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70年之后，万隆会议仍是“全球南方”的参考吗？

（本文为万隆会议70年而写。）

1960年，多个新兴独立民族国家的元首齐聚在纽约，参加第15届联合国大会。这个后殖民国家组成的联盟，今天也许会被称为“全球南方”。他们在大会上为刚果刚独立就面对的危机发声，并声援被扣押的民选领袖卢蒙巴（Patrice Lumumba）。当中包括了坚信亚非团结的印尼总统苏加诺、新生加纳的总统恩克鲁玛（Nkrumah）、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印度总理尼赫鲁，还有埃及的卡迈尔．阿卜杜尔．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 Hussein） ⋯⋯

在联合国大会之外，这群新的国家之主亦在哈林聚头，由黑人民权领袖麦尔坎．X（Malcolm X） 接待。这个非官方场合被视为一场位于哈林的“万隆高峰会”，在纪录片《爵士乐政变大阴谋（Soundtrack to a Coup d'Etat）》中编幅甚详，记载了亚非后殖民团结的一大高潮。若果1955年没有万隆举行的亚非大会，这场会面也许仍然会发生，但就不会冠以万隆之名——60年代有谁知道万隆呢？

于1955年举行的万隆会议由时任印尼总统苏加诺主持，是首次后殖民国家之间的会议，当时，今日所见的各个前殖民地，很多都尚未建国。29个国家与地区的代表在万隆会合，没有殖民主的参与，通过了有名的“和平共处十项原则”，在冷战的格局下，展开了不结盟运动的一页。苏加诺以英语开幕，宣布“一个新的亚洲和新的非洲已经诞生！”

此后“万隆”就脱离了历史脉络，成为了亚非之间的神话。正如论者所言，“1955年4月有两场万隆大会，第一场是真实发生的，但很少人知其实际。另一场会议是人们所想要相信的结晶，作为一个神话，称为‘万隆精神’。”前者是一个具体的外交场合，参与国各有政治盘算，并非纯为“反帝”而会合；而人们提及的万隆则往往是后者：一个浪漫化、被殖民者团结的图腾。

今天，万隆代表著一个未完成的国际主义、反帝国主义的阵线、非白人国家之间团结的可能性。在官方层面，这场会议已成为一个口号，在有需要时才会被拿来讨论。对于美国民间的黑人解放运动而言，万隆却持续对运动带来启发。万隆如何引领他们想像与东方的团结可以成为黑人民权的助力？随著局势推移，他们所引用的万隆精神又如何过渡为毛主义？70年之后，万隆会议仍是“全球南方”的参考吗？

亚非团结破产，毛主义接手真空

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不如先简单回顾1955年之后的格局。

实际上，国家层面的亚非团结好景不常，1962年的中印战争令万隆会议的参加者渐渐偏离不结盟运动的原则。其他亚洲国家并没有和应尼赫鲁反对中国入侵的请求，即使白人政权已经在亚洲撤走，两个亚洲大国尚未能“和平共存”。讽刺的是，尼赫鲁正是力主邀请中国参加万隆会议的人。1954年以美国为首的东南亚条约组织立约之后，尼赫鲁更觉亚洲需要有力的不结盟运动来平衡美国在亚太区自战后日益增加的影响力，认为没有中国的话，这目标便不能达成。

可惜，在中印开战之后，印度只能转向西方寻求支持。与此同时，印尼则坚持反帝国主义的立场，并渐向中国靠拢。于此，万隆会议最重要的两个发起国－－印尼和印度，已经无法维持不结盟运动的路线。

当然，白人政权并非真正缺席，在冷战之下，不结盟运动的领袖一个又一个被西方支持的政变拉下台，当中苏加诺便被1965年一场由CIA支持的政变拉下台，随之而来的是以反共为名的大屠杀。主张非洲统一自强的恩克鲁玛虽然没法参加万隆会议，但他也是亚非团结的主张者之一。1966年他正要从越南往中国访问，加纳军方籍此发动政变将他架空。

在这段期间，不结盟运动的外交努力终于付诸东流，“万隆精神”已经失去了当初的基础，造成的真空渐渐被毛主义所主导的亚非团结所取代。

毛主义下的亚非团结并非单是第三世界大团结那么简单，而是一种精心策划的论述，旨在对美国和非洲的黑人所面对的受压迫的处境表达同情和团结，并将种种问题归因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在1960年代，中国会发表支持美国黑人民权斗争的声明、亦支持非洲各国的独立运动。这个刚达成无产阶级革命的左翼政权，自居于有别于美、苏的“第三世界”，代表著“有色人种”革命的可能，这使得毛主义能在黑人运动之中流行。

至于如何理解中国当时的意图？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Ruodi Duan指出当时中国支持黑人的论述如何配合每个阶段中国的外交需要。在她的分析中，中国虽然公开支持黑人民权运动，但仍然将黑人解放运动置于“阶级斗争”的大旗之下，以免对国内的民族问题造成影响。在坦桑尼亚的例子中，Duan更指出中国利用当地反印度人和反亚拉伯人的情绪，配合当时中印已经交恶的背景，将印度定性为西方势力的合谋者，来建立中国与当地反殖抗争的连系——这外交论述已不再强调广泛的亚非团结，而是要区分当中的“敌我”。

“非洲黑人的势力最弱”

那么，回到前文的问题，美国黑人又如何论述所谓的亚非团结，他们有足够平等地重视所有的亚非国家吗？

在麦尔坎“主持”“哈林万隆高峰会”三年之后，1963年的一次演讲中，他赞扬万隆是“一个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的方案”，当时他的对象是一群美国黑人。在他口中的万隆会议，亚洲和非洲的所有国家都参与其中，是一群备受殖民压迫、没有核武的国家，与美国主导的西方势力形成对比。对麦尔坎而言，万隆是一场有色人种的会议，蓝眼白皮肤的欧洲人－－殖民者是他们的共同敌人。尽管这群亚非国家之间在宗教与政治倾向上差异甚大，他只强调他们之间的团结：

“（会议上）有来肯亚、曾被英国殖民的非洲代表，”他信口开河：“也有被比利时殖民的刚果人、还有被法国殖民的几内亚人……”他似乎假设了这些国家的非洲代表都适逢其会，来到这场远在东方举行的大会。

但事实上，撒哈拉次大陆的非洲国家和地区当中，只有利比亚、埃及和后来的加纳有代表在席（当时仍称为西非黄金海岸Gold Coast）。如果麦尔坎有细看历史，他应该知道当时非洲很多殖民地根本未能派出本土领袖代表团。

在同一场演讲中，除了中国之外，亚洲国家几乎都没被提及。在当时的亚洲，将殖民者赶走的国家不在少数，当中不少都是穆斯林为主的国家，像是巴基斯坦、印尼等，却得不到麦尔坎的注视。因为当时只有中国是“最强大、最令白人畏惧的国家。”由此，万隆精神偷龙转凤，变成了“大国崛起”。在1964年的非裔美国人团结组织（Organization of Afro-American Unity，OAAU）成立演讲中，麦尔坎甚至借用“文化大革命”一词来形容他在新组织中要筹备的活动，但似乎他当时并不知道文革在中国的实际情况。在这场演讲之后不久，他就遭到暗杀，其黑人自治的理想最终并未能在实际工作中落实。

哈林文艺复兴的重要作家、被视为40年代最重要的黑人小说家理察．赖特（Richard Wright）是少数亲临万隆会议的美国黑人知识分子，他更为这趟旅程写下游记《The Color Curtain》。他在游记中就指出虽然会议以“亚非”命名（注：此处中文的通用语是“亚非”，英语中的“非”却是前缀词，Afro-Asian。），非洲国家的代表其实比亚洲和中东的代表都要少。

“越发明显的是，非洲黑人在会议中势力最弱，”他写道：“比属刚果并未被公开谈及，尽管很多人的心目中都知道这个大监狱，但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来自地球上这个封闭地区的本地人。”

五年之后，刚果在民选领袖卢蒙巴领导下宣布独立，但随之而来的不是国家主权。比利时籍词保护其经济利益派兵干预，并推动政变，卢蒙巴最终遇害。这场“刚果危机”成为了联合国大会上的重大议题，参与过万隆会议的各国代表团，如文首所列，多数都在大会上声援刚果的反殖斗争，可说是国家层面的亚非团结最亮丽的一幕。吊诡的是，当时中共尚未取得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反而在这场大会中缺席了。

毛主义影响美国黑人运动

身为一个前美国共产党人，赖特对中国在万隆的外交目标有锐利的观察。早在1955年，他就预计中国会支持黑人民族主义。在游记中，他问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能做到史大林做不到的事吗？”他指的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非洲的传播——现在回顾，赖特的确预示了毛主义在非洲和黑人反殖运动的成功。

要衡量毛主义在黑人运动中的影响，就不能不提到20－60年代活跃的黑人社会学家、民权运动者W.E.B. 杜波依斯（W.E.B. Du Bois）。他在黑人解放运动中举足轻重，是美国的黑人民权组织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 NAACP）的创办人，又是第一位哈佛大学毕业的非裔学者，其自1900年代起的著作奠下了在美黑人身份意识的理论，甚至泛非主义的根基。在非洲，他也是多次泛非主义大会的组织者。

对于万隆会议，杜波依斯寄予厚望，认为是有色人种国家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大好机会。当时，他遭美国政府禁止旅行，未能亲身参加大会，但还是向大会寄出了他的公开信。信中除了强调美国黑人对亚非各国殖民地受压迫者的共鸣，还呼吁参加者“反对美国的虚伪”——不过这个目标与万隆会议的本意格格不入，一来发起国的目标是建立不结盟运动的势力，既不亲苏、也不亲美；二来参加者中实际上也包括美国盟友，例如菲律宾和日本等国。

可见，无论是赖特、杜波依斯还是后来的麦尔坎X，都将以种族为界的反美议程寄情于万隆会议之中。但杜波依斯跟其他人的不同之处，是他寄情东方的想像远早于1950年代就产生了。他在30年代访俄、中、日等国，想要从东方的大国寻找黑人解放的可能路径。他与妻子雪莉．葛拉罕．杜波依斯 （Shirley Graham Du Bois）分别在1959、1962年访华，其时正值中国的“三年困难时期（即大饥荒）”。

可以说，杜波依斯是1960年代的一个毛主义对黑人世界的代言人。中国对杜波依斯礼遇有加，两夫妇角色有如古代诸候的“食客”——杜波依斯在北京大学演讲、参加中国阅兵，在晚年将一生为黑人解放而写的理论资源结合到毛式无产阶级论述中。夫妻两人还积极参与中共与非洲新兴国家之间的外交工作，葛拉罕．杜波依斯在丈夫过世后接手，并担当了支持中国革命和连系黑人激进主义和毛主义的角色。时至今日，这段故事仍然是50年代以降中非友好的证明。

据高云翔所写，杜波依斯夫妇其时正好与中国各取所需。中方正与苏联交恶，又未与西方建交，正寻求与非洲国家建交，并建立冷战下的“第三世界”论述。他们在黑人解放运动中的声望，又有助于毛主义传播到美国和非洲，为中国外交服务。而杜波依斯二人则籍此扩大泛非主义的联盟。他们的背书对当时的中国外交非常重要，以至于往后访华的黑人民权运动家，都可谓踏上他们的脚步。

尽管，杜波伊斯对于亚洲“有色人种”国家之间的不公义其实兴趣缺缺，对于中国普罗大众的真实生活也不见得很关心。早在1937年，当日本侵华的意图已彰彰明甚，杜波依斯还在问，为什么中国的银行家恨日本人还多于欧洲人。

1957年10月10日，黑人小说家理察．赖特（Richard Wright）坐在书桌前，手持钢笔。摄：Hulton Archive/Getty Images

亚非交流真实存在过吗？

那么，美国黑人与亚洲人之间的真实交流，究竟是否曾经出现过？至少，在赖特远赴印尼的旅途中，他与当地印尼知识分子之间会否至少有过有意义的“亚非”交流？毕竟，赖特和接待他的印尼人都不是国家代表，他们之间的交流会否更显真情？

2015年出版的《印尼笔记 Indonesian Notebook》，或者是万隆会议60周年时最重要的出版，这本书记载了印尼人视觉下的赖特旅程，还有他们怎样解读赖特的写作。接待赖特的印尼报章《Indonesia Raya》编辑Mohtar早在1956年就指出了赖特观看印尼的目光很有问题。最夸张的一点是他误将印尼人基于宗教的如厕习惯视为落后的象征。他花了不少编幅来形容他在印尼如厕时面对的文化冲撃－－仅仅是因为他发现了以穆斯林为主的印尼人竟然不用厕纸－－而他还以为是因为这个新兴后殖国度的文化经济水平低落所致。

又如赖特纪录了一段情节，是他与一位印尼作家的对话，对方表达自觉“比白人低等”的种族观感。虽然赖特没有点名，印尼作家团体Institute for Popular Reading的主持人Takdir在其文章中提及赖特曾问过他可有自觉比白人低等的感受，他的回应是“为何（会自觉比白人低等）？我们不再只是“当地人／土著”，我们现在是印尼国民。”看来，这群印尼作家认为赖特的写作只是硬将在美国的黑人叙事套在他们身上。

笔者在宾州大学借到此书的1956年初版本，还如获至宝，以为要寻索到亚非团结的源头了，读到此处，却实在令人莞尔。赖特明明是黑人知识分子当中的乔础，而黑人中的穆斯林也不在少数。难道是他的美共与西方知识训练令他失去了最基本的文化敏感度？他在游记当中多次提到亚洲是“宗教的”，好像其他地方就不是这样，借此表达亚洲是某种落后地区。

在讨论到日本的二战罪行时，赖特甚至跟1930年代在中国的杜波依斯犯了同样的错－－他对著10年前还在与日本侵略者和荷兰殖民者作战的印尼人说：“日本人也是有色人种呀。”根据《印尼笔记》的记载，赖特曾经有机会回应印尼作家们对他的评价，他却傲慢地回道：“我从你们对我的文章的批评当中，看到你们尚未从殖民的过去中解放出来。”

误会一场？

亚非大会的七十年后，万隆要不被淡忘，要不就被神话化。随著实际的后殖民地国际政治变化，万隆精神其实很快就消亡了，随之而填补空缺的倒是毛主义的意识形态，此后的亚非团结已不再是多边关系。无讲是上文中的杜波依斯、赖特还是麦尔坎 X，都在不同程度上寄望一个支持黑人的亚洲势力，但这种寄望究竟是基于实际的交流，还是只不过是误会一场？在麦尔坎的口中，万隆精神只不过是一个比喻，用来引发黑人之间的行动想像。

尽管如此，笔者无意指出这些政治想像皆是虚妄，恰恰相反，图腾传播时往往带著简化和误译，引申出来的行动却自带其意义。从麦尔坎的发言看，他对中国与万隆会议都所知甚少，然而前文提到他所“主持”的“哈林万隆高峰会”，却又是万隆精神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幕。在哈林，他将万隆精神由外交关系带到民间层面，对美国黑人产生启示。他关于万隆的发言虽然有点乱来，却带动身在纽约的黑人将自身的处境连系到“第三世界”的黑人之间。

黑人并非被动地接纳毛主义，他们亦是带著能动性去重新演绎这些毛的“理论工具”。无可否认，毛主义曾为美国的黑人权力运动（Black Power Movement） 提供了正当性。Duan写道：“毛主义的基本原则：暴力革命的正当性、改变的逼切性和文化大革命－－对黑人国族主义者的启发没有其他政治意识形态可比。”——这正好与赖特在1955年的判断遥相呼应。黑人力量运动主张的如黑人自决、武装自卫权等，皆有得益自毛主义和法农（Fanon）等思想——自然地，他们是带著对中国的简化认知和误会，甚至受到其政治宣传所影响。

当然，今天回望，我们自是不应重弹片面又浪漫化的论述。我们从现实政治中看到的是，由万隆会议到中美建交不到二十年间，对中国而言最实际的结果也许并不是亚非团结，而是终结了对中的外交孤立。在毛之后，中国已经准备好对世界市场打开大门，参与由美国领导的世界经济计划，中国早期在非洲建立的外交友谊，亦渐渐转化为中国资本打入非洲大陆的基础，在今天称为“一带一路”，已成为一场生意。

在“全球南方”的讨论中，万隆仍是被引用的符号。讨论跨地域的团结仍然是必须的，但我们在引用这些事件时，亦应注意其特定的历史脉络，而不是随意挪用那些早已被国族框架定性的概念。如果“万隆精神”或者“全球南方”这些概念仍然有其意义，那么其精神不必处处诉诸于国家官方的层面，而应该放诸于民间之间真实的互动和交流。