽快治愈维吾尔人所谓的离经叛道的思想。

从帝国多元主义到汉族同化主义过渡地下一步是妖魔化宗教。虽然中国官方至今仍然公开谴责国外和个别人士的极端主义思想,并将其报导为新疆和西藏出现骚乱的根源,但党报和泄露的内部文件显示中共领导人越来越多地认为宗教信仰本身与其所希望的统一的中华民族认同相矛盾,并希望能够尽快治愈维吾尔人所谓的离经叛道的思想。2017年10月新疆共青团在网上发表的一个音频录音演讲,内容多次引用了医学比喻:

“如果我们不根除宗教极端主义,那么暴力恐怖袭击事件就会像无法治愈的恶性肿瘤一样蔓延开来。”

“虽然一些被灌输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人还没有犯下任何罪行,但他们已经感染了这种疾病。这种疾病随时都有可能表现出来,一旦症状暴发将会对公众造成严重伤害。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必须要及时被送入再教育营进行治疗,要将极端思想病毒从他们大脑中清除出去,恢复他们的正常思维。我们必须澄清的是,被送入再教育营接受治疗并不算强行逮捕,也不能被认为是将个人锁起来进行惩罚的一种方式。这是一项拯救他们的全面的,综合的,详尽的救援任务的一部分。”

中国政府对新疆动乱局势的担忧有一定的合理性。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新疆断断续续经历了几次群体抵抗事件,其中包括学生游行,小范围的起义(在喀什地区巴仁镇),公共汽车和酒店的爆炸案,以及1997年在伊宁市(伊犁地区)由重大示威活动转变的暴力事件。2001年之前,中国政府一般都会将这种“反革命政治”事件归咎于“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这些指称虽然在20世纪末期已不合时宜,却确实承认了维吾尔民族身份认同和其宗教的根源。然而,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中国政府利用布什政府在“全球反恐战争”中使用的术语, 将所有涉及维吾尔人的群体抵抗事件重新定义为伊斯兰恐怖主义。中国国务院于2002年初发布了一份白皮书,其中详细描述了1990年代因 “恐怖主义” 行为造成的162人死亡和440人受伤,并列举了一些维吾尔族分裂主义团体。 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白皮书提到了群体抵抗事件与其列举的团体的直接联系。

2002年11月联合国安理会第1441号决议就是否谴责伊拉克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表决中,布什政府以中国投赞成票为交换条件答应了将一个维吾尔政治群体列为国际恐怖组织。发起于阿富汗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ETIM),尽管其组织非常小规模,但因为有证据表明它与奥萨马·本·拉登有过一些联系,便被选中成为了国际恐怖组织。( “东突厥斯坦” 是突厥群体为其在1933年和1944年至1949年间在新疆部分地区建立的两个短暂存在过的的独立国家所采纳的名称。如今很多移居于国外的维吾尔人比起殖民化的名称“新疆” 更偏向于使用该称呼,“新疆”的字面意义为“新的疆域”。)

中文白皮书里并没有声称ETIM犯下任何暴力行为,但美国政府的公开声明却错误地将白皮书中提到的所有10年来的暴力事件都归咎于ETIM所为。由此诞生了一种在中国国内外仍然普遍存在的观念,即有一个有组织的恐怖分子团体对新疆的分裂主义暴力事件负责。(2003年,当巴基斯坦军队在瓦济里斯坦杀死其领导人Hasan Mahsum后,ETIM便早已瓦解。然而,不久后有人在视频中声称已秉承了ETIM的衣钵,并开始以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为新称号行动)

尽管有中方宣传和外国媒体的不断警告,但多年来,被预言无数次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并没有得到实践。从1990年到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虽然新疆并非自始至终地稳定,但所发生的事件并不符合对平民进行随机攻击的圣战模式。尽管所有维吾尔人的群体抵抗事件都会被中国官方声明和央视媒体贴上 “恐怖主义” 和 “分裂主义” 标签,但西方观察者对过去十年中发生的大多数暴力事件的解读更多是 “骚乱” 或 “抵抗” 而非“恐怖主义”——比如说街头示威或袭击当地政府办公室或农民持刀具、农具来袭击警察等行为。2009年7月5日乌鲁木齐市爆发示威活动,在遭到武警的镇压后变成了文革以来新疆经历过的最血腥的民众骚乱。近两百名汉族死亡,数千名维吾尔人被捕,还有很多死于随后汉族自发组织上街。官方并没有公布在骚乱中以及之后的汉族反击中的维吾尔族伤亡人数。为此事件,当局切断了新疆的电话和互联网服务长达10个月。 (据报导,这种互联网“紧急关闭按钮”已在全国各地安装完毕。)

2009年7月5日乌鲁木齐市爆发示威活动,在遭到武警的镇压后示威瞬间转变成了暴力抵抗,随之而来的是文革以来新疆经历过的最血腥的骚乱。
2009年7月5日乌鲁木齐市爆发示威活动,在遭到武警的镇压后示威瞬间转变成了暴力抵抗,随之而来的是文革以来新疆经历过的最血腥的骚乱。

尽管乌鲁木齐七五事件确实是一场骇人听闻的种族暴动,但它不是有预谋的恐怖袭击或宗教极端主义的表现。然而,2008年之后发生的一些暴力事件以其随机袭击平民的模式和可能的宗教动机,确实像是圣战恐怖袭击。2008年3月,一名维吾尔妇女涉嫌在飞机起飞后试图点燃易燃液体。 2013年10月,一名维吾尔男子带着妻子和母亲驾驶一辆SUV驶入天安门广场人群中,造成两名游客当场死亡;SUV的乘客在车随后爆炸时死亡。2014年3月在中国西南部,八名持刀的维吾尔人进入昆明火车站,事件死亡人数31人。同年4月,当习近平主席访问新疆时,三名持刀人士带着爆炸物(可能失灵)在乌鲁木齐火车站发动袭击,造成三人死亡。同年5月,驾驶两辆SUV的五名袭击者在乌鲁木齐的市场街道上炸死了43人。2015年9月,在一起离奇的、劳资纠纷因素可能多于恐怖袭击因素的事件中,据报导有17名维吾尔人,包括妇女和儿童,在新疆拜城县袭击了一座煤矿,最终导致逾50人死亡。袭击者随后逃进了山麓中,经过长期的搜捕后,中国军队最后用火焰喷射器将他们揪了出来并当场射击致其死亡。

这并不是说中国不会面临来自维吾尔人的暴力,但中国政府夸大了这种可能性,常将其误认为是恐怖主义,并采取了过度的,肆意的措施来作为回应。经历了多年的“严打暴恐”运动,并在2016年8月陈全国被任命为新疆党委书记后,新疆突厥穆斯林群体的处境迅速恶化。陈全国来自河南省的一个贫困家庭。在那里他开始了从政之路,并逐渐上升,最后成为时任省长李克强的副手。2011年,陈全国被派往因为暴乱和僧人自焚而动荡的西藏。陈全国通过展开全方位监控,在西藏城区密集分布了便民警务站,并新增成千上万的警务人员来镇压暴动。陈全国将这些技术引入了新疆,并从2017年开始在全方位监控系统的基础上又迅速建造了再教育古拉格。 此后他还被任命为政治局委员。

自陈全国就任以来,新疆招募了数以万计的警务人员,甚至可能已经使该地区的人均警力程度高于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前的东德。陈全国建立的全方位监控系统最突出的表现包括每隔几百米就有的警务站,武装人员和装甲车的不间断巡逻,以及无处不在的安检。最近的报导还揭示了一个庞大且不断扩展的监控网络。它包括摄像头面部识别,手机内容扫描,GPS车辆跟踪以及通过对新疆居民及其家属的旅行历史和宗教习俗的强制性调查而收集到的DNA,指纹,虹膜,声纹,甚至步态参数等个人数据。这些调查结果都是给个人计分用的。比如说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会因为定期祷告而失去一定的分数。又比如若一个人民族是维吾尔族,其也会被自动扣除10分。

一些维吾尔人独有的宗教和文化习俗越来越多地受到限制或被法律禁止。曾经被允许的从幼儿园到大学实行的维语教学已被淘汰。新疆当局如今定义为“极端主义”表现的事物或行为有:面纱,头巾,“不正常胡须”,罩袍或类似罩袍的服饰,斋月禁食,问候时说assalam alaykum(阿拉伯语中的‘愿平和安宁与你同在’ ),避开酒精,不吸烟,给新生儿取有“伊斯兰”意味的名字,如穆罕默德或法蒂玛,星星和新月的符号,宗教教育,出入清真寺,举办过于简单的婚礼,举办有宗教意味的婚礼,举办没有音乐的婚礼,埋葬前清洗尸体,埋葬尸体(而非火化),参观苏菲圣陵 ,苏菲宗教舞蹈,双脚分开祷告,有国外游学或旅行经历,对国外游学或旅历感兴趣,与身居国外的朋友或亲戚有联系,家中有禁书或手机中有不该有的内容,不收听国家电台或不收看央视等。很多维吾尔文化,学术和商业方面的精英,包括大学高级管理人员,报社或杂志社主编等,即使都没有公开表示过自己的信仰,但他们都被再教育营拘禁了起来。

中国政府官员们以治愈“极端主义”为名全力推广这些政策。然而,官方对于“极端主义”的定义已逐步扩大:如今不仅是参与世俗化宗教活动的行为,即使只是身为维吾尔族也有人会被强制关押在再教育营里。正如Thum所说的那样 “坚持自己维吾尔人的身份认同,同是又不违反这些新规定是完全不可能的”。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收集到的口供,当地官员已承认他们被分配了关押指标配额用以拘禁特定数量的穆斯林到再教育营去。2016年,新疆党校学者邱媛媛发表了一份研究文章(现已从网络上消失)。该研究明确警告 “不顾一切地为教育转化设置数字目标” 只会适得其反。该文章的出现也表明共产党内部当时也在讨论再教育营配额的问题。根据当地数据,Zenz(郑国恩)估计目前有多达10%至11%的维吾尔人和哈萨克族人被关押在再教育营里。并且有部分地区被分配了高达40%的配额,再教育营关押容量也在不断增加。

中国政府在新疆采取的措施带有一种奇特的文化特征:即这是一个颇具有中国特色的维稳机制。新疆的部分地区已经恢复了中国传统的以10户家庭为单位的集体监督体系,即维吾尔族家庭间需要彼此监视对方,彼此为对方行为负责。由于一些恐怖袭击事件涉及刀具(再加上汉族认为所有维吾尔人都肯定都携带著刀片),新疆当局实行了严厉的刀具控制:即在销售之前,包括厨房用具,所有刀具都必须刻上带有买方个人身份证号码和其他数据的二维码。 自那之后,连在餐厅厨房做饭的维吾尔厨师使用的刀具都会用铁链拴在墙上

和文化大革命期间让城市居民下乡的做法如出一辙,2014年起,中国官员和知识分子(主要是汉族)开始被派遣到维吾尔族家庭居住一段时间。2017年12月,多达一百万名共产党干部被动员参与“结亲周”活动,并陆续入住到维吾尔族家庭中,同吃同住为期一周。在这些频繁的走访逗留期间,汉族官员被要求教授维吾尔“小兄弟”“小姐妹”们汉语,教他们了解习近平思想,并在家中唱中国国歌。

中共对新疆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大规模监禁并强制灌输共产党思想都旨在强行转化和重塑他们的身份认同。
中共对新疆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大规模监禁并强制灌输共产党思想都旨在强行转化和重塑他们的身份认同。

在一个新疆共青团制作的宣传“结亲周”活动的的音乐视频里,汉族穿着靴,揹着揹包抵达村庄,仿佛是在野营探险中。汉族和维吾尔人看书,打扫庭院,和一起吃饭的画面都一一出现在了视频里。在背景配乐中,是一位歌手用中文说唱道,生活在维吾尔人之间可以帮助党员们重温总书记习近平多年前在陕西农村当“知青”时期的浪漫革命情怀。
2017年年初,来自新疆兵团广播电视大学(BBTU)的教职工团队抵达和田地区墨玉县,雅瓦乡的阿克切坎勒村。根据这一团队之后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消息,他们此行家访更多是为了监视而非促进民族团结: “BBTU工作团队非常坚决。他们有能力把阿克切坎勒村的住户人家屋顶全部掀开,拉开窗帘视察,并铲除毒瘤。” 在兵团工作队访问结束后的几个月,阿克切坎勒村成年人口的五分之一已经消失在再教育营中。

中共对新疆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大规模监禁并强制灌输共产党思想都旨在强行转化和重塑他们的身份认同。转化这一词不仅出现在再教育营的中文官方名称“教育转化培训中心”中,也出现在了“去极端化”条例中。党已越来越认为伊斯兰宗教信仰甚至非汉文化都不利于其实现同质化中国社会的目标。

像这样用训练不足的警务人员来强行关押多达一百万人以强制进行灌输的操作是非常危险的。即使假设新疆再教育古拉格能避免其他地方与种族清洗相伴的大规模虐待,强奸和杀戮,即使假设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人民能忍受再教育营造成的心理创伤,再教育营的存在还是一个悲剧,意味着中国政府已经摒弃了中国传统,并开始采纳西方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来治理其多民族社会。这是多么地不符合那个中国共产党憧憬塑造的全球化时代。尤其是想到中共曾经还创制了自治区,经济特区,以及“一国两制”的概念。

中国政府曾经颇具创造性地试验过重新分配政治和经济主权的模式,以解决之前清朝遗留下来的边疆问题(新疆,西藏,香港,台湾)。中国为此所实施的政策理念多来源于前清朝的实践(即帝国多元化,边境贸易飞地,免税区,条约口岸)。这所谓的“新疆问题”其实反映的是一个更广泛的问题:即当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否能容忍多样性?还是说中国打算通过将异族关押在集中营的方式,就像它在新疆正在做的那样,来解决其西藏,香港和台湾问题?

注一:达吾提主要以维吾尔文和汉文出版,但在撰写关于麻扎或苏菲圣陵时用英文出版。比如达吾提曾与Sugawara Jun (菅原纯) 合作编辑Mazar: Studies on Islamic Sacred Sites in Central Eurasia (东京外国语大学出版社,2016)。2013年在纽约鲁宾博物馆举办的摄影展里,Lisa Ross的摄影作品呈现了维吾尔圣陵的惊人多样性和抽象之美。这些作品收录于她的著作 Living Shrines of Uyghur China (Monacelli, 2013) 中(见第40页插图)。书中还收纳了达吾提的一篇文章。

读者评论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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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BlackMandala 廢話,美國去中東的目的性很明確啊,挖石油順便反恐啊,美國利益優先,鬼才管伊拉克人的生計,只要對美國有威脅早就請他吃慶記了。。中國目前至少還教人一些基本的生財技巧,不然按照你的說法乾脆跟美國一樣槍口頂在人家腦殼上算了,一了百了,簡單快速更有效率,連房子都省下來,水啦

  2. @andrewxxx2 問你一句
    美國有在阿富汁搞集中營嗎?中國人最懂就是動不動就給人扣上極端主義帽子,然後大肆合理化自己行為,垃圾。

  3. 從漢文化的傳統觀點來說,一句話就可以概括今天這種不可調和矛盾從何而來——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國家內部如此,不同國家間的來往同樣如此。所以劉慈欣的”黑暗森林“法則是對的,宇宙的真相就是你死我活的生存鬥爭,弱肉強食。

  4. 虚伪的文章,新疆和阿富汗边界相临,文化相近:看看美国人在阿富汗的统治,20年过去了,阿富汗有变好吗?死了无数的人,花了无数的钱,让阿富汗稳定下来了吗?
    只对极端主义武装进行打击,不对极端主义的土壤进行改善是注定徒劳无功的。中共在新疆做的好不好,我持保留意见;但是西方式对极端主义宗教放任自流,对当地民生的无视,和对强大军事武力的依赖,在中亚是行不通的,阿富汗就是最好的例子。
    的确,那些哈瓦比派的教士没有亲自参加恐怖行动;若是说其极端主义教义与层出不穷的爆炸案没有关系,则未免天真。

  5. 无论出于什么理由,搞集中营,强制宣扬连大部分汉族人都不再理会的“中华(汉族)传统文明”(这些东西几十年前不还是封建糟粕吗?),绝对是最蠢最恶的行为。作为女性,更是担忧这种恶政下极有可能出现的对女性和儿童的侵害。这罪恶深不见底,这仇恨难以泯灭,最后受苦的被恨的又是普通民众

  6. 真的希望端在撰文前能够了解一下南疆落后地区以外回族民众对于近年来民族政策的看法。至少对内地穆斯林整体情况有一定了解的人就能明白,这不是简单的回汉冲突,甚至几次大型事件中东突是不论回汉一起砍的。这种高高在上,以深度之名行臆测之实的报道,实在令人感到失望。

  7. 我的看法是,沒錯,確實有恐怖份子藏在其中,但如果要因此進行宗教清晰洗和種族淨化,重塑當地這是很殘忍的,而且你很可能把兄弟變成敵人,再來,南疆當地信仰伊斯蘭教主要是因為阿拉伯帝國的關係,他們幾百年來可說是與當時北疆的蒙古部落和平共處,但為什麼現在亂了,第一,清朝,清朝殺光了一個叛變的蒙古部落數十萬人,然後移入漢人,這當然引起了一場人造災難,再加上漢人和清兵,清官的各種大小不尊重的侵犯,這當然落下火種,再加上蘇聯的紅色擴張與中國革命和戰爭的影響下,很多事情是可以理解的,至於你說他們一直想獨立,那請問14億人打不贏1100萬的維吾爾族嗎?當然不可能,況且只有南疆和烏魯木齊地區是回教區好嗎?況且伊斯蘭教也有很多種,也有很溫和的教派,所以不要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至於阿拉伯之春,我只能說只要你尊重當地,給予一些權利,再加上嚴密監控和巡警,基本上天下太平不是問題,但現在你在製造敵人好嗎?製造不必要的仇恨好嗎?恐攻不是你行種族屠殺的理由,中國至古就不是單數屬漢族的好嗎?運用點古人的智慧吧!漢朝,唐朝和清朝能成功,憑什麼中共不行?就看你要把他們當同胞,還是敵人嘛!新疆的歷史本來就複雜,,先是西域時期,各族分立,立國,再是匈奴侵擾,再是中國古代帝國勢力開始延伸和印度佛教傳入,再是阿拉伯人以戰爭傳入伊斯蘭教和回紇族人被驅趕至南疆,再是土耳其人也打到南疆這裡,新疆可說是一直在做種族融合,種族包容,與種族尊重並立,南疆和烏地的維吾爾族就是當地土著,土耳其族和回紇人混血來的,而北疆則是清朝人造的漢族,蒙古族的混居區與哈薩克族的天然遊牧耕作區並立,這樣的組合本來就很不容易,你還想進一步“統一”他們,可能嗎?維吾爾族會想啊!連蒙古族人的土地都被漢人搶走了,我能不擔憂嗎?(當時滿清時期,滿漢關係不錯,但還是發生這種滅族慘案,是很殘忍的,畢竟即使叛變,也不應該如此株連九族),再者對於外來勢力的恐懼,新疆有如兩河流域美索不達米亞地區,局勢說變就變,當然他們就對統治者不信任啊!這是需要耐心的,不能只靠子彈和巨棒解決好嗎?需要的是智慧,況且誰說中國人不能信仰伊斯蘭教呢?新疆外族不能是中國人呢?古有伊斯蘭教徒的中華文化傳播者鄭和,吉爾吉斯血統的大詩人李白,甚至在台灣以前還有擁有荷蘭,印尼土著血統的印尼華人帶領台灣漢人對抗日本,不是嗎?血統和宗教何時成為中國人的必備品?忠心才重要不是嗎?

  8. 竟然是写《丝绸之路》的那个米华健……典型的道听途说“深度”报道……从历史的维度讨论倒是有些道理

  9. 應該叫現代西醫跟傳統中醫吧?

  10. 國族認同和階級敘事都搞不下去了,自然就紛紛開始搞民族敘事了。

  11. 本文最后一句话其实已经隐隐揭示了,现代中国政治的一个大问题是国家认同和其国境线以内特定地区的特殊认同的不匹配问题。西藏、新疆、香港甚至台湾(虽然没有实际控制,但也是在其设想的国境线内),都是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关于中国的争议本质上都是这一个问题。中国回不到那个多元民族帝国的时代了,不仅因为它现在是一个资本主义民族国家,而且它统治的民族也是受到现代民族主义觉醒过了的现代民族,具有强烈的自我身份认同。在少数民族边疆地区,共产时代还可以靠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以及限制的人口流动,相对平等主义的社会来压抑民族矛盾。一旦进入资本主义时代,造成的经济不平等间接拉大民族间的鸿沟(汉族往往因为自己的资源和文化,相对于边疆少数民族,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具有更大的优势),冲突不可避免。汉族内部的分裂源自殖民历史问题,目前资本主义经济造成的问题不突出,也并没有很大的民族文化差异,反而是现代历史的长期分离以及政治文化上的巨大碰撞(威权和民主)导致身份认同区隔。近代民族国家的发展造成的一个悲剧就在于,国家之间的生存竞争造成国境线的确立,以及推动国家对于自己国境线内的一体化和同质化进程。就因为一些历史原因,自己被划在了某个国家里面,自己就必须接受这个国家的公民意识。另一方面,因为一些历史原因,自己被从自己民族大多数人所归属的国家所划出去,然后过了很久又被还回去,这个时候自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认同,却又不得不被强迫接受新的国家意识。人们早已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推崇民族自决,然而并没有太多国家情愿牺牲自己对自己的国境内的控制,民族自决大部分时候只是虚幻的理想,让人唏嘘不已。

  12. 楼下,讽刺的是很可能正是改开以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导致的社会不平等加剧了民族矛盾。中共以前的民族政策确实是更符合改开以前计划经济的情况,但是现在这样的解决方式,只能说让人感到非常遗憾。我需要指出这不是一般的思想教育,也不是自然嵌入正常义务教育环节的思想教育,这次是强迫本已进入社会的自由成年人进行思想教育,而且还是几十甚至上百万人。这种规模和强迫度已经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了,况且针对的还主要是一个已经具有反叛倾向的少数民族。这次面对的不是大多数思想未成形的青少年,而是已经形成自己的世界观的成年人,然后还要强迫他们重塑自己的世界观。虽然背后的逻辑是一致:塑造符合国家要求的遵从中共领导的公民意识,但是目标群体完全是另一个等级的了。

  13. 这只能证明了之前的名族政治政策的失败。汉族文化并不一定比其它文化更具感染力,依靠经济发展、民族交流来实现中国共产党所希望的全中国同质化的政策,在75事件后被证明是彻底失败了。共产党别无选择,只能走思想同化、强制教育的老路,就如同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强制在高年级学生课程开设政治教育课程一样。至少以暴力为后盾时,强迫民众改变思想、至少是改变行为,已经一次又一次被证明是切实可行的,我认为短期内新疆的思想高压状态不会改变。

  14. 看看评论区就知道,极右法西斯思想在当今中国多么猖獗。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共产党也不是过去的共产党了。Sigh.

  15. 我真心覺得世俗社會不能再依靠白左們來對抗原核綠教的全球蔓延了,丟了半個歐洲,不能再丟半個東亞了。
    到底是哪裡來的邪惡思想,可以讓部分維族人放棄近千年極具民族特色的多彩服裝,改穿黑色蒙面罩袍了。 白左們有興趣的話,剛剛騰出來的美洲大地,應該夠空間安置這些追求自由的人。

  16. 真是屁股决定脑袋。袭击警察不是恐怖主义而是「抗议」,呵呵。对于让女性套垃圾袋的宗教文化,在现代社会就应该强压并铲除。

  17. 多元帝国本是脆弱和难以维系的幻想,逻辑上存在自我矛盾的难解之处。「中华帝国」即是中央集权定于一尊的家天下,「多元」的出现并非「帝国」的包容性,而是基于「天高皇帝远」的能力不足。汉文化在历史上存在强烈的沙文主义倾向,并非单纯的民族主义。真正的「多元」乃是基于自由、互相尊重与平等而来。今,帝国仍在延续,普罗大众多不愿相信国家除了「大一统」以外的可能性,可见对于多元的理解仍旧不甚了解。随着国家能力之提升、科技运用之纯熟,皇土之上,只怕维吾尔人的命运堪忧。

  18. 西方的民族主義也有特例,像是瑞士。成為同一國人,最根本的是認同的意願。要如何在非漢族的人們之中創造這樣的意願?也許剛好就是因為容忍多元化,將導致加深的民族意識,所以,中共別無選擇走向今日的道路。中共創造的自治區沒有自治的實質,一國兩制愈來愈像一國一制,這些政治彈性與多元都是假的,鳥籠自治。近代中國衰落,無論是中華民國或是人民共和國,似乎都無力在邊區的少數民族裡創造這樣一個共同的意願。經歷過國共的殘暴統治後,人們更不可能有那樣的意願。唯一的和平解決辦法,就是漢族人承認大中國白日夢是虛幻的。但這可能嗎?所以,為了祖國的統一與強大,繼續接受共黨專政吧。如同索忍尼辛講的,古拉格外,也就是個大古拉格。這就是當驕傲中國人的代價了。

  19. 以如此極端的方式控制人們的思想言論行為!的確,假如北京以武力佔領了台灣,這大概就是他們未來統治台灣的模式了。台灣人每日所承接的語言暴力的後頭,就是一個如此扭曲的心智。承教了。

  20. 不管七五是不是预谋的,现在的集中营都已经完全的超出当下人类可以接受的范围了。把一个地区十分之一的人抓去集中营里,出了纳粹这个词我再也想不到别的词可以形容。将来事情彻底暴露的那一天后,我们这一整代的大陆中国人怕是要一辈子集体背负纳粹帮凶的罪名,永远都难得抬起头了。。。。。

  21. 同意樓上,而且作者對於中國歷史顯然沒有理解通透。清朝的統治者,和中國傳統的漢族統治者面對的情況不同(滿族作為一個少數民族統治者,自然必須採取較寬鬆的懷柔政策),把清朝的政策當作中國(漢族)傳統來論述,未免過於牽強。如果往回看漢族統治者的歷史,除了唐朝的幾十年以外,民族主義的論述還是佔了上風,所謂大漢族主義絕對不是近代才形成的。
    還有最後一段提到中國政府「曾經」在台灣試驗過重新分配政治和經濟主權的模式?作者恐怕是連當代中國地緣政治都沒搞清楚。

  22. 對於這兩篇報導都不滿意,這篇文章的問題是作者充滿了那種奇怪的「西方式凝視」,什麼議題都要分成「西方式思路」或者「東方式思路」,民族主義這股思潮確實來自19世紀的歐洲,但是強調民族主義來自歐洲對於這篇文章,對於中共對於新疆的統治真的有意義麼⋯⋯?民族主義早就在世界各地開花,不單單是屬於歐洲的了,中國的民族主義也跟歐洲的起源沒什麼關係。
    作者這種奇怪的強調就好比說中國的大醫院都是「西方醫術」,但所謂「西醫」不就是現代醫學麼,強調西方東方有意義麼。對這點感到很不舒服

  23. 唉……不知道该说什么

  24. 我是七五事件的亲历者。从当时的种种迹象来看,有组织和有预谋的痕迹很重,包括凶徒不像本地人(没有人认识他们),所用凶器并非现场随手可得,等等。而且先前示威活动的地点并非后来发生暴动的地点。在七五之前的乌鲁木齐生活过的人就会知道,当地维汉关系其实不错,就算有些小矛盾也绝不至于到种族仇杀的地步。真正仇视汉人的是南疆闭塞地区的维族人,而非乌鲁木齐的维族人。事发以后我和身边人(包括维族)的普遍反应都是震惊,觉得这完全不可能发生。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有人雇佣南疆维族人到乌鲁木齐行凶。我在七五后离开了新疆,不了解后面发生的事情,但是就七五本身而言,如果下结论说没有预谋,我个人是无法接受的。

  25. 看完只觉一股恶寒,真的有所谓大规模人工干预,成功做到民族同化的先例?以及这些干预手段的”成功经验”一点点借鉴到内地的可见前景也太吓人了,印象最深的是文中提到的菜刀上刻身份证和二维码以及用铁链牢牢锁住…
    另外我很喜欢第一篇的梳理本土宗教原本的样子,以及当局强力引入沙特逊尼派宗教的做法。历史有些时候真的很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